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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放开”的经历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自国务院防疫优化措施“新十条”实施两周后,全国放开管控,多地疫情呈现严峻态势。

而在今年2月到4月,香港也曾经历了一波疫情高峰,引发医疗挤兑。据港媒报道,截至2022年3月6日的七天滚动平均值计算,香港每百万人口的新冠死亡人数为25.5,是美国的五倍多,在牛津大学维护的全球新冠死亡率统计表上高居首位。

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12月31日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第五波疫情中,截至2022年12月21日,死亡人数为11076人。而在此前发生的四波疫情中,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报告的死亡病例仅为213例。

也是在第五波疫情中,香港调整了防疫方针,由“围堵”清零,逐渐转向“减少重症、减少死亡、减少感染”为重点的有序放开。

面对医疗挤兑现象,香港做了什么?针对高危人群,香港有哪些保护措施?当前,内地与香港的第五波疫情有何相似之处?新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他分享了香港的经验和教训,并表示“希望内地不用再走香港的弯路。”

梁子超介绍,香港的防疫方针调整是把疫情防线从社区退到了医疗系统,从严格的防止病毒传播转向尽可能减慢病毒的传播,争取时间为老年人及长期病患者争取接种疫苗的时间,加快防疫物资的供应,以及做好医疗系统的分流。

梁子超认为,根据此前香港的经验和教训,内地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分流分治,保障医疗系统。

此外,尤其要重视疫苗接种。梁子超说,三月初,香港政府向媒体披露,养老院等院舍疫苗全程接种率为15%。目前,据香港政府新闻网,院舍的第一剂、第二剂及第三剂疫苗接种率由原来的93%、87%和40%显著提升至95%、93%及78%,为院舍建立了有效的保护屏障。

梁子超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病毒已在香港广泛传播接近一年,超过九成人口曾经暴露于病毒中,加上大面积的疫苗覆盖,一定程度的群体混合(自然感染+疫苗)免疫已经建立,暂时有效降低包括XBB及BQ等具免疫逃逸的奥密克戎分枝的传播。

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梁子超的对话:

“一个月内倍增十次”

新京报:你怎么看内地这一波疫情?与今年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是否有相似之处?

梁子超:目前内地一些城市出现的疫情,情况比较像香港今年年初奥密克戎BA.2.2的第一波冲击。根据香港卫生署统计,香港从1月下旬开始,疫情每三天以几何级数倍增,一个半月(3月初)到达顶峰(每天约75000宗感染)后,才开始急速回落。不要小看每三天倍增的速度,1个月内倍增十次,2的10次方已经是一千倍。

新京报: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5月19日,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一共造成超过9000例死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梁子超:由于人口老化,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受感染后出现大量危重个案,引至医疗系统严重挤兑,大量养老院院舍患者未能及时送院治疗及隔离,令养老院院舍内持续暴发,形成恶性循环,使香港当时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急增至全球首位。

新京报:香港的奥密克戎第一个高峰期间如何度过?面临哪些困难?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子超:由于奥密克戎的传播性很高,香港的老人及基础病患者疫苗接种严重不足。一个公共屋邨的大型暴发后,个案持续以几何级数激增,远超防控人力、物资和设施所能应对,疫情因此全面失控。

在内地全力支援下,供港物资(包括抗原测试)得到保障,人力和设施亦逐渐有所补充。除核酸检测外,我们广泛使用自行抗原测试作一线诊断工具,建立网上呈报系统,方便尽快跟进,适合患者居家隔离,密切接触者居家检测。

快速引进新的抗病毒药物以尽早治疗高危患者,并配合线上或电话支援,网上诊治及药物速递,预约指定诊所,为有入院需要的病人安排中阶治疗设施、定点或急症医院等,尽量做好分流分治。同时在院舍迅速分隔患者,全面及快速推广院友疫苗接种,以舒缓院舍危机。

随着病毒大规模传播,大量自然感染迅速降低易感人口,逐渐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使疫情在3月初高峰后自然回落,到4月相对疫情低位时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2022年12月24日,香港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来源: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做好物资供应和分流分治”

新京报:香港当时是否出现医疗资源超出负荷的情况,又是如何面对院感和医护人员阳性问题的?

梁子超:今年年初香港医疗系统也出现了严重挤兑,不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不过由于他们相对年轻,绝大部分均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及按时接种加强针,病情一般较轻及短暂。我们很快按实际情况缩短他们的隔离时间,以指定隔离时间最后两天抗原检测持续转阴为标准,使康复者快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对医护中的密切接触者也同样地缩短了检测安排,最近更容许他们在抗原及核酸检测均阴性的情况下,在检测期内继续上班。

在人手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内地亦可考虑让抗原阳性但无症状或者症状已经消失的医护人员救治已经确诊的病人。由于新冠感染者在短期内重新感染的几率极低,可以避免医院内传播。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康复过的医疗人员依然会被优先安排工作,是如何给到他们信心的?

梁子超:香港疫情暴发初期,很多人是很担心的。通过全面推广医护人员疫苗接种及按时接种加强针,医护人员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或死亡个案,信心很快就改善。对于一些有较高风险而受感染的医护人员,我们必须给他们最全面的医疗照顾。如果不能稳定军心,这场战役一定会失败。所以医护人员的病情是我们最优先处理的,他们也是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力量。

新京报:香港具体是如何做分级诊疗的,哪些是有效的?

