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 动感奔赴——都市骑行成时尚背后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题：美好生活 动感奔赴——都市骑行成时尚背后

新华社记者

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赴一场“骑进秋天”的邀约；或在夜幕下一路疾行，来一次心灵的“深呼吸”……9月，正值绿色出行宣传月，蕴含着健身、休闲、社交等多重内涵的自行车骑行正吹起都市时尚风，折射着人们对绿色生活的动感奔赴、城市韵味新变化。

车把上，吹拂都市流行风

傍晚时分，上海陆家嘴的上班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写字楼，一旁的滨江公园也热闹起来，不时有骑行者从这里快速驶过。

一群结伴而来的年轻人告诉记者，骑行已成了他们近期固定的“团建”项目。“既增进感情又能健身，我们都爱上了这项活动。”

为深入推进绿色出行行动，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在今年9月联合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是“绿色出行 美好生活”。

在全国许多城市，不时可见年轻人骑车飞驰的身影或一家三口同骑的温馨画面。绿色出行，正在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助力。

打开小红书，与骑行相关的笔记超过325万条，“骑进秋天”标签共计1.7亿次浏览。分享路线、打卡风景、结朋觅友……骑行之风“点亮”都市，人们多了新的共同话题。

安徽合肥小岭南粉黛花海路边停靠着的自行车。新华社记者栾若卉 摄

“今晚去哪儿骑？”“大蜀山，有没有人呢？”“下午3点出发去小岭南！”来自安徽合肥的骑行爱好者胡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短短3个月时间，就组织起了一支20多人的“休闲骑”队伍。“几乎每天都有人相约结伴骑行。”他划拉着微信群里的约骑信息兴奋地说。

环滇池的入门路线，爬西山的专业路线，甚至盘龙江畔的夜景路线、万溪冲村的赏花路线……在云南昆明，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通过骑行丈量城市、低碳出行。

“往年协会大致每月组织一场骑行活动，今年则增加到每周安排一到两场。”安徽省合肥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秘书长钟先海也明显感受到骑行氛围日渐浓厚，“自行车正从单纯的代步工具，发展为一种休闲时尚的运动形式和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共享单车全国骑行量峰值同比上涨近15%，使用共享单车进行长距离骑行的人也明显增多。

爱上骑行，意味着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爱上骑行。锻炼身体、缓解压力、探寻风景、低碳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在上海街头采访时，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就是一种下班后便捷、舒适的放松方式。听着音乐在华灯初上的黄浦江畔骑车穿行，迎面拂来的晚风仿佛吹散了一天的疲惫。

“每次骑完都感觉身心舒畅，压力得到释放。很享受这种飞驰的感觉。”一有空闲，家住广东中山的张丽就会换上骑行服，出门“追风”。去年9月，这位“00后”姑娘第一次接触骑行。谈及“入坑”一年的变化，她展示了腿上的晒痕，“这是我努力变强的证明！”

骑行爱好者在广东中山一处绿道上进行骑行训练。（余兆宇 摄）

秋日的昆明，碧空如洗，凉爽宜人。站在海埂大坝上放眼望去，近处的滇池碧波荡漾，远处的西山巍然耸立。“我每周都会来骑三四次。”骑行爱好者范全武说。2006年就开始接触骑行的他，是远近闻名的资深骑友。

“我平时性格相对内向，但骑上车后就感觉自己活泼开朗了不少。”对骑行给自身带来的改变，范全武深有感触。他和爱人也是因骑车结缘，“这么些年骑下来，锻炼了身体，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社交之外，也有人偏爱在骑行中与自我对话。“城市的高楼挡住了风的去路，打工人的惬意偏偏在于追风。一头扎进风里，路上遇见新的自己，有活力的自己。”一位小红书用户写道。

双向奔赴，激发城市新韵味

随着绿色出行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城市与骑行者展开双向奔赴，打造安全、顺畅、舒适的慢行系统，营造骑行友好型城市基础设施环境。

开展“共享单车进社区”计划，采取政企共治模式，探索共享单车绿色出行新模式；建设环草海绿道等多段骑行综合道，完善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更优美的城市骑行环境……昆明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绿色骑行。

骑行爱好者正在昆明海埂大坝边的自行车道上骑行。新华社记者黄韬铭 摄

让绿色生态可亲可近，上海通过建设绿道、环城公园带、开放林地等方式，为老百姓提供可骑行可漫步的公共空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表示，“十四五”期间将建成100公里以上步行道、自行车道兼备，连续贯通的外环绿道。

钟先海认为，骑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沉浸、深入、健康的方式”去体验、探索一个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骑行队伍也带动低碳、绿色出行，为城市注入了活力和朝气。

“相比过去，城市里的自行车道更醒目、更宽了，一些车流量较大的路口设置了专用红绿灯，对骑行来说更加友好。”年过七旬的广州市民郭道宁退休后迷上骑行，这些年，他在广州组织起面向中老年群体的业余骑行队伍，也将城市建设的点滴变化看在眼里。

郭道宁认为，热爱不分年龄，他希望一直骑下去，将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践行下去。（记者胡梦雪、董雪、栾若卉、黄韬铭）

