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市和西市是长安的CBD（中央商务区），从朱雀门出发，往东走三个坊的距离，就可以看到东市，往西走三个坊的距离，就可以看到西市。

西安大唐西市。图｜图虫创意

东市、西市的规模相当于两个坊，根据考古勘测，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和长安城的规模比起来，两市面积确实很小。毕竟在那个年代，城市的政治、居住功能是主要的，至于商业功能只能算配套。

在两市里面，东西和南北各有两条街，每条街的宽度大约16米，将两市隔成九个小区，呈现“井”字形的分布。坊内的店铺，最大的门面宽10米，最小的门面宽4米，进深3米多，大多数都是20平方米的店铺。不过，店铺后面还有房间，用来手工生产，或者临时休息，可以理解为“前店后厂”。

和坊一样，东市和西市也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土墙外围是排水沟。

如果您想逛东市和西市，最好中午过去。朝廷规定，每天中午，两市会击鼓三百次，击鼓完毕后，市场才会正式开放。原因很简单，大唐执行宵禁（晚上禁止出门）政策，商人们需要在上午进货。再者说，两市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只开放半天，有利于朝廷的治安管理。傍晚时分，您就要开始往外走了，因为在日落前七刻，两市响起三百锣声，预示着今天的交易正式结束。

虽然两市的面积差不多，入驻的商铺也很相似，但是东市附近是王公贵族、官宦家族的集中居住地，这帮人有消费能力，却很少亲自上街，而且东市附近居住的百姓少，稀少的人流决定了东市不会繁荣。还有一点，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都住在西市附近，想要看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能逛西市。

在唐朝，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分类，比如行、邸、店、铺、肆。

如果您是个吃货，可以去酒肆要个雅间，点一桌高档的饭菜，要几壶美酒，一边吃，一边看着过往的人群。也可以去茶肆坐坐，点几碟桂花糕、酪樱桃，享受一下惬意的午后时光。

如果您家里来了客人，想开个聚会，那就去肉肆、鱼行、瓜果店采购食材吧。

如果您是位女性，推荐您去珠宝行、胭脂铺、绸缎店。在西市，布料店分许多种，比如绢行、丝行、布行、帛行、绣行等。

如果您是个读书人，可以逛逛书肆、乐器店、印刷行。

如果您是个体育爱好者，可以逛逛骡马行、刀枪店、鞍辔店。

如果您想看看热闹，街边就有人在玩杂耍，比如吐火、顶杆、魔术、叠人、走索，还有算卦的、拉琴卖唱的，应有尽有。

您可能会问，偌大的长安城，只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区？

真诚地回答您：它们只是两个中央商务区，毕竟长安的常住人口有数十万，最高峰达100万，两个商业市场肯定是不够用的。因此，在百姓居住的坊里，也有许多店铺，尤其是茶肆、酒肆，堪称里坊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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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宵禁后灵魂还是自由的

遍布街头的书店，是如何自西汉发展至今的？丨京华物语

在北京，遍布街头的书店已经成为人们的“城市书房”。那么，书店的历史又可以追溯至何时呢？古籍文献中的记载显示，中国的书肆（书店前身），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而自清乾隆年间起，书肆业便成为琉璃厂的主体行业，对北京城的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琉璃厂》，马建农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3月版。

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

我们论述琉璃厂书肆业的发展，就不能不介绍一下北京书肆业的源流。

乾隆年间琉璃厂示意图。

“书肆”，我们今天称之为书店，古代又称为“书坊”“书林”“书铺”“书堂”“书棚”“经籍铺”等。中国的书肆，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曾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是现存古籍文献中最早提到“书肆”的记载。

北京历史上的图书贸易活动，最早出现在唐代后期至五代初年。据《契丹国志》卷十四记载，阿保机之长子耶律倍曾“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一次购入典籍数万卷，虽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但若数量很小，绝非能以“数万卷”而描绘。由此可见，至少在五代时期幽州地区的图书贸易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书肆的经营实力初见端倪。

但是北京地区的书肆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是从辽始的。

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雕版印刷技术广泛普及，这使得图书的大量复制、生产成为可能，并且带来了我国古代出版、发行业的飞跃性发展。当时的中原地区，刊刻图书已经是极其普遍的文化活动，并且逐渐向外影响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区域。位于北方的幽燕地区，自然也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辽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并入辽朝版图。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陪都，即辽南京。辽南京作为陪都，是契丹人吸取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和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北京的书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

