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品20万件，我只推荐这25件

首都博物馆（新馆），2006年5月开馆，位于西长安街的西延长线上。从地铁木樨地站出来，往东南方向走300米左右即到达。

首都博物馆内部，分为互不连接的两部分，一个叫方厅，一个叫圆厅。

首都博物馆保存、陈列反映北京约70万年人居史、3000多年城市史、800余年京都史的珍贵遗存，也收藏和陈列着众多中华文明的瑰宝，总数超过20万件。以下是博主为您精心挑选出30件国宝。

让我们先从圆厅说起。

圆厅里面常设有北京古代佛塔文物展、燕地青铜艺术精品展、古代玉器艺术精品展等。

燕地青铜器，以伯矩鬲、班簋和云雷纹高足豆为代表：

西周早期青铜器。此鬲自盖钮至足，通体装饰着七个牛角飞扬的牛首兽面纹。

盖内及颈内壁铸有铭文：“在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记载了贵族伯矩为纪念燕侯赏赐贝币而铸此鬲。

牛是商周祭祀中最高规格的祭品，贵族占卜也常用牛肩胛骨，因而牛首是青铜礼器纹饰的常见题材。

但如伯矩鬲这般多达七个牛首的造型却极为罕见，体现了时人对牛的特殊感情，是世所罕见的青铜珍品。

班簋，又称毛伯彝，是西周中期青铜器，曾为清宫收藏旧物，收录于《西清古鉴》。

班簋四面有4个兽首环耳，整体造型为侈口，圆腹，低圈足，口沿下饰弦纹和圆涡纹，腹饰四组兽面纹，四耳上饰兽头，呈象首状，首背依附器壁，下有垂珥，呈象鼻状，底端向内弯曲长垂成足。

班簋腹内底铭文多达198字，记述了贵族“班”追随大贵族“毛公”东征的史实，这一史料与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

战国中期青铜器，此豆的器盖翻转过来便成为高足盘。

这种细长柄、盖有三足的铜豆，是战国时期燕文化特有的造型，婀娜灵逸，宛如美人起舞，体现了燕文化特有的审美追求。

古代玉器精品展，代表器物有金代青玉龟游荷叶佩、明代子刚款樽和李莲英翠扳指：

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

玉佩为一块玉料对剖制成，以浮雕、透雕技法琢出荷叶、茨菰及水草纹，单阴刻线呈示叶脉，荷叶中心各凸琢一只伸头相向爬行小龟，背面以粗犷的工琢刻出枝梗。这种纹饰称为“龟游”，寓祥瑞之意。

墓主葬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是北京地区首次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女真贵族墓。

明代玉器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是北京和苏州。苏州琢玉的代表人物为陆子刚，生活于嘉靖、万历时期，所制玉器选料严格，大多为新疆和阗青玉。

工艺采用绘画透视等技法，并将诗文印款琢于玉器之上，将中国书画艺术与玉器工艺完美结合。

樽是盛酒器。此玉樽为新疆和阗玉，把下有阳文篆书“子刚”两字款，是迄今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带“子刚”款的玉器。

扳指是骑射之具，初见于商代，到清代已演化为纯粹的装饰品。

此扳指高2.5厘米，直径3厘米，通体光素，琢磨细腻，绿色鲜亮浓艳，极为精美。

这是当年戴在太监李莲英大拇指上的，在李莲英墓出土，颜色翠绿，透明度极佳。

在古代佛塔展览中，这两件佛像最为代表：

北京丰台区王佐乡瓦窑金代僧塔遗址出土。

此像结跏趺端坐，头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塑一小化佛阿弥陀佛，宽额丰颐，丹凤眼微倪，额部中央饰白毫，樱桃般小嘴略露一丝微笑。

造型体现了宋代注重现实人生的审美情趣，具有宋代佛像和陶瓷艺术的鲜明风格特点。

妙应寺白塔出土，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制。

由整块黄檀木雕刻而成，正面镶嵌一块彩绘木盖，木盖外面彩绘哼哈二将，内面竖行墨书观音偈：“念彼观音力，能救世间苦，愿以此功德，众生同得渡。”

龛内上方雕观音菩萨坐像，下方置木质圆盒，盒内奉有舍利于等圣物。

圆厅内部有旋转楼梯，可盘旋上下。这是内景：

这是圆厅顶楼：

接下来到方厅参观。

方厅里面设有北京历史文化常设展览、老北京民俗展、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古代佛像艺术精品展等。