当人工智能代替我们来思考：算法与公共生活的未来

英国学者萨斯坎德在《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的人类世界，权力，将通过数字技术体现为得到重塑与升级的武力、无所不在的审查和对人的感知的控制。他用很多例子包括当前的俄乌冲突对此进行了阐释。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以及代码体系来进行的。数字时代不仅没有削弱国家权力，而且还在创造新的国家权力形式，只不过新型的数字权力不再由国家垄断，而是由国家、专业科技部门和科技公司等分享。

武力数字化、权力数字化、财产数字化、审查无形化、规训无形化，所有这些对以保障自由、与正义为价值目标的现代理性法提出了哪些挑战？假如未来的法律将越来越多地以代码而非文字的形式出现，那么，法律的概念与法治的逻辑是否可能要发生新的历史演化？如何减少、防止代码和大数据逻辑的无限扩张带来的吞噬自由与隐私的风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余盛峰教授的新作《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以下简称《临界》）从全球信息秩序格局与法律全球化演化的宏阔视野中探讨了这些复杂的前沿问题。该书运用了经典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和法律演化理论的多种思维与思想方法，总体立意深远，局部论述又切中时弊，很多观点令人脑洞大开（也意味着烧脑），同时也启迪人们在世界史与法律全球化视野中去思考数字时代中国法律与政治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的政治性》一文是该书的附录二，编排在《临界》的尾部，但如果深入读下来思考，实际上“人工智能的政治性”这个议题却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与思想线索。本文以此议题为焦点，概述《临界》一书蕴含的宪法政治意识与价值理念。

《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余盛峰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撰文/黎敏（中国政法大学）

为人工智能赋权

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演化趋势吗？

《临界》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很多迹象表明，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非唯人类中心”的时代。比如，各种生态政治、环境政治，动物福利运动的兴起，是早期的有形的例证。比如，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行动元”成为了事实上的非人主体，大量参与商务沟通、合同交易甚至司法审判等人类行动领域，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一种“非唯人类中心”趋势。

它们在倒逼人类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像人一样拥有权利？是否可以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否可以和自然人一样获得各种民事、商事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理性法系统是否要引入不同类型的非人主体？如何对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新的“行动元法律秩序”形成理论上的恰切解释框架？

人类社会面对的“未来”，将是一个融合个体（自然人）、团体、行动元（人工智能）、混血体（智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体）的多节点和多层次的复杂社会网络。政治和法律的演化空间将大大拓展，同时，新的行动元和法律人格概念，也会挑战旧的政治与国家概念，会催生新的政治和国家概念。曾经被近代主权理论赋予法律人格的现代政治国家如何面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新的政治行动者？现代政治国家如何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沟通与社会交往网络的复杂化？

这是一种临界时刻——包括法律与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秩序的临界时刻。

人类学家项飙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临界，是预期中的革命性变革发生的前一刻。临界首先是一个预期，预期的具体内容很可能会被历史推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临界状态是虚无缥缈的。相反，临界感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实在。”《临界》一书就带着这种临界感。置身于该书描述的这种临界状态，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对法治未来既乐观期待，又审慎忧惧的复杂态度。

乐观期待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临界》认为从人类社会与法律演化的历史经验看，人类通过法律为人工智能赋权具有必然性。这是一场无形的革命，是社会这种特殊系统在信息技术时代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历史演化，而“社会系统作为历史机器”（《临界》援引的卢曼这个比喻非常深刻）的演化策略是极其冷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给新的个体人工智能赋权的发展会反过来进一步促成人工智能的迭代和自我权利意识的生成。

《她》剧照。

基于此，作者预测道：届时，没有生命的“芯片”可能获得法律人格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这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的感官和逻辑能力，形成自主维持和自我反思的能力，进而寻找到作为法律存在者的现象学世界。人工智能一旦获得此种意义上的法律人格，就不再只是辅助人脑的技术客体，而是能够独立担当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劳动者和经营者，乃至进化成为接管人类的记忆、沟通和协作，成为未来世界社会真正的法律人。人工智能有资格和智人同样成为拥有政治和法律权能的社会行动者，一旦历史演化到这个阶段，各种法律规制就会主动保障人工智能加入法律系统的沟通网络。未来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赛博格将会以被告、原告，甚至法官、律师和公证人的身份参与到新的法律游戏。

那么，这个演化局面一旦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临界》指出，意味着人类和人工智能开始产生意向性互动，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自主衡量和判断人类的利益与价值，意味着“劳动”这种在韦伯式新教伦理中赋予人类生命意义的天职转由人工智能替代，因而意味着对现代人至关重要的“劳动伦理”被卸载；意味着建立在人的生物性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经典法律人格理论、建立在主体意志与人格互动基础上的现代合同法与侵权法的理论基础，可能都要发生适应性改变。