木活字版。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北京古代书肆的兴起，是由辽代契丹人崇佛开始的。辽代的统治者契丹人对佛教极为尊崇，其崇佛之盛远远超过北宋，而南京城的佛教活动最为活跃。《契丹国志》记载，辽南京城“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在这些庙宇中，许多高僧在朝廷和贵族的支持下，有组织地进行各种经藏的整理、刊刻和发行传播活动，这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辽南京城的雕版印刷和书肆的兴起及发展。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佛像中发现大量辽代刊刻的经卷和其他印刷品，共计160余件。这些面世的雕版印刷品和诸多写本中，除了非常珍贵的《契丹藏》等藏经之外，还有《蒙求》等民间流行的图书，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南京城（今北京）雕刻的。

在保存较为完整的《称赞大乘功德经》的题记中，明确记载为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在燕京雕刻，并记有“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尊”等四名刻工的名字。在《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Ⅲ卷上记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营造”的字样，《上生经疏科文》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等字样。其他经卷中，留下刻工姓名的也有很多，动辄数十人，其刊刻作坊的规模和刻工数量极为可观。在这批发现的雕版印刷的出版物中，既有卷轴装的经卷，又有蝴蝶装的图书，其工艺水平及刊刻技艺十分出色，与中原地区印刷品的刊刻水平颇为接近，足以显示当时辽南京城的雕版刷印的水平。

在我国的古代，图书的刊刻与流通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这些刻坊既刊刻经卷，又刻印普通书籍，并对外销售。在《燕台大悯忠寺诸杂赞一策》中，还开列了悯忠寺所印行的各种经赞，这可以说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图书发行广告。这些为寺院刊刻经卷的民间刻坊，在其刊印雕版印刷品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书肆，成为北京地区早期的图书出版、发行者。

此外，契丹统治者仰慕华风，对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族先进文化态度积极。辽代的创始人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熟悉汉人情况，在建立契丹王朝的过程中，得到一大批汉族士人的支持。辽太宗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一套礼乐制度，并将年号改为“会同”，意喻要努力促进幽蓟地区农业文化与塞外游牧文化的汇合，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辽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对中原地区汉族典籍文献的输入和学习。辽会同九年（946年），辽太宗灭后晋，曾将大量汉文书籍掠送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同时，辽朝利用辽宋之间的榷场贸易，尽可能输入中原汉文书籍。然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北宋对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实行文化封锁，书禁甚严。宋景德年间，朝廷下令：“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宋神宗熙宁年间，再申此令。

北京鸿远堂刻印的《满汉字书经》。

而辽代统治阶级又极为需要学习中原汉族文化，辽朝统治区域的少儿启蒙常常以汉人诗词为教材。按辽朝规定，参加科举的学子，所读的典籍也多为汉文经典图书。在这样的文化需求刺激下，一些书贩便往返南北，私自携带图书进行贸易，书贩和书肆由此而活跃于南北两地。苏辙在《论北朝事宜札子》中记述：“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访闻此等文字贩虏中，其利十倍。”从北宋贩书至燕京可以获得十倍的利润，足见当时北京地区书籍市场的需求量很大，可以看出北方少数民族对吸取中原汉族文化的迫切心情。如此高额利润，自然使得南北两地的书贩像候鸟一般奔波于辽宋之间。当时的北宋书禁甚严，对辽朝统治区域进行严格封锁。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书贩们的贩运“热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贩书于辽南京城。正如苏辙所云：“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然而，仅仅靠从北宋贩书到辽南京，仍无法满足辽代统治区域的文化需求，一些书肆便开始刻印汉文书籍。据《渑水燕谈录》记载，北宋张云叟出使辽朝时，“闻范阳（即今北京地区）书肆亦刻子瞻（苏轼）诗数十首，谓之《大苏集》”。苏辙出使北辽时，也曾发现苏轼的诗集——《眉山集》被南京城的书肆翻刻。仅苏轼的诗集就被翻刻数种，足见北京书肆业的活动十分活跃。

大都的书肆已经形成完整的行业规模

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城，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并将汴京城的大量金银财宝以及宋朝的法驾、冠服、礼器、乐器和秘阁图书等一并劫掠到北方，当时被掠至北方的还有北宋地区的一些书肆的雕版工匠。这对于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能力和书肆的经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女真人入主中原，于金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成为中国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此时的中都城内坊巷众多，人烟稠密，经济较前有很大发展，商业活动极为活跃。这一切，为中都城的书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基础。