梁子超:在大规模疫情下,公众容易产生恐慌。使公众对新冠肺炎有正确的认知,做好物资供应和分流分治,使病人能安心按照自己真正的需要得到相应服务,才可妥善应对病毒的急速传播,避免出现医疗挤兑。

怎么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医生说了算的,病人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给他一个可以按需要接触到不同医疗资源的渠道。

我们现在每天是一万多例感染,必须发挥数字化的优势,才能迅速处理。首先通过网上呈报系统,方便各单位协调地尽快跟进。另外,由于疫苗覆盖已经很高,又经历病毒广泛传播,产生比较好的混合免疫保护,绝大部分患者的病症轻微,可以居家隔离处理,有需要的可透过线上或电话支援、问诊及药物速递,解决绝大部分医疗上的问题。其他病人亦可预约到指定诊所,老年人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可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以减低重症风险,有长期照顾需要的养老院院舍患者可被送往中阶治疗设施治理,严重病人可直接送往医院急症室。

香港第五波疫情出现的感染人数曲线图。受访者供图

“第五波疫情初期,老年人接种率很低”

新京报:香港当时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梁子超:其实(当时)香港的老人接种疫苗并不太成功。我们最初建议基础病患者在接种疫苗之前要做医疗评估,把病情控制好了才接种,这样不但延误接种,还给老人一个错觉,以为疫苗是危险的,加强了老人及基础病患者对疫苗接种的迟疑。

在第五波疫情初期,老年人接种率很低,养老院院舍中老年人接种率更只有15%。当时特区政府仅分阶段缓慢推行针对整体的半强制性疫苗通行证,未尝试在头两个星期集中疫苗力量覆盖所有高危院舍,因此未能及时为最高危的人群提供急切的保护,亦不能减少医疗系统受到冲击。

疫苗注射要早准备,因为病毒比你跑得还要快。要老人家安心接种疫苗,我们自己首先要对疫苗有信心,必须能大声对老年人说,我们的疫苗是安全的。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感染后风险高,更需要尽快接种,亦没任何证据表明他们需要先做医疗评估才能接种。除非他们对疫苗的成分敏感,病情极不稳定或有急性恶化,否则可直接接种。

目前香港情况已经改善,两针疫苗接种率达93%,3针也有83%。70岁以下的成年人基本上没有问题,70岁到80岁的问题也不大,八成的人已经接种了3针。80岁以上的老人家问题比较多一点,大概只有七成接种了2针,六成接种了3针。

新京报:针对养老院这样的机构,香港是如何开展疫苗计划的?

梁子超:在养老院院舍出现大规模暴发后,我们开始每天为院友及员工进行抗原测试,迅速分隔确诊患者,并派出多队人马到养老院院舍,在两星期内为所有适合的院友接种疫苗,大大提高疫苗接种率,现在九成院友已接种了3针。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大和很多有基础病,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后的免疫力下降较快。现在距离3月初的疫情高峰已有九个月,院舍感染个案再次上升,而且46%属第二次感染。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加强为院友接种第4针疫苗。

新京报:目前第4针疫苗接种正在推广,是不是说接种数量越多,防护效果越好?

梁子超:接种了3针疫苗在六个月内对重症已经有很高的保护力,大大降低死亡的风险。要把80岁以上老年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降低大约九成,3针是基本的要求。随着时间的延长,疫苗的保护力会降低,所以有了第4针,作为一个补充。如果老年人或其他高危人群第3针接种的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需要接种第四针,以加强保护,进一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同样,如果他们的第4针接种的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可以接种第5针。

2022年11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截至16日零时,香港新增6656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图为香港市民在中环出行。图/IC photo

“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群体免疫”

新京报: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过普通人要“尽量晚一点感染”,依据是什么?

梁子超: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容易出现医疗挤兑,在这个时候感染,很难保证得到最好的医疗救护,可能把自己放在高风险之中,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有严重疾病的人。第二,从理论上来看,人体的免疫力是相对的,如果只吸入少量病毒,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比较容易处理它,减少出现病症及诱发严重疾病的几率,却仍可像接种了疫苗一样,对病毒产生获得性免疫反应。但是如果在病毒广泛传播时期,我们不戴口罩暴露在高危环境之中,容易吸入大量病毒,就很难保证免疫系统能够对付。这就跟打仗一样,如果是数量很少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它打败,如果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胜算要小很多。就算接种了疫苗也是一样,因为疫苗的保护作用不是绝对的。

新京报:香港的第五波感染者中,仍然判断无症状感染者吗?无症状比例占多少?

梁子超:如果有症状的人才进行检测,发现的当然大多是有症状的感染者。在香港的检测策略下,大约有稍多于一半阳性感染者有病症。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没有即时医疗需要,但检测阳性的仍可能有传染性,部分更会在一两天内出现病症。

新京报:目前香港的感染人数是多少,占比如何,是否建立了群体免疫?重复感染的情况如何?

梁子超:根据香港卫生署统计,截至12月21日,香港累计核酸阳性检测个案1123458宗及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1278780宗,合计2402238宗,占香港人口32.4%。由于病毒已于香港广泛传播接近一年,超过九成人口相信曾经暴露于病毒中,加上高的疫苗覆盖,一定程度的群体混合(自然感染+疫苗)免疫已经建立,暂时有效降低包括XBB及BQ等具免疫逃逸的奥密克戎分支的传播。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免疫衰减逐渐出现,社区中个案二次感染比例已由9月时的2%升至最近的5%,养老院院舍的老年人中更高达46%。

新京报:抗原自检的意义是什么?香港是如何统计病例数据的呢?