该书前面三章从不同视角立体地分析了为什么可以说为人工智能赋权会是法律的一种潜在演化趋势。第一章结合现代资本主义法律演化史，指出将很多非传统法律涵括对象的主体引入法律框架，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促进新的规范性秩序生成，是现代法律史的一项基本经验，将人工智能这一新的主体建构为法律主体并不存在法学技术上的障碍。第二章阐述了智能社会的智能机器具有“深度学习”的特征，智能机器的学习逻辑是，通过各种大数据、身份虚拟、评分系统、智能算法的技术装置，形成对主体持续追踪、认证、评价和反馈的学习性网络。这种带有深度学习特征的技术发展对人类既有法律制度的功能即维护规范性期望的传统功能提出了挑战。现代法律系统的最大特征是为维护法律的规范性期望必须保持某种“深度不学习”。法律作为规范，包含一种相对稳定的对行为的期望，它不会因为个别事实的出现而突然改变，因而具有“反事实性”。法律的“反事实性”与“深度不学习性”主要是指法律不会根据外界信息、参数或标识的临时变化而随时调整它的规范、原则和价值。而当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法律遭遇代码和算法、法律代码化，甚至代码逐步接管法律时，先天带有“深度不学习”特征的法律就会面临一系列挑战。该章分析到，一系列并不被国家主权垄断的算法机制会不断催生出各种类型的私人定制的“小法律”，同时经由各种代码实现的“不能违法”的现象和经由各种算法实现的“不用违法”的现象，这些都将改变“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经典形象。该章分析了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改变法律的规范主义特征，并逼迫法律的“学习型”转向。

第二章是《临界》全书立论的关键点和创新之处，也是最抽象最难理解的一章。作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法律系统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道义论的法律问题转换为技术型的算法与代码的问题，即现代理性法中的权利/义务、责任/豁免、权力/自由、平等/公正、过失/故意、善良/邪恶等带有道德与伦理评价含义的法律概念，是否可以以及如何经由代码转换为算法和程序？这就是说信息技术时代，法学本身存在向“计算法学”转向的问题，计算法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代码即法律”，这个新的法律观是否存在道德与伦理上的限度？对此，《临界》表达了相对乐观的期待，作者提到：“根据当前一些研究，机器学习被认为已经可以基于相关技术，采用建构政策网络和价值网络的方式，运用各种统计、概率和逻辑方法描述和量化各种价值与伦理范畴，进而用负载道德价值内涵的道德代码为智能机器编写伦理算法。”

第三章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法律客体革命”、“法律空间革命”和“法律时间革命”。在这一章中，“代码即法律”的必然性与正当性，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对法治格局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学与更深刻的哲学层面得到延展性讨论。该章转述美国学者忧惧的一个现实，即“代码作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立法者，他们决定互联网的缺省设置应当是什么；隐私是否将被保护、所允许的匿名程度、所保证的连接范围”。

更重要的是，“代码同时也成为了政府的规制工具。通过代码的编写，政府可以间接地实现更多的规制目标，并通常可以避免直接规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这种革命性的演化中，基于信息技术革命而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信息资本主义”，存在着向“控制论资本主义”甚至“极权资本主义”演化的风险，因为深度学习型的代码/算法机制很可能根据某种偏狭的技术/价值理性，受制于缺乏机制过滤的资本与技术逻辑，进而挑战以自由为核心的一系列现代法律价值。

这些事实表明，人工智能既是新技术，但又引发新的政治问题，因而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临界》从头到尾并没有界定何为“人工智能的政治性”，即使附录二《人工智能的政治性》也没有进行概念界定，但这并不妨碍读者根据其上下文语境把握这个议题的核心意涵，因为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就已经在局部地讨论人工智能的政治潜力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政治想象——即人工智能技术到底是可能加剧《1984》式的权力集中化境况，还是能帮助人类对抗《1984》式境况。

《算法的力量》，作者: [英]杰米·萨斯坎德（Jamie Susskind），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2月。

算法黑箱与人工智能不对称的权力结构

《临界》既不否认为人工智能赋权可能是一种势不可挡的社会与法律演化趋势，同时也深深地忧惧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与经济生活会带来的各种危害。被赋权的人工智能的封闭运作给当代人类社会提出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算法黑箱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规避各类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黑箱给个体与社会带来的潜在危险？《临界》描述了步入算法社会的当代人类面临的新型铁笼困境，并初步提出了解决这个困境的理论思路——重构自由主义技术伦理，建构互联网宪法政治。

算法为什么像是给人类构筑了无形的新型铁笼呢？一方面因为，无论交通出行、就业雇佣、教育医疗还是金融投资、社会保险等事务，人们都受到无所不在的算法治理的全面渗透。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治理、机器人、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治理技术手段背后隐藏的，是各种呈现黑箱状态的算法。另一方面算法背后又是具有特殊利益的形形的公司甚至掌握公权力的相关政府部门。这些公司、部门与普通消费者网民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信息信托和受托关系。普通网民作为消费者不得不将大量的个人信息、隐私和数据贡献、授权和委托给它们，而它们的算法机制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占有与处理方式实际上处于一种封闭的黑箱状态，这就牵涉到法律对算法进行规制的力度与限度问题。

处在这个算法铁笼中的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越来越离不开平台公司的算力资源和算法手段，但又很难对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提出过高要求。《临界》认为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已经表明，当代算法社会呈现出了一种高度不对称的信息权力结构。这种信息权力不对称的实质在于：面对信息时代的各种资本寡头以及与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被信息技术重新武装的权力/政府，普通个体将变得更加无助。更重要的是，算法黑箱问题的悖论在于：黑箱性不再仅仅存在于个人、国家或职业团体，而是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环境性的技术基础架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跌入了一个幽暗的算法黑箱之中。

《临界》前面三章曾引用韦伯诗化的语言去形容与现代理性法律同源同构的近代经济秩序那种深不可测的黑洞意境：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一个巨大宇宙。这个巨大宇宙的诞生，在给人类带来无限丰富的物资财货的同时，也以其压倒性的强制力“君临人类”，决定着出生在此一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直到最后一车的化石原料燃尽为止。

