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侵华老兵称烈士陵园有“叛徒”！彻查后，他下跪谢罪

1987年，一本名为《我的忏悔》的书籍在我国出版并发行。这本书的作者叫土屋芳雄，是一个曾经参与侵华战争、无恶不作的日本宪兵。

乍一看书名，可能会以为这个侵华老兵，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悔恨。可翻开一看，却发现只是一本记录他过往经历的书，因为原书名就是《一个宪兵的记录》。

若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也就罢了，可是这本书里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被捕后叛国投敌的事。

可是张永兴和张克兴当时已经被认定为革命烈士，遗骨就被葬在齐齐哈尔市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由于当时张永兴牺牲时，用的是化名，而且是被秘密处决的，没想到，这竟然让土屋芳雄钻了空子。

不过，历史不会因为侵略者的一面之词而改变。经过调查发现，土屋芳雄在书中描述的一切都是胡编滥造，完全颠覆了事实。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土屋芳雄无可辩驳，只能是惭愧地下跪谢罪。可他向我国革命烈士张永兴、张克兴泼脏水的无耻行径实在可恨。

那么，当年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张永兴的抗日救亡道路，又充满了怎样的波折呢？

张永兴1896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但祖籍是山东省蓬莱县北沟村。他的父亲是一个铜匠，靠在一家铜匠店里打工养家糊口。张家孩子多，一共有7个，所以家中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坚持送张永兴上了学堂。

张永兴十分聪慧，勤奋努力，1915年小学毕业后就只身一人到天津求学，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中学。

天津南开中学是于1904年10月，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联手创办的。该校校风笃实，致力于教导出爱国、思想先进的好学生。

在这样一所有着浓厚爱国氛围的学校学习，张永兴自然是时时刻刻想着保家卫国。

1918年，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张永兴继续读书，所以张永兴只读了三年半就无奈辍学。辍学回家的张永兴又应聘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继续传扬爱国主义精神。

期间，张永兴十分赞同先生的三义，于1922年加入了。

张永兴深知爱国教育的重要性。他不仅奔走于各所学校，给学生们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学生们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还创办工人夜校，除了向工人们传授先进文化知识，他还给工人讲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

1931年4月，张永兴组织安东缫丝厂的工人大罢工，为工人们争取应得的权益，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转嫁经济危机的企图。

除此之外，张永兴还积极参与抗日游行活动，声讨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罪行。也因此，张永兴被日本人盯上了。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张永兴将明面上的抗日活动转为地下，也积极寻找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让张永兴意识到，只有将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挽救处于危亡之际的中华民族。

1931年10月，张永兴投奔了高鹏振，在张永兴这位军师的协助下，高鹏振东北国民救率领在辽西、热河一带重创日军。

1932年春，张永兴回南京述职，碰到了在国际情报组织工作的老同学刘进中。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聊天谈心。

也正是这次老友会面，让张永兴意识到，正是因为的不抵抗政策，才导致东北那么轻易就沦陷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张永兴决心要脱离，但是他又不了解，所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认识了时任北平西郊区委青年团书记的王兴让。

通过王兴让，张永兴进一步了解了，再加上他以前也研究过《宣言》，是以他决定要加入中国。1932年12月，经王兴让同志介绍，张永兴成为了一名员。

刘进中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将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况一五一十的向佐尔格进行了汇报，包括老同学张永兴的抗日事迹。

佐尔格是德国侦查员，在收集情报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他此次来到上海，就是听从国际的安排，收集日军情报，发展情报人员，建立情报站。

佐尔格从刘进中的讲述中，了解到张永兴是一个极具抗日热情的爱国人士。因为他在东北开展过许多次抗日救亡活动，张永兴从小在东北长大，对东北十分了解。如果要在东北地区建立情报站，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张永兴无疑是最合适的。

刘进中听从指示马上奔赴北平找到张永兴，向他表明了来意。而张永兴当即表示为了民族兴亡，他愿意以身许国。之后，张永兴往返于东北和北平，将他收集到的日军情报交给党组织。

为了将张永兴培养成一名更优秀的情报员，1933年8月，党组织特意派他和闻汉章，到苏联的伯力国际第四情报科学习情报工作技术。

张永兴本身就天资聪颖，再加上他心怀国家，深知情报的重要性，所以学习更加刻苦，不到一年，张永兴就学成归国，奉命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秘密组建地下国际军事情报站。

齐齐哈尔是面向苏联的一个前沿城市，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齐齐哈尔成了日本关东军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地区。