梁子超:香港除了采取抗原自检,还有一个网上Covid-19快速抗原测试申报的系统,有助掌握感染情况,并可配合各单位为病人提供各项线上线下服务,既可帮助分流,亦可提供一定的抗原自检和呈报诱因。如果内地一些大城市有条件,当然也可以采用。

但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打的是医疗系统的保卫战,医疗系统中发热门诊的人数、阳性比例多高、入院、危重及死亡人数等等……其实也可以反映疫情走势及医疗系统的应对状况,为防控策略提供主要的参考数据。

香港现在没有太依赖医疗数据模型,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应对疫情的经验比较少,也曾用过一些医疗数据模型进行预测,但很多数据模型不太能准确预估未来会怎样。

新京报:内地政策调整了有半个月,很多城市已经经历了第一波冲击,接下来半个月内,你有什么建议?

梁子超:有一些公众有误会,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不是的,我们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和民生持续稳定运作,把疫情防线从社区退到了医疗系统,从严格的防止病毒传播转向尽可能减慢病毒的传播,争取时间为老年人及长期病患者争取接种疫苗的时间,加快防疫物资的供应,以及做好医疗系统的分流。

内地很多城市现在已经处在比较广泛的社区传播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分流分治,保障医疗系统。内地的数字化基础比香港好,可以运用好技术优势在网络上提供相关安排,例如网上问诊,网上预约,细化预约时段,详细描述好病人的病症,做好风险控制。

接种了疫苗的年轻病人,病症一般都不会太严重,尽可能在家中及社区处理。保暖,保湿,多休息,有需要可服用一些自己感冒中惯用的药品以舒缓病症。如果病症持续发展,或者是有例如高烧持续很多天不退,影响饮食,甚至呼吸急促,嘴唇呈紫色,神志不清,抽搐等严重症状,需要尽早去医院就诊。不过年轻人出现这样病症的比例应该很低,比如在香港每天有上万宗个案,但被列为严重或重症的个案只占0.3%左右,而且大部分均牵涉有基础病的患者或老年人。

全程接种了疫苗的高危人士,如果控制好基础病,感染后病情都未必会恶化。为进一步降低重症的风险,可在出现新冠肺炎病症3-5天内尽早在线上或线下医指导下服用适当的抗病毒药。小部分病情转差就需要尽早提供相应的治疗。病情中度的老人家未必需要去特殊医疗设施,可以利用能够提供基础医疗照顾的社区设施。

参考香港,可考虑将方舱医院改建成针对老年人和高危人士的基础医疗设施。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李照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吴兴发

从香港“放开”的经历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自国务院防疫优化措施“新十条”实施两周后,全国放开管控,多地疫情呈现严峻态势。

而在今年2月到4月,香港也曾经历了一波疫情高峰,引发医疗挤兑。据港媒报道,截至2022年3月6日的七天滚动平均值计算,香港每百万人口的新冠死亡人数为25.5,是美国的五倍多,在牛津大学维护的全球新冠死亡率统计表上高居首位。

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12月31日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第五波疫情中,截至2022年12月21日,死亡人数为11076人。而在此前发生的四波疫情中,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报告的死亡病例仅为213例。

也是在第五波疫情中,香港调整了防疫方针,由“围堵”清零,逐渐转向“减少重症、减少死亡、减少感染”为重点的有序放开。

面对医疗挤兑现象,香港做了什么?针对高危人群,香港有哪些保护措施?当前,内地与香港的第五波疫情有何相似之处?新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他分享了香港的经验和教训,并表示“希望内地不用再走香港的弯路。”

梁子超介绍,香港的防疫方针调整是把疫情防线从社区退到了医疗系统,从严格的防止病毒传播转向尽可能减慢病毒的传播,争取时间为老年人及长期病患者争取接种疫苗的时间,加快防疫物资的供应,以及做好医疗系统的分流。

梁子超认为,根据此前香港的经验和教训,内地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分流分治,保障医疗系统。

此外,尤其要重视疫苗接种。梁子超说,三月初,香港政府向媒体披露,养老院等院舍疫苗全程接种率为15%。目前,据香港政府新闻网,院舍的第一剂、第二剂及第三剂疫苗接种率由原来的93%、87%和40%显著提升至95%、93%及78%,为院舍建立了有效的保护屏障。

梁子超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病毒已在香港广泛传播接近一年,超过九成人口曾经暴露于病毒中,加上大面积的疫苗覆盖,一定程度的群体混合(自然感染+疫苗)免疫已经建立,暂时有效降低包括XBB及BQ等具免疫逃逸的奥密克戎分枝的传播。

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梁子超的对话:

“一个月内倍增十次”

新京报:你怎么看内地这一波疫情?与今年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是否有相似之处?

