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燕（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3日11版）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本称《书》，冠以“尚”，可作“上古”解释，是为“上古之书”，又可作“高上”解，说明《尚书》的至上地位。此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组成，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尚书》与甲骨文、金文一起，并称查考中国文化源头的最早文献。《尚书》成于春秋战国年代，作者已不能考，分《古文尚书》[1]《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真《古文尚书》逸失，存世者唯《伪古文尚书》。当下通行本《尚书》，今、伪古文《尚书》合编，“真伪掺半”。[2]

《尚书》命途多舛，一波三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追述《尚书》出世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辨伪遭遇，探析《尚书》史学曲折变化的源流行迹。概要述之，即为：今、古文《尚书》与今文经的时兴、刘歆《古文尚书》推崇、杜林获《漆书尚书》及“古学大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近现代疑古余绪。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毁六国史书民间所藏儒家典籍亦一概付之一炬，《尚书》难免，然其稍得传留，只为一位名叫伏生的书生冒着危险，私匿《尚书》于壁中。汉惠帝四年（前191），“挟书律”解除，儒家合法地位恢复，各种古代典籍被逐次搜集。文帝时，征召熟悉《尚书》的学者，于是找到伏生。[3]伏生口述《尚书》，也只得28篇，因记录时使用当时汉朝文字，故称《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28篇，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继今文经行世，又有《古文尚书》武帝时自孔壁出。《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4]

《汉书·艺文志》录《尚书》，首列“古经四十六卷”。所谓“古经”，即《古文尚书》，亦称《逸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其内容多出十六篇，此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5]

《汉书·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以上，《汉书》不厌其烦多次记载《古文尚书》来由，可见班固对这本书的重视。

班固之前，司马迁对《古文汉书》已关注有加。司马迁自述：“年十岁，则诵古文”[6]。这里的“古文”即以古文记写的《古文尚书》等经典。《史记・儒林列传》云:“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

班固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这是说，司马迁曾拜孔安国为师，致力于《古文尚书》研究，巨著《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既兼采《今文尚书》，又着重择取“古文”内容，阐述“古文”遗意。[7]司马迁也注意到《尚书》散佚的情况，他说过：“《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唯为浅见寡闻道也。”[8]

这里需提及张霸献书《百两篇》事。《汉书·儒林传·孔安国》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9]

张霸东莱人，汉成帝时将《尚书》二十九篇析为百篇，又采《左传》《书叙》内容作书首尾，合一百零二篇，后人称《百两篇》。张霸所献书章法紊乱，文辞简陋，中书校览否决。张霸献书被否的另一个原因与其父有关。张霸的父亲有弟子尉氏樊并，樊并造反作乱死，牵连张父，也影响张霸献书。故虽有“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张霸书最终被黜。

尚书学专家刘起釪认为：张霸的百两篇伪书虽被废黜了，但所造“百篇《书序》”却留传后世，而且被称是孔子所撰。“这就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使张霸的创作变成了真历史。”刘先生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孔子……序书、 传”。“序”本是排列之意，但张霸却利用它伪造为孔子作了 “书序”，从此历代奉为经典，直到宋朝才有人怀疑这问题，现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实际，百篇《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于张霸“百两篇”。[10]

《汉书·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此处提及的《尚书》，又是一个本子，人称“河间献王本”。其实，查《史记·五宗世家》，有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这样的话，关于《尚书》只字未提，至今渺然。

《汉书·楚元王传》云：“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汉书·楚元王传》）刘歆（前50－23年。）字子骏，又名刘秀，京兆郡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著名学者，深研经学，擅文字，受命从事宫廷图书整理，曾协同父经学家刘向编定《山海经》。汉哀帝时依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谋杀王莽，被诛。

刘歆与其父刘向，皆研究易学出身，刘向后应汉宣帝诏，治《穀梁春秋》，颇有成绩。刘歆与父亲同在秘府，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尘封罕见的珍贵典籍，他对古文《春秋左氏传》发生兴趣，恰逢丞相史尹咸也在研习《左传》，于是“与歆共校经传”。

