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生平事略和书法艺术

文/王玉池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的书法曾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其书中的美韵，至今仍是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位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必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条件；其艺术成就，亦必有后世不能重复甚至难于企及之处。

在我国历史上，就学术精神的高昂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局面，可以与其媲美的，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诸种艺术中更能代表当时的高度成就和时代精神。

汉朝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但至东汉末年已极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到了极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汉王朝终于在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瓦解了。接着是持续数10年的三国割据。司马氏用残酷的手段从曹魏手中夺取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不久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建立自己的。西晋在凄惨中灭亡，晋室和部分中原大族南移，建立起东晋。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其精神支柱儒术，也走入繁琐、神秘和虚伪的谶纬经学，信其者日少，人们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去寻找解答，于是玄学成为当时哲学思想的主流。

在东汉王朝的衰亡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成了新的社会支柱。儒学主张“有为”，故容易为掌握了统一者所利用；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学主张“无”和“无为而治”，更容易为没有能力掌握统一而又颇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或称门阀世族）所接受。玄学的流行还有一个现实生活的原因，即汉末以来，连年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亦互相残杀，又曾有大的瘟疫流行，这些都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世事变化莫测和人生无常的印象。这种情绪也更接近老庄思想和当时传入不久的佛教精神。

魏晋时期重视的是人的才能和智慧，即所谓“唯才是举”，所以人物品藻大为流行。由对人物才智的重视转而成为对人物才智乃至气质、仪表的赞赏，以致形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政治、社会的要求转变为审美的要求，审美要求再进而成为艺术的表现。这种转化现象虽然许多社会阶段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魏晋南北朝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饱含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同时又有着昂扬的创造精神的时代，作为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王羲之正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故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的艺术创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王羲之，字逸少，小名吾菟。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即公元303-361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都乡南仁里。西晋末年移居江南，晚年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王羲之出生的家族琅邪王氏，至少从汉始就已是有名的官宦世家。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幼讷于言（说话迟钝），人未之奇。”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长大以后，一改少时“涩讷”之弊而变得“辩赡”（能言善辩），并以“骨鲠”（耿直）为人所称道。成人以后的王羲之，由于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家庭出身和教育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着各种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仕宦和隐逸的态度上。

王羲之虽无意仕途，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官宦生活中度过。在任职期间，他看到当时官吏的现象，也想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并不顺利。他还在一封信里对人表露当时的心情：“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①可见他为官是同情人民和廉明尽职的。

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从夙夜忧及倒悬的百姓到“卒当以乐死”变化如此之大，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即同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些生活方式直接有关，他的思想是所谓儒、道、释杂糅的。关于儒家思想：王羲之的家族世代为宦，特别东晋以来，和东晋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在他从政期间，和他的书信当中，关心社稷安危、关心朝政得失、关心民众疾苦等，都表现了他积极的用世思想。关于道家（老庄）思想：王羲之家族很早就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由张道陵在东汉顺帝年间创立，因入道需出五斗米得名，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原来主要在农民之中传播，西晋以后，士大夫中也有人入道。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最典型的自我表白是其《誓墓文》。如其中曾说：“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老子曾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语。是在说明，他的誓墓行动符合老子教导。“周任之诫”出于《论语》。周任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说，能做的事，应该尽力去做，不能做的事，就应该停止。羲之认为他的做法也不违背儒家精神。关于佛教：有不少材料证明，王羲之晚年还是相信佛理的。在王羲之的书信中还有“欲穷‘本无论’小进也”。“本无论”是佛教的基本理论。由于佛、老相扇，更加深了离世脱俗之风，这在王羲之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清淡、讲求仪表、服食、游山玩水和对生老病死的特殊敏感等当时贵族中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好尚，亦无不在王羲之身上有明显的反映。