在瓷器展厅，有以下几件最为珍贵：

1955年出土于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这件瓷塑像高67厘米，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

菩萨像头戴宝冠，宝冠上有小化佛，已残。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裙上饰联珠璎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十分繁缛。

菩萨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气质高雅。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神态优美，呈观水中月姿势，故称水月观音。

1970年出土于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居住遗址。出土时，碎为48片。2003年，国内著名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受首博之托，对凤首扁壶进行修复。

此器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一种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

凤首扁壶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采用模制成型，壶柄以手捏塑成型，壶体为雕镶成型法，最后琢成整体，是一件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珍品。

北京海淀区出土。此僧帽壶束颈、鼓腹、圈足，鸭嘴流，扁平柄，通高19.7厘米，口径16.3厘米，底6.7厘米。

此壶颜色白里透青。柄上贴塑云头形花片，壶盖卧入佛冠形口内。胎质细腻，釉面莹润。

僧帽壶是元代创新的品种。僧帽壶是蒙藏地区佛教僧侣做法事时的用器，寺院所藏多为明清时烧制的。

元代景德镇烧制的僧帽壶，目前国内收藏仅此一件。

清雍正时期制作，高21.5厘米，口径3.5厘米，底8.2厘米。通体以珊瑚釉作地，以珐琅彩绘碧桃和翠竹。腹部和颈部各有一只小鸟，蜜蜂飞舞于花丛，一派鸟语花香、春意盎然景象。

该瓶造型线条优美流畅，装饰及工艺技术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彩绘讲究、造型秀美、纹饰细腻、构图考究，表现出了雍正时期珐琅彩发展特点和官窑器物的整体风貌，国内仅此一件。

北京顺义辽代净光舍利塔基出土。

壶体高27厘米，口径3.3厘米，是一个坐着的童子形象，头戴莲花形花束冠，身穿对襟长袍，长袍的袖口、衣褶和飘带都清晰可见。童子五官端正，双目微闭，神态自若，手中捧着一本经书。

童子的身体中空为壶腹，莲花形头冠上设计有壶口，用来注水。童子所捧经卷上端的长方形孔就是壶嘴，而壶柄则在童子的身后。

这件执壶以儿童作为壶的整体形状，把壶的各部分功用都巧妙地融合在人体各个部位里面，器物造型、功用颇费一番功夫，是北宋定窑瓷器中匠心独具的一件作品。

在古代佛像艺术展中，最为代表的是这一件镀金铜四世班禅像，说膛内藏有四世班禅生身舍利。

铜镀金四世班禅像，位于佛像展厅出口处的独立展柜中，系由四世和五世班禅大师的司膳官罗桑丹增创作的。做工精细，造型逼真，充分体现了西藏匠人出色的铸造工艺和精湛的雕刻手法。

从大师样貌上看，此件作品采用清初开始普遍流行的写实主义风格，其相貌不同凡俗，后脑勺奇大，额部鼓起一个小包；双目睁视，鼻梁挺直，双唇抿起，下颌尖凸，颧骨高隆；内着僧坎、僧裙，外披袒右肩袈裟和僧氅，衣纹流畅有力；右手置右腿上结触地印，左手置脐下结禅定印。

据莲座上刻着的藏文铭文说，此像内膛奉有四世班禅的生身舍利。

最后是历史陈列厅。一般来说，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直观的就是参观其历史陈列厅。

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商代中期的金器。共有两件，形制相同，重量不同。一只重93.7克，另一只重79.8克。

周长分别为39厘米、38.1厘米。外径12.4厘米，环截面直径0.4厘米。（拍摄时另一件外借展出了）

1977年平谷刘家河出土，商代中期铸造。

敛口，口沿外折，颈粗短，折肩，深腹，高圈足。颈部饰以两道平行凸弦纹，肩部饰一周目雷纹，其上圆雕等距离三个大卷角羊首，腹部饰以扉棱为鼻的饕餮纹，圈足饰一周对角云雷纹，其上有三个方形小镂孔。

造型凝重，纹饰细密，罍肩上的羊首系用分铸法铸造，显示了商代北京地区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水平。