作者引述韦伯的话，将这种“深陷系统”无处可逃的境况描述为现代人类面对的“空前的内在孤独”——人类社会各方面好像都“进步”了，但技术进步与物质繁荣都排遣不了这种“内在孤独”。如今，内置了算法黑箱的数字经济秩序与数字社会秩序，是不是又一个更巨大的黑洞呢？在由算法驱动、以被赋权的人工智能为新的行动元的这个巨大黑洞中，被算法驱动的智能武力设备与智能审查机制，正在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私密领域，随时可以对我们进行预测、评估和处置。

算法不仅驱动并塑造着信息经济秩序，而且还深刻地影响政治与社会秩序，因为算法可以被用来进行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操控，从而实现对人的“感知控制”。借用萨斯坎德的话说，算法技术对人的感知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级的审查，因为通过算法可以控制人们的所思所想、控制人们准备就世界发表的看法，因此，资本与权力对个体的思想、行为和情绪的操控技术将变得越来越娴熟。

面对这些困境，《临界》从一般法律层面和更高的宪法政治层面解决困局进行了理论展望。

《杨之后》剧照。

一般法律层面，主要是指在算法治理中，应纳入一种信托/受托的法理框架。法律上应该界定人工智能、算法程序的开发者、编程者、运营商、制造商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主体，而且它们应肩负作为隐私信息受托人的关键责任，立法应诉诸法律手段促使各类黑箱主体履行严格的忠诚照顾和诚信看护信息信托人的法律义务。宪法政治层面，主要指国家和政府必须根据互联网系统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根据互联网自身的技术结构特征，有针对性地创造出新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建构互联网宪法政治架构，完善各种互联网机制，确保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悖逆自由、与法治。本文后边部分着重讨论《临界》中的互联网宪法政治意识。

互联网政治下人的概念与异化

对人工智能具有政治性保持的敏锐意识，对互联网宪法政治命题的理论界定，是《临界》的思想亮点和学术贡献之一。概括而言，该书活跃的宪法政治问题意识主要有四层具体意涵。

第一，《临界》指出，面对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型政治空间即互联网空间，当下人类社会已现实地面临着如何构造互联网系统的制宪权的问题。这里的互联网制宪权问题，既包括国际层面即全球互联网系统空间的制宪权问题（这个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获得突破），又指国内法层面即具体民族国家对互联网空间进行主权治理时要直面的互联网宪法政治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区分政体与非政体分别来讨论，因为政体与非政体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制度模式肯定存在重要差异。《临界》主要是规范性的理论展望，没有进行二元区分讨论，不过，这不影响它提出的相关命题本身的意义。

第二，互联网的制宪权问题首先就关系到：在互联网领域如何发现“我们人民”，也就是如何寻找互联网人民（）和互联网公民的问题。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在互联网领域如何实现与保障。《临界》认为需要在商业资本和政府力量之外寻找新的可持续支持互联网公共领域发展的商业模式和非商业模式，以便更好地保证政治性的公共批判性功能和自由公开表达功能在互联网领域的扩展和实现。通过新的多元化社会力量构筑互联网系统的公共领域。作者认为，重新发现互联网系统的“我们人民”，这比单纯强调互联网传播的新闻职业伦理、抽象的言论自由权利和数字权利，在道德层面批判商业资本要更为迫切。显然，这需要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具有真正的创新活力与潜力。

第三，如果说互联网宪法政治的终极目的是要在互联网空间贯彻并实现和保障，那么，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互联网系统借助代码形成的三权合一与自我执行这个内在悖论。互联网系统借助代码的三权合一，再加上与商业资本、政府利益的结合，再配合各种新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极容易形成新的“技术专制”。“互联网世界最初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而未来则有可能转变为一种新的《1984》。”——即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一种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去中心化走向集中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个体越来越无力对抗这种趋势。

第四，面对这些危机，《临界》认为，我们应从现代以降人类社会演化的成就那里寻找灵感。在互联网宪法设计上进行探索创新，建立基于联邦制与共和制理念的一系列法律—技术框架，重新设计互联网的治理权力和基本权利的对抗格局。《临界》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看，“目前的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仲裁委员会，包括功能和地域代表制、互联网分权结构、域名分配方面的司法权、互联网自主的基本权利标准（即专属于互联网系统的言论自由标准和隐私权保护标准、信息公开权利等）等讨论，都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不少初步的理论探索”。这里同样蕴含着一种相对乐观的期望。

除此之外，《临界》提出可以借用耶鲁大学著名政治理论家与宪法学家阿克曼的二元论构想。在设计互联网空间的宪法政治框架时，沿用这种二元理论构想，首先就要区分两种政治空间。一是互联网外的现实政治空间，另一个是互联网上的自发政治空间，并在理论上对这两种政治空间进行分离，使得这两种政治空间形成相互对抗和制衡的可能性。

《我们人民：转型》，布鲁斯·阿克曼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依笔者个人对《临界》理论设想的理解，互联网宪法政治由此可以概括为两大维度。一方面，互联网系统上的自发政治空间本身要实现真正的化，即在互联网系统自发政治空间通过制度模式创新，真正贯彻与保障。《临界》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通过对个人的技术赋能（就像美国宪法赋予个人持枪权对抗各种那样），帮助个体摆脱官僚政府、平台企业对互联网世界的主宰与垄断。这也就是《临界》所指的互联网系统本身要走出化赤字困境。另一方面，摆脱了化赤字困境、获得了正当性的互联网系统的自发政治空间反过来又要能对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现实政治空间形成有效监督、发挥积极的政治影响力。作者认为，这种影响力与社会公动（公共舆论）对国家日常政治的那种影响力、市场调控（价格）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那种影响力类似。