王羲之的家庭地位和社会现实，多元的学术观念和社会风尚，特别是其玄学思想和追求潇洒的风习，以及他丰富的知识、清醒的头脑和骨鲠的性格，使他的思想和行动充满着矛盾，但积极、乐观、真挚、热情始终是其主要方面。有些社会风习（如“服食”、“清谈”等）对其实际生活也未必有利，但却熔铸了他那千古独绝的书法艺术。下面我们就其书法艺术进行探讨。

传说王羲之7岁学书，12岁，见父枕中有《笔论》，“窃而读之”。其母认为他年岁太小，不能理解，父旷亦说；“待汝成人，吾当授汝”。但王羲之认为：“使得成人，已为莫学”，即长大再学，已经太晚。于是旷乃“语以大纲，羲之学功日进”。卫夫人看到他的字后对人说：“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

据记载，王羲之的书法教师有两个：一为王廙，一为卫夫人。王廙是其叔父；而卫夫人，可能是其姨母。王廙书法风格偏于古朴，而卫铄则极为妍媚，这对王羲之寓古雅于姿媚书风的形成当有直接关系。

关于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他有个自评：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②

他的自评，基本上符合实际，但比较起来，在三贤的关系上还是庾肩吾和张怀瓘说得比较具体和深入。庾肩吾说：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③

张怀瓘认为：

（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④

庾、张评论，具体指出了三人各有优胜之处又都有所不足。他们提出的天然和工夫、古雅和华美、精熟和生拙，都是相对立的重要美学范畴，正因为它们相互对立，所以兼得困难，但他们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庾肩吾将他们三人同列为“上之上”，占据最高品位。孙过庭又加上王献之，誉为书中“四贤”。这些评论，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还有一种评论，是将王羲之加于各家之上。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为“古今之冠”。羊欣谓之“古今莫二”。从现存作品和对后世影响来看，的确无人可以同王羲之相比，故誉为“书圣”，是有道理的。

王羲之在书坛享有崇高声誉，占有至尊地位，在我国，可说已普及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是真正理解其书艺的人并不很多，正如张怀瓘所说：“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⑤所谓“道微”，是指王羲之对书法之道的理解和掌握，已经到十分精微的程度；所谓“味薄”，是指王字虽较妍美，却不浮艳甜俗，不为浅薄的人所喜爱。所谓“理隐”、“意深”，自然是指他的字比较含蓄，其理趣深沉，不在表面。换句话说，王羲之的字，体系博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又比较内含，所以不易了解。全面了解王羲之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确实不易。下面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1.博精诸家，创造新体：

王羲之大约除篆书之外，无所不擅，且无所不精。羊欣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在书体的广泛性上，大约只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可以同他媲美。

王羲之不仅全面继承了各种书体，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新体，从而取代了钟、张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羲之在兰亭修禊时所作一首诗的最后几句是：“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他在万殊皆均、群籁参差中独选“新”字适应自己，说明了他的志趣和生活态度，也说明其书法创新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王羲之在钟、张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体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创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体，还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以具体作品来看，张芝已无可靠作品传世，同钟繇作品比较，王书确是较新颖、流便。如《黄庭经》、《乐毅论》，特别是他的《姨母帖》等，虽少数字的结体和笔画仍残存隶意，但整体说来已属一种更轻便妍媚的体势，其新意显而易见。至于《平安》等帖，假如摹拓失真不是太多，则隶书笔意就已经很难找到了。

2.笔力雄健、诡谲多变等形式美方面：

笔力雄健是王羲之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一文中谓：“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字遂以雄健为人所称。古人喜用龙虎来表示阳刚之美，以后“龙跳虎卧”几乎成为王书的代称。也有人不认为王字具有雄强之势，而认为雄强应属于像某些北碑那样见棱见角的字，这是一种过于表面的看法。其实，传世王字中除少数有争议的字（如《兰亭序帖》）和少数摹拓失真的字外，多数字都具有一种内在骨力，换句话说：王字比较厚重、坚实。这成为王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故有无骨力或骨力大小成为鉴别是否王字和传真程度的一个标准。

