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彭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名字。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搜集了大量情报,并为政府除掉了很多反叛者,还为除掉了很多政敌。戴笠被称为“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的人物”。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曾向提出,要见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但这位位高权重的多面军统头目曾经也因为资历浅没地位不受特务处的待见,而的保举推荐无疑成为他走向巅峰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关键。
培植亲信:选择鲜肉,给大权不给高位
1932年,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但在特务处处长的人事安排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各方一共向蒋保举了六个人,其中有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持不赞成态度。经过对各方面推荐保举的人选反复比较平衡,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但在蒋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是久历宦海风波之人,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经历让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中国要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抓住军队、政党、财政、特务这四根支柱,这四个方面必须依靠亲信的人把守。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外,几乎别无出路。
不仅如此,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予大权,但决不给高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年,干来干去,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简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好容易混到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年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可见蒋对特务控制之严。
揣摩上司,赢得满意
戴笠对的心理、性格的研究,也可谓精细入微,揣摩至透。比如,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泛滥。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是,对特务工作,蒋又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对手、勾结日本人等,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对的这种心理早已揣摩,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对的指示也只作脑记心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二字,究竟奉谁之“谕”,不作解释。对这种不留痕迹的办法十分满意。
当军统势力越来越大时,戴笠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秘书周念行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资治通鉴》一类的历史名著。周念行是戴笠在江山县立文溪高小的同班同学,曾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留学,对中国历史有相当造诣。每当周念行在讲史中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笠更心有所感。尤其当周念行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特务周兴、来俊臣,虽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氏所杀时,戴笠不禁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戴笠曾经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