为了长期潜伏在齐齐哈尔，还不让日本关东军有所察觉，张永兴需要一个安全的身份。要想顺利开展情报工作，商人的身份最合适，自由度和安全性都比较高。

所以张永兴和闻汉章刚到齐齐哈尔的时候，打听了一些生意上的事。不久，张永兴就在南大街开了一家鞋帽店。

为了让身份更加合理没有疑点，张永兴还将妻子和孩子一起接来齐齐哈尔，在这里安了家，俨然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张永兴租的房子在东二道街仁惠胡同，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子，房檐大、院墙高，还有一个大仓房，十分适合用来发电报，再加上这个院子地处巷子深处，周边住户不多，大大降低了被发现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张永兴使用的秘密电台是苏联研制的短波无线电台，能覆盖的最大通讯面积可达方圆3000公里以内。并且这个电台用的是电池，可以自行充电。

但日军在无线电探测方面技术十分先进。为了不暴露电台的位置，张永兴下了大功夫。

他在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电灯泡，但实际上用到的只有一两个，完美伪造了一个家里用电量大的假象。同时他在发电报的时候从来不用同一种波长和频率，成功扰乱了日军的视线。

张永兴在齐齐哈尔收集情报的两年多里，日军无数次探测到城内有异常电波，却始终没有找到准确位置。

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曾在1935年探测到异常电波50次，1936年截至10月期间有36次。可日军始终像个无头苍蝇似的毫无线索，这让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十分恼火。

张永兴领导的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初时只有两个人，经过张永兴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了一个有着20多名骨干分子的情报站。

这些情报员都是张永兴精挑细选的，有新闻记者，有铁路司机，还有和他一样开店做生意的。每一个人的职业都公开透明，平常的社会活动和生活轨迹也很少有交叉，极大程度上保障了情报员的安全。

比如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的谭继恕、魏世芳等人，会暗中观察并统计日军在军事运输方面的情报。

李景春、兰岳宣等人则是扮作苦力，经常出入日本人的军营、医院等地方，并借着干杂活的名义，观察了解日军的军事装备、军事演习等重要情报。

最关键的是，张永兴知人善用，就连他的弟弟张克兴都受他影响专门到苏联学习发电报技术，回国后负责发送电报。

偌大的一个情报站分工明确、合作默契，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为国际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日军情报。

就连日军都曾感叹张惠民（张永兴的化名）在收集情报方面堪称登峰造极，如果不是抓到了几个情报员，严刑逼供，估计日军想要抓住张永兴难上加难。

1936年9月，日军在瑷珲三道沟附近抓住了蔡秀林、罗世环。其中蔡秀林受不住日军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张永兴领导组建的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的所有信息。

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队马上对蔡秀林供出来的地点进行了搜捕。对于那些拒捕的情报员，日本宪兵队当即就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而上文中提到的土屋芳雄，就是日本宪兵队的一员。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是一个十足的侩子手。

而此时的张永兴正在苏联伯力汇报工作。日本宪兵队就在张永兴的家和店铺附近布置了大量兵力，准备逮捕张永兴。

11月4日，张永兴从伯力冒着风雪秘密回到齐齐哈尔。深夜，大雪掩盖了一切足迹，可即便如此，张永兴还是在一踏入仁惠胡同的时候就嗅到了一丝危险，及时退了出去。

谨慎的张永兴一连在附近观察了十几天，一直没有发现异常，悄悄送了口气。17日晚上，张永兴偷偷潜回家里的大仓房，打算将电台和所有文件秘密转移走。

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十分突兀地响起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传来了密集且急促的脚步声。

张永兴顾不上其他，马上从后院逃了出去。可是第二天，张永兴还是被捕了。其他情报员也陆陆续续被捕，情报站彻底被摧毁。

不过，张永兴这样一位能力出众，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跃了两年多的情报员，也受到了东条英机的欣赏。他急切地想要将张永兴发展为日军的间谍，为他们收集情报。

可是，张永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痛恨日本侵略者，是绝无可能屈从日军，帮助他们侵略中国。

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张永兴均不为所动。于是两个个月后，东条英机密电将他枪决。

1937年1月5日，鹅毛大雪飘荡在齐齐哈尔的上空。

在齐齐哈尔北郊一座白塔附近，枪声响起，张永兴、张克兴、许志岚、陈福绪等8位情报员英勇就义。

直到1948年，他们的遗骨才被党组织找到，安葬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张永兴壮烈牺牲的消息，刘进中早已获悉，却一直找不到他的遗骸。这是因为张永兴当年用的是化名张惠民，而刘进中并不知道。

