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雪域天边守护神圣国土的人歌唱——读懂《天边格桑花》及其背后

5月31日，演员在隆子县玉麦乡文化广场表演歌舞剧《天边格桑花》。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5月31日，演员在隆子县玉麦乡文化广场表演歌舞剧《天边格桑花》。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曾经，这个乡只有三个人：父亲是乡长，大女儿是副乡长，小女儿是妇女主任。

听到这样的故事，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一家三口怎么可能组成一个乡？这个乡长也当得太容易了吧？

这个故事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昔日里的“三人乡”，就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的玉麦乡。

“阿爸，咱们为什么要一直守在玉麦啊？”“要是连咱们都搬走了，这里可就没有人了！”这是歌舞剧《天边格桑花》里的对话。

玉麦，位于拉萨东南约550公里的边防线上，行政面积达3644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以来，桑杰曲巴带着女儿卓嘎、央宗，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曾经的34年间，这里只有他们一家人！忍受寂寞却无比坚韧，一家人犹如盛放在祖国边陲的“最美格桑花”。

2017年10月28日，总书记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说：“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歌舞剧《天边格桑花》正是为唱响写在玉麦土地上的爱国守边赞歌而著，更是为传颂生在玉麦这片土地上的爱国守边精神而作。

放牧守边路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我的房梁连着我的雪山

我的白云缠绕我的天边

我的青山飘扬我的炊烟

我的牛群伴随我的欢颜

这是我的家园，这是我的家园

《天边格桑花》中的唱词，正是对玉麦这片遥远之地的速写。

玉麦，位于中印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很长时间“养在深闺人未识”。1991年，新华社记者首次报道玉麦，当时的玉麦被称为“玉门乡”。

因为长期只有桑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三人，玉麦又被称为“三人乡”，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

历史上，玉麦规模最大时也有20多户300多人口。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西藏改革的进行，高原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生产条件迅速改观，人们陆续迁出重山阻隔、交通闭塞的玉麦。

到1962年，荒草开始占领玉麦众多废弃的屋舍，这里只剩下包括桑杰曲巴在内的三户牧民。此后经年岁月，玉麦唯余桑杰曲巴一户人家。

生前，桑杰曲巴曾告诉新华社记者，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当时感到特别孤独，但他想玉麦是中国的领土，有土地就得有人，即便再孤独、再艰苦，他也得为这块土地留下来。

曾经，玉麦很远。尽管连通玉麦和外界的山路2001年就已修通，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11月的飘雪意味着长达半年的封山期即将开始，玉麦通往外界的公路会被积雪覆盖，车辆无法驶入。多年前，玉麦村村委会主任次旦扎西外出运输过冬物资，车子直接陷进了山上的雪里，等第二年雪化后才把车取回来。2017年春节前夕，新华社记者也曾尝试挺进玉麦，却因路面结冰、车辆无法通行而告失败。

雪花儿一片一片掉下了天空

牛儿踏碎冰河回到了河谷

漫长的冬日啊又一次来临呀

雪越大明年的草儿就越绿

——《天边格桑花》的唱词

曾经，玉麦很苦。因为地理气候特殊，玉麦的天和雨雪分不开，长不出一粒青稞，粮食要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日拉山运进来。“过去，每年11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乡民进出只能靠双脚。如果不赶在冬季来临前将粮食驮进山，漫长冬季只能挨饿。”玉麦乡乡长胡学民说。

你听那寒风用一天的挣扎

滋养寂寞无穷无尽的生长

长长的日子啊长长的期盼

孤独的牧歌在孤单的回响

——《天边格桑花》的唱词

曾经，玉麦很难。正如歌词所唱，由于偏远闭塞，在玉麦，就意味着要忍受孤独和寂寞。长年累月，这里只有3个人，对着几十头牲畜。由于长期见不到人，卓嘎、央宗姐妹的婚事也没有着落。巡山时，有不少70度以上的陡坡，上去要借助绑在树上的绳索，下来只能屁股着地一点点往下挪。

