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 |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建军精神的基本内涵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建军精神的基本内涵

作者：姚亚平

今天是八一南昌起义95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的纪念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为什么是三个伟大事件？

因为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是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起点，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日，是我们党武装夺取的新篇章，南昌起义还开始铸就了伟大的建军精神。

现在我们探讨建军精神，就要联系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我们党的历史抉择。“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面对风云突变的大变局、翻脸快于翻书的派、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国向何处去？革命的路怎么走？中国人民跟谁走？都取决于中国怎么办？

我们在历史的紧要处做出了重大“选择”：

一是我们党在抉择。1927年这一年，从4.12到7.15，中国遭受了失败，却决不屈服。虽然起初的应对很幼稚，但不到四个月，党很快反应过来了。“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要革命，就“只有实行斗争这一途径”“非暴力建立自己的不可”。党果断地停止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立了武装抵抗的总方针，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是我党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把危机变转机、变挫折为转折而做出的正确抉择；而建军精神是中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正确抉择所孕育的伟大精神。

二是革命者个人也在选择。比如贺龙就选择了“听党指挥跟党走”，这是他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1927年6月在武昌，他对周恩来表示：“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的话，决心和、汪精卫这些王八蛋拼到底。”（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怀念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

7·15刚两天，贺龙就在20军连以上军人大会上讲：“现在革命到了危机关头，我要跟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在九江，谭平山告诉贺龙起义一事，贺龙说：“听的。”

7月31日下午在起义动员大会上，贺龙告诉20军官兵：“我们今后要听从的领导，绝对服从的命令。”（《贺龙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9月初，贺龙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瑞金时，光荣地加入中国。在入党仪式上，他向党旗宣誓：“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10月3日在流沙会上，贺龙说：“我不心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贺龙说到做到，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到湘西，整合三支队伍共400人，到1928年2月，已经发展到千多人。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

再如叶挺，北伐名将，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但面临选择时，他毫不含糊，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受命担任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在汀州的党员大会上，叶挺讲话：“员是什么？就是带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神，还叫什么员？”潮汕地区作战失利后，叶挺又遵照中央的指示，和张太雷、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再看卢德铭的选择：他受中央命令，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8月6日到达靖安上富时听说南昌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只得返回修水，安顿好部队后，只身前往中央汇报，后按照党的命令，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叶挺和卢德铭三位都与南昌起义有关，分别担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总指挥。为什么他们和广大党员、革命者一样，在紧要关头，都选择了跟着党的旗帜，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决定？就是因为救中国于危亡、为人民求解放的初心不改、信仰不变。信仰上的坚定，才有政治的成熟；政治上的成熟，才有意志的坚强，才有行动上的正确选择：铁心跟党走。

所以，建军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忠于理想，坚定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每到历史的转折处，每临突发事件、形势变局，面对乱云飞渡，沧海横流，都有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站稳立场，听党召唤，站到历史的正确一面，占据历史的主动性。

建军精神，是谁的精神？毫无疑问，是我们军队的精神，所以是“听党指挥”，但同时也是、甚至首先是我们党的精神。

南昌起义始建军，谁建的军？当然是中国建的军，而建军精神就是党在独立领导武装反抗、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独立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出的伟大精神。

首先，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是党对起义坚持领导、党的决定得到执行与实施的过程。南昌起义的酝酿、发动与打响的全过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和党的前敌委员会全过程地领导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决定和实施执行。

在中旬以来酝酿的基础上，7月18日的临时中央常委会议研究了武装反抗派的部署，准备联合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再次北伐。决定动用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部队，以及朱德原第3军军官教导团，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间未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年谱》第117页。另见《瞿秋白年谱长编》第218页）

中央决定一下，各方立即行动，贯彻执行。

会后，周恩来召中央军事部成员开会，指定由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同时，朱德也在会后奉中央命令潜回南昌作起义准备。