诡谲多变是王字的另一重要特点。《别传》说他的字“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然万象，无以加也。”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形容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至于《兰亭序》中二十几个“之”字个个不同，更是大家熟知的美谈。

王羲之不仅每个字、每个字的点划变化莫测，就是每篇作品之间，也常常出现多种面貌。既有长于妍媚的作品，也有显得雄健甚至古质的篇什。有的比较平易，有的则颇为森严。或者这些特点交错出现于一篇作品之中。依具体作品说，《姨母帖》、《行穰帖》和《丧乱帖》比较，面貌不同，《丧乱帖》和《平安帖》比较，亦有很大区别。其他如《初月帖》和《十七帖》、《寒切帖》和《远宦帖》之间，也莫不如此。有些帖差别非常之大，几若两人所写，惟于神采之中才得见相通之处，显示出书法大家的善变本领。

3.王羲之书法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点：

书法自从成为独立艺术之后，就像其他艺术一样，无不以反映个性精神为主旨，而个性精神又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后人曾将几个重要书法时代的特点作过如下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其中又以“晋尚韵”最为人所称道，以至使晋字得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究竟何为晋韵？其主要含义是什么？似乎又尚无公认的界说，且有一种颇为朦胧、玄渺的色彩，故不能不多费点口舌：韵字古为“均”字，“均”是一种乐器，用以调音，故有的辞书上释韵为“和谐的声音”。后来转用于非音乐的人的精神领域，就释为“风致”、“情趣”等，但这种解释显得过于质直，未能反映出音乐原有的流动性和艺术魅力，也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如宋人黄庭坚释为“有余不尽”。近人周汝昌先生引申为“意味悠长不尽者为‘韵’。”⑥个人认为，它较生动地指明了“韵”字用于艺术领域后的特殊内涵，也很适合表达难以捉摸的晋人思想和作风的神情面貌。

如前所述，晋代的主导哲学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由哲学境界转为艺术境界，其理想就是“澄怀观道”、“超以象外”等。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为潇洒、飘逸、机敏、变幻莫测。总体来说，书法作为反映人的精神的一种艺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字确实显得特别突出。

尚韵的精神和书法的素养是晋人共有的普遍现象，并非王羲之所专有。但是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晋人的作品就会知道，正是王羲之，也只有王羲之才把“晋尚韵”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使他成为“晋尚韵”的杰出代表。王羲之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许多方面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思想和生活原型中得到印证。例如，《世说新语》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而梁武帝评其书说：“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与其书、其人是何等相似！王羲之的生活做派，未见详细记载，而《晋书·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他在生人面前，特别是在选婿这样严肃的时刻竟能坦腹而食，毫不在意，亦足见其不是一个拘于生活小节、畏畏缩缩的人。

王羲之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对待书法，自然也会以书写同于自然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王羲之也并不满足于纯客观地对待书艺，把书法看成纯技术性的，或纯自然的，他在《自论书》中说：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王羲之掌握了娴熟的技巧，但他不满足于此，从其思想和作品看，能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即身体、技术与书法融为一体。书须有意，而意要深邃。一般说，书中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追求才具有深度。

尽管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也曾经过几乎被埋没的厄运。王羲之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能有这样多的作品流传，同两个皇帝在关键时刻的大力提倡直接有关。

王羲之逝世不久，其子王献之的“新体”开始风行，再加他的弟子羊欣成为晋末和刘宋时期的书法权威。当时，王献之、羊欣书法风靡一时，而王羲之、钟繇等人的“旧体”则逐渐被人遗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王献之的字比王羲之和钟繇的字漂亮，所谓“古质今妍”是“数之常”，“爱妍薄质”是“人之情”。这是一种偏离艺术标准的片面看法，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梁武帝是位有见识的书法鉴赏家，他以反潮流的精神批判了那些片面观点，重新阐述了钟、王书法的价值，使钟、王书法得以复兴。但是他认为王献之的字不如羲之，羲之不如钟繇和张芝。至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他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论，于是首开独尊王字的先河。并广收王书，使王字得到空前普及。唐代以后，北宋四家、南宋高宗赵构、元代赵孟和清代乾隆皇帝等有影响的人物都是王字的爱好者和提倡者，王字在书坛的影响至今不衰，自然同这些权势者的提倡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字本身的艺术质量发挥作用。