就是这样的艰苦地方，桑杰曲巴和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玉麦再苦，也是我们的家！”

虽然只有三个人，但仪式一点不能少。每次从县里开会回来，桑杰曲巴都会把两个女儿从放牧点叫回家，郑重传达会议精神。老人还手工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一家人举行升旗仪式。

“阿爸指着‘国旗’说，这就是国家，有国才有家。”在河边放牧的卓嘎满怀深情地说，“阿爸带着我和妹妹守护玉麦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栋房子，既是乡政府，也是我们的家。”

年少时，两姐妹跟父亲闹过多次，也曾期盼父亲带她们搬出去。“但阿爸说，如果我们走了，国家的这片土地就守不住了。”

桑杰曲巴老人去世后，守边的重任落在了姐妹俩身上。“每次赶着牲畜出山，最快也要一天，遇到风雪天还有生命危险。”妹妹央宗回忆说，“特别累的时候，我们也想过离开。但阿爸临终时说，如果我们走了，谁来守护这片土地呢？一想到阿爸的嘱托，就又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谁说漫漫长夜，是缝在天上的黑幕

熬过去，就会看到黎明的曙光

谁说纷纷雪花，是掩藏春天的白纱

迎上去，就会看见春天的阳光

——《天边格桑花》的唱词

高原隔不断深情，冰雪锁不住春风。在的特殊关怀下，玉麦日新月异。2017年，玉麦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远超西藏全区平均水平。

这一年10月28日，总书记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说：“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一定能建成幸福、美丽的小康乡，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这一年，投资5亿多元、总长50公里的曲玉公路开工建设；国家电网进驻，家家户户实现了WIFI全覆盖，玉麦人跟上潮流用起了微信支付；乡亲们搬进“幸福美丽边境小康示范乡”装配式结构“农家别墅”；此后，还迎来几十户新搬迁的居民。如今的玉麦，基层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无人自动气象观测站等投入使用，篮球场等活动场所拔地而起，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守边人安心了，守边的队伍壮大了，守边人的生活富足了。

2018年10月19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卓嘎、央宗姐妹的先进事迹，授予她们“时代楷模”称号。

边陲家国情

唱响爱国守边的时代赞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天边格桑花》导演加永江措说，《天边格桑花》这部歌舞剧就是要把“三人乡”守边的故事搬上舞台，让它传遍大江南北，激励更多人加入爱国守边的行列。

2018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一行九人到玉麦乡采风，加永江措就在其中。正值3月，料峭春寒，玉麦乡日拉雪山脚下冰雪未融，与外界连通的环山公路因雪崩塌方。

“当守边故事里的日拉雪山出现在眼前，自己才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而两姐妹却能坚守多年，敬佩之情涌上心头。”加永江措说。

时任玉麦乡党支部书记达娃向他们讲述了桑杰曲巴父女几十年守边的若干细节：冰雪封山的一天，桑杰曲巴用牦牛驮着病重的妻子翻越雪山，明知不可为，在绝望的风雪中，他仍毅然决然选择攀登。从小在昌都长大，生长在山中、经常翻山越岭的加永江措备受触动，于是产生了编导《天边格桑花》歌舞剧的想法。

《天边格桑花》编剧白冰说，即便是在条件这么好的今天，去一次玉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全年交通状况最好的时候正值雨季，也常有塌方，看到山上的落石从车边滚过去，颇有惊心动魄之感。“那时我就在想，过去条件那么艰苦，桑杰曲巴一家人坚守多年，他们值得被更多人认识。”白冰说，他是发自内心、带着感情，想要创作这部歌舞剧。