金代的书肆、刻坊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分布范围广泛，除金中都和山西平阳之外，从正定府、大名、蒲州、太原、运城，到莱州、曲阜等地，书坊甚众，而且各地寺院的刻经、刻书也颇为常见，经营十分活跃。当然，在各地的图书、经卷的刊刻中，官刻则集中在中都城，山西平阳也有一部分。这些官刻的图籍所依据的多为从北宋掠夺而来的木版，金代统治再予以翻刻。这样就使得中都城成为金代的出版中心。当时的中都书肆不仅刻售汉文书籍，而且为保持本朝的民族特点，还将汉文书籍译为女真文刊行。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据宋朝的《崇文总目》下诏购求缺少的书籍，金泰和元年（1201年）又令官员购求遗书。从金统治者的几次大规模下诏购书活动中，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女真族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渴求，同时也可以看出金中都书肆发展的基本轮廓。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给北京地区的书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给社会风气以极大的影响，中都城钞书、刻书之风极盛。据《宋史·洪皓传》记述：洪皓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而这些钞、刻图书的活动大都是通过中都的书肆进行的。各个书肆所刊刻、出售的图书，重在满足民众的需求，其所刻售之书多为医书、类书和民间的说唱诸宫调。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记载金中都的文献甚为稀少，人们对中都城的书肆活动也不太注意，以致金代的书肆发展状况长期不被重视。

雕刻饾版。

元定都大都城后，日益重视学习汉族文化，大力倡导文治。正如明代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自序》所说：“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在元朝攻打南宋统治地区时，常常对被攻略的城池中的图籍、珍宝等进行搜掠。《元史·世祖本纪》中对元军南进时搜掠各地图籍典册有许多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右丞相伯颜率军进抵芜湖，“得船两千余艘及军资器仗、督府图册符印”。随后。又在江南诸郡的征战中，“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元军攻陷临安以后，伯颜“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北掠至大都城。元军的这些劫掠，刻意搜敛南宋宝玩是直接目的，但其对图籍的关注也足以说明了元代统治者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器重。

由于元代统治者逐步采取尊经崇儒、兴学立教以及科贡并举、举贤招隐的文治政策，为书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大都城的书肆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大都城的书肆，为满足正常的文化需求，大量刻印销售正史正经，还迎合科举需要，大批刻印纂图互注的经书、子书、韵书以及各种经书的新注、史书的节注。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都城内已经出现了专营某类图书的专业书肆，当时的窦氏“活济堂”就是专门刻卖医书的书肆。而汪谅经营的汪氏书铺则主要经营文学类图书，其所刻售的《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原为建安余氏“勤有堂”所刻，书版几经辗转后被汪氏所购，便将书牌改为“金台汪氏重刊”。一部典籍的书版从南到北数千里辗转，没有一定的经营规模是难以交易成功的。专业书肆的出现，表明北京地区的书肆刊刻专业化程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元大都城的书肆规模和经营水平远远超过了前代。

元刻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

元代北京书肆业得到明显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定规模、有相对固定场所的书籍市场的形成。在城内的省前东街，出现了“文籍市”，文人学士购书不必再各处搜求，免去四处奔波之劳。这同辽、金时期的书肆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说明当时的北京书肆业已经开始形成相应的规模，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业，这与北京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元代大都城的教育也十分发达，早在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窝阔台汗就下令在燕京设立学校，选派蒙古贵族子弟、文书子弟和燕京汉官子弟共同入学。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下诏在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置“国子监”，二十六年（1289年），又在大都城设立“回回国子学”。元朝统治者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大都城教育的发展，除了“国子学”等，大都城内私学、塾学也颇具规模。教育的发达，吸引了各地的学人，高丽、安南、日本等国还派出大量留学生到大都学习。与此同时，元朝周边的附属国也纷纷到大都朝贡，众多的文人学子和留学生、朝贡使臣成为大都城内书肆的重要顾客，极大地刺激了书肆业的发展。在高丽的汉语教科书中就曾经讲到在大都城的书肆中购买到《三国志平话》，《朴通事》中谈道：“我两个部前去买文书去来。买什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大都的书肆已经不是简单地满足一个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而是与大都城的国际大都市文化同步发展。这清晰表明，此时的北京书肆业与辽金时代书肆的发展初期大不一样，已经形成完整的行业规模。

出现专业化分工对古代书肆发展具有突出意义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明代的北京不仅仅是全国的政治统治中心，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中央所组织的大规模文化活动，如科举、编修大型图书等，都为这座城市的整体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作用下，北京的书肆业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书肆行业的经营出现了显著的进步，书肆经营的图书品种、经营方式以及经营规律等都出现了全新的特征。明代北京书肆已经形成行业内刊刻、批发、流通等各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明显，书肆网点分布集中化、经营活动规律化等特点，充分显示北京书肆进入了成熟发展期。