王羲之的书法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如唐人张怀瓘对羲之真、行书皆名列榜首，评价极高，但对其草书，则认为“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故将其草书排在张芝、献之等七人之后。唐韩愈在赞颂《石鼓文》的诗中亦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总的说来，梁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虽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但从未形成一种力量，可以说，经过一千余年的考验，王羲之的书法在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在书坛上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

注释：

①《全晋书》卷26。

②（唐）张彦远 《法书要录·晋王羲之自论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4页。

③（梁）庾肩吾《书品》，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④（唐）张怀瓘《书断》，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⑤（唐） 张怀瓘《书议》，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51页。

⑥ 周汝昌《说‘遒媚’—古典书法美学问题之一》，摘自《永字八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原载于《中国民族博览》 2021年第5期）

走近书圣王羲之

打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走进书法的历史长河中，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像启明星一样，照亮整个宇宙，他就是一代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其突出，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是有名的书法作品，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 王羲之精通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时期大臣、书法家。 王羲之出身名门望族琅琊王氏，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又从姨母卫夫人学书，，后渡江北游名山，见识到李斯、曹喜等名家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华岳碑》，他遍采众长，书艺大进，独创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将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在人生仕途中，二十三岁入仕，始任秘书郎，继为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并曾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辞去职务，放情于山水之间。

学书之路

王羲之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其父王旷善行、隶书；叔父王廙擅长书画，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早年跟从姨母卫烁学书。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在《二王法书管窥》中记载，“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师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辟了新的天地。

书圣由来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

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

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集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

东床快婿

时任太尉的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相貌出众，尚未婚配，郗鉴爱女故想为女择婿。他与丞相王导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其家子弟甚多，个个才貌俱佳，有心从中择婿。

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满口答应下来。郗鉴就命心腹管家来到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个个都精心打扮一番，进入厅堂，迎接郗府大管家。管家准备选人时，却发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正躺着一位坦腹仰卧的年青人，此人正是王羲之，他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

郗府管家回到府中，把这件事告诉了郗太尉，郗鉴说：“我要见一见这个人”，随后，郗鉴来到王府，见到王羲之，见他话语不多，才貌双全，当场就定下这门亲事，从此“东床快婿”就成为一段佳话。

兰亭聚会

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最终二十六人留下《兰亭》诗，王羲之作四言及五言诗各一首。众人之《兰亭》诗汇成诗集，王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这便是有名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和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竹扇题字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今绍兴）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只是用一张白纸糊上的，扇面上什么字画也没有。老婆婆从早上开始，叫卖了半天，也没有买出去多少，老婆婆心急如焚。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老婆婆说：“您这扇子我来帮您卖吧。”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应了下来，把满篮子的竹扇交给了他。王羲之拿来笔墨，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再叠好还给了老婆婆。对老婆婆说：“这下好卖了。”老婆婆半信半疑，见他写得很潦草，白色的扇子好象进了染房，还担心他在骗她呢。

等王羲之刚转身，老婆婆身边就围上来一群人，人们拿起扇子，看有王右军的亲笔题词在上面，个个把扇子拿在手中，爱不释手，都不问价格，直接把钱塞到老婆婆的手中，一眨眼功夫，篮中的竹扇就被一抢而空，老婆婆的脸上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书成换白鹅