1981年出生的白冰是“藏二代”，父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号召到拉萨工作。在他的认知里，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离不开国家的力量；西藏取得‘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包括玉麦在内，西藏边境地区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的投入。因此，从西藏出发去理解国家认同，从玉麦出发去理解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切入口。”白冰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在西藏这样的边境地区，更能理解爱国守边的内涵和意义。遇见玉麦，创作的冲动和便油然而生。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一条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作为导演，加永江措对《天边格桑花》是有基本原则的：根据原汁原味的故事记录创作，不做更多的想象加工。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加永江措说，卓嘎、央宗姐妹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影响和带领下，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几十年如一日以抵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再苦再累也要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坚定信念，原原本本地呈现她们爱国守边的故事和精神，就足以打动观众。为此，他和团队多次前往玉麦采访，收集文献资料，挖掘故事细节。

2018年5月完成剧本第一稿；2019年完成剧本第二稿；2021年6月全面启动歌舞剧编排工作……

今年5月31日，耗时超过4年的《天边格桑花》在玉麦乡实现首演。7月12日，首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市金城公主剧场开幕，《天边格桑花》作为开幕大戏荣耀上演。

“不要忘记自己的颜色，火堆只要燃着，日子就不会难过，不要忘记阿爸说的，我们是红色的。”身着民族特色的服装，饰演卓嘎、央宗的两位演员次仁央宗和罗珍在舞台上随着音乐歌唱、起舞。

“冒雨在玉麦的夜里听着四面风声，剧本文字背后的情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其中，这个边境村庄特有的孤独感让我不禁自问：这三十多年，卓嘎姐妹如何度过？”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工作20年的次仁央宗说，参演这部歌舞剧本身，是对演职人员的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让自己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有国才有家

像格桑花一样，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加永江措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艺术家的使命，就是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是《天边格桑花》希望达到的效果。

在没有专业舞台、灯光的玉麦乡广场，音乐响起，演员们瞬即进入情景角色，在广场上为观众表现出了最佳状态。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起伏。

人群中，56岁的白玛坚才看得格外认真，他是剧中邮递员的原型人物。“我15岁就在给玉麦乡送信件报纸，夏天还好，能骑马，冬天下雪只能徒步背着信件翻越雪山，那时真是苦极了。”

“我想起小时候，卓嘎奶奶给我们讲她阿爸的故事，看了表演，他们放牧守边的场景好像就在眼前，我长大以后也要守护这片土地。”玉麦首演现场，台下的旦增片多入了迷，她说，村里这几年变化很大，修好了路，建起了房子，学校里也有了更多的小伙伴。

央宗的儿子索郎顿珠今年27岁，现在是玉麦乡玉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这次演出的台词特别触动我，说我阿妈他们‘心中有一把火’，这把火是玉麦的火，而现在到了我们这一辈守边人手中，将继续燃烧并传承下去。”索郎顿珠说，“我会和父辈们一样，在这里见证玉麦的变化，玉麦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答案不言而喻。《天边格桑花》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也凝聚了人们的力量。

加永江措介绍，《天边格桑花》今年以山南为主，已在隆子县、曲松县演出15场，计划今后两到三年内，到西藏21个边境县实地演出，让西藏边境县的居民们都能看到当下的歌舞剧，增强边民爱国守边的理想信念。

卓嘎、央宗是“爱国守边的最美格桑花”，但她们从事着最普通的工作。

2021年，卓嘎被授予“七一勋章”。“当时我想知道国家级荣誉获得者的生活是怎样的，结果到了她家中，看到她和妹妹依旧放牛、劈柴、熬酥油，做着放牧人最普通的事儿。”去年8月，又一次去玉麦采风的白冰回忆道。

在那辽阔壮美的天边

这里森林怀抱着雪山

在那辽阔壮美的天边

漫天遍野盛开着杜鹃

我们是天边的格桑花

——《天边格桑花》的唱词

实际上，在西藏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还有很多像卓嘎、央宗这样“普普通通”的守边人。《天边格桑花》描绘的不仅仅是卓嘎、央宗的故事，也是边境线上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缩影。

“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用双手守护自己的家园，用双手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美好，就是这群‘普通人’正在做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也是《天边格桑花》这部歌舞剧想要呈现的。”加永江措说。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书记周后有表示，《天边格桑花》既是一部现实爱国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思政教育课，是打造“高质量文艺作品”的具体行动。

