“追魂夺命流水线”那些进厂的朋友哭着说

所谓进厂这里是指进电子厂一类。因为电子厂的工作岗位门槛低，工作内容并不复杂，无需有太多的技术和较高的学历，只要肯吃苦肯多加班，每月收入也是颇为可观。也确实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工作岗位。

而根据不太准确不太透明的数据来看，我们国家在电子厂工作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万亦或上千万（确实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各位，某康在国内的数家分厂加起来差不多数十上百万了，再算上没有某康出名的大厂和各种小厂）。

谁都知道在电子厂工作并不显得“高大上”也没有很大的前途，收入也是靠加班累积起来的，其工作环境、管理模式和生活条件以及从业人员的内心感受是没有在电子厂里面工作过的人无法体会和知道的。而很多事实和真相也并不完全是新闻报道和小道消息就能完全说明白的。所以真的不要光看新闻和听小道消息就去主观的认为怎样怎样。

近来得了一首打油诗，是笔者高中同学在电子厂工作数年，然后用玩笑中带着苦闷的语气跟我说的，原诗如下：

“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小车间。一月轮回两班倒，难吃缺觉泪无言。加班加点不加薪，准备辞职在明天。最初不知提桶意，再觉身是提桶人。”

可能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文采和深意，但是这首打油诗真的是表达了他所在的电子厂的工作的心声，而笔者也收集了一些资料来给各位说明下。

“追魂夺命流水线”意思是电子厂的生产线为流水作业模式，“流水法”在秦朝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以我同学举例，他所在的流水线是生产笔记本电脑的，从流水线开头，笔记本电脑通过零部件组装往后是插排线装电池打螺丝电测等工步，一人或者数人为一站别（人挨着人）。到我同学那笔记本已经完成组装，他需要将笔记本主机、备用电池、数据线、充电器、光盘上的二维码或者条形码用扫码枪录入电脑，而这些都装在一个泡棉盒内（一盒一机），泡棉盒间的距离为零，他首先用扫码枪扫一个固定的条形码，然后分别扫录上述的二维码或者条形码，循环往复，配合流水线的流动速度，当真是“追魂夺命”，苦不堪言。且一旦忙不过来就会堆积，线上领班（看领班素质）就会过来处理。再以此类推其他站别的工作。

“暗无天日小车间”是指工作的车间无论白天黑夜窗帘都不会拉开（光线照射对一些电子产品有危害），哪怕外面太阳高悬，阳光明媚，均与之无缘，等闲难见。照明永远是车间天花板和流水线上方的日光灯，天花板上的灯较暗，每当到休息和吃饭时间因为“6S”中的“节约”，流水线上的灯被要求关闭，昏昏暗暗下的车间犹如鬼域，车间面积虽极大，但所处之地不过一线之间。

“一月轮回两班倒”是说流水线上的员工分为两班，白班和夜班。电子厂秉承着歇人不停线的原则赶产出、赶交期，往往是白班还没下班夜班的工人就已经来交接，然后夜班没下班白班的工人又来，一月一倒班，日与夜，一月一轮回。熬夜伤身又有谁不知道了？

“难吃缺觉泪无言”很好理解，电子厂的食堂是外包出去的，而外包方多数只有一两家，无需过多的竞争，只需给主管食堂的领导给予“方便”，外包方在不出错的情况下可以经营许久。外包方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伙食的好坏真的是可想而知。据我同学说青菜里面吃到蜗牛，青椒整个，猪肉、鸭肉带毛不过是等闲，诸多菜品里有什么头发，创口贴等已经习以为常，夜班的饭菜因为天气热馊掉也是夏天的日常。不吃挨饿，吃只能有选择的吃或者泡面零食解决。至于缺觉，因为想多挣钱或者厂里赶产出，自愿不自愿的加班下，白天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能有多少时间用来睡觉？别忘了还有通勤和下班后的洗漱和琐事。