写到这里，笔者有一个疑问呼之欲出。在对“何为法律”本身抱持相对主义立场的社会里，《临界》一书基于规范主义宪制思维所展望的这种规范性的互联网宪法政治是否可能？这同时会牵引出另一个相关问题，即是否需要在理论上区分“互联网系统的宪法政治”与“互联网系统外的宪法政治”？前者指互联网自发政治空间的成长发育以及它与互联网外现实政治空间的博弈、协商、对话。后者指代使前者可能健康生长起来的根本体制环境或者说根本体制平台。如果承认这个二元区分的必要性，那么，是否可以说，互联网系统的潜力将高度依赖互联网外现实制度的化潜力？换言之，互联网系统的潜力是否可以自创生？是否能反推互联网外现实政治空间的化？

《杨之后》剧照。

科技法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临界》讨论的议题是全新的信息技术，但是，作者的思想视野没有拘泥于纯粹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将眼光投向了人类数次重大技术革命所在历史时代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智识背景，这使这本主题有点酷的书散发浓郁的人文气息。

该书是作者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因此对一些关键概念和基础理论命题的界定辨析还有继续深化拓展的空间。但这不影响笔者从全书的论述中感受到一种信心与信念。那就是尽管信息技术革命来了、尽管人工智能作为新的行动元出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就完全过时了。相反，科学技术越发展，意义与价值、道德与伦理的问题反而越发凸显，人文—社会科学智识反而越发重要。

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与物理学家霍金曾提出十个终极问题——1.有“造物主”存在吗？2.一切是怎么开始的？3.宇宙中有其他智慧生命吗？4.我们能预测未来吗？5.黑洞里面是什么？6.时间旅行真的有可能吗？7.我们会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吗？8.我们应该殖民太空吗？9.人工智能会超过我们的聪明才智吗？10.我们如何开创未来？——想想这位科学家关注的这些问题，有哪一个是纯粹依靠科学与技术能解释得清楚的呢？

《临界》置身在时间与空间、法律与时间、法律与空间的复杂关系与意义网络中，分析展望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与法治问题。作者既充分意识到各种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演化论、博弈论、概率论、复杂性思想、统计学方在不断入侵法律领域，又坚持在所有理论、所有主义、所有方法之上还应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留出必要的存在空间，体现了余盛峰教授作为科技法学研究者的深层人文关怀。

项飙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富有创见地提到，临界时刻的思考必然要触及如何看待三种基本元素或者说基本力量的相互结构关系。这三种元素与力量分别是：系（可简要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私人生活世界）、体系（可简要理解为一系列建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及其格局）、系统（可简要理解为由算法驱动并塑造的那种信息技术操作系统）。

这个三重区分让笔者过目不忘。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活在这三重叠加空间里的那种复杂境况一下子勾勒出来了。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系”，“系”再生活化也都难以摆脱“体制”的裹挟与影响。现在，无论“系（人—生活）”还是“体系（政治—经济体制）”，又都处在一种神奇“系统（代码）”的无形网络中。到底哪个能控制哪个？尤其是，被新技术武装的旧制度，到底将何去何从？

项飙教授一如既往，秉持了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那本书中诠释的人类学方法，没有对这种三重空间的应然状态进行规范性的理论展望——但当然这不是说他拒绝反思现实、拒绝价值判断，更不是说他彻底拥抱事实。只不过，作为出色的人类学家，他的确更习惯更擅长“不带立场的”人类学叙述方式。有趣的是，他为之作序的《临界》这本书的根本价值立场却是清晰而坚定的。

撰文/黎敏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

《老友记》后“瑞秋”又出高口碑美剧，制作费一集飙到1500万美元

电视剧中，新闻题材最难拍。因为：「新闻」存在的意义是揭露生活中所有糟糕现象，必要情况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且与新闻相关的人物形象都是偏严肃的，很难编写出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但这个魔咒被最新美剧《早间新闻》打破了！

主演阵容强大，分别为凭《老友记》瑞秋一角被观众熟知的詹妮弗·安妮斯顿、借《与歌同行》拿下奥斯卡影后的瑞茜·威瑟斯。这样的大卡司阵容+大制作，这部剧的制作费用，据说飙到1500万美元一集。 故事也特别精彩。虽说是最正统的美国公共台背景（类似于CCTV），但仍旧尺度大开，把美女主播在线开撕、电视台丑闻等大尺度情节拍了个遍。

事情要从一名早间新闻男主播说起。他主持这档节目15年了，是最家喻户晓的男主播之一。 但最近，他被多名下属指控，因此引起轩然大波。观众们非常愤怒：这样品性的人不配出现在新闻上！在的要求下，电视台上将男主播开除。

另一边，一名叫做布莱德莉的地方电视台采访记者一举成名。 起因是：报道当地居民抗议企业的游行时，布莱德莉与激进民众产生冲突。民众抨击“你这个报道假新闻的”，布莱德莉则不甘示弱，用大量事实论证什么是假新闻，什么是真新闻。论证完后，布莱德莉还就民众游行这件事情发表看法，认为国家应该关注民生问题。