雪域高原上，腰杆纤细、花瓣小巧的格桑花在风中摇曳。格桑花虽纤细小巧，却能经风雪、耐严寒，在雪域严峻的气候中奋力生长，尽显顽强坚韧的品质，恰如长年坚守在高原边境一线的守边人。

巍巍喜马拉雅，皑皑雪山耸立。360多万西藏各族儿女以“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为神圣使命，争做盛开在高原边陲的天边格桑花，坚定不移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和幸福家园建设者，化身为守护祖国边陲的一个个坐标！（张京品、陈尚才、田金文、刘洲鹏）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全世界最接近灭绝的苏门答腊象，它们的困境鲜为人知

云南野象北迁持续引发关注，据最新消息，截至6月6日，北迁野象群目前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乡活动，人象平安。自象群“离家出走”以来，监测显示，象群迁徙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

人们难免会困惑，野象为何会离开家乡，一路向北？在全球范围内，象群的出走，乃至对人类社会的闯入，并非只发生在云南。在遥远的苏门答腊，随着森林栖息地急剧萎缩，象群现在不但更加频繁地闯进村庄，而且更加难以吓退。在《死亡区域：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一书中，欧洲动物联盟（Eurogroup for Animals）副主席菲利普·林伯里在全球范围内做了一次大开眼界的调查之旅，逐一关注十多种标志性的物种，考察了大量工业化农业在动物面临的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该书有关于象的章节中，林伯里指出了全世界最接近灭绝的苏门答腊象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棕榈仁粕作为驱动工业化养殖的饲料，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而工厂式养殖的扩张反过来刺激了对棕榈仁之类廉价饲料的需求。于是，大片土地被开垦改造成生产动物饲料的单一作物田，而不是用来生产粮食。苏门答腊日渐稀少的象群则属于这个程式中被逼出局的输家。”

以下内容选自《死亡区域：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死亡区域：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英]菲利普·林伯里 著，陈宇飞、吴倩 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

作者丨[英]菲利普·林伯里

摘编丨安也

袭击者在“”后逃回了森林

“我们真的很担心孩子，”一个村民告诉我，“要是他们玩耍时我们不在怎么办？谁来救他们？”由于头天夜里遭遇了一场袭击，整个村子全民皆兵。警察也已到场，一时间群情激愤。

这是苏门答腊北部一个叫邦给（Bangkeh）的地方。我和几个当地人握了握手，他们似乎很乐于见到我们。这是因为，异国摄制组的到来意味着一个讲述故事的机会，而他们迫切希望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

激动不已的孩子们窜来窜去，一名身着祭服的男子则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旁。有些大人看上去恐慌不已。

在犯罪现场，到处有人指指点点，还有人在悄声谈论袭击者进出的过程。地上则散落着昨晚夜袭留下的凌乱证据：森林边缘有座简陋的木屋被从侧面掀开了，室内情况一览无遗，各色衣物杂陈其间。

那些被糟蹋得又湿又脏的衣物让人看了着实心痛，但居住其间的人显然完全顾不上晾衣服了：袭击者在“”后逃回了森林，心有余悸的村民担心它还会卷土重来。

袭击者很可能是被做饭的香味吸引，过来搜寻当地闻名遐迩的优质大米。虽然袭击者最后匆匆逃走，但说服它离开还是花了一番功夫，以至于警察不得不鸣枪警告。可惜事情还没完。

“每隔三个月它还会来一次。”村长萨里夫德维·阿吉（Sarifuddw Aji）叹息道。

那么，这个鬼鬼祟祟、专偷好米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隐藏在苏门答腊茂密的森林中。这里不但是老虎、犀牛、猩猩和马来熊等众多异兽的家园，也是濒危的苏门答腊象生活的地方。袭击村子的正是一头苏门答腊象。