梁子超:目前内地一些城市出现的疫情,情况比较像香港今年年初奥密克戎BA.2.2的第一波冲击。根据香港卫生署统计,香港从1月下旬开始,疫情每三天以几何级数倍增,一个半月(3月初)到达顶峰(每天约75000宗感染)后,才开始急速回落。不要小看每三天倍增的速度,1个月内倍增十次,2的10次方已经是一千倍。

新京报: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5月19日,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一共造成超过9000例死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梁子超:由于人口老化,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受感染后出现大量危重个案,引至医疗系统严重挤兑,大量养老院院舍患者未能及时送院治疗及隔离,令养老院院舍内持续暴发,形成恶性循环,使香港当时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急增至全球首位。

新京报:香港的奥密克戎第一个高峰期间如何度过?面临哪些困难?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子超:由于奥密克戎的传播性很高,香港的老人及基础病患者疫苗接种严重不足。一个公共屋邨的大型暴发后,个案持续以几何级数激增,远超防控人力、物资和设施所能应对,疫情因此全面失控。

在内地全力支援下,供港物资(包括抗原测试)得到保障,人力和设施亦逐渐有所补充。除核酸检测外,我们广泛使用自行抗原测试作一线诊断工具,建立网上呈报系统,方便尽快跟进,适合患者居家隔离,密切接触者居家检测。

快速引进新的抗病毒药物以尽早治疗高危患者,并配合线上或电话支援,网上诊治及药物速递,预约指定诊所,为有入院需要的病人安排中阶治疗设施、定点或急症医院等,尽量做好分流分治。同时在院舍迅速分隔患者,全面及快速推广院友疫苗接种,以舒缓院舍危机。

随着病毒大规模传播,大量自然感染迅速降低易感人口,逐渐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使疫情在3月初高峰后自然回落,到4月相对疫情低位时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2022年12月24日,香港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来源: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做好物资供应和分流分治”

新京报:香港当时是否出现医疗资源超出负荷的情况,又是如何面对院感和医护人员阳性问题的?

梁子超:今年年初香港医疗系统也出现了严重挤兑,不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不过由于他们相对年轻,绝大部分均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及按时接种加强针,病情一般较轻及短暂。我们很快按实际情况缩短他们的隔离时间,以指定隔离时间最后两天抗原检测持续转阴为标准,使康复者快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对医护中的密切接触者也同样地缩短了检测安排,最近更容许他们在抗原及核酸检测均阴性的情况下,在检测期内继续上班。

在人手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内地亦可考虑让抗原阳性但无症状或者症状已经消失的医护人员救治已经确诊的病人。由于新冠感染者在短期内重新感染的几率极低,可以避免医院内传播。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康复过的医疗人员依然会被优先安排工作,是如何给到他们信心的?

梁子超:香港疫情暴发初期,很多人是很担心的。通过全面推广医护人员疫苗接种及按时接种加强针,医护人员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或死亡个案,信心很快就改善。对于一些有较高风险而受感染的医护人员,我们必须给他们最全面的医疗照顾。如果不能稳定军心,这场战役一定会失败。所以医护人员的病情是我们最优先处理的,他们也是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力量。

新京报:香港具体是如何做分级诊疗的,哪些是有效的?

梁子超:在大规模疫情下,公众容易产生恐慌。使公众对新冠肺炎有正确的认知,做好物资供应和分流分治,使病人能安心按照自己真正的需要得到相应服务,才可妥善应对病毒的急速传播,避免出现医疗挤兑。

怎么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医生说了算的,病人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给他一个可以按需要接触到不同医疗资源的渠道。

我们现在每天是一万多例感染,必须发挥数字化的优势,才能迅速处理。首先通过网上呈报系统,方便各单位协调地尽快跟进。另外,由于疫苗覆盖已经很高,又经历病毒广泛传播,产生比较好的混合免疫保护,绝大部分患者的病症轻微,可以居家隔离处理,有需要的可透过线上或电话支援、问诊及药物速递,解决绝大部分医疗上的问题。其他病人亦可预约到指定诊所,老年人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可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以减低重症风险,有长期照顾需要的养老院院舍患者可被送往中阶治疗设施治理,严重病人可直接送往医院急症室。

香港第五波疫情出现的感染人数曲线图。受访者供图

“第五波疫情初期,老年人接种率很低”

新京报:香港当时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

梁子超:其实(当时)香港的老人接种疫苗并不太成功。我们最初建议基础病患者在接种疫苗之前要做医疗评估,把病情控制好了才接种,这样不但延误接种,还给老人一个错觉,以为疫苗是危险的,加强了老人及基础病患者对疫苗接种的迟疑。

在第五波疫情初期,老年人接种率很低,养老院院舍中老年人接种率更只有15%。当时特区政府仅分阶段缓慢推行针对整体的半强制性疫苗通行证,未尝试在头两个星期集中疫苗力量覆盖所有高危院舍,因此未能及时为最高危的人群提供急切的保护,亦不能减少医疗系统受到冲击。

疫苗注射要早准备,因为病毒比你跑得还要快。要老人家安心接种疫苗,我们自己首先要对疫苗有信心,必须能大声对老年人说,我们的疫苗是安全的。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感染后风险高,更需要尽快接种,亦没任何证据表明他们需要先做医疗评估才能接种。除非他们对疫苗的成分敏感,病情极不稳定或有急性恶化,否则可直接接种。

目前香港情况已经改善,两针疫苗接种率达93%,3针也有83%。70岁以下的成年人基本上没有问题,70岁到80岁的问题也不大,八成的人已经接种了3针。80岁以上的老人家问题比较多一点,大概只有七成接种了2针,六成接种了3针。

新京报:针对养老院这样的机构,香港是如何开展疫苗计划的?