克盉（he），与克罍（lei）一起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

克盉，通高26.8厘米，口径14厘米。酒器，圜顶盖，盖顶正中置半环形钮，盖沿处置一半环钮，上有环链与鋬相连。

在克盉和克罍的内壁，铸刻着相同的43字铭文，主要内容是讲周王在分封仪式上，褒奖了太保召公奭（shi）的功德，并且将召公分封在燕国作侯；太保还要留在国都辅政，实际就封的是召公的长子克。

克将这件事记述在青铜器的铭文中，克盉与克罍也由此得名。

可以说，克，就是最早建立北京城的人，而琉璃河一带就是最早的北京城所在。

克罍，通高32.7厘米，口径14厘米。酒器，弇口，圆肩，鼓腹，圈足，有盖。双兽首耳，衔环。一侧下腹部有一兽头形鼻，盖及器身肩部饰圆形涡纹，颈部及腹部各饰一凸纹和凹弦纹。

秦君神道石柱，1964年6月出土于石景山区永定河故道。共2件，东汉元兴元年（105）造。

秦君神道石柱柱顶佚失，柱身及柱础完整。柱首竖镌“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隶书，分刻三行。

该神道柱及阙残件是北京地区出土最早的有纪年铭文的石刻，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神道柱，阙顶内檐菱形莲瓣藻井在汉代石刻中亦属罕见。

唐代史思明墓出土，这个铜坐龙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铜坐龙实物。

马镫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型，亦称“鸡冠壶”、“皮囊壶”，是模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样式而烧制的陶或瓷壶。

出土于昌平区陈庄墓葬。这一对陶俑在骨灰龛前两侧相向而立，可能为墓主夫妇形象。男佣为典型的契丹男性发式，身穿圆领长袍，左肩有花头纽扣，脚穿尖头靴。女佣发式保留了颅顶发并扭成灵蛇髻，上身内着圆领衫，外套对襟短袄，下身着褶裙，脚穿圆头鞋。

清代皇帝服饰，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龙袍又称为吉服，比礼服略低一等，是皇帝在一般性的吉庆宴会、朝见臣属的时候穿的，也是常常见到的帝王服饰。

首都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龙袍，是清代皇帝吉服的代表。长150厘米，通袖宽200厘米。其最为珍贵之处是在袍服的衣领双肩、前胸后背、前后身下幅的不同部位，缂织了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十二章纹，故称“十二章龙袍”。

据说乾隆皇帝真的穿过这件龙袍，但只是穿过一回。（此件为复制品）

还有两件不在以上两厅内的特殊文物：

走进首都博物馆大厅内，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四柱三间七楼绿琉璃瓦的牌楼，上书“景德街”三个金色大字。

牌楼高9.74米、宽21.86米。四根红色的大柱立在汉白玉柱石之上，门额正面上画有金龙和玺陛的彩画，顶部覆盖着绿色琉璃瓦。

景德街牌楼是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北侧的历代帝王庙的配套建筑，建于1531年（明嘉靖十年）。历代帝王庙的庙门称作景德门，这个牌楼匾额也就被称作“景德街”牌楼。这座牌楼，曾经被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评价为北京古牌楼中构造形式最好的、雕作最为精美的。

1954年，景德街牌楼被拆除。在梁思成先生的请求下，牌楼在拆除过程中受到了特别关照：所有构件都在保持完整性的情况下被拆除，并对牌楼进行了多角度拍摄、测量构件、绘制图样、详细登记等，放在库房里封存。

2003年，在首博建馆工程进行的同时，景德街牌楼在大厅进行了复建，成为第一件文物和展品。

这件石碑，矗立在首都博物馆前广场的东北角。高6.7米，汉白玉石材。这就是目前京城最大的石刻文物、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乾隆御制碑分为碑身、碑帽、碑座三个部分，帽和座各有两个，一共五件。全碑总高6.7米，重40多吨，汉白玉石材，保存非常完好，碑身上全部是少见的乾隆正楷手书《皇都篇》《帝都篇》，由满汉两种文字写成。

这两篇文章是这个巨型石碑最大文物价值，是研究和展示北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刻有卷草花纹，精美异常。

该碑曾立于北京天桥十字路口西北方的"斗姆宫"内，1915—1919年间被移至先农坛。后因种种工程，碑的各个部件陆续被埋到地下，直至2005年才被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