这绝非一起孤立事件。人们认为当地生活着二十头左右苏门答腊象。随着森林栖息地急剧萎缩，象群现在不但更加频繁地闯进村庄，而且更加难以吓退。“这是苏门答腊最后一片没被糟蹋的丛林，”阿吉告诉我，“我们从来不到林子里去，可是因为这个地方不错，大象又跑到这里来了。”

整个村里的人胆战心惊，却又无可奈何。当地人不想伤害大象，但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他们也别无选择。“我们喜爱这些动物，” 阿吉说，“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它们。可如果政府不管，我们就只好按丛林法则来办了。”

那么，事情何以至此，大象的困境与发达国家对廉价肉食的需求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苏门答腊象。（WWF）

在苏门答腊岛，人与象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丛林之中，苏门答腊象巡逻队的营地迎来了第一缕曙光。为了防止野象同人类发生冲突，苏门答腊人专门驯化并训练了一小群野象作帮手，我来到此地，正是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在营地上的小屋里勉强熬过了一宿。当我向外张望依然昏暗的森林时，拂晓的天空下树影憧憧，四处传来野生动物的声音。连日来舟车劳顿，再加上长夜闷热难眠，我已是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由于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我没有衣服换，身上穿的也因为水蛭叮咬弄得血迹斑斑。下巴上胡子拉碴，可见我迫切需要刮胡子。虽然没有镜子，但我估计这副尊容不怎么雅观。

尽管如此，苏门答腊之行仍然令我激动不已。苏门答腊是个泪滴状的岛屿，位于印度尼西亚西部。这个地区一向以世所罕见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闻名，在全世界已知的物种中，苏门答腊雨林中的植物占10%，哺乳类占12%，鸟类则占17%。如此胜地无疑是我等野生动物爱好者难以抗拒的天堂。

巡逻队共有四头象，它们长着棕色的大眼睛和粗硬的睫毛，是一群无比温和的巨兽。象夫们一声号令，四头象便逐一蹲下，让他们爬到背上，坐在自己耷拉的大耳朵后面。随着矮树丛中一阵哗啦啦的躁动，队伍就上路了。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震撼：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物正列队行进，时不时甩动鼻子伸向前面的同伴。这支队伍在我的注视下转眼融入了丛林，蝙蝠那么大的蝴蝶在它们身边飞舞。我只能尽量快步跟上队伍。

象群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俨然慈母背负着孩子。此情此景固然令人动容，但我知道大象毕竟不是玩具熊。这不，仿佛是为了提醒我它们野性犹存，身边的一头雄象如同吹号般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响鼻声，震得我周围的地面都晃动起来。

苏门答腊象是亚洲象的三个亚种之一，另外两个亚种分别是印度象和斯里兰卡象，它们都比非洲的近亲体形稍小，用来扇风降温的耳朵也更为小巧。苏门答腊象约重5吨，站立时可高达9英尺，它们以各种植物为食，然后将植物的种子排泄到所经之处，起到维护雨林生态健康的作用。

巡逻队里所有的苏门答腊象都是昔日“打家劫舍”的野象，被捕之后接受训练，才开始协助人类约束它们在森林里的野生同伴。巡逻队的任务是巡视村庄、耕地和丛林的交界地带，一旦遇到有野生象群过于接近，就用烟花爆竹之类的东西将其逐出人与自然相争的区域。

象夫们对这些帮手十分温和，而且尊重有加。然而，当我听闻大象被训练成旅游消遣的工具，而且无论是从小圈养的还是野外捕获的大象，都要摧毁其心智、身体和精神才能驯服时，我还是沮丧不已。

一位环保活动家曾告诉我：“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我并不清楚这些象受过怎样的训练，而且侥幸地希望训练是温和的，但我还是无法坦然接受象夫邀我同乘，哪怕我在矮树丛中寸步难行，又脏又难受。

由于苏门答腊岛丰裕的丛林财富已经所剩无几，而且压力有增无减，人与象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巡逻队变得更加重要。