“加班加点不加薪，准备辞职在明天”说的是因为某些原因的影响取消或者减少加班工资，但是产出和工作时间不变或者变动不大，而薪水因为已经到极限了不可能再涨（规定的底薪+久任津贴+加班费+其他的补助，想工资高就得加班多，但一天就24小时）。因为工资少，或者工资不足以让人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听说老乡、朋友、中介和他人的描述其他厂工资高的情况下，亦或有别的选择和自身原因就会让员工萌发辞职的心理。所谓“明天”不是真的指明天，而是因为电子厂辞职要走流程，所以员工要么当天自离，要么走流程。

“最初不知提桶意，再觉身是提桶人”这里可能要给大家说明下提桶的梗，因为在电子厂上班，一般来说电子厂会给员工提供宿舍，而员工离职的时候大多数会手拉一个行李箱，行李箱上往往是凉席被褥，再背一个包，而手里提着桶，桶里大多为洗漱用品和拖鞋衣架之类。但凡在厂里工作的这些都是必备的生活用品，总不能换一家厂除了行李外这些东西都扔掉再买不成？不要花钱的吗？所以大多数换厂都会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最开始不知道提桶是什么意思，等到在这个厂工作不如意换一家厂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提桶的必要了。

一首看似有趣和吐槽的打油诗，细细的读来让人心酸，让人长叹，让人感到唏嘘。他们看似有选择但实际又没得选择。他们往往后悔当初，但现在却无能为力。

生活何其艰辛，生活又不得不继续。《山伯爵》一书的结尾有说过：“人生的美好在于'等待'和'希望'。”只希望美好不需要等待，希望终究会实现。

真的有生死轮回和所谓的前世吗？

为了反对这类伪科学，我翻译了几篇文章，请往下看------

果真如此吗？有人问我，怎么看一位叫史蒂文森的科学家花了40年收集的近3000个轮回案例？

还是看看科学界的其它同行怎么说的吧。

伊恩•史蒂文森(1918 - 2007)

我们都死于某种痛苦之中。是什么决定了这种痛苦的本质?我相信，对答案的探索可能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疾病的性质也许至少部分源自前世。——伊恩·史蒂文森，88岁死于肺炎

伊恩·史蒂文森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放弃了医学科研，转而收集前世经历的故事(PLEs)，他认为这些故事为轮回提供了证据。1943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McGill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也在精神分析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尽管他后来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更喜欢威廉·詹姆斯、卡尔·荣格和弗雷德里克·迈尔斯等人提出的无意识心理概念，这些概念“允许无意识的心理成为人类更高创造性成就的源泉或渠道(以及他的一些病态失常);他们还可被我们称之为超自然体验，甚至是灵魂体验”(史蒂文森1989)。

他同意弗洛伊德学派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心理过程在人类疾病中的重要性。这一因素被心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大多数研究者最小化或公开否认。对他们来说，思想是大脑运作的副产品，自由意志是幻觉”(史蒂文森1989)。史蒂文森反复出现的自画像是一个反主流的特立独行者。

他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来自于他母亲的影响，她是神智学的信徒。他非常喜欢心理研究协会，尽管该协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已经彻底揭穿了神智学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 Blavatsky)的谎言。(霍奇森的报告一直存在争议，但布拉瓦茨基的欺骗事实依然存在。)

史蒂文森最著名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声称能记住前世的儿童，但他一生都对心理问题感兴趣，并相信他的转世数据可能在医学上有用。他不认为每种疾病都可以用遗传或环境来解释；有些疾病需要参考前世经验。他相信轮回可以帮助他回答困扰了几十年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得一种病而不是另一种病?这个问题使他困惑，因为他拒绝对疾病的解释仅限于遗传或环境污染。