话说书圣王羲之很喜欢鹅，他经常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并从中悟到一些书法技巧和理论。在他的书法中对“鹅”字也进行了多种形态各异的书写。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漂亮的白鹅正在河边吃草、打闹，便想买下几只，一问之下，知道这群鹅是道观中一个道士养的，便找到那个道士与他商量，那个道士听说对面做的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有心将鹅送他，可转念一想，为何不让王羲子给我抄一部《道德经》，便对王羲之说：“这群白鹅，我是不卖的，您想要可以，可以用您写的道德经来换”，王羲之为了想得到这群白鹅，他花了三天三夜时间，用心抄写了一部道德经送给了这位道士，王羲之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群白鹅，从此“书成换白鹅”就成为一段佳话。

弃官归隐

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采用令世人吃惊的做法，在父母墓前立誓，永远不再出仕。三月称病弃官，辞去会稽内史。 王羲之辞官之心已决，众人劝慰无果， “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徴之”，从此，王羲之彻底告别了官宦生涯。

辞官之后，王羲之“携子王操之由无锡徙居绍兴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暹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最远处到了临海郡（郡治在今浙江临海县东南）。可能还曾到过永嘉郡（郡治在今浙江温州市北），此地至今尚有很多与王羲之有关的名胜古迹。王羲之陶醉其间，常自叹“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此后几年，王羲之过的是种桑植树、教养儿孙的归隐生活。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生平事略和书法艺术

文/王玉池

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的书法曾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其书中的美韵，至今仍是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位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必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条件；其艺术成就，亦必有后世不能重复甚至难于企及之处。

在我国历史上，就学术精神的高昂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局面，可以与其媲美的，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诸种艺术中更能代表当时的高度成就和时代精神。

汉朝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但至东汉末年已极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到了极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汉王朝终于在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瓦解了。接着是持续数10年的三国割据。司马氏用残酷的手段从曹魏手中夺取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不久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建立自己的。西晋在凄惨中灭亡，晋室和部分中原大族南移，建立起东晋。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其精神支柱儒术，也走入繁琐、神秘和虚伪的谶纬经学，信其者日少，人们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去寻找解答，于是玄学成为当时哲学思想的主流。

在东汉王朝的衰亡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成了新的社会支柱。儒学主张“有为”，故容易为掌握了统一者所利用；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学主张“无”和“无为而治”，更容易为没有能力掌握统一而又颇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或称门阀世族）所接受。玄学的流行还有一个现实生活的原因，即汉末以来，连年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亦互相残杀，又曾有大的瘟疫流行，这些都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世事变化莫测和人生无常的印象。这种情绪也更接近老庄思想和当时传入不久的佛教精神。

魏晋时期重视的是人的才能和智慧，即所谓“唯才是举”，所以人物品藻大为流行。由对人物才智的重视转而成为对人物才智乃至气质、仪表的赞赏，以致形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政治、社会的要求转变为审美的要求，审美要求再进而成为艺术的表现。这种转化现象虽然许多社会阶段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魏晋南北朝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饱含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同时又有着昂扬的创造精神的时代，作为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王羲之正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故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的艺术创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王羲之，字逸少，小名吾菟。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即公元303-361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都乡南仁里。西晋末年移居江南，晚年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王羲之出生的家族琅邪王氏，至少从汉始就已是有名的官宦世家。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幼讷于言（说话迟钝），人未之奇。”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长大以后，一改少时“涩讷”之弊而变得“辩赡”（能言善辩），并以“骨鲠”（耿直）为人所称道。成人以后的王羲之，由于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家庭出身和教育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着各种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仕宦和隐逸的态度上。

王羲之虽无意仕途，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官宦生活中度过。在任职期间，他看到当时官吏的现象，也想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并不顺利。他还在一封信里对人表露当时的心情：“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①可见他为官是同情人民和廉明尽职的。