森林一旦被它们取代，便一去不复返

苏门答腊北部，尤其是亚齐省和以“勒塞尔生态系统”（Leuser Ecosystem）知名的广大热带雨林区，在整个东南亚残存的野生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勒塞尔生态系统从印度洋沿岸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占地超过260万公顷，涵盖两段大型山脉、两座火山和九大水系，是地球上最后一处能在同一片区域同时看到苏门答腊象、虎、犀牛和猩猩的地方。这里虽然尚有部分区域相对未受人为破坏——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几乎无法进入——但大片最为富饶的区域却遭到了严重威胁，这些区域正是目前仅存的野象栖息的地方。

被破坏的亚洲象栖息地。（WWF）

苏门答腊岛的森林垦伐速度令人惊心。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至今，已有120万公顷的低地植被和150万公顷的湿地林区永久消失。半个世纪以前，印度尼西亚4/5以上的国土都被热带森林覆盖，如今那里的森林消失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剩下的森林已经不到原来的一半。

这对苏门答腊象、猩猩和老虎而言无疑是个噩耗：它们几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脚下的家园化为乌有。极度濒危的苏门答腊象仅仅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就失去了1/3以上的丛林栖息地。其结果便是，过去25年来，许多象群整体消失了。非洲象虽然也面临种种威胁，但相比之下情况反而不错：世界上仍有50余万头非洲象。而据官方估计，极度濒危的苏门答腊象整体数量已经锐减到只剩最后2500头。

苏门答腊象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接近灭绝的象，但它们的困境却鲜为人知。在非洲，象牙猎手是最大的威胁；而在苏门答腊，偷猎行为虽然时有耳闻，但大象真正的敌人却是一种听起来远远不那么可怕的东西：棕榈种植园。

以总部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跨国产业网络为主导，全球棕榈市场的年交易额高达420亿美元。表面上，这是一桩人畜无害的生意。从空中俯瞰，棕榈种植园看起来就像巨大的绿毯。因此很难想象，这些赏心悦目得令人想起假日照片的绿荫怎么会带来如此严重的损害？

可惜事实是残酷的，棕榈种植园像其他单一种植的农田一样，由绵延数英里的同一种植物构成，靠定期喷射除草剂和杀虫剂来维持，人为制造出杂草绝迹的地貌。苏门答腊雨林内1公顷（大致相当于两个足球场）所能承载的树木种类比整个英国的本土树木种类还多。相比之下，棕榈种植园只有千篇一律的棕榈树。森林一旦被它们取代，便一去不复返。

种植园让所剩无几的丛林标志性野生动物进一步走向消亡

为了提高棕榈油产量，就要扩大种植园的规模，这正是过去20年来促使森林消失的元凶。食品工业需要棕榈来榨取食用油，进而生产人造黄油和雪糕之类的成品。棕榈油保质期长，因此用途特别广泛。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超市里近一半的产品中都有棕榈油的成分。自2000年以来，棕榈油的生产已经扩大了一倍以上，而全球大部分原料都产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印度尼西亚棕榈种植园的面积几乎增加了3倍。

这都不是什么秘密。实际上，2004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的产业集团，旨在关注伐木开垦棕榈园造成的灾难性环境影响。然而，棕榈产品还有一个相对鲜为人知的用途，就是广泛用于喂养工厂式农场里的牲畜。棕榈微红色的果肉可以榨油，但它的用途并不止于此。在果肉深处还有可以食用的果核，也就是棕榈仁。这种坚果被加工成棕榈仁油和棕榈仁粕，或者叫“棕榈仁饼”，接着被运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工业化农场，成为食槽里供农场动物食用的饲料。据马来西亚的研究者称，棕榈仁粕堪称饲料界的万金油，不仅可以喂牛、绵羊、山羊、猪和家禽，甚至可以喂养人工养殖的鱼。