史蒂文森认为人与人的身体是分开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胎记，出生缺陷，甚至一些内心的疾病都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他认为，其中一些是“通过前世人格意志的作用”产生的，是前世遗留下来的创伤的结果(Mills and Lynn 2000: 289-290;1997年史蒂文森)。他甚至推测，一个人是否转世也可能取决于意志：“也许我们的信仰决定我们的命运：如果你相信你会回来，但只是作为你自己信仰的一员，这就会发生。如果你认为自己死了，不要再回来，你就不会回来。”

从哲学上讲，史蒂文森是一个天真的二元论者。他相信肉体和灵魂有不同的进化和存在，他似乎并不关心或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哲学问题。

他的二元论在他尝试了墨斯卡灵（一种）和后变得更加坚定。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少量的药物作用于大脑可以显著地改变我们的精神体验，这难道不能证明我们的思想只是我们大脑活动的主观意识吗？对我来说不是。我当然承认，药物在我大脑中引起的化学变化，在我意识中诱发了离奇的图像和感觉。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图像本身，这些图像(除了那些我能识别为记忆的图像)与我之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对应关系。在这里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是源自我的心灵之外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我的大脑。在药物的作用下，我没有可证实的超感官体验。我对超感知觉的兴趣并不是来自于我吸毒的经历，尽管它们增强了我的兴趣。史蒂文森(1989)。

他承认，他无法证明他吸毒经历中的图像来自于他大脑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他声称，这些图像与他所经历的任何事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因此，他对经历的超感官本质的相信，似乎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

史蒂文森是科学探索学会及其科学探索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史蒂文森写道，后者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让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不受阻碍或嘲笑地呈现给其他科学家。”他在自己帮忙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1957年，他成为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主任。1961年，他开始研究前世经历(PLEs)，并开始收集大约2500个故事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些故事大多来自有他认为有前世经历记忆的孩子。1967年，他离开了主流精神病学，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人格研究分部(现在是知觉研究分部)。2002年，他退休了，在此之前，他走访了100多万英里进行调研。

1964年，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F. Carlson, 1906-1968)，律师、静电复印术的发明家和一个对超自然现象有浓厚兴趣的人，给了弗吉尼亚大学一百万美元来支持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卡尔森甚至陪同史蒂文森去阿拉斯加实地考察，在那里他收集了特林吉特人的故事。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些同事觉得史蒂文森令人难堪，但杰斐逊创建这所大学时承诺它是“基于人类思想的无限自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害怕跟随真理的脚步，也不害怕出现任何错误，只要理性能够自由地与之斗争。

因此，史蒂文森不仅被允许继续他的精神研究，他还能把几位杰出的超心理学家带到弗吉尼亚大学工作，其中包括j·b·莱茵实验室的盖瑟·普拉特(Gaither Pratt)、雷克斯·斯坦福(Rex Stanford)和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

这笔资金来自卡尔森的遗孀多里斯(Dorris)，她一直支持他们的工作，直到1973年才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史蒂文森在很大程度上是独自工作的，尽管他偶尔也会与其他大学的人合作。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没有敲他的门，要求加入他的研究项目。

史蒂文森的精神工作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现象，包括幽灵，濒死体验，以及声称从死者那里得到信息的灵媒。然而，他的大部分精力是试图寻找人类人格在死后继续存在的证据。他认为关于死后的生命，最有希望的证据是“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儿童提供的”(史蒂文森1989)。此外，他认为轮回为“心理学和医学中各种各样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假设(Stevenson 1989)。然而，他讨厌被记者描述为试图证明轮回的人。他相信他已经提供了一套必须认真对待的转世证据。但他承认，“证据并非完美无缺，它肯定不会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即使是最好的案例，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只有那些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人才会受谴责。

他认为，证明转世的最好证据是大量“似乎来自前世的胎记或先天性缺陷”的案例。这些标记和缺陷在大小和位置上与死者的伤口(有时是其他标记)密切对应，儿童后来声称记得死者的人生。

1961年，史蒂文森第一次去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在那里，他从孩子们那收集了第一批关于前世生活的原创故事。