梁子超:在养老院院舍出现大规模暴发后,我们开始每天为院友及员工进行抗原测试,迅速分隔确诊患者,并派出多队人马到养老院院舍,在两星期内为所有适合的院友接种疫苗,大大提高疫苗接种率,现在九成院友已接种了3针。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大和很多有基础病,自然感染或疫苗接种后的免疫力下降较快。现在距离3月初的疫情高峰已有九个月,院舍感染个案再次上升,而且46%属第二次感染。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正加强为院友接种第4针疫苗。

新京报:目前第4针疫苗接种正在推广,是不是说接种数量越多,防护效果越好?

梁子超:接种了3针疫苗在六个月内对重症已经有很高的保护力,大大降低死亡的风险。要把80岁以上老年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降低大约九成,3针是基本的要求。随着时间的延长,疫苗的保护力会降低,所以有了第4针,作为一个补充。如果老年人或其他高危人群第3针接种的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需要接种第四针,以加强保护,进一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同样,如果他们的第4针接种的时间已经超过6个月,可以接种第5针。

2022年11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截至16日零时,香港新增6656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图为香港市民在中环出行。图/IC photo

“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群体免疫”

新京报: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过普通人要“尽量晚一点感染”,依据是什么?

梁子超: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容易出现医疗挤兑,在这个时候感染,很难保证得到最好的医疗救护,可能把自己放在高风险之中,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有严重疾病的人。第二,从理论上来看,人体的免疫力是相对的,如果只吸入少量病毒,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比较容易处理它,减少出现病症及诱发严重疾病的几率,却仍可像接种了疫苗一样,对病毒产生获得性免疫反应。但是如果在病毒广泛传播时期,我们不戴口罩暴露在高危环境之中,容易吸入大量病毒,就很难保证免疫系统能够对付。这就跟打仗一样,如果是数量很少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它打败,如果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胜算要小很多。就算接种了疫苗也是一样,因为疫苗的保护作用不是绝对的。

新京报:香港的第五波感染者中,仍然判断无症状感染者吗?无症状比例占多少?

梁子超:如果有症状的人才进行检测,发现的当然大多是有症状的感染者。在香港的检测策略下,大约有稍多于一半阳性感染者有病症。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没有即时医疗需要,但检测阳性的仍可能有传染性,部分更会在一两天内出现病症。

新京报:目前香港的感染人数是多少,占比如何,是否建立了群体免疫?重复感染的情况如何?

梁子超:根据香港卫生署统计,截至12月21日,香港累计核酸阳性检测个案1123458宗及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1278780宗,合计2402238宗,占香港人口32.4%。由于病毒已于香港广泛传播接近一年,超过九成人口相信曾经暴露于病毒中,加上高的疫苗覆盖,一定程度的群体混合(自然感染+疫苗)免疫已经建立,暂时有效降低包括XBB及BQ等具免疫逃逸的奥密克戎分支的传播。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免疫衰减逐渐出现,社区中个案二次感染比例已由9月时的2%升至最近的5%,养老院院舍的老年人中更高达46%。

新京报:抗原自检的意义是什么?香港是如何统计病例数据的呢?

梁子超:香港除了采取抗原自检,还有一个网上Covid-19快速抗原测试申报的系统,有助掌握感染情况,并可配合各单位为病人提供各项线上线下服务,既可帮助分流,亦可提供一定的抗原自检和呈报诱因。如果内地一些大城市有条件,当然也可以采用。

但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打的是医疗系统的保卫战,医疗系统中发热门诊的人数、阳性比例多高、入院、危重及死亡人数等等……其实也可以反映疫情走势及医疗系统的应对状况,为防控策略提供主要的参考数据。

香港现在没有太依赖医疗数据模型,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应对疫情的经验比较少,也曾用过一些医疗数据模型进行预测,但很多数据模型不太能准确预估未来会怎样。

新京报:内地政策调整了有半个月,很多城市已经经历了第一波冲击,接下来半个月内,你有什么建议?

梁子超:有一些公众有误会,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不是的,我们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和民生持续稳定运作,把疫情防线从社区退到了医疗系统,从严格的防止病毒传播转向尽可能减慢病毒的传播,争取时间为老年人及长期病患者争取接种疫苗的时间,加快防疫物资的供应,以及做好医疗系统的分流。

内地很多城市现在已经处在比较广泛的社区传播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分流分治,保障医疗系统。内地的数字化基础比香港好,可以运用好技术优势在网络上提供相关安排,例如网上问诊,网上预约,细化预约时段,详细描述好病人的病症,做好风险控制。

接种了疫苗的年轻病人,病症一般都不会太严重,尽可能在家中及社区处理。保暖,保湿,多休息,有需要可服用一些自己感冒中惯用的药品以舒缓病症。如果病症持续发展,或者是有例如高烧持续很多天不退,影响饮食,甚至呼吸急促,嘴唇呈紫色,神志不清,抽搐等严重症状,需要尽早去医院就诊。不过年轻人出现这样病症的比例应该很低,比如在香港每天有上万宗个案,但被列为严重或重症的个案只占0.3%左右,而且大部分均牵涉有基础病的患者或老年人。

全程接种了疫苗的高危人士,如果控制好基础病,感染后病情都未必会恶化。为进一步降低重症的风险,可在出现新冠肺炎病症3-5天内尽早在线上或线下医指导下服用适当的抗病毒药。小部分病情转差就需要尽早提供相应的治疗。病情中度的老人家未必需要去特殊医疗设施,可以利用能够提供基础医疗照顾的社区设施。