1987年夏天，刘进中作为国家安全部的退休干部到黑龙江旅游。他找到接待团的负责人，请求他帮忙寻找张永兴的下落。

黑龙江省十分重视这个请求，马上就派了工作认真、心细如发的同志孙秋实进行调查。

孙秋实结合刘进中提供的线索，将东北所有的档案馆、烈士陵园等地方的档案查了个遍，终于在丹东教会那里查到了张惠民的资料。

孙秋实顺着线索又查到了齐齐哈尔，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张永兴的墓碑。

当时张克兴烈士的墓碑上只有一张照片，没有写明事迹，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日本侵华老兵土屋芳雄钻此空子在书中称，烈士陵园中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是“叛徒”。

如果不找到证据证明张永兴兄弟的烈士身份，势必会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土屋芳雄所蒙蔽。

经过张永兴的家人以及政府等多方努力，他们从吉林档案局查到了当年日本宪兵队抓捕、审讯张永兴的资料，揭开了土屋芳雄的阴谋。

在铁证如山的真相面前，土屋芳雄不再狡辩，并向两位烈士下跪忏悔。只是，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没有人知道。

1988年，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和黑龙江国家安全厅为英勇就义的张永兴、张克兴革命烈士重新立碑，并举行了一场迟到50年的追悼会。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上所有为国牺牲的革命烈士，也不会容许曾经的侩子手肆意侮辱革命烈士。张永兴和张克兴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南开校父”严范孙书法出神入化，楷书端庄大气，行书圆转遒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文人风骨”，主要就是说的书法，通过书法，可以充分显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文人，更是通过书法展现一个人的学识修养，而他的书法就真正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他被誉为“南开校父”，一手精湛的书法，让人拍案叫绝，他就是严范孙，曾经出任过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他不仅开创了教育先河，而且还在书法上青史留名，他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惠并称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同时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现代教育的先驱，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番他的书法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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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笔下的行书，遒劲优美，骨骼道健，点画华美，以赵体为范，笔路十分清晰，适合学习和临摹，结字也非常严谨，从诸多方面看，他对书法的拿捏和掌控程度上，非常到位，对于他的书法，分享你的看法和见解。

《中国人儒释道传统文化经典之«中庸之道»的智慧》张瑞/08

智慧08修身正己，以天下

一个人的容貌是先天生成的，本事再大的人也无能力选择自己的容貌，无论是丑是美，是高是矮，只能听天由命。然而，一个人的教养却可以经后天的学习、修炼得到提升。中庸之道始终强调人必须重视修身，必须养成良好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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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他们的教养涉及的是人生的大道理，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相去甚远，我们也没有必要整天想“死而后已”这样的生死大问题的话，那么，发生于我们身边的许多小事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也许这样的教养更有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题中应有之义。培养一个人的教养，从大处说，体现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从小处看，体现了一个人的做人品性。孔子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是否拥有较高素养，不在于他做的事情的大小，恰恰是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构成了一个人的整体教养。

俗语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是要求人们站、坐、行都要体现自己的教养。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亮相，举手投足无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如果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就给人一种很缺乏教养的感觉。这样，即使他或她的相貌很出众，也会因缺乏教养的举止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相反，即使相貌平平或其貌不扬，也会因为举手投足的洒脱有礼，而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相传曾国藩在选人时非常注重观察人的举手投足等不被人重视的细节，为此，他总结出通过人的举手投足而观人识人的九种方法，即观神识人，就是要察看一个人的神态是否平和端庄；观精识人，就是识别人的智明愚暗；观筋识人，就是要看人的胆量；观骨识人，就是看一个人的强和弱；观气识人，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沉稳安静；观色识人，就是看一个人是否仁慈厚道；观信识人，就是看一个人素质好坏，修养高低；观容识人，就是看一个人是否心怀他念；观言识人，就是通过听其言，察其心。说到底，这九种识人方法都是察看人是否具有教养的方法。曾国藩对此也总结说：“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观人察质，先察其平淡，后求其聪明。”“中和”既包含了中庸之意，也含有教养之意。在曾国藩看来，具有这种“中和”品质的人，心性平和，为人处世稳重沉雄，不声不响，又让人信赖，有王者风范而无霸气。

一个人的教养，总会从其神态形色或举手投足上表现出来。那些成为达官显贵的人，有的也不乏出生于平民白丁，但他们都极重视举手投足的细小修养，使自己逐步具有贵人的气质，站在一群人中就能凸显出尊贵与不凡。总的来说，这样有教养的人总能给人容颜干净整洁、端庄稳重、举止大方、打扮适当的良好印象。

天津南开中学教学楼门口悬挂着创始人严范孙为学生制定的“仪容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些仪表风度方面的要求堪称现代学生仪容礼仪方面的准则。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三分长相，七分装扮。有教养的人都非常讲究穿戴，未必要穿名牌，也未必要华贵，但必须干净整洁，举手投足一定要温文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