我发现孩子们经常带着强烈的感情谈论前世，有时表现得好像还活在前世。对他们来说，它似乎仍然是现在，而不是过去。例如，一个低种姓家庭的孩子说，他记得婆罗门的生活，他会对自己的家人表现出势利的行为，甚至可能拒绝吃他们的食物：在他看来，他的食物被污染了。一个记得前世是异性的孩子可能会穿着异性的衣服，玩异性的游戏。一个记得被枪击的人会表现出对和噪音的恐惧。史蒂文森(1989)。

这些关于轮回的第一印象将对史蒂文森的方和信念产生持久的影响。这次旅行收集的数据成为了20起涉及轮回案例的基础，这些案件的出版被推迟，因为史蒂文森的出版商在发现史蒂文森的翻译被控不诚实后退出了这个项目。史蒂文森承认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上不诚实，但他不认为这个人欺骗了他。所以Stevenson没有拒绝这个翻译帮助收集的数据。美国心理研究学会于1966年出版了这本专著。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修订版。

史蒂文森不仅收集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故事，还收集了北美西北部、黎巴嫩、巴西、土耳其、泰国、缅甸和西非部落的故事。他还调查了欧洲和南美的案例。如上所述，史蒂文森专注于儿童故事。他认为两到三岁孩子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基于孩子正常接触到的信息，作出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结论”。这将使他能够排除其他解释，如受试者曾听过或读过关于他前世的故事。

史蒂文森将他收集故事的方法与那些研究诸如天气、火山、化石、地震和陨石等事物的人所需要的方法进行了比较。这些现象不适合在实验室里进行对照实验。他说，科学是“一种评估我们发现的证据的过程”。--他认为自己在研究超自然现象。

的确，很多科学都是观察性的，包括收集自然发生的数据。然后，科学家们检查收集到的数据，并试图从中找到意义。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试图对收集或提供给他们的数据作出最好的解释，这些数据包括证人或专家关于物理事实、所谓的观察结果、统计概率等证词。很多时候，数据是矛盾的或难以置信的。通常，数据是不确定的，但具有启发性。

在我看来，收集前世故事更像是历史学家或陪审团成员的工作，而不是火山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的工作。火山学家不需要处理假火山的问题。尽管皮尔当人可能暗示古生物学家不得不担心假化石，但在这门科学中，恶作剧的问题是如此罕见，几乎不需要考虑。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成员必须不断地处理诸如撒谎、哄骗和欺诈等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记者和陪审团成员必须评估人们的语言和看法，而不是事物的结构或性质。史蒂文森的工作需要时刻警惕被他的受试者所欺骗。

此外，因为我们知道人可以有记忆，但却完全不知道这些记忆的来源，所以他在识别哪些记忆可能是潜在记忆的结果时必须保持警惕。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一个人格如何在死亡后存活并转移到另一个身体，史蒂文森对此没有答案。最后，史蒂文森使用他收集故事的方法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统计与他的假设相违背的案例。那些被认为是骗局、欺诈、可疑、不可靠或基于此生经历而被拒绝的故事将被抛弃，但它们不会与轮回假说相违背。

对史蒂文森的方法来说，最坏的情况是，他的证据并不能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即使是最好的证据，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幸的是，这还是他拿出的最好案例。当大多数人意识到史蒂文森在40多年的研究中所要证明的是“没有证据证明转世是错误的”时，他们可能不会太感动。声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转世是合理的，这是个合理的结论，

Steven这样描述他的方法:

在研究自发的超自然现象时，我们通常必须采访和交叉询问在我们到达现场之前发生事件的报告者。原则上，这些方法是律师用来重建犯罪和历史学家用来理解过去的方法。一旦我们对所讨论的事件有了最好的可能描述，我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考虑各种可能的解释，并试图消除它们，直到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最大的解释。然后我们尝试用进一步的观察来证实或拒绝最初首选的解释。此外，我们通过一系列明显相似的现象来寻找重复性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为因果条件和发生过程提供线索。史蒂文森(1989)。