7月20日，根据中央部署到达九江的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负责干部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决定向中央建议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独立发动“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并“建立新的政府”。（《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7月24日，瞿秋白将“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到武汉后，中央常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会议最终决定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了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

26日，中央常委会又在汉口举行会议，听取了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传达国际25日的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并决定派出中央代表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国际和中央的指示。

这样，党为加强对起义部队和起义行动的全面领导，起义前就至少有3次会议讨论决定。起义部队的南下中，还不断接受和执行的指示，整个起义和转战闽粤湘赣的所有行动按照的部署和指示的，都是在前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比如，前委在8月26日、8月31日、9月7日在长汀、9月23日晚、9月26日在汕头、10月3日在普宁流沙等，至少召开过6次会议，传达并执行中央指示，研究和领导作战行动等事宜。

其次，南昌起义时，从中央领导个人到前委班子成员、从起义领导到全体党员都坚决地拥护党的领导，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特别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以及贺龙、朱德、叶挺、等起义领导人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决议。

7月26日，周恩来立即奉命在和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后，就举行第三次九江会议，传达中央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同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人讨论南昌起义的部队部署和土地纲领等问题。会后，派邓中夏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计划。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立即按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并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决定贺龙兼代第2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第2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决定成立前委参谋团，为参谋长。对起义的行动计划作出部署，起义时间由原定28日改为30日晚上。

前委会议结束后，7月28日周恩来在第20军军部会见贺龙，面告起义计划，并征求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的话，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按照前委决定任命贺龙为起义部队总指挥。

再次，南昌起义中，广大党员和全军将士自觉地听党指挥，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这是对我军建设发展规律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我军力量源泉的科学归纳。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绝对听党指挥，开端于南昌起义。我党从南昌起义到三湾改编、再到古田会议，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军队，建设一支能真正践行党的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南昌起义是党独立创建和绝对领导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也是我们军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这一军魂铁则光荣传统的历史开篇。

学习南昌起义这段党史军史，学习建军精神，首先就会让人想起一个字，这就是——“敢”！

面对派的屠刀，在有人犹豫不定、有人左右观望、有人迷茫绝望的形势下，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革命先辈以忠诚的理想信仰、坚定无畏的政治勇气，敢为人先的先锋精神、勇于担当的革命胆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当机立断，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的担当，打响了第一枪。

当时，形势越来越紧张，“到了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回忆），叶贺部队就有危险。“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才决定8月1日在南昌起义。”（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

南昌起义是中国从中国实际出发，顶住国际的巨大压力，在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作出的重大决策与重大行动。对于南昌起义，国际的态度犹豫不决、模棱两可，“不许俄国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罗米那兹还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南昌起义也是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起义前夕，张国焘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后就召集会议、7月29日又连续向在南昌的前委发出两封密电、7月30日在南昌的前委会议上，更是要南昌起义持“慎重”态度。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在7月31日，前委扩大会议作出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

时任中央常委李维汉回忆说：“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于以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贺龙后来回忆：“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坚定，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做出的很大贡献。”

南昌起义还是一次不畏强敌、排除万难、英勇善战、敢打必胜的英雄壮举。当时，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我军部兵力约2.3万人。而驻江西的军有：驻九江的张发奎部1万余人、驻临川的金汉鼎部3千八人、驻吉安的王均部1.4万人、驻大庾的黄绍竑9千人、驻赣州的钱大钧部7千人。另外，程潜部、何键部都有部队驻扎在江西。虽然敌数倍于我，但我起义官兵仍一往无前，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在南下的艰苦转战中，有的人牺牲了、有的人脱队了、有的人叛变了，最困难时只剩下七八百人。在这危急艰难之时，朱德挺身而出：在三河坝，率部阻击，以抗击之众；在茂芝会议上，作出掉头西进的正确决定；在天心圩，用理想坚定将士的信心，部队没散，人心不乱。朱德说：“我是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转引自国防大学《八一精神研究》，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正是这种勇于担当，力挽狂澜，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才得以保存，并走上了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革命的火种最终燃成燎原大火。

