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遇难人员中包括多位重要领导人物。随后的“四八”烈士追悼纪念活动，形成了对中国和平建国方针的广泛宣传和对派的义正词严的声讨。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围绕这场空难的原因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对其真相的追述仍未停歇。

抗战胜利后，统治集团推行“、内战、”三位一体的政策，中国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8月28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赴重庆与进行和平谈判。同年12月，又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增派秦邦宪参加宪草审议工作。

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发来电报，说：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同志，于4月8日上午，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

令人震撼的噩耗

8日上午8时45分，一架美国C-47式运输机从重庆冒雨起飞。同机人员除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还有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黄齐生之孙），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同志副官魏万吉，秦邦宪同志副官赵登俊，叶挺同志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琼，另有机组人员：佩戴飞虎队标识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迈欧、马尔丁，共17人。飞机起飞后，机组即用电台同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一切正常。飞机降落中转站西安，经短暂休整，于11时55分起飞前往延安。半小时后，机组再次与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飞行正常。

当日延安的天气不佳，乌云低暗，下着小雨。下午1时许，、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群众数百人，陆续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准备欢迎归来的战友。

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鸣声，在场有人推断飞机已到甘泉上空。然而轰鸣声却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随后，美军观察组收到机组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飞机迷失方向了。中央得此消息后高度关注，当即组织数以万计的军民多方寻觅。美军观察组也协调派出两架飞机，连续三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均无结果。

下午2时许，山西省兴县东南附近村民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紧接着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庄上村村长李文堂立即带人寻声前往以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发现飞机残骸主体斜躺着，头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桨已折断。残骸下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机体碎片和遇难者遗体、遗物。由于搞不清失事飞机是敌是友，当晚召开村党支部会议，最终决定次日组织人员上山，先将遇难者遗体抬下山掩埋。会议开到临近深夜时分，区大队长刘富匆匆赶到，说有架载有党的重要领导和高级将领的飞机失踪，正在寻找。大家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天一亮就上山，展开搜寻工作，同时派人赶赴晋绥分局报告。分局即令保卫部部长谭政文及其机要秘书兼机要股股长顾逸之，率人前往事发地点调查。

10日晨，谭政文、顾逸之等赶到飞机失事现场。经仔细辨认，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的遗体找到。因天色已晚，先将四位烈士遗体运下山存放在民房中。次日继续搜寻，相继找到其他遇难者的遗体，并拾得乘机者名单和秦邦宪、黄齐生的私人图章，以及两枚蓝底白字、写有“中国代表团”的证章，进一步证实了遇难者的身份。

11日晚10时，中央接到晋绥边区关于飞机失事的电讯后，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十分简短的消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4月11日，中央及延安各界组成由、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并决定边区降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痛悼死者》，称这场空难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并刊登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18日，烈士遗体由两架飞机运达延安。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率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赴机场接灵。1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隆重追悼并公葬烈士，朱德、等亲随执绋，送灵下葬。

追查空难真相

中央在隆重举行哀悼活动的同时，对“四八”空难发生原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当时正处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自然会使人们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领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负责“四八”烈士治丧工作的回忆：“当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特务在搞鬼。”但为慎重起见，中央根据晋绥边区政府的报告，在4月11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将空难原因归结于“飞机迷失道路，遇雾导致撞山焚毁”。

12日，新华社发布《王若飞同志等遇难经过》一文，披露王若飞、秦邦宪是因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协议的实现遭严重阻挠，为及时向中央请示和商讨对策，才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的。13日，《解放日报》发表《痛悼死者》评论，更是明确表示“他们是为和平事业而死的！他们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19日，《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撰写的《“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指出“如果没有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

“四八”空难追悼会

“四八”空难现场调查人谭政文、顾逸之于4月18日乘专机护送烈士遗体回延安，并向中央专门汇报空难调查情况。根据对飞机失事现场的调查和询问当地群众，他们在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飞机确系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到巨石上。第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C-47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研制的一种双发动机活塞式军用运输机，但那时飞机并没有“黑匣子”设备，加之缺乏有效技术手段对失事飞机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只能根据判断将失事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所致。

当时，中央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也为了不给留下借口，激化两党矛盾，认可了飞机是因雨雾意外撞山失事的结论。曾回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难解之谜

长期以来，围绕“四八”空难原因莫衷一是，存在着“天灾论”和“阴谋论”之说。

1998年初，顾逸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一文。文中道：“这架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

2003年7月，叶挺长子叶正大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到周恩来家中拜访。周恩来谈到“四八”空难，明确否定了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叶正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曾参与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他在将周恩来关于“四八”空难的谈话内容公布于众的同时，从航空技术角度对飞机迷航原因进行破解：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到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不过，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仍属主观分析和推断。

2006年，适逢“四八”空难发生60周年，国内多家报刊和网站都转载了一篇回忆文章，称隐居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军统特务杜吉堂临终前主动爆料，承认自己当年奉命制造了“四八”空难：是他派特务伪装成机修人员，利用C-47在西安机场停留之机，在高度表和磁罗表背面安放了磁铁。结果，飞机起飞后受磁铁的强烈干扰，导航系统和高度表相继失灵，最终在浓雾中撞山焚毁。但秦邦宪之子秦铁认为该文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就去查找消息的原始出处和“杜吉堂”这个关键证人，结果都没有找到。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部权威党史著作或当事人回忆，对“四八”空难也存在不同表述。如《中国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决意破坏政协协议，4月8日，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谱》表述为“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周恩来年谱》表述为“飞机途中失事”；《朱德年谱》则明确指出：“因飞机遭特务破坏，又遇恶劣天气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四八”空难究竟是天灾还是阴谋，是意外事故还是行为，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因各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使这场机毁人亡的惨剧真相至今仍未解。

——摘编自《炎黄春秋》2021年第四期

作者：徐艳

编辑：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