史蒂文森所寻找的故事，不能简单地用人格存活以外的假设来解释。他知道前世的故事会以多种方式受到污染。他们可能是由于记忆模糊。来源可能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部戏剧、一个广播节目、一个无意中听到的故事或对话。他认为，最好的转世证据应该是有人写下了一个孩子提供的PLE证据，随后书面记录被核实。例如，一位父亲写下他三岁的儿子说他是朴茨茅斯的铁匠乔伊，在香港的码头上被海盗刺伤了脖子。后来，人们发现朴茨茅斯有一个小铁匠乔伊在香港被海盗杀害。更让人心酸的是在孩子的脖子上发现了某种胎记。

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核查过程可能要十年才能完成。但若这事是记录在案几个月内，我们就必须相信父亲是诚实的。我们无从得知处于半醉状态的父亲(或叔叔)是否曾向儿子讲述过乔伊的死因，并告诉他“你脖子上的印记就是乔伊的标志”。我们无法知道父亲对我们是完全诚实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假设一个故事没有受到污染，才能宣布这个案子“解决了”(史蒂文森称“当一个人的证据与有关前世的陈述相符时”[Mills and Lynn: 290])。

在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中，贝鲁特的一个男孩说，他是一名25岁的修理工，在沙滩上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死。根据多个证人,男孩提供了司机的名称,车祸的确切位置,修理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以及撞死他的人名字——所有这些结果，与一个男孩出生前几年死亡的人相符，而且他和男孩的家人也没有明显联系。

米尔斯和莱昂斯指出:“仅仅因为某一特定案例似乎无法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解释，并不意味着前世经历记录就是过去生活的真实残余”(302)。

史蒂文森会进行数十次采访，花数小时搜索医院和法庭记录，试图证明没有欺诈行为，故事没有受到污染，没有翻译错误，事件不是巧合，孩子不可能以任何正常方式获得信息。当他确信故事与事实的一致性没有正常解释时，他就会认为这个案子已经“解决”了，并将其视为支持轮回假说的一个积极证据。如果他得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无法用事实来证实，他就会说这个案子“没有解决”。这种方法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证明轮回假说是错误的。从史蒂文森的方法中，到底能推导出什么样的具备可证伪性的研究结论？这仍然是个谜。

他喜欢那些似乎需要超自然解释的案子。举个例子，一个爱达荷州的女孩两岁时指着她姐姐的照片说:“那是我。”她姐姐在出生前三年死于一场车祸。这位信徒认为这个两岁孩子的意思是:“我前世是我姐姐。”怀疑论者认为她的意思是:“那是我的照片。”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个两岁的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信徒认为她是在试图传达关于轮回的信息。

史蒂文森写到另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小女孩，她在谈到自己的前世时，经常提到“当我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和“当我被称为约翰的时候”。他认为她在谈论前世。怀疑论者认为她在谈论这种生活，对性别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史蒂文森的方法有几个问题。他经常在自己知之甚少的国家和翻译一起工作。问任何人都很棘手，但问孩子尤其棘手。“采访者偏好是暗示性访谈产生的主要驱动力”(Bruck, Ceci, and Helmsbrooke 1998;引自“Mills and Lynn: 303”)。通过翻译来询问儿童和成人，还引入了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即关于提问技巧的偏好。大多数采访都是在那些相信轮回的国家进行的。因此，翻译者“通常会被灌输一种文化期望，即前世回忆是一种有效的现象”(Mills and Lynn: 303)。史蒂文森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不流利，无法评估翻译者提问的可靠性。

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确认偏误。史蒂文森认为，理想的做法是找出一些简单的故事，然后试图证实它们。然而，未被确认的PLE案例，不会被统计入反对轮回的假设中。事实上，史蒂文森的方法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否定轮回假说的东西。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他的方中的致命缺陷。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他的所有数据，似乎都有其它的、非超自然的解释。史蒂文森意识到，他所详述的许多特征是由文化驱动的。他写道：