现在，江西的革命斗争有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全史》《中央苏区史》《中国苏区史》《土地革命战争史》《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而唯独没有南昌起义史。

为什么呢？可能是人们觉得南昌起义就是南昌城里那几天的事。

南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霹雳闪电，毫无疑问，建军精神是这一伟大的英雄壮举所迸发出来的伟大精神力量。但是，南昌起义不能理解为就是南昌城里那几天的事。1961年周恩来在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指出：“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总书记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南昌起义的过程、我军创建的过程，其时空范围至少涵盖了从1927年7月的中央酝酿、决策，到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打响，再到1928年4月的朱毛会师，甚至到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而建军精神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过程中伟大历史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

2021年，我们开始立项研究、正在撰写《八一南昌起义全史》，现已列入国家“十四五”出版规划。此书就是要全过程地反映这一历史过程，反映南昌起义的英雄部队在党的领导下一路鏖战、血拼、奋斗，一路撒下革命火种，一路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

建军精神就是不畏、不惧强敌、不怕牺牲、一往无前、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要战胜一切困难而决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南昌起义是“两个结合”的创新尝试，也是我们党创建和领导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南昌起义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绩，涌现出灿若星河的功勋战将，培育出荡气回肠的建军精神。

当年，参加南昌起义有2.3万余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就四处追寻起义参加者线索，通过广泛征集、发函查档、实地走访、研读史料等多种方式，建立和完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从建军70周年的104位、建军80周年的858位、建军90周年的1042位（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042位又牺牲了近400人）、增加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1066位。202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又新增了54位，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增至1120位。

参加南昌起义的人群中，走出了党和国家、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和将领：1位共和国总理，4位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聂荣臻、），7位元帅（朱德、、贺龙、陈毅、聂荣臻、、），4位大将（粟裕、陈赓、许光达、张运逸），5位上将（萧克、周士第、杨至成、赵尔陆、陈奇涵），7位中将（唐天际、聂鹤亭、郭化若、彭明治、赵镕、谭甫仁、谭家述），6位少将（王云霖、李逸民、周文在、袁也烈、廖运周、张树才）。

南昌起义更是铸造了我军的军魂。8月1日黎明，南昌起义一成功，周恩来就站在南昌起义总指挥部的台阶前说：“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领导了。”

油画《八一南昌起义》　黎冰鸿绘

南昌起义初步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和措施。

起义前，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作为党领导起义部队及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起义中，起义部队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机关。为加强和保证党对起义的领导，中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的作用高于一切”，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转引自国防大学：《八一精神研究》，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号召全体官兵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

起义成功后，周恩来主持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3个军，特别是在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初期，在军队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基本制度和原则，这是南昌起义的一个创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南下过程中，我们党又从整顿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编制入手，不断地进行理想教育、整编部队，加强纪律。比如朱德率部在千里西进上井冈的过程中，就进行了“安远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崇义上堡整训”，使党的领导得到加强，部队的思想得到统一，组织更加健全，军事训练更符合实战，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朱德终于把这支南昌起义留下的革命队伍带出绝境，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并成为实现井冈山会师的骨干力量。“朱德同志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从南昌起义诞生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的军队，不同于当时新旧军阀的军队，甚至也不同于现在诸如美国的所谓现代国家的军队。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个“新”，新在哪里？

新型就新在：它是中国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成立后的所有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党在军队性质、军队任务、军队纪律、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反对雇佣制、优待俘虏兵等一系列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上，都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国家学说、军队学说、武装夺取的学说的理论指导和实际运用；同时，又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国人民讲正气有骨气、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兵的战略战术、兵民理论的基因传承和文明底气。

