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息茧房要学会否定自己，接受我们不愿接受的东西：来自《幻象》的启示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如今，成功的记者必须做新闻的接生婆——多半还得做产妇。他依靠采访技巧，煽动公众人物说出听起来像是新闻的话语。”

“明星的坠落甚至算不上悲剧，因为他只是恢复原形。”

“越来越多的体验成了发明而非发现。我们的体验越是事先安排好、提前准备得越充分，里面的内容就越是只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这些句子能让我们联想到许多现状，但它们其实出自一本出版于60多年前的书——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物学家、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于1962年出版的《幻象》（The Image）。

他在本书中从新闻、名人、旅行、流行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了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年，《幻象》首次引进国内。虽然布尔斯廷在书中援引的许多具体事例和人名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许多当代生活的影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在日前举办的《幻象》新书线上分享会上指出，虽然这部作品已年代久远，但它留下了两个极富生命力的概念，一是“伪事件”，即为了报道或传播而诞生的事件；二是“名人”，即因为名气而出名的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看来，这两个概念在唐纳德·特朗普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依靠制造自己的名气成为名人，并利用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伪事件，进一步放大自己的名气，最终成为美国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幻象》似乎是对2016年之后的美国的某种预言。而对身处社交媒体时代的我们来说，它亦有警示意义。

在《幻象》后记中，布尔斯廷如此解释写作本书的原因：

“写作本书的主要动力，是我的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广告牌、我读过的报纸杂志、我听过的广播节目、我看过的电视节目、我看过的电影、我每天收到的邮寄广告、我在店里见过的商品、对着我讲过的销售话术、我听过的对话、我在身边感觉到的种种渴望。我所指出的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也是我自己身上的。”

刘海龙买过一本《幻象》原版二手书，前一任主人在书名下写下“美国梦的破灭”，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布尔斯廷在美国社会一个重要转型节点上写出了《幻象》——那个一切都井井有条，通过奋斗就能获得成功的时代已经结束，二战后，美国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现代、后工业和消费主义社会，品牌之间形成激烈竞争，为了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过去为战争宣传而生的机制与手段被运用到公关、广告营销等行业中。为了提高可信度，吸引媒体注意力，将广告包装成有报道价值的事件的做法蔚然成风，这就是伪事件的形成背景。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出现，带来了图像革命，造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众媒体黄金时代，为伪事件的传播提供了绝佳舞台。

根据布尔斯廷的观点，图像革命始于印刷术的革新和摄影术的发明，至他书写《幻象》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幻象》比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更早探讨了电视的文化意义。比如他在书中着重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使得美国政治开始脱离现实，成为某种智力问答游戏。方可成认为，《幻象》最重要的方面是让我们看到，随着技术、商业、产业的发展，美国大众文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方可成指出，2016年后，美国智识界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重新翻出了《幻象》，试图从中获得理解特朗普上台的启示。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内，我们也可以将网红经济、偶像工业等话题放到《幻象》的框架中理解。这是《幻象》对21世纪的社会现实依然有解释力的原因。

刘海龙观察到，伪事件——即为了传播被制造出来博取流量的事件——在今天同样存在，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截取出事件的某一个面向无限放大，煽动民族主义、阶级对立等情绪。他还认为，布尔斯廷对政治宣传和伪事件的区分（前者用观点取代事实，后者制造合成事实）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现在的很多宣传不是在欺骗受众，而是你即使觉得不对，但依然会相信它，不愿放弃原本的看法。所以，伪事件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了，”如今的伪事件更加高级和隐蔽。

方可成认为，随着大众媒体的衰落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伪事件的制造机制更加精密复杂。美国新媒体行业曾涌现出一家被寄予厚望的公司Buzzfeed，在他看来就是一家纯粹的伪事件媒体，该网站上流量最高的、甚至几乎所有内容都是伪事件。一张邀请读者判断是蓝黑色裙子还是白金色裙子的图片，就是从Buzzfeed上火遍全球的一起典型伪事件。

刘海龙和方可成认为，布尔斯廷过于强调受众在炮制伪事件中的道德责任——他认为伪事件新奇、生动、更吸引人，以至于人们不再能够接受朴素的现实，最终将真实事件挤出公共生活——这种视角过于简单化，没能看到伪事件是由政治、经济、商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本质是一个权力关系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内容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内容？如果你做这种内容就能有收入，你就能雇更多的人做更多这样的内容。这背后的一整套工业体系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可以去分析技术的逻辑、产品的逻辑、商业模式的构建、行业领袖所扮演的角色等等。今天这个时代远比布尔斯廷分析的那个时代疯狂得多，精彩得多，让人无奈得多，但可以分析的东西也多得多。”方可成说。