因此，这些案件的批评者认为，这都是孩子的幻想，或是假想的玩伴，可能会受到父母和同龄人的影响，通过他们的问题和暗示，直到孩子认同了死者。这样，孩子就成了一个虚构的转世轮回案例的主角。 这一论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案件的主体和他所指认的死者属于同一家庭或同一村庄的许多案件时，它的说服力是不容否认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这两个家庭相隔很远的情况，而且从所有证据看，在案件发展之前彼此并不认识的案例数量也并非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在更强的情况下，儿童提供了有关死者的具体细节(有时在核实前已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象、混乱的记忆和作伪证是不存在的。在审查这样一组例子时，我们几乎被迫相信，儿童以某种方式通过正常手段以外的方式获得了有关死者的知识。但如果这被认可，人们仍然可以在几种解释中做出选择，所有这些解释都假设有某种超自然过程；轮回只是其中之一。(史蒂文森 1989)。

然而，我们不需要承认这些案件只能通过诉诸超自然的解释来解决。巧合，有缺陷的调查，欺骗，和其他正常的解释是可用的。“Wilson(1982)提出，报告PLEs的人的动机是希望获得更高社会阶层的认同”(Mills and Lynn: 294)。在处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案例时，这种担忧似乎尤其重要。有时史蒂文森认为“已解决”的案例，后经他人检验，证明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史蒂文森发现，巴雷利的苏尼·达特·萨克塞纳(Sunil Dutt Saxena)提出的许多说法，都与布达翁的赛斯·斯里·克里希纳(Seth Sri Krishna)生活中的事件相吻合。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印度北部。然而，伊恩·威尔逊指出，当地的一名医生向史蒂文森解释说，苏尼曾由舍弗提·普拉萨德指导了关于克里希纳的细节，克里希纳的家人拒绝承认苏尼是他们转世的亲戚(凯利:91;威尔逊：1989)。史蒂文森驳回了对他案例不利的证据，认为它已经“解决”了。

把收集到的2500个奇闻轶事一一通读一遍，试图揭穿，比如说，前100个，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举例来说，史蒂文森认为在他的20个暗示轮回的案例中，这是最好的一个案例，参见伦纳德·安吉尔(Leonard Angel)对伊玛德·埃拉瓦尔(Imad Elawar)案例的解构。)我们可以在调查开始前承认轮回是可能的，即使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报道也可能受到污染，史蒂文森收集和验证数据的方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伊玛德•埃拉瓦尔（Imad Elawar）声称他是马哈茂德•布哈姆齐（Mahmoud Bouhamzy），一个25年前死于肺结核的卡车司机，他的妻子叫贾米拉（Jamilah）。

史蒂文森(为伊玛德•埃拉瓦尔)找到的最好的前世候选人不是马哈茂德•布哈姆齐，也没有妻子名叫贾米拉，而且根本没有死于车祸，更不用说与司机争吵之后的车祸了。然而，史蒂文森并没有给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读者确切地知道父母或男孩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从而使史蒂文森有权根据男孩父母的解释对其最初主张打折扣，而代之以（他制作的）表格中给出的截然不同的主张。（Angel 1994)

史蒂文森列出了一张列有57件物品的清单，他说这些物品是在他试图核实之前由父母或孩子制作的。

但是没有给出它们最初记录的形式。检查表格中的项目清楚表明，需要记录父母所说的内容，在核实前史蒂文森应如何记录他们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后来是如何被重新组织以表格形式呈现的。（Angel 1994)