这些精彩言论拍下传上网络，被电视台台长发现。

他是个非常想要创新的人，认为传统新闻播报模式无法引起观众兴趣，应该将新闻做成真人秀模式，以主播间的明争暗斗为噱头吸引观众。很显然，布莱德利是台长最需要的棋子之一。

《早间新闻》的评分高达8.4。不管是新闻专业层面的呈现，还是人性复杂这一切入点的深刻程度，都堪称做到极致。

对于民众而言，公共电视台是最正统的电视台，代表国家形象，绝不允许任何负面新闻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男主播必须下台。这是对新闻平台的尊重，也是电视台必须遵守的行业规则。

但对于女主播艾丽克斯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她和男主播搭档整整15年，很可能因为男主播的下台而失去工作。 为避免这一情况发生，艾丽克斯迅速进行公关。亲自出境，报道搭档的性丑闻事件，并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既撇清与搭档的关系，又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堪称绝地反击。

和新闻打交道的事件越久，对危险的感知便越敏锐，这是新闻工作人员们必备的直觉。 所以，台长刚提出将布莱德莉邀请到电视台做访谈嘉宾，艾利克斯便察觉到不对劲。才第一次见面，两个女人就明争暗斗起来。一个不愿失去工作，另一个则想抓住机会往上爬。

这场火药味十足的访谈让电视台节目获得前所未有关注度，直接证明台长「应该做真人秀式新闻」观点的正确性。 但观众并不喜欢这种成功，而是觉得很讽刺：新闻最重要的应该是真实。但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早已不再关注什么是真实，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不得不说，詹妮弗和瑞茜的演技实在是太炸了！不管是节目录制时的火光四射，还是在各自生活领域的情绪流露，都给观众一种她们就是角色本人的感觉。

如詹妮弗所饰演艾利克斯质问男主播时的戏码。因为和男主播发生过关系，所以她很害怕。但为了守住工作，她不得不强撑。眼神慢慢从脆弱变成怨恨、指责，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前两集故事主要围绕“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战场”这一切入点进行。 立场原因，布莱德莉与艾利克斯不得不成为对手。即使她们心中可能是赏识对方的专业才能，也无法展露出来。

但慢慢的，随着剧情推进，台长的戏份越来越多，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种种细节都表示：代表男权的台长和代表女权的两位女主播即将变成对立面。在利益和女性意识面前，两位女主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目前，这个故事已经更新6集了。办公室权谋背景铺垫完毕，新闻界的黑暗性质、人性的复杂多变这两大刺激元素也有所呈现。故事节奏快，细节也非常丰满，完全不用担心烂尾。大家可以放心追起来了！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做一个幸福的教师，在精神领域，要拥有积极情绪，树立人生意义，过高质量的智力生活；在个人生活领域，要涵育令人惬意的品质，具有合理的物质保障，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健康丰富的业余生活；在职业生活领域，要寻求使命感，播撒教育爱，创造审美课堂，丰富校园生活；在公共生活领域，要参与社区文明建设，寻求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以理性精神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我曾经借林徽因“你是人间四月天”诗句，作为幸福老师的意象。人间四月天，春和景明，天地一体，美不胜言！

许多老师在肯定之余，希望我能具体展开，希望能在有美好想象的同时，知道具体怎么做。受诺丁斯的启发，本文尝试从4个方面做些具体阐说。

1

精神生活领域

人之为人，本质上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我们在教育语境中谈论学生成长时，也基本是从精神视角展开的。

人的精神世界一般包括心理层面、认知层面和伦理层面。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幸福的人都是精神富有的人。

教师以塑造灵魂、培育灵性、引导学生走向真善美为职业，更应该有美好的精神世界。美好的精神世界大致包括：

第一，拥有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是塞利格曼幸福理论的基石，在他看来，拥有积极情绪就拥有愉悦的人生。积极情绪是一个人积极乐观的基本生活态度，他们总是往前走，往上走，“朝向明亮那方”。“总体而言，就是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塞利格曼语），能在现实活动中享受温暖、舒适，甚至有着愉悦、狂喜的感受。

应对事件，拥有习得性乐观，往好的方向想，往好的方向努力，即使陷入困境，也能冷静、客观地分析，找出原因，探明出路，化挑战为机遇，将创伤转变为成长。

积极情绪作为人的生命底色，“素以为绚兮”；积极铸就力量，持续不断地努力，一定会绘就绚烂的人生图景。

第二，确立人生意义。

有人认为“幸福=快乐+意义”，可见“意义”的重要性。幸福理论强调人生意义，就是引导人们从对幸福思考的浅俗的泥沼里跳出来，去追求终极价值。人生的终极目标向内就是人格的完整、品质的高洁。

“古之学者为己”，就是提倡学以成人，就是要“立己”，站得住，立得稳。向外就是内在德性的扩展，就是要“达人”，造福社会，以至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便不能至，心向往之，那也是大写的人生。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命本身的意图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这样的人生一定是与自己的抑或他人的幸福联结的。

第三，过高质量的智力生活。

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应伴随着快乐，而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于智慧的活动。所以，哲学以其纯净和持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在他看来，人的思辨活动、理性生活才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后来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因为在他那里，人分三六九等，常人也就与幸福不沾边了。

