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汉定都西安，东汉却定都洛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都城的选择往往伴随着国家形势和战略需要的变迁。刘邦，西汉开国皇帝，选择了关中的长安作为国都，这个选择看似理所当然，但实际上，西汉真正的国都却位于洛阳。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则做出了与刘邦相反的决策，他放弃了长安，将国都定在了洛阳。这两位创立皇朝的皇帝背后的决策背后，蕴含着许多深刻的原因和考量。

西汉的国都定在长安，这看似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长安地处关中，地势险要，有天然的天险护卫。此外，长安的地理位置也相对靠近黄河流域，便于从全国各地征收税粮和物资，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要发展区域。这个选择为西汉王朝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然而，东汉时期的情况与西汉时期有所不同。刘秀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面临着与刘邦不同的挑战。虽然刘秀也统一了一部分地区，但他面对的局势更加复杂。在刘秀周围，有许多异姓王国，如燕王臧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以及齐国故地的田横，他们的势力分布在洛阳的东边。如果刘秀将国都设在洛阳，那么洛阳就会直接暴露在这些异姓王的攻击范围之内，因为洛阳到这些势力的地盘并没有太多的自然防御措施可言。因此，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刘秀最终选择了将国都定在洛阳以东数百公里的地方。

刘秀的谋士娄敬和张良也支持这一决策。他们认为，虽然洛阳有一些自然的防御地形，但并不足以抵挡来自东线的威胁。他们强调了关中地区的天然防御优势，认为这个地方更适合作为国都。娄敬指出：“秦地被带山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虽百万之众而可立具也。” 这种战略考量最终促使刘秀将国都设在了关中的长安，而洛阳则成了战略中转站和对抗异姓王的重要据点。

除了战略因素，刘秀还考虑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洛阳地处黄河流域，这个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发展带，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物资。在洛阳定都的情况下，刘秀可以更方便地征收东部地区的税粮和物资，以支持自己的统治。此外，洛阳距离刘秀的起家地南阳非常近，南阳在东汉时期地位相当于明朝中都的凤阳，是帝乡，对于东汉王朝的稳定和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刘秀选择将国都设在洛阳，可以就近接纳东方的资源，维护王朝的稳定。

总的来说，刘邦和刘秀分别选择了长安和洛阳作为国都，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考量。这些决策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因素，以及统治者对国家前景和安全的不同看法。这些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不同朝代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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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经营邺城十几年，为何曹丕一登基就迁都洛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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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今河南洛阳市境内，有两处古洛阳城遗址静静矗立，悄然记录着繁华过往。相较于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雍容华贵，汉魏洛阳城遗址却显得更加沧桑，充满历史的厚重感。白云苍狗，繁华易逝。这座始建于西周时的古城，曾在540余年的都城岁月中几经沉浮、屡遭损毁；所幸其生机不绝，并先后成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多个的首都。

汉魏洛阳城遗址。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截图

其中一道“生机”，来自于三国时代的曹魏。昔董卓入京，废帝鸩后，又避关东联军之伐，于退守长安前纵火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千年古都，付之一炬；以致汉献帝东归后，也只能暂住在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而洛阳宫之重建，便始于武帝曹操、成于文帝曹丕、兴于明帝曹叡。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天子至许，“奉天子以令不臣”，借颍川之利经略河南。九年（204），曹操破冀州、拔魏郡，下邺城，逐渐将政治、军事重心转移至邺；至十八年（213），曹操“进公爵为魏王”，建魏王国，“始建魏社稷宗庙”。尽管如此，曹丕在取代汉祚后，仍将首都定在了洛阳。

兜兜转转十几年，洛阳再次胜出。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曹丕放弃经营十几年的邺城而再次选择它呢？

说是“放弃”，倒也不妥。因为曹魏名义上的都城，共有五个。

案《三国志·文帝纪》：“（曹丕）改许县为许昌县。”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可知曹魏五都分别为谯、许、邺、长安、洛阳。除首都洛阳外，其余四都可理解为“陪都”。

曹魏的五个都城。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为什么要选择这五个地方？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注》载：“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五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长安不仅是西汉首都，还是挟制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重镇，战略意义可见一斑；只是谯县虽为曹氏祖地，却并无太大作用，当为曹魏迎合汉代颇为流行的五行学说而设。