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从夙夜忧及倒悬的百姓到“卒当以乐死”变化如此之大，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即同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些生活方式直接有关，他的思想是所谓儒、道、释杂糅的。关于儒家思想：王羲之的家族世代为宦，特别东晋以来，和东晋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在他从政期间，和他的书信当中，关心社稷安危、关心朝政得失、关心民众疾苦等，都表现了他积极的用世思想。关于道家（老庄）思想：王羲之家族很早就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由张道陵在东汉顺帝年间创立，因入道需出五斗米得名，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原来主要在农民之中传播，西晋以后，士大夫中也有人入道。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最典型的自我表白是其《誓墓文》。如其中曾说：“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老子曾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语。是在说明，他的誓墓行动符合老子教导。“周任之诫”出于《论语》。周任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说，能做的事，应该尽力去做，不能做的事，就应该停止。羲之认为他的做法也不违背儒家精神。关于佛教：有不少材料证明，王羲之晚年还是相信佛理的。在王羲之的书信中还有“欲穷‘本无论’小进也”。“本无论”是佛教的基本理论。由于佛、老相扇，更加深了离世脱俗之风，这在王羲之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清淡、讲求仪表、服食、游山玩水和对生老病死的特殊敏感等当时贵族中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好尚，亦无不在王羲之身上有明显的反映。

王羲之的家庭地位和社会现实，多元的学术观念和社会风尚，特别是其玄学思想和追求潇洒的风习，以及他丰富的知识、清醒的头脑和骨鲠的性格，使他的思想和行动充满着矛盾，但积极、乐观、真挚、热情始终是其主要方面。有些社会风习（如“服食”、“清谈”等）对其实际生活也未必有利，但却熔铸了他那千古独绝的书法艺术。下面我们就其书法艺术进行探讨。

传说王羲之7岁学书，12岁，见父枕中有《笔论》，“窃而读之”。其母认为他年岁太小，不能理解，父旷亦说；“待汝成人，吾当授汝”。但王羲之认为：“使得成人，已为莫学”，即长大再学，已经太晚。于是旷乃“语以大纲，羲之学功日进”。卫夫人看到他的字后对人说：“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

据记载，王羲之的书法教师有两个：一为王廙，一为卫夫人。王廙是其叔父；而卫夫人，可能是其姨母。王廙书法风格偏于古朴，而卫铄则极为妍媚，这对王羲之寓古雅于姿媚书风的形成当有直接关系。

关于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他有个自评：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②

他的自评，基本上符合实际，但比较起来，在三贤的关系上还是庾肩吾和张怀瓘说得比较具体和深入。庾肩吾说：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③

张怀瓘认为：

（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④

庾、张评论，具体指出了三人各有优胜之处又都有所不足。他们提出的天然和工夫、古雅和华美、精熟和生拙，都是相对立的重要美学范畴，正因为它们相互对立，所以兼得困难，但他们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庾肩吾将他们三人同列为“上之上”，占据最高品位。孙过庭又加上王献之，誉为书中“四贤”。这些评论，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还有一种评论，是将王羲之加于各家之上。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为“古今之冠”。羊欣谓之“古今莫二”。从现存作品和对后世影响来看，的确无人可以同王羲之相比，故誉为“书圣”，是有道理的。

王羲之在书坛享有崇高声誉，占有至尊地位，在我国，可说已普及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是真正理解其书艺的人并不很多，正如张怀瓘所说：“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⑤所谓“道微”，是指王羲之对书法之道的理解和掌握，已经到十分精微的程度；所谓“味薄”，是指王字虽较妍美，却不浮艳甜俗，不为浅薄的人所喜爱。所谓“理隐”、“意深”，自然是指他的字比较含蓄，其理趣深沉，不在表面。换句话说，王羲之的字，体系博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又比较内含，所以不易了解。全面了解王羲之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确实不易。下面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1.博精诸家，创造新体：

王羲之大约除篆书之外，无所不擅，且无所不精。羊欣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在书体的广泛性上，大约只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可以同他媲美。