《左传》“左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即使少数人看到此书，亦因其以不同于西汉文字的“古文”记载，只在文字训诂方面用力，所蕴深意，不及探析。与此不同，刘歆研究《左传》，将“经”与“传”对照来读，引传文解经，“转相发明”，“章句义理备焉”。[11]

刘歆在研究《左传》的同时致力于《古文尚书》处境的改变。《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 成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汉书·艺文志》）。这里说的“中古文”，就是皇室“中秘” 所藏《古文尚书》，亦即那部孔安国所献至为珍贵的孔壁《古文尚书》。[12]

刘歆意欲立《古文尚书》为学官，遭到反对，刘歆特撰《移书让太常博士书》[13]指出：孔子与古文经具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孔子从来看重古文经典，序《书》、制《春秋》以明“帝王之道”。夫子逝，秦火燃。道统绝，道术灭。汉兴七八十年来，立学官，置博士，唯重“今文”而轻“古文”，煌煌一部《尚书》，只赖《今文尚书》独立支撑，“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移书让太常博士书》指责当下太常博士于府内所藏《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视而不见，“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刘歆着重指出：当据汉宣帝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成例，将古文经，包括《古文尚书》列为学官。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14]孔壁《古文尚书》出世，因“巫蛊仓卒之难”而未得传扬。至刘向刘歆父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本书的存在依然懵懂少知。刘歆撰《移让太常博士书》，倡言立《古文尚书》为学官，道孔壁古书来历，其效果让《古文尚书》脱出尘封，彰显学林，由此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前后汉交接的时代，《古文尚书》地位逐步提高。前述刘歆推崇《古文尚书》，刘歆之后又有杜林发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以为教材，收徒授学，进一步扩大《古文尚书》的影响。《汉书·儒林列传》记曰：“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15]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记有杜林生平：杜林字伯山，扶风郡茂陵人。父杜邺，汉成帝及哀帝时为凉州刺史。杜林自幼酷爱学习，强记博闻，家里藏书既多，舅家张竦父子又擅属文，具文采，杜林师从张竦，学有所成，被称为“通儒”。

割据一方的隗嚣闻杜林节志学问，欲与其交往，任用他为持书平，杜林称病辞去。隗嚣再三挽留，林谢绝。隗嚣虽恼恨在心，亦不得已，就说道：“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如若史上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为之无奈，就当师友之交，任其随意吧。”此后又悔，遣人追诛，未成。

史载光武帝也想重用杜林，听说杜林回到三辅，即引见并征其为侍御史，向他询问有关今古文经及西州的事情。悦其才名，赐以车马衣被。学界众人知杜林因名德尊荣，愈加敬畏。

关于杜林获漆书《古文尚书》，《后汉书》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16]

《东观汉记‧杜林传》记载：“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经。”[17] 李荣陛：《尚书考》考证云：“盖东京之所以尚古文者小学，而林夙有传授，能精之，所以得古文《尚书》漆书只一卷，归自西州，辄服中原古文之徒，为一代治古文者之宗。”[18]

关于漆书由来，王国维《观堂集林》说道：“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一卷，此卷由来，迄无可考。虽后汉之初，秘府古文书，已亡《武成》一篇，然杜林所得，未必即秘府所亡，又西州荒裔，非齐鲁比，则此卷不能视为西州所出，疑亦孔壁之写本。”[19]

史书记录杜林招收门徒，广传古文尚书，重点说到几个人，如郑兴、卫宏、徐巡等。《后汉书》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又载：“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20]

关于卫宏《后汉书‧儒林列传》有关于他的记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21]

卫宏为杜林漆书《尚书》作《训旨》，徐巡作《音》，贾逵作《训》，马融作《传》，以后又有卢植作《章句》，郑玄作《注》。以上郑玄注书，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为\"集大成”者。

历永嘉之乱，中国典籍又遭劫难，一时群经散逸。司马氏亡走江南，立东晋，提倡搜求经典。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尚书孔传》，[22]即附有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史称《伪古文尚书》。南朝齐姚方兴在梅献本《舜典》中添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伪装古文尚书》由此“定型”。查《史记》《汉书》，没有提到过《孔安国传》及《孔安国序》，这些成为梅氏献书作伪的证据。