但我们讨论教师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话还是可以借用的，也是合适的。只是今天的智慧活动不是哲学所能涵盖，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般的智力生活。

这里讲高质量的智力生活是相对意义上的，所谓“学高为师”，方向是必须的；高质量是相对教学任务而言的，是能满足教学需要的。

这里的高质量还提倡研究学问。根据教书育人的需要，做一个研究型的教师，智力生活就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里的高质量还包含知情统一的意思，有感情地学习，有感情地研究，有感情地教学，沉浸在其中，快乐在其中，自然也幸福在其中。

2

个人生活领域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的老师每到上课时间，总是安详地、微笑地候在教室门口，对于上课的学生来说，这是“未成曲调先有情”，课堂的惬意已经到来；也有的老师急匆匆地赶来上课，好像谁欠了他似的，逮到谁就冲谁发火，莫名的负面情绪就会笼罩课堂。

这些情绪，大抵是起于家庭生活的。所以，教师的幸福感与他们的个人生活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应该提倡怎样的幸福生活呢？

第一，令人惬意的品质。

作为一个社会人，基本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形象是一个人内外兼修形成的。基本形象好，令人惬意，令人期待，会有事半功倍的工作绩效；基本形象不太好，有可能事倍功半。

在诺丁斯看来，师者令人惬意的品质包括：身体的吸引力、外貌、（有分寸地）取悦人的能力、智慧、谦逊、带有一定优雅的举止、自尊（与谦逊相互平衡）和外向性。她的研究表明，这些人是讨人喜欢的。

有些人还有受人仰慕的品德特性，如仁慈、大度、诚实和忠诚等。这里的“身体吸引力”至少有三层意义：一是遗传的颜值等；二是如整洁、清爽等良好个人形象给人带来的舒服感；三是精神修炼在身体上的反映——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特别是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内在品质或者源自品德的身体吸引力在人际关系上更有影响力，如荀子所说，“君子之学，以美其身”。这个“身”是身心合一的。修身既是心灵的，又是美德心灵透现到具象的身体的，这是师者毕生孜孜以求的。

第二，合理的物质保障。

幸福主要是心理感受，但又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基本的、合理的物质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体面的生活条件是教师幸福感基本的物质保证。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地方的教师工资是没有落实到位的。有一次，我到苏北某地调研，一群老师拿着工资白条来反映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小县城路边的商店里正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那种无力感、无奈感令我感慨系之，心有戚戚。

当然，在基本生活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也有相当多的老师恪尽职守，但要和他们谈使命感、幸福感那是无力和无奈的。好在这种情况早已成为历史，教师成为令人尊敬的职业正在成为现实。

第三，美满的爱情和家庭。

爱情和家庭，是人的基本需要，也是人们的幸福感的主要源泉。黑格尔说：“在爱情里最高的原则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我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于是，彼此在互相融合、互相映照中获得幸福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持家是责任也是艺术，家政学更是一门学科。现代社会人们在衣食住行中融入了许多自己对美的理解和创造，家庭更加成为人们幸福的港湾。在我这个年龄，朋友聚会很重要的“节目”，就是分享各自儿孙绕膝的温馨视频，大家真正是“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第四，健康的业余生活。

弗洛伊德认为人最主要生活领域是三个方面：爱、工作和游戏。也可以理解为人生活的幸福感与这三个方面都有密切关联。所以健康的业余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弗洛伊德所说的“游戏”应当是覆盖我们的业余生活的，师者应当拥抱生活，享受生活，应当“好玩”。

比如有业余爱好，喜欢旅游休闲，甚至与住所附近的大自然亲密接触，或者如海子所写，“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内容，何况游戏与爱、工作还时常是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

3

职业生活领域

师者的幸福当然主要体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具体体现在：

第一，寻求使命感。

对于教育这份工作，向来有四种态度：一是饭碗，做教师为了拿份报酬，养家糊口；二是职业，参与社会分工的一种选择，关注权力和声望的变化；三是事业，有一定的公益之心，有进一步做好的追求；四是使命，天职使然，义不容辞。有了使命感，工作就成了对内在需求的满足，工作就是自我实现的途径。

恰如马斯洛所说：“人类最美丽的命运，最美好的运气，就是从事自己喜爱的事情，并获取报酬。”所以，做幸福的教师就要寻求使命感，发掘并光大教师职业的内在意义、本质价值。

第二，播撒教育爱。

教育爱源自师者内心的责任、内在的情感需要，如凯兴斯泰勒所说：“教育者的职业活动无疑靠近他们母亲的工作。其工作动力源于对人的爱，而被爱的人是她的‘亲骨肉’，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教育爱基于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是源于童心的爱；师者的“灵魂正以信仰、希望、爱和敬的形式移情于其学生的灵魂中”（凯兴斯泰勒），是引导向上的爱；教育爱引导学生在个性化与社会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点，是让学生在身心舒展中接受社会规范的爱；教育爱是对学生的解放，如泰戈尔的诗句“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让你，拥有光辉灿烂的自由”，是讲究艺术的爱。

正是这样的教育爱，才使校园里不仅有知识的学习，还有情感的温暖，“到处流淌着奶和蜜”。

第三，创造审美课堂。

马尔库赛有言：“人借助美的相助，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幸福之中。”审美课堂具有的特点是：