与之相比，许、邺、洛阳三都曾做过曹魏的军事、政治中心，地位也相对更高。自汉献帝迁都至许，此地便是朝廷所在，曹操为汉司空，开府治事，谋取河南，仍需汉政府发出命令。对于这种情形，曹操并不满意：在割据势力林立的情况下，想要北定中原，当以邺城为根基。然而，北方大定后，邺城的条件又比不上洛阳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说：“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曹魏从许到邺，再从邺迁往洛阳，正是为了应对不同形势；以此为前提，再综合经济、战略、地理、政治等多个因素，即可得出“最优解”。

曹魏的发展，离不开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奉天子都许。此前，许县为颍川治下，政治资源优越。故曹操令荀彧负责典举，招揽大批“汝颍奇士”为己所用。汉时，河南地区的发达地段当属洛阳一带；但也正因如此，它才会受到董卓荼毒，并成为乱世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许昌远离这种纷争，受破坏程度较轻，更有利于日后发展。

在“奉天子”当年，曹操还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一边投入军队，一边又招募流民在许下屯田；同时又兴修水利，挖掘运河粮道。此举颇有成效，“其时岁则大收”，“得谷百万斛”。在击败袁绍后，曹操花费数年时间攻破冀州，拿下邺城，曹魏的第二个阶段，由此之始。

影视剧中，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曹操将自己的霸府（从司空府到丞相府）转移到邺城，无疑是明智之举。一方面，随着曹操权势越来越大，其与汉献帝以及一干旧臣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国舅董承曾以献帝“衣带诏”为由，联合刘备、种辑、王服等朝臣密谋诛曹，即为明证。另一方面，袁绍虽亡，袁氏余党尚在，仍掌控着不小力量，随时有可能反扑。再加上虎视眈眈的乌桓、鲜卑各部，曹操势必要花费更多时间，方能将其一一清扫。这正是曹操建安五年（200）击败袁绍，却在建安十三年（208）才荡平北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若无邺城为基，曹操花费的时间或许会更长。如前所述，邺城之所以会成为曹魏的奠基之地，根本原因在于：邺城在交通、地理、经济等方面都有突出优势，这就让曹操在征讨北方其他割据时占尽了先机。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夫邺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时固有都其地者。战国之世，赵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赵。汉之末，袁绍不能有其险也，入于曹操，遂能雄长中原。”

太行山脉西麓地势险峻，为并州屏障，其东麓却地势平坦。邺城居于此，北经邯郸直达幽州首府，南渡黄河行至河内、东郡，毗邻青、兖、徐三州。陆路之外，邺城还与漳、洹、黄河等水系相连。曹操移居此地后，继续兴修水利、挖沟造渠，充分发掘了邺城的水陆交通网络，从而提高了钱粮、物资的运输效率。

邺县及周围水系。来源/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邺城不仅是北方的交通枢纽，还被誉为“天下之重资”，经济条件不言而喻。有河北平原与诸水系加持，邺城自先秦时便以物产丰盈、人口稠密、储备雄厚著称。曹魏经学家卢毓（卢植之子）评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冀州优渥的水土资源，让邺城得以快速发展；而邺城的发达，也进一步带动了冀州。及至汉末乱世，“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带甲百万，谷支十年”。邺城的战略意义，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群雄割据时期，邺城凭借其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更让其成为乱世中的必争之地。汉末袁绍据冀州时，其谋士沮授曾描绘出一副战略蓝图：

“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可惜袁绍终究未能把握住优势，终为曹操所败。而后者在击败自己的头号大敌后，也曾举棋不定：接下来，是继续北上，一鼓作气解决掉袁氏余党？还是乘胜南下，讨伐荆州刘表与渐成气候的江东孙氏？

对于曹操的犹豫，荀彧力主前者：“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在其劝说之下，曹操“远交近攻”，对于北方的袁氏余党与刘表，予以数次打击；同时又册封孙策并与之联姻，试图暂时稳住江东孙氏。

曹操将日后的作战方略确定为“先北后南”后，便开始利用邺城的交通优势进行作战。历史上，曹操数次北征，皆是以邺城为中心。在进行战斗后，他又会立即返回邺城进行修养与补给，并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

曹操以邺城为中心出兵平定北方示意图。来源/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若继续坚持都许，将会面临着“汉臣反扑”与“运输不便”两大棘手难题。更为关键的是，许都还将受到来自荆州、江东的威胁。如官渡之战前夕，孙策“阴欲袭许”；刘备寄居荆州时，也曾劝说刘表偷袭许都。这些枭雄对许都虎视眈眈，不仅是因为其为天子所居之地，是名义上的“汉都”，也是因为其为曹操老巢，拥有出色的经济条件与交通优势。是以，曹操将大本营安置在邺城，便能有效提防南方势力的偷袭。而曹操身在邺城，也能兼顾到许；纵使其临时有变，他也能率军迅速赶赴战场。