王羲之不仅全面继承了各种书体，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新体，从而取代了钟、张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羲之在兰亭修禊时所作一首诗的最后几句是：“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他在万殊皆均、群籁参差中独选“新”字适应自己，说明了他的志趣和生活态度，也说明其书法创新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王羲之在钟、张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体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创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体，还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以具体作品来看，张芝已无可靠作品传世，同钟繇作品比较，王书确是较新颖、流便。如《黄庭经》、《乐毅论》，特别是他的《姨母帖》等，虽少数字的结体和笔画仍残存隶意，但整体说来已属一种更轻便妍媚的体势，其新意显而易见。至于《平安》等帖，假如摹拓失真不是太多，则隶书笔意就已经很难找到了。

2.笔力雄健、诡谲多变等形式美方面：

笔力雄健是王羲之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一文中谓：“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字遂以雄健为人所称。古人喜用龙虎来表示阳刚之美，以后“龙跳虎卧”几乎成为王书的代称。也有人不认为王字具有雄强之势，而认为雄强应属于像某些北碑那样见棱见角的字，这是一种过于表面的看法。其实，传世王字中除少数有争议的字（如《兰亭序帖》）和少数摹拓失真的字外，多数字都具有一种内在骨力，换句话说：王字比较厚重、坚实。这成为王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故有无骨力或骨力大小成为鉴别是否王字和传真程度的一个标准。

诡谲多变是王字的另一重要特点。《别传》说他的字“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然万象，无以加也。”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形容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至于《兰亭序》中二十几个“之”字个个不同，更是大家熟知的美谈。

王羲之不仅每个字、每个字的点划变化莫测，就是每篇作品之间，也常常出现多种面貌。既有长于妍媚的作品，也有显得雄健甚至古质的篇什。有的比较平易，有的则颇为森严。或者这些特点交错出现于一篇作品之中。依具体作品说，《姨母帖》、《行穰帖》和《丧乱帖》比较，面貌不同，《丧乱帖》和《平安帖》比较，亦有很大区别。其他如《初月帖》和《十七帖》、《寒切帖》和《远宦帖》之间，也莫不如此。有些帖差别非常之大，几若两人所写，惟于神采之中才得见相通之处，显示出书法大家的善变本领。

3.王羲之书法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点：

书法自从成为独立艺术之后，就像其他艺术一样，无不以反映个性精神为主旨，而个性精神又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后人曾将几个重要书法时代的特点作过如下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其中又以“晋尚韵”最为人所称道，以至使晋字得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究竟何为晋韵？其主要含义是什么？似乎又尚无公认的界说，且有一种颇为朦胧、玄渺的色彩，故不能不多费点口舌：韵字古为“均”字，“均”是一种乐器，用以调音，故有的辞书上释韵为“和谐的声音”。后来转用于非音乐的人的精神领域，就释为“风致”、“情趣”等，但这种解释显得过于质直，未能反映出音乐原有的流动性和艺术魅力，也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如宋人黄庭坚释为“有余不尽”。近人周汝昌先生引申为“意味悠长不尽者为‘韵’。”⑥个人认为，它较生动地指明了“韵”字用于艺术领域后的特殊内涵，也很适合表达难以捉摸的晋人思想和作风的神情面貌。

如前所述，晋代的主导哲学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由哲学境界转为艺术境界，其理想就是“澄怀观道”、“超以象外”等。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为潇洒、飘逸、机敏、变幻莫测。总体来说，书法作为反映人的精神的一种艺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字确实显得特别突出。

尚韵的精神和书法的素养是晋人共有的普遍现象，并非王羲之所专有。但是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晋人的作品就会知道，正是王羲之，也只有王羲之才把“晋尚韵”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使他成为“晋尚韵”的杰出代表。王羲之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许多方面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思想和生活原型中得到印证。例如，《世说新语》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而梁武帝评其书说：“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与其书、其人是何等相似！王羲之的生活做派，未见详细记载，而《晋书·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他在生人面前，特别是在选婿这样严肃的时刻竟能坦腹而食，毫不在意，亦足见其不是一个拘于生活小节、畏畏缩缩的人。