参考香港,可考虑将方舱医院改建成针对老年人和高危人士的基础医疗设施。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李照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吴兴发

首都机场丨这“桩”难题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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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绿色机场 满电起飞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此时正值暑运旺季,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外,源源不断的车流带起滚滚热浪,扑面而来;进入机场飞行区内,眼前是同样忙碌的景象——随着一架架飞机起降,牵引车、客梯车、机场摆渡车、引导车、行李传送车、贵宾车等有条不紊地穿梭在机坪上,进行各项保障工作。不同的是,在从身边驶过时,这些挂着绿色牌照的场内新能源车辆既没有燃油车的腾腾热气,也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存在感”很低。

首都机场“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作为中国民航首批通过“双碳机场”三星级认证的机场,近年来,首都机场不断加大绿色转型力度,目前场内新能源车辆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车辆电动化率达到44.58%;与之配套建设的充电桩达497台,车桩比接近3∶1。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绿色机场标杆,在“双碳”目标倒计时的压力下,仍旧面临着新能源车辆持续快速增加带来的一“桩”难题。那么,机场场内应该怎样建设、使用和管理更多充电桩?车、桩同步发展还有哪些坎儿要跨越?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对首都机场场内充电桩建设、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蓝天保卫战下的绿色革命

经常从首都机场乘机出行的旅客,这几年惊喜地发现,如今在开着门的旅客摆渡车上一边吹空调、一边等待发车时,再也闻不到刺鼻的尾气味儿了,噪声也小了很多。这一变化得益于机场场内旅客摆渡车从燃油车换成电动汽车,也是我国民航节能减排重点专项工作之一——“油改电”项目——的成果缩影。

“油改电”是民航业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民航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简单地说,“油改电”就是将机场区域内运行的通用车辆以及牵引车、客梯车、机场摆渡车、引导车、行李传送车、升降平台车、行李拖车头、叉车和贵宾车等特种车辆逐步更换为以电能驱动的新能源车辆。

新能源客梯车(记者王艺超/摄)

据不完全统计,机场地面保障车辆碳排放约占机场直接碳排放的三成,是行业地面能耗与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机场场内车辆的电动化是交通运输领域在“双碳”战略牵引下的重点方向之一。实施“油改电”项目,社会效益直接体现在机场区域空气质量的提升上。而对整个民航业而言,其不仅能推动行业实现结构性节能减排,而且有利于提高民航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4年,首都机场及其驻场航企被确定为我国民航首批“油改电”试点单位。乘着政策的东风,近年来,首都机场及其驻场航企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力度不断加大。13时许,记者看到,在首都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办公区停车场上,20多辆黄色的引导车整齐停放,全部是电动车辆;在首都机场937机位旁边,10多辆高矮不一、形状各异的特种车辆正一字排开,插着充电枪补电;车身上贴着“绿色出行 从我做起”宣传标语的零排放新能源旅客摆渡车从T3航站楼前轻盈地驶过……

国航新能源行李牵引车正在机坪上充电(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目前,首都机场场内新能源车辆已经达到1508辆,电动化率为44.58%,其中通用车辆的电动化率更高”。首都机场股份公司飞行区管理部系统管理主管柳海章介绍,2020年,首都机场核心区域已实现新增通用型车辆100%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而作为场内新能源车辆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充电桩建设始终是首都机场及各驻场单位关注的问题。目前,首都机场在完成供电系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充电配套设施覆盖率达100%。

首都机场“油改电”工作的稳步推进,正是中国民航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不断加快绿色转型的一个鲜活案例。从2014年民航局正式启动“油改电”试点工作,机场场内通用车辆和特种车辆迎来绿色革命;到2018年《民航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机场场内车辆“油改电”,民航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再到2022年民航局印发《“十四五”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民航努力构建民航运输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坚持清洁低碳能源替代一直是民航加快绿色转型的主战场。

在今年4月召开的民航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民航清洁低碳能源替代,持续提升机场终端设备电动化水平,加大清洁能源应用以及“绿电”采购,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中国民航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和成色更加鲜明。民航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运输机队燃效达到历史最优的0.285千克/吨公里;机场光伏发电项目年发电量突破6000万千瓦时;截至2022年底,全国机场场内电动车辆、设备1.2万辆(台),充电设施5200台;空管运行效率持续提升,优化临时航线划设使用,累计缩短飞行距离3801万公里,节省燃油消耗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5万吨。

在“双碳”战略的指引和民航局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如今,一个个机场向绿而行,绿意盎然。机场场内车辆“油改电”成为绿色机场建设的“闪亮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场内通用车辆电动化率达到100%;自2021年起,除消防、救护等豁免车型外,广州白云机场飞行区新增车辆全部为新能源车型;成都双流机场大力推进“油改电”工作,新能源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并配备建设了相应比例的充电桩……今年初,全国首批19个机场获得“双碳机场”星级称号,其中8个机场获得“双碳机场”三星级评价,成为绿色机场样板。

一系列落实“双碳”目标的有益探索丰富了民航绿色发展形态,开拓了行业高质量发展空间。

车、桩同步发展的进阶之路

推动机场场内车辆“油改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发展之战”。机场则是“油改电”项目的平台。