截至2011年，全世界棕榈仁粕的年产量在1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高达690万吨。16欧盟是最大的进口方，2012年进口额约占全球产量的一半。按国别来说，最大的使用国则是荷兰、新西兰、韩国、德国、英国和中国。然而，棕榈仁还并非唯一用作饲料的棕榈产品。

根据英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据说2009年也有15万吨棕榈原油及其副产品（即所谓的棕榈油脂肪酸馏出物）被用于喂养动物。大多数棕榈产品制成的饲料都流向了牛群。通常情况下，棕榈仁在牛饲料中的比重可达1/5，在绵羊饲料中可达1/10，而在牛犊、羊羔和育肥猪饲料中也高达5%。

我发现很少有人知道棕榈仁被用作动物饲料，而知情者往往对这一做法嗤之以鼻。一名如今在苏门答腊开展工作的环保活动家曾告诉我，他之所以从祖国新西兰的奶牛场辞职，就是因为他发现存放奶牛饲料的储料器里有棕榈仁。新西兰是个素以绿色形象自豪的南太平洋岛国，如今竟然成了棕榈仁的主要买家。

有些奶农把棕榈仁视为“救命法宝”，认为它有助于在缺草时填饱牛群的肚子。然而，环保人士曝光的越来越多事实已经开始令部分业内人士不安。例如，新西兰最大的跨国乳制品公司“恒天然”（Fonterra）就一直在劝说奶农减少使用棕榈仁，以免激起消费者的不满。可惜，消费者很少知道，他们购买的牛奶、牛肉和咸猪肉很可能产自吃棕榈饲料的牲畜，更不会想到这会让全世界所剩无几的丛林中那些标志性的野生动物进一步走向消亡。

在人与象的竞争中，后者永远是输家

在苏门答腊，这个欣欣向荣的产业造成的后果便是迫使野象冒险涉足本不该涉足的地方：森林边缘。很不幸，它们和人类一样喜欢平坦的低地。

在人与象这两个物种的竞争中，后者永远是输家，不是输掉领地就是输掉性命——有时候它们会败给偷猎者，对那些人而言，如果野生动物到处乱闯引来当地媒体的报道，那简直就是送上门的机遇。运气好的时候，野象闯到丛林外围时会遇到巡逻队，就像我现在随行的这种，它们会被赶回丛林中。这些巡逻队的正式名称为“保护应急响应小组”（Conservation Response Units，简称 CRU），它们是亚齐大学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项目主任瓦赫迪·阿兹米（Wahdi Azmi）博士的心血结晶。这套系统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象的移动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倾向于沿河谷底部迁徙。CRU 在这些与人类社区接壤的迁徙路线上巡逻，便可防止冲突发生。

苏门答腊最后的那些大象现在零星分布于一个面积相当于英国两倍的岛屿上，而对零星栖息地开展简易的保育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超过4/5的象都生活在指定保育区以外，因此正如阿兹米所言：“如果我们的保育工作仍然沿用老一套，也就是只对某个物种的保育区进行保护或维持，那八成以上的象都会消失。”

保育和护林工作归雅加达的中央政府管辖，但大多数的象却生活在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矛盾令问题雪上加霜。大象与人类社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有些被政府划为种植园的土地恰好位于优良的大象栖息地内。”阿兹米说。

纪录片《象：兽群中的窥探》剧照。

按照阿兹米的设想，CRU将在象群的迁徙走廊巡逻，防止象群与人类发生冲突。于是，在印度尼西亚因2004年的大海啸获得全球关注后，CRU建立了。它在成立之初是一支颇为自豪的队伍，不仅统一制服，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成员在本职工作之余还开展公益教育，甚至协助缉捕非法伐木者。然而，随着媒体关注度降低，国际上为保育工作提供的大部分资助也削减了。昔日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了回忆。

“现在经费不像第一年那样充足，”马内（Mane）地区保护反应部队的象夫领队扎因·阿比丁（Zainal Abidin）说，“以前可以连巡两夜，那时候有钱这么做，可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顶多照看一下大象，别的事情都是奢侈。”