王羲之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对待书法，自然也会以书写同于自然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王羲之也并不满足于纯客观地对待书艺，把书法看成纯技术性的，或纯自然的，他在《自论书》中说：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王羲之掌握了娴熟的技巧，但他不满足于此，从其思想和作品看，能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即身体、技术与书法融为一体。书须有意，而意要深邃。一般说，书中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追求才具有深度。

尽管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也曾经过几乎被埋没的厄运。王羲之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能有这样多的作品流传，同两个皇帝在关键时刻的大力提倡直接有关。

王羲之逝世不久，其子王献之的“新体”开始风行，再加他的弟子羊欣成为晋末和刘宋时期的书法权威。当时，王献之、羊欣书法风靡一时，而王羲之、钟繇等人的“旧体”则逐渐被人遗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王献之的字比王羲之和钟繇的字漂亮，所谓“古质今妍”是“数之常”，“爱妍薄质”是“人之情”。这是一种偏离艺术标准的片面看法，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梁武帝是位有见识的书法鉴赏家，他以反潮流的精神批判了那些片面观点，重新阐述了钟、王书法的价值，使钟、王书法得以复兴。但是他认为王献之的字不如羲之，羲之不如钟繇和张芝。至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他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论，于是首开独尊王字的先河。并广收王书，使王字得到空前普及。唐代以后，北宋四家、南宋高宗赵构、元代赵孟和清代乾隆皇帝等有影响的人物都是王字的爱好者和提倡者，王字在书坛的影响至今不衰，自然同这些权势者的提倡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字本身的艺术质量发挥作用。

王羲之的书法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如唐人张怀瓘对羲之真、行书皆名列榜首，评价极高，但对其草书，则认为“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故将其草书排在张芝、献之等七人之后。唐韩愈在赞颂《石鼓文》的诗中亦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总的说来，梁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虽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但从未形成一种力量，可以说，经过一千余年的考验，王羲之的书法在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在书坛上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

注释：

①《全晋书》卷26。

②（唐）张彦远 《法书要录·晋王羲之自论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4页。

③（梁）庾肩吾《书品》，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④（唐）张怀瓘《书断》，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⑤（唐） 张怀瓘《书议》，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51页。

⑥ 周汝昌《说‘遒媚’—古典书法美学问题之一》，摘自《永字八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原载于《中国民族博览》 2021年第5期）

初唐三杰-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唐代初期，从皇室贵族到民间都对书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擅长书者很多。唐太宗、唐高宗及武则天在书法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并对当时的书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代表初唐书法最高成就者当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他们在书法史上号称“初唐三杰”

九成宫醴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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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度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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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代书法家，曾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等职。欧阳询相貌虽很丑陋，但聪明绝顶，读书能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及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后渐变其体，笔力险劲，自成一体，人称“欧体”。欧阳询为初唐四家之一，颇受人们推崇，人们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故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欧阳询楷书结体严谨，笔势开张，笔法穿插挪让极有法度。后世从他的楷书笔法中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和方法，称之为“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传世著名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等贴。编有《艺文类聚》100 卷。

皇甫诞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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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彦博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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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活跃于陈、隋年间，且都做过官，入唐时已上年纪，唐太宗让他当了“参军”。贞观七年封为永兴县子，又一年晋封为县公，故后人也称虞永兴。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即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内刚，继承了二王的传统，为唐太宗、李世民所赏识，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号称初唐四大书家。他的楷书笔圆体方，外柔内刚，无雕饰气。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的传世书迹刻石楷书有《孔子庙堂碑》，温润圆秀，遒多姿姿，为唐代楷书之经典。

孔子庙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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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法师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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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州藏圣教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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禇遂良，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史载此人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其书初学王羲之父子，后又兼学虞世南、欧阳询等，博采众长。其书法特点是: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当时与欧、虞齐名学者甚多，颜真卿亦受其影响。《唐人书评》称褚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也这样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玛，窈窕合度传。世碑刻有《同州藏圣教序碑》《伊阕佛龛记》《孟法师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