琉璃厂古书摊。

明代北京正阳门至大明门的朝前市是北京的主要商业区域，此外，在东华门外的灯市、都城隍庙的集市也是北京城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在这些商品集市中，都设有书肆或书摊。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及东、城隍庙及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胡应麟的这段记述，实际上只是将北京城内主要的书肆活动记录下来。

其时，在北京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固定的书肆。叶德辉在考证古籍版本时记录说：“正阳门内巡警铺对门金台书铺，嘉靖元年（1522年）翻刻元《张伯颜文选》六十卷。”这家历经元、明两代的书铺还翻刻了大量的宋、元旧版图书，像《正义注解史记》《名贤丛话诗林广记》等。在金台汪氏书铺附近的岳家书铺也是一个颇为著名的书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琉璃厂的来薰阁与裴英阁合伙购到一部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就是岳家书坊刊印的。该书上图下文，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双栏黑口，卷末有“弘治戊午季冬金台岳家重刊”启示牌记十二行。此书官私书目未见著录，可谓海内孤本，在《西厢记》流传下来的内容完整的各个版本之中，此书时间最早。后来中国书店曾经在其他古书的衬页中发现两张元代刊刻的《西厢记》残页，将该书最早刊刻时间上推了100余年，但其只是残页，最为完整的还是金台岳家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的刻本。像这样的书肆北京还有很多，而且他们的经营活动与北京市民的文化需求密切结合。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书店（首图供稿）。

据郑士德先生在《中国图书发行史》中介绍，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明代宣姓的墓葬中，曾经出土“永顺书堂”刊刻的唱本11册、南戏《白兔记》1册，为成化年间刊本，刊刻时间为明成化七年至成化十四年（1471—1478年）。这些唱本的封面上分别印有书名，如《说唱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断乌盆传》《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等，封面上还同时刻有“北京新刊”字样。由此可以看出，“永顺书堂”应为北京城的一家书肆，而且其主要的出版物是适应城市市民阶层文化消费的文学唱本。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的北京书肆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刊刻、发行的类别分工，其销售针对性十分突出，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北京书肆的发展水平。

明代北京书肆开始出现行业内刊刻、批发及零售明确分工的经营格局，书肆业的专业化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这个行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成熟化。明代手工业作坊的普遍发展、商品供给的不断丰富以及社会经济发达，使北京的城市手工业作坊的分工愈加细致，商品供应的类型也逐渐细化。这对于北京书肆业乃至全国书肆业都产生很大影响，书肆业也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形成图书刊刻、批发、零售的具体分工和专业经营。

对于明朝的“聚书”之地，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这样描述：“今海内书，凡聚书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所谓“聚书”就是图书的集散地，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图书批发中心。其文中所说的“燕市”即北京城。尽管我国古代书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刊刻图书与销售图书一体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前店后厂”，并成为中国传统的书肆经营模式，但就明代所出现的“聚书之地”而言，从图书刊行和销售的社会化发展的角度看，书肆业出现这样的专业化分工，对古代书肆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意义，它为图书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行业框架结构。

明代北京书肆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内容与北京的重要文化活动相呼应，充分显示出这个行业对文化的依附性和对北京文化发展的互动作用。明代北京书肆业的发展，充分体现出为应试举子和那些“做文官、弄学问”的封建士大夫服务的特点。北京每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纷纷入京，最多时达万余人。加上中央政府中的大批官宦以及太医院、国子监、钦天监、四译馆、翰林院、顺天府学等文化机构的官员，共同组成巨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对书肆业的发展形成了直接的刺激作用。

20世纪60年代来薰阁书店店面（首图供稿）。

贡院考场前形成的三年一次的图书集市和城内“朝前市”的书肆、国子监附近的赵氏书铺等都映衬出书肆业大发展的景象。而且，不同地点的书铺针对其相应的服务对象展开其相应的经营内容。以国子监附近的赵氏书铺为例，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记载：“弘治十年（1497年）国子监前赵氏书铺刻《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十卷，《须溪精选集》后八卷，别集一卷。”居于正阳门商业区的汪氏书铺、岳家书铺多刊刻的是北京市民阶层喜好阅读的唱本，而位于国子监附近的赵氏书铺则选择的是文人诗集，鲜明的经营差异充分体现出明代北京书肆与相应的文化氛围相呼应的经营特色。

原文作者/马建农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