大象巡逻队现在靠地方政府的施舍勉强维持。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得知出事后前往干预，而无法防患于未然。从前傲然树立在营地入口处的标志已经在长年累月的曝晒之下严重褪色，几乎无法辨认。现在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森林被棕榈种植园不断蚕食，它们就要无家可归了

棕榈树本身没什么错，问题出在种植方式上。如果作为混合地貌的一部分，棕榈树能给社区带来利益，同时又不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妨碍有助于调控洪水等的重要生态系统。但以工业化方式单一种植的棕榈林，则给人和动物都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业内人士谈论棕榈种植园的掠夺性发展时，总喜欢用“可持续”一词，原本是为了让大家都感觉好受一些，可很多时候实际上等同于空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个词不过是个已经用烂的幌子，在它的掩盖下，各种后患无穷的农业生产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

我们在谈论棕榈油或是其他任何东西的“可持续”时，都应该首先想到地球的承载力。到2050年，棕榈产品的全球需求量预计将是现在的三倍，实在难以想象，我们如何能既满足这一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大规模影响呢。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简单地说，把大片繁茂的丛林砍伐殆尽，代之以单一植物，实际上就是在那些原本可以在原生林中存续下去的动植物。

当前棕榈林大多向低地丛林之中扩张，因为棕榈园主偏好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棕榈树。的确，低矮、平坦的地形更适合大型机械耕作。然而，用厄舍（格雷厄姆·厄舍，活动于苏门答腊地区的新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话来说，“这些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林子，是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大型动物的家园。50年前覆盖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现在只剩下一点零头了。”

他边说边指向一张卫星拍摄的图片，上面标示出的一块块绿色就是苏门答腊所剩无几的林区，而这些地方多为大象不会涉足的高地。他对大象的前景表示“非常悲观”，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它们已经没有活命的地方了。”

厄舍给我看了一些他用无人机航拍的视频片段，其中突出展示了开荒、焚烧和排放废水的证据。“看了叫人绝望。我的无人机飞到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森林被不断蚕食的大量迹象。有些区域甚至不是蚕食，而是鲸吞。”

土地侵蚀几乎没完没了。人们开辟一块地，就能获得所有权。五年后，他们又把范围往外扩一点。“行，那咱们重新划界。问题是地界一直在扩张，标杆一直在变动，”厄舍说，“从来没有人一边划线一边说：‘停下，不能往前了。’” 这一切对苏门答腊象有什么影响？“这就好像我用推土机夷平了你家房子，就这么简单。它们就要无家可归了。”

我在苏门答腊期间，还见到了不愿透露全名的伊斯干达先生（Mr Iskandar），他是东亚齐地方政府的林业部部长。我想听听官方的路线。

伊斯干达先生正在丹嘎汉（Tangahan）寻找解决野象与社区之间冲突的方案，具体很可能是通过建立更多的大象巡逻队。他通过一名口译员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象群规模的缩减非常忧心。过去十年，亚齐地区据说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大象。每1000头大象之中，可能只有500头尚存于世。印尼全国范围内的情况甚至还糟，据说过去十年中70%的大象都消失了。而那些同我交谈过的专家估算，野外残存的个体现在可能只有1700头。

“东亚齐地方政府对野象的保护工作不仅完全支持，而且非常关心，”伊斯干达先生宣称，“政府今年已经把大象列为优先抢救的对象，因为我们意识到，毁林开荒确实让大象的生存日益艰难——这正是发生冲突的原因。”

如今，苏门答腊棕榈种植业背后的推动者被认为是大中型经营商，它们往往无视法规，让开垦面积超出许可范围。

“我们不太担心村民毁林开垦种植园，因为大多数村民只开垦小片土地，”伊斯干达先生说，“我更关注的是那些大公司，有时候他们的做法确实不太好，比如开垦超出许可范围的土。所以今后，我们要在可以开垦和必须保护的土地之间划清界限。”

作者丨[英]菲利普·林伯里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