尽管定都邺城好处良多，但曹丕登基后，仍将洛阳定为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此为曹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乍一看，这似乎是曹丕的决定；实际上，曹操尚在人世时，就已经打算将军政中心逐渐转移回洛阳了。日本学者安田二郎也认为，定都洛阳是曹操的既定方针。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兵败汉中，“引军还长安”，十月“军还洛阳”，次年正月再次“至洛阳”，旋即“崩于洛阳”。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又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曹操年轻时曾任洛阳北部尉，他命人修缮自己昔日的办公地点，无可厚非；但其所修建始殿，却在日后成为曹丕、曹叡“朝群臣”之地，这就不是临时起意了。

影视剧中，曹操在洛阳宫殿设宴。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据历史学者陈苏镇推测：“重要性仅次于建始殿的两座建筑（指崇华、嘉福二殿），应当也是曹操时着手或计划修建的。”崇华殿为文帝理政之地，犹如“办公室”，曹丕临终前在此任命司马懿、曹真、陈群为辅政大臣；至于嘉福殿，则为其寝宫。这几座重要宫殿皆出自曹操之手，足见他对洛阳宫重建计划的重视。

此外，汉中太守张鲁投降后，曹操曾将汉中数万户百姓迁至邺城、洛阳，亦能说明曹操晚年对洛阳的刻意经营。甚至可以说，曹操这些举措，正是“向世人透露要恢复洛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意向”。如此一来，曹丕践祚之后才会秉承其父遗志，定都洛阳，并继续向河南地区迁徙大量士家。

曹操、曹丕父子对都城的选择，彰显出曹魏战略重心的南移：北方大定后，邺城的作用相对降低；面对东吴与西蜀的联盟，曹丕定都洛阳，方能更快、更及时地应对吴蜀两国。这与曹操以邺城为王基之地的逻辑，是一致的。

洛阳既然能成为东汉首都，其在经济、地理、政治上的优越性，便毋庸赘言。我们更应当重视：曹丕迁都洛阳，于曹魏的发展有何益处？

一是更好地配合南下战略。诚然，邺城的交通优势突出，但曹丕要征讨东吴，它难免鞭长莫及，远不如洛阳乃至许昌方便。上文已述，位于江东的孙策曾“阴图袭许”，说明江东对许昌能形成一定威胁；反过来看，曹魏若从许昌或是洛阳出兵，也能快速集结军队，并利用周围漕运优势，对东吴形成有效打击。

洛阳周边河流分布图。来源/周勋《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用水研究》

换言之，许、洛同样能承担交通枢纽的地位，从而减轻物钱粮、物资在运输上的压力。历史上，曹丕数次征讨东吴，皆是以洛阳、许都为根据地。正因如此，曹丕代汉以后，被冷遇多年的许都反而有兴起趋势，它承担了一部分都城的军政职能。

曹丕广陵之役示意图。来源/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曹丕三道征吴路线示意图。来源/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二是曹魏出于正统观的宣扬。洛阳自古以来被视为“天下之中”，占据地理上的正统。见上文所引，沮授建议袁绍“复宗庙于洛邑”，荀彧主张“修复旧京”；以及诸葛亮北伐前所作《出师表》，亦是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口号。可见在天下士人心中，洛阳的正统地位深入人心。

曹丕代汉，仍面临一些压力，所以他迁都至洛，并提升许昌（汉帝所居之地）的政治地位，都能有效宣扬其法统与地理上的双重正统。反观偏安一隅的吴蜀两国，因缺少地理上的正统，不得不大量遥领与虚封本国官员，以彰显其“不弃是土”的决心（详见：凉州是曹魏地盘，刘备怎么还能任命马超为“凉州牧”）。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在汉时本被称作“雒阳”或“雒邑”。汉以火德自居，故“洛”去“水”而加“隹”。至曹丕代汉，以土德自居，谓“土，水之牡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变‘雒’为‘洛’”。以火生土，是为五德相生，意喻汉魏更替乃是和平禅让，二者为相生关系，方可证魏之正朔；然洛阳为“水”，水克火，有“灭火”之意，这竟又成为五德相胜了……

参考文献：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9.9

3、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3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6

5、谭其骧：《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6、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