史蒂文森的方法让人想起冷阅读（cold readings）时进行的那种主观验证过程。例如,

在史蒂文森的“评论”中，我们发现“马哈茂德•布哈姆齐是易卜拉欣·布哈姆齐（Ibrahim Bouhamzy）的叔叔。”(据史蒂文森说，易卜拉欣·布哈姆齐显然是这个男孩的前世。)因此，可以证实，这个男孩提到的一个名字与过去那个家庭的一个真实的人是一致的，似乎很明显，这个男孩提到这个名字是指那个叔叔。 ....男孩提到前世家中有一口满井和一口空井。事实证明，有两个大桶用来储存葡萄汁。到了雨季，一个缸就装满了水，另一个浅一点的缸却没有，因为水从里面蒸发了。因此，一个是空的，而另一个是满的。难道一个五岁的德鲁斯村男孩不知道桶和井的区别吗?（Angel 1994)

史蒂文森本人承认，他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轮回的存在。然而，也许有价值的是检查他数据的重复特征。

他发现的一件事是

在孩子们记起的前世生活当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很高。这一特征出现在我们研究过的所有十种文化的案例中；虽然这些案例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因文化而异，但在这些案例中，暴力死亡的发生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史蒂文森1989)。

对此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暴力死亡比平静死亡更容易记忆。另一方面，如果你要记住自己已经死了，而整件事是一个故事，那么给故事加上暴力死亡的戏剧性情节是说得通的。然而，一个更好的解释似乎是，暴力死亡更有可能被媒体、酒吧、商店等报道，因此更有可能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在那里它可能被孩子们听到。但无论如何解释，令人好奇的事实仍然是过多的暴力死亡事件出现在PLEs报道中。

史蒂文森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一些反复出现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包括梦的发生，死者似乎向做梦者宣布了重生的意图(通常是在做梦者的家庭中)。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关于先知梦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一个灵魂、一个天使、一个祖先会宣布一件事。史蒂文森并没有把这看作是蒙昧时代世界观下的魔幻思维，而是认真而严肃的看待这些梦。

他还发现，男性的PLEs比女性的多：63%比37% (Mills and Lynn: 292)。他发现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通常会忘记他们小时候报告的PLEs(Mills and Lynn: 293)。

除了他认为当前的一些恐惧、喜欢和不喜欢可以用前世性格或经历来解释之外，史蒂文森还认为，在回忆起前世的儿童中，胎记和出生缺陷发生的频率过高。在他收集的2500个案例中，史蒂文森发现“一份医学文件，比如一份尸检报告，指出了死者伤口的位置，有时伤口似乎与婴儿的胎记或出生缺陷的位置非常接近”(Mills and Lynn: 294)。

他还声称，大约有三分之一报告中的儿童有胎记或先天缺陷，其中一些是无法从遗传学上解释的(Mills and Lynn: 298)。史蒂文森为成年人的平均身体构造了一个网格，将皮肤分为160个方格，每个方格10厘米。然后，他计算出找到与前世身体伤口相符合的胎记概率为1/160。两个相符合的伤口概率是1/25,600，他有18例是后者。

即便如此，我认为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测量方法并不是很复杂，而是一种猜测。这些数据很有趣，但我们没有什么可比较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奇怪的事实是什么意思。而且，史蒂文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肉体上的创伤会延续到一个转世的人格身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生命经历的恐惧或友情会传递给另一个。对于不感兴趣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想法显然属于魔幻思维的范畴。

最后，史蒂文森提出了一种主张，即xenoglossy （自称会某种陌生语言的人）提供了轮回转世的证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在询问中，对试验者偏好和预期偏好的问题并不是专家。他也不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家，这些语言和文化都是他故事的来源，因此他不得不使用那些他没有资格去观察或识别的翻译者。

他不是语言专家。聘请一位语言学家来听一盘磁带，就像史蒂文森在他认为最好的特殊语言能力轮回案例中所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他可能认为Uttara Huddara，孟买的一位会说孟加拉语的马拉地妇女，通过自然方式获得了这种能力。无论如何，在一个由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人组成的国家里，说几种语言的人并不少见。语言学家萨拉·托马森(Sarah Thomason)指出，孟加拉语和马拉地语是密切相关的两种语言，这位女士毕生都对孟加拉语和文化感兴趣，有很多孟加拉熟人，孟买人经常看孟加拉语制作的电影。根据托马森的说法，史蒂文森的其余案例涉及的人，他们的语言表达很少，可以用偶然接触来解释(Thomason 1987; Kelly 2004)。