梅赜所献《尚书》虽论为“伪书”，然其所含伏生三十三篇今文经，属真经不疑，珍藏史料应属有功。其他二十五篇，毕竟保存古史，可资后人研读，有益无害。至于孔传，虽是伪造伪托，但章句合理，条分缕析，情理暢顺，亦可资益者多，后人评其为历来书学研究的上乘。也是这些原因，梅献《古文尚书》传世可读，最终没有失传湮没。

历史走到了唐代，《古文尚书》更是流行。陆德明（约550-630年），为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其留于后世的有《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等。《经典释文》30卷，考证古音，兼辨训义，引用14部文献，其中有《古文尚书》。

孔颖达（574—648年），唐著名经学家、孔子第31世孙，奉诏主持编定《五经正义》，含《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集汉、魏、晋、南北朝经学之大成。其中《尚书》所据为《古文尚书》，即梅赜本，把梅赜本《尚书》视为真本，把伪《孔传》作为正注，而以六朝至隋出现的各家“义疏”之说作为补充解释 \"经”和“注\"的\"疏”。

如此撰成《尚书正义》，被立为官定本《书经》颁行全国。这就是后来 《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注疏》本。自此以后，孔传本一跃为正宗，成为文士研习的唯一范本，也是明经考试的标准读本。伪孔本《尚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注本终至于消亡。[23]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唐朝史学家。《新唐书·刘子玄传》记刘知几“年十二，其父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24]可知刘知几所处时代人们于《古文尚书》之重视，因自幼受到的影响，刘知几以后编《史通》，将《古文尚书》列为大家，优礼有加，遑论“古今真伪”。

如果说直到唐代，《古文尚书》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没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假，而把它看成是探视古代的最早信史，那么自唐以后，人们开始查询它的渊源由来，并不断发出质疑的提问。[25]宋朝音韵学家吴棫首先就《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发声。吴棫说：“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26]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云：“疑古文自吴才老始。”[27]

至于宋朝，大儒朱熹也就《古文尚书》真假问题质问：凡传世文字语气与著文者所处时代关系密切，必或明或暗镌刻印记。《古文尚书》言语气象卑弱，不似先汉文字厚重，此为一疑。

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

朱熹又曰：“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 ，古文乃壁中之書 。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 ，以伏生書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28]

至明代则有梅鷟对《古文尚书》作深入辨析，辨伪搜证，广泛而缜密，撰《尚书考异》，被视为尚书学史上的里程标记。当代学者刘光胜说：真正从学理上走出关键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书考异》。如梅考辨古文《尚书·君陈》一句：“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梅指出：古文《尚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袭自《礼记·缁衣》；“尔惟风，下民惟草”，袭自《论语·颜渊》，只有“尔其戒哉”为晋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刘文认为：梅既考察《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又逐条考证，详细列出其抄袭的资料出处，抉摘《古文尚书》文献造伪之痕迹，如同抓捕盗者，获其“真赃”。[29]

至有清一代，主张严密考证的汉学得到提倡，这也推动了《尚书》学的长足发展，《古文尚书》辨伪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应时而生。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侨居江苏淮安。他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向实证学风转型的标杆人物，开启汉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撰《尚书古文疏证》八卷论证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又撰《四书释地》《潜邱札记》等。

注释：

[1]关于佚失的《古文尚书》信息，可从《左传》、《墨子》等古籍中查考，“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引刘起釪：《尚书》学源流概要，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2]《今文尚书》为伏生本。汉初伏生口传晁错，以隶书抄录，共28篇。《古文尚书》主要指使用籀文写成的孔壁本，又有河间献王本、杜林本等。

[3] 伏生（前260年-前161年）又称伏胜，字子贱，济南（今山东滨州 ）人 ，秦博士。以今文《尚书》教齐鲁间。文帝求能治《尚书》者，年九十余不能行，使晁错往受之，为今文《尚书》学开山。

[4]《汉书·艺文志》载：“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5] 《汉书·艺文志》。

[6] 《史记·太史公自序》。

[7] 《史记·儒林列传》。

[8] 《史记·五帝本纪》。

[9] 西汉末期有纬书《尚书璇玑鈐》（赵传仁、鲍延毅：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年，第619页。)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此为背景，东莱人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