近年来,我国主要机场以场内车辆“油改电”以及飞机APU替代等为主要发力点,积极推进清洁低碳能源替代。民航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在全国机场能源消费中电能占比近60%;全国机场场内电动车辆占比超过24%,车辆、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年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以上机场飞机APU替代设备实现“应装尽装、应用尽用”,自2018年以来累计节省航油近8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0万吨。

机场场内新能源车辆推广得快不快、使用得好不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

记者在国航一处远机位充电桩点位看到,10余辆行李拖头车、行李牵引车、客梯车等不同类型的特种车辆在充电。作为首都机场最大的基地航企,国航目前在首都机场场内拥有电动汽车366辆,电动化率约36%;场内自建充电桩126台。“在我们自建的充电桩中,大部分是这种低压快充桩,主要用来为新能源特种车辆充电。”国航地服工作人员指着被称为“小拖头”的行李牵引车告诉记者。

首都机场内的可变功率充电桩(张哈斯巴根/摄)

“开展‘油改电’试点工作后,综合各驻场单位的需求及场内运行实际情况,首都机场采用了通用车桩由首都机场建设并服务全部驻场单位、特种车桩由航空公司自建的模式”。柳海章介绍,经过近10年发展,目前,在首都机场运营的国航、海南航空等驻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自建充电桩为主、公共充电桩为辅的充电格局。

“每天8时~9时,在航班保障早高峰后会迎来第一个车辆充电高峰。即便是在高峰时段,我们充电桩的使用率也仅为30%左右”。在调研中,首都机场及多家驻场单位均表示,现有497台充电桩综合考虑了各方需求,可以满足目前场内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机场场内车辆加大“油改电”力度,有其先天优势——机场区域有限、边界清晰、管理集中,有利于突破电动车辆使用中续航能力相对有限、充电设施不足的瓶颈。但同时,由于机场飞行区是飞机起降的必经之地,安全管理标准严、要求高,对场内运行的电动车辆及充电桩的安全性要求也非常高。

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为确保民航运行绝对安全,首都机场始终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推动“油改电”工作。

在首都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办公区,一块集合了全场车辆和充电信息的大屏幕一直亮着。“这个平台采用物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对首都机场场内运行的20余种通用电动车辆、特种电动车辆以及所有充电桩实行统一的在线管理”。首都机场飞行区管理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的电动车辆及充电桩安全运行管理平台,是首都机场及各驻场单位对场内电动车辆和充电桩实行一体化管理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通过远程无线传输,该平台不仅能够对电动车辆位置信息、电池电压和温度、车辆内部电压和电流等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而且能实时掌握充电桩的充电功率、运行电压和电流、累计充电量及故障状态。对车和桩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闭环管理,确保了首都机场场内电动车辆和充电桩运行安全风险可控、可预测。

首都机场电动车辆及充电桩安全运行管理平台(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电动车辆进入规模化运营阶段,动力电池安全是永恒话题。数据显示,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发生的首要因素,占比高达7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技术部副总监庞天舒表示,目前,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是市场上两种主流动力电池类型。其中,安全性能更高、循环寿命相对较长的磷酸铁锂电池是机场场内纯电动车辆使用的主要动力来源。

记者在现场看到,首都机场场内的新能源特种车辆几乎都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在对场内电动车辆和充电桩进行建设时,首都机场及各驻场单位对动力电池进行了严格筛选。“‘油改电’初期,我们根据各车型的电动化成熟度,制定了先引进技术较成熟的通用车辆、后引进技术要求更高的特种车辆的‘先通后特’引进策略,电池选型策略则是靠机设备使用铅酸电池、非靠机设备使用锂电池”。国航地服工作人员介绍,国航在车辆引进过程中探索出先小规模试用、后批量引进的方式,既有效保障了安全,又避免了技术迭代造成的浪费。

新能源升降平台车(右)(记者王艺超/摄)

2020年,民航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场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机场落实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在首都机场及各驻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如今,首都机场已经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标准规范,覆盖各驻场单位,为充电桩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支撑;新能源车辆、设备及充电设施监控实现100%全覆盖;为每个点位的充电桩配备智能断路器,出现异常情况后能够第一时间远程切断电源;充电桩使用安全培训及设备维护培训力度不断加大,人员安全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提升,电动车辆的安全运行和充电桩的安全使用已经成为新常态。

拥抱大规模“油改电”时代

到2030年,机场场内车辆装备将力争全面实现电动化——这是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的任务。

提速,意味着增量。具体到首都机场,这意味着未来7年,其场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至少增长一倍,达到4000辆左右。

国航方面表示,目前其在首都机场场内车辆的电动化率已经达到36%;“十四五”期间,国航将按照车辆报废更新计划,有节奏地更新各类车辆。与持续增加的电动车辆相匹配,国航将新建地服北区充电站(充电桩约40台),国货航将新建货站充电站(充电桩100余台)。海南航空也面临着同样的充电“增量”需求。目前,海南航空在首都机场共有43辆电动汽车。海南航空北京基地地面保障分部车辆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未来几年,我们计划再增加10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肯定会增加”。

进入“油改电”的下半场,机场场内新能源车辆替代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

盛夏时节,雷雨总是不期而至。14时,一阵急雨给首都机场停机坪降了温,却没有影响充电桩的使用效率。在首都机场西区海南航空北京基地外,其自建的2台(4枪)宽压快充桩正高效工作着——在记者现场调研的近一个小时里,三四辆印有“VIP摆渡车”字样的新能源中巴车一辆接着一辆轮流充电。