①主体的自由。马克思说“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学生主体性确立——主动、自主、积极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是审美实现的基本前提。

②美育的贯注。建构教学的复线结构，知识与情感或相互映照，或融为一体，如杜夫海纳所说，“审美只是灿烂的感性，深刻的理性包裹其中”。

③形式与内容匹配适宜。“有用的组合”也是“最美的组合”（彭加勒），以美启真，亦真亦美。热烈与安静错落有致，富有内在的节奏美，特别是在完成挑战性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充分发挥内在力量，进入心流状态，享受高峰体验。这样的课堂是相约的课堂，师生内心为效能感鼓舞，对上课充满期待；是相向的课堂，师生都将内心的深层渴望转化成教与学的努力，互相鼓舞，相向而行；是相遇的课堂，审美就是一种相遇，物我、师生互相融合，构成审美场中的共同体。用帕克·帕尔默的话说，这就是一种天职图景，课堂犹如天堂。

④收获的丰实。审美课堂一定是有成就感的课堂，知识的学习让新知与已知融合，更新的结构化知识向未知打开大门；抽象概括形成的知识图景可以迁移，在新的复杂情境中能够应用于问题的解决与创新；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有感情的，“文章不是无情物，师生俱是有情人”（于漪语），情感的熏陶，价值的认同，使学习同时也是精神哺育、精神成长的过程；知识的学习过程是自我监控、自我反思的过程，不仅学会，而且会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也是激发潜能、滋养灵性的过程，《牛津大辞典》对“灵性”的解释是“真切地感受到事物的意义”，教有灵性，学有灵性，与知识相拥起舞，洞察力、批判力、创新力融于其中。

第四，丰富校园生活。

师生生活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校园的生机与活力，这涉及课程、课堂、活动、日常生活这些校园生活的领域，师生怎么在这些校园生活同创造幸福感呢？除了前面重点讨论的课堂教学外，笔者还想强调的有：

一是要有指向目标的整体设计，这样的目标是就现实生成理想而形成的。沙哈尔说：理想主义的实现就是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的整体完全符合人性。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明确体现人性的自由应该这样做。目标往往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我们内心最坚定的意识，也是在向我们及他人传达一种克服困难的信念，幸福感可以期盼。

二是要从学生的差异出发，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学校、班级自主安排的课程、教学和活动，学生日常生活的角色体验，应该以选择性为前提，给所有的学生都提供最好的机会。正如诺丁斯所说：“我们可以通过适合学生差异的学习内容来为学生提供探索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幸福资源的机会。”

三是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罗素说：“真正令人满意的幸福总是伴随着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来改变世界。”杜威说，要找到对一个人来说适合的那种工作是很奇妙的。要“找到”，就要动手动脑试试，适合的，投入其中，沉浸其中，活动的展开和目标的实现就成为幸福的重要来源。

4

公共生活领域

哈贝马斯在其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嬗变》中阐说了“公共领域”的含义，他的所指大抵是公共舆论。

诺丁斯在论幸福教育时，把“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教育成为公共生活的组成。

我这里从幸福教师的生活维度考虑，是讨论师者在学校以外的社会上践行美德、创造幸福应有的作为。

第一，参与社会的文明建设。

学校是一个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的机构，理应在社会文明建设中有所贡献。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成了一名民办教师，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大人，带着一帮农民兄弟姐妹脱盲，在村子里受到的礼遇是与只教孩子不可同日而语的，自己当然也很享受。当然社会进步了，这种机会没有了，但只要用心去爱，还是可以为幸福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的。

杨瑞清老师在南京五里的行知小学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时，就创造性地把学校师生与村民融合起来，做到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极大促进了村民的文明进步。

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们，自发组织地平线读书社，各学科老师不拿任何报酬，举办讲座、报告会，向社会开放。

王栋生老师告诉我：他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们太了不起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校领导要表示支持，协商之下，学校的支持只限于提供活动场所和矿泉水。每次活动都是门庭若市。有位长者组织儿子、孙女一起来参与，他说，孙女中考时没有考上附中，但学校提供的这个机会使一家三代再没有遗憾。这样的活动在社区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引导。

第二，在公共生活中寻求“我”和“我们”的平衡。

公民的社会生活，历来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观点。个人主义关注独立感、独特性，自己或个体是理解社会思维和社会行为的分析单元，集体主义则是渴望融入群体，将集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

和谐社区建设，或者应对一些公共事件，需要二者的平衡，需要生成“咱们”的积极心理学。以教师的身份优势，自觉平衡“我”和“我们”，会对社会生活的幸福度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建设“幸福圈”。

我们有很多亲友圈、朋友圈、微信圈，经营亲密关系，分享幸福体验，本身就是在生产幸福。

第四，在公共领域坚持理性精神。

这大概是哈贝马斯强调的意思。在公共领域，我们作为公民，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应该回归初心，探寻事情的本质，发扬理性精神，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的调节。

这不是与我无关的“高大上”，事实上在自媒体时代，几乎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幸福是关乎人的内心完整的，做自己内心认可的事情，去探寻人生的终极价值、本质意义，自然终会让我们的人生蓬勃绽放。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把每个人的生活分隔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我们应该也可以积极主动地应对这种分离性，以精神领域的修炼统领、笼罩所有领域，让我们的人生保持内在的完整性。“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如何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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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江苏教育研究

作者丨杨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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