一个人可能会说100个左右的非母语单词，但这几乎不能算作说或理解那门语言。史蒂文森听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个女人在催眠状态下说了几句德语，但不会用德语回答问题，也没有任何语法知识，他宣称这就是轮回的证据。

他把她糟糕的语言能力归咎于她前世的贫穷和文盲。一位语言学家听了同一盘磁带，发现即使是穷人和文盲也会使用一些语法。她宣称，该妇女对德语的理解很少，并且与该语言的偶然了解相一致(Kelly 2004: 95)。

一个像史蒂文森这样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去追逐妄想，写出成千上万页的详细报告，而这些报告却只是一堆合理化的解释？正如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简明扼要的指出那样:“聪明人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善于捍卫自己出于非明智原因而获得的信念。”史蒂文森花了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为他的转世信仰及其与医学的关系寻找支持。

信仰是第一位的，智力被用来确认信念。我不认为他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当中那些对史蒂文森的工作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对这些调查的评判比他更严格，因为我们选择了对我们的研究公正和客观，而他选择了偏见。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像史蒂文森那样结束，如果我们有他那样的才智，却被许多无法控制的意外事情所引导，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话。我只能推测，如果史蒂文森在1958年参加一项关于死后人格生存的研究后，美国心理研究学会拒绝了他的论文，他还会走什么样的道路(Wilson 1982: 2)。

如果社会不是对他收集前世经历的故事颁发一等奖，而是告诉他，这种调查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甚至认为这些故事是死后生活的可靠证据，都是愚痴的。那么他是否会被激励着去花费余生，都在调查这些故事呢？

很少有评论家愿意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他的详细轶事和乏味的报告。(《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汤姆·施罗德（Tom Shroder)花了一年时间跟踪史蒂文森，协助他进行调查，后来回来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史蒂文森的信徒的。《老灵魂》是一本有趣的读物，但作者对他的观察并不是很重要。他只看表面价值，似乎不理解确认偏好的危险性。玛丽·罗奇(Mary Roach)和史蒂文森的一个PLEs的研究同伴一起去了现场，回来后问道：“他是在调查轮回，还是仅仅在寻找有利于轮回的证据？”他怎么能保持公正无偏呢？”(2005:48页)。)

那些相信人死后还能活下来的人，很可能会忽略史蒂文森方法的弱点，而赞扬他的一丝不苟，对细节的专注，以及他对验证或反驳每一种说法的热情。就我而言，我不得不同意史蒂文森自己对他作品的评价：他提供了证据，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轮回。我看不出使用他的方法或数据有什么进展，所以我认为他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

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使用催眠进行前世回溯充满了方上的问题，尤其是“暗示”污染了任何可能被发现的前世存在证据。因此，催眠看前世，并不能为轮回提供很好的证据。除非有更好的方法来记录、询问证人和所谓的经历者，和更成熟的核查机制，否则，从声称曾有前世生活的儿童那里收集再多的故事，也无济于事。

作者简介：Robert T. Carroll博士

从1977年到2007年退休，我是萨克拉门托城市学院哲学系的全职教师。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论文。我在大约50年前开始调查有争议的信仰，并在20多年前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宗教哲学，17世纪哲学史，认识论，怀疑论，批判性思维和信仰心理学。我不仅对人们的信仰感兴趣，而且对我们为什么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我对认知偏见和逻辑谬误特别感兴趣，这些谬误无意识地推动了我们最关心的主题---人类思维。我的教科书“ 成为批判性思考者”由Pearson于2000年出版。第二版于2005年出版。

英文原文：Ian Stevenson (191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