海南航空北京基地外的宽压快充桩正在高效工作着(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高效充电是新能源车辆稳定运行的前提。“但在实际工作中,‘电量焦虑’还是有的。”他坦言。

以海南航空新能源中巴车为例,该车型在剩余40%电量时,使用快充桩补一次电大约需要40分钟,使用慢充桩补一次电则需要四五个小时。在满电状态下,该车型夏季可以跑一天;而在冬季电池衰减较大或者夏季车辆空调耗电量较大时,其实际行驶里程会大幅缩短。

“电量焦虑”的另一面其实是“里程焦虑”。海南航空中巴车司机说,“飞行区很大,车辆都得按照规定路线行驶。为保证车辆稳定运行,每当电量接近40%时,我们都会申请去充电”。国航地服工作人员则指着正在进行保障作业的飞机牵引车告诉记者:“这种电动大型特种车辆不适合长距离移动,每次充满电需要5个小时,在满电情况下最多跑50公里,就适合在邻近的两三个机位附近短距离作业。”各方在调研中都表示,“随着场内新能源车辆的快速增加,‘电量焦虑’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同时,提高充电效率还得跨过“先行者劣势”这道坎儿。数据显示,目前首都机场场内运营的1508辆电动汽车涉及20种车型、10余个品牌、三四种电池材料;497台充电桩则因为招标采购的时间和批次不同,包括10多个品牌、三四个种类,标准不统一导致的兼容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中国民航大学助理研究员吕继兴表示:“在‘油改电’过程中,先行先试者难免遇到前期投入大、设备成熟度不高等问题,看似是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也正是先行先试者积累的运行经验、管理经验,为新能源车辆在机场场内安全、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在大规模“油改电”时代推动充电桩实现从“有得用”到“用得好”的跨越,就要向标准要质量,向协同要效率,向技术要未来。

“未来,首都机场场内车辆的格局将从‘半油半电’”运行逐步向‘全电’运行转变。只有更高效便捷的充电服务,才能满足未来‘单独作战’的电动车辆的需求。”首都机场股份公司飞行区管理部总经理崔艾军表示,“我们一直为此进行积极准备。”

机场场内车辆大规模“油改电”时代即将到来(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近几年,首都机场协同各驻场单位,瞄准充电桩规划布局、电容增量、有限场地等问题,多措并举探寻“最优答案”。

为解决大型已建机场既有空间有限,“见缝插针”地布局建设充电桩造成充电地点与作业地点空间不匹配的问题,首都机场充分依托已经升级到2.0版本的电动车辆及充电桩安全运行管理平台,收集电动车辆运行和充电桩使用的各项数据,为更加合理地布局充电桩提供依据。同时,对平台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还能为场内电动车辆提供充电桩点位布局、是否正在使用等信息,方便司机就近寻找充电桩。

保障更大规模的充电服务,突破电容限制是关键。在首都机场地区总电力能源短期内难以扩容的情况下,首都机场正从“调需求”即优化运行着手,加快充电桩更新升级步伐。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机坪上仍有不少2019年左右建设的“一代桩”,这些充电桩基本都是低功率的慢充桩,而且大多只有一把充电枪。“我们正在加快把这些‘一代桩’替换为新型的宽电压快充桩,不仅能满足更多类型普通车辆和特种车辆的充电需求,还能大幅提升充电效率”。柳海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慢充桩的额定功率为7千瓦,那么换掉4台慢充桩就可以释放出28千瓦的电容,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台30千瓦的宽电压快充桩。此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机场空间限制造成的充电桩点位布局空缺,而且能解决纯电动特种车辆续航里程短的难题,“司机自然就不焦虑了”。电容和空间的双重释放,将为大规模“油改电”时代的到来腾出更大发展空间。

充电桩以旧换新,功率以小换大,得到了首都机场各驻场单位的一致支持。有航企建议,可以考虑利用廊桥余量电力、机场高杆灯在白天闲置时的电力为特种车辆充电,创新模式解决电容难题。

提升充电桩建设、使用效率,首都机场还要统筹好“向前看”和“回头看”的关系,既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并为我所用,又关注并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遗留问题。

吕继兴建议,各地机场应发挥好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充电桩的建设、使用效率。航企也可以把握机遇向产业链上游渗透,参与到新能源特种车辆的产品设计中,参与民航电动车辆装备制造运维业务,开拓新市场。

智慧充电桩将有效提升场内新能源车辆充电效率。(记者张哈斯巴根/摄)

汇各界之智,集各方之力,如今一系列新变化令人振奋:首都机场引入了4个“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光伏—储能—充电设施”智能微电网让场内电动车辆用上了“绿电”;加快推动“扫码充电”和“VIN码(即车架号码)充电”,逐步升级“即插即充”服务,让充电更便捷;更多第三代快充桩正逐步替代老旧充电桩,升级后充电桩更高的普适性能满足机场场内多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车不挑桩、桩不挑车”不再遥远。

减污、降碳、扩绿……优异的答卷见证着民航绿色转型的决心与力量。绿色发展是民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民航在新征程上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关口。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要求下,中国民航仍面临任务叠加、压力多重的巨大考验。尽管任务依然繁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民航正坚定地沿着绿色发展这条路走下去,无论是在万米高空上,还是在繁忙的机场内,绿色动能正澎湃!(记者王丽杰、王艺超、郑雪)

来源:中国民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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