正是因为这“两个结合”，南昌起义部队在艰苦南下和西征战斗中，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勇于探索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路子。继之后，南昌起义部队也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湘南起义中又努力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制定颁布实施《土地分配法》，这一系列措施为自身的成长壮大、为整个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正是因为这“两个结合”，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南昌城诞生、在井冈山锻炼、在古田定型、在以后的战火中成长壮大，其军队是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其将士是一群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革命军人，其军史是一段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敢打胜仗、能打胜仗、会打胜仗的光辉历史。

建军精神，就是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军队建设的伟大理论来激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伟大力量的创新活动中孕育的伟大精神。

南昌起义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打响了挽救中国革命、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它是被赶尽杀绝时英勇反抗的一个英雄壮举，

它是命悬一线时绝地反击的一种不屈精神，

它是逆境中的震撼人心的一种奋起的力量，

它是在黑暗中照亮历史的一束希望之光，

它是我们百年党史、民族复兴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

唐代李白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今天，我们纪念南昌起义95周年、纪念建军95周年，就会想起那只大鹏，这就是1927年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就是1927年我们党创建和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以及那个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孕育的伟大的建军精神。

让我们永远铭记党的历史功勋，感谢我们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弘扬伟大的建军精神！

秋收起义简介、经过、历史意义以及影响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秋收起义前后，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公开宣布以武力镇压反法西斯的活动，开始建立了法西斯的。次年5月，尼加拉瓜独立运动领袖桑地诺发表政治宣言，开始了抗美游击战争。1928年6月，日本在东北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坚决清算了，中国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成立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派的总方针，并通过了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的计划。

　　8月中旬，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并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9月初，又从长沙到达安源，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方案。紧接着，奔走于湘赣边界一带，积极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首先破坏了粤汉线上的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然后，各路起义军按照原计划进军。

　　当日，一团即从修水出发，很快就越过湘赣边界，准备经过长寿街向平江进发。这时，敌人也已在平江增加了兵力。在即将到达长寿街时，四团突然叛变，一团因而腹背受敌，伤亡200多人，被迫撤出战斗并向南转移。

　 　10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后，于次日到达萍乡。起义军在老关歼敌一个排后，占领了老关。接着，二团乘胜进军，相继攻克了醴陵、浏阳，直接威胁到了长沙。长 沙的派听说后，十分惊恐，派重兵赶往浏阳镇压起义军。二团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虽然英勇奋战，但部队仍损失了三分之二，浏阳也得而复失，二团 被迫撤退。

　　11日，三团在的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当日就攻占了白沙镇。12日，三团又占领了浏阳县东门市。14日，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进攻东门市，三团与敌人激战六个小时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退。

　 　在派和各地地主武装的疯狂镇压下，三路起义军都被迫撤退。9月19日，起义军在浏阳县的文家市会合。当晚，召开会议，讨论了部队进 军方向问题。会上，根据当时中心城市中敌人实力比较强大的真实情况，认为现在攻占中心城市已经没有了可能。而湘赣边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物产丰 富，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因此，他主张向湘赣边界进军，并在那里创建革命根据地。

　　20日，同志亲自向工农 革命军全体官兵阐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到湘赣边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深刻道理，使部队官兵深受鼓舞。随后，就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湘赣边界 向井冈山进军了。起义军沿着崎岖的山路，甩开敌人的追击，于22日抵达芦溪镇。23日，在芦溪镇遭到敌军突袭，起义部队仓促应战，伤亡数百人，起义军总指 挥卢德铭也壮烈牺牲。起义军冲破敌人的堵截后，为摆脱险境，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莲花县进发。25日，攻克该县县城。接着，部队继续前进，29日到达了江西永 新三湾。此时，起义军已剩下不足1000人。

　　为了巩固并发展这支刚刚诞生的工农武装部队，29日晚，召开了会议，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了改编。部队经过改编后，面貌焕然一新，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也增强了。

　　革命部队于三湾改编后。继续向南进军，10月底到达井冈山的中心地带茨坪，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至此，秋收起义部队，在以为首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率领下。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到达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开创了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军队得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一条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革命战争年代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一步步地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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