除了伪事件以外，假新闻的泛滥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方可成指出，“假新闻”一词在2016年前后发生了微妙的意义变化。之前，假新闻更多是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因职业失误造成的报道偏差；之后我们讨论假新闻，主要是指出于具体的政治或商业目的而制造的虚假消息和虚假新闻，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变成了一个主流现象。

刘海龙认为，假新闻在大众传播时代很难有很大的传播力，这是因为，专业媒体人员的把关能通过事实核查、常识判断去过滤掉假新闻。但随着媒体变得多元化，普通人也可以发布信息，机构媒体不再占据舆论主导权，更有戏剧性、更吸引人的假新闻就更容易被传播，辟谣难度也陡然上升。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社交媒体、新媒体又回到了以《太阳报》为代表的“黄色新闻”时代，靠博眼球、耸人听闻的消息吸引读者。

方可成表示，低级趣味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中都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社会的媒体机制是在迎合和激发大众的低级趣味，还是将大众引导向一个更理性的方向。如果是前者，那么就会出现媒体行业内劣币驱逐良币，将布尔斯廷的论断变为现实——幻象变得更高贵，虚假取代真实。方可成指出，美国曾经成功走出“黄色新闻”时代，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曾被称为“黄色新闻”之父，但他晚年所领导的《世界报》转向高质量的严肃报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压力倒逼媒体行业变革，公众不再能够容忍造成了恶劣影响的虚假新闻。公众、知识精英、媒体行业领袖和立法者形成合力，促成了美国媒体行业的转型。他认为，当今的自媒体环境中牵涉到诸多强大的利益相关方，更难形成能够推动变革的社会压力。

8月初，特朗普继“封口费”案遭纽约州曼哈顿检方刑诉、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遭美国司法部刑诉后，再次因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遭到司法部刑诉。吊诡的是，刑诉并未影响特朗普在其支持者心中的形象。《纽约时报》的2024大选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54%，把党内的其他候选人远远抛在身后，其党内最大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仅为17%。《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特朗普的“铁票仓”（MAGA base）坚信特朗普面临的刑诉是政治阴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持续曝光也影响了共和党选民的整体观感，让他成为选民心中“强大的领袖”，即使德桑蒂斯才是有更多切实政绩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党派政治的现状提醒我们，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是如此强有力地扭曲了现实。

那么，普通人要如何对假新闻提高警惕，摆脱信息茧房的陷阱呢？刘海龙认为，布尔斯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他在书中提出，我们喜欢名人，是因为名人其实是一面用来映照我们自身的镜子，我们从名人身上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自恋，这种自恋用韩炳哲的话来讲，就是把他者性全部取消掉，就是我不希望看到那些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不愿意接触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我只希望自己舒适。”他进而指出，突破信息茧房的第一步是否定自己，接受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这可能恰恰是最困难的一步。

“社交媒体时代就是把那些我们不希望听到的声音全部过滤掉，所以我一直劝告大家不要仅仅从社交媒体上接受内容，或者说至少要在社交媒体上尽量关注一些跟自己观点不一定的声音，然后尽量抽出时间回到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当然现在很衰落，但世界范围内依然有一些优质的大众媒体，它们能提供比较好的信息整理和综合性的信息，而不仅仅让读者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他说。

方可成援引Facebook与一批顶尖学者合作推出的最新研究指出，在形成信息茧房的过程中，算法不如用户的个体选择（和谁成为好友、关注哪个页面、加入哪个群组）关键。这意味着，布尔斯廷在《幻象》中强调的个体责任确实有其意义，我们很有可能是出于自我选择待在了某个信息茧房内。这个发现固然令人沮丧，但也提醒我们注意，“要想保持开放心态，获得更好、更优质的信息，一定会更累、更辛苦、更痛苦，一定会让你不舒服。”

方可成表示，培养媒介素养的重要方式是横向阅读（lateral reading），就是在阅读一篇报道不确定它是否可靠时，对比其他信息源的消息。但他注意到，我们在手机上很难做横向阅读，因为我们很少会在手机上打开浏览器阅读，而是在一个个应用中上下滑动翻阅单一信源的消息。因此他的建议是，要获得高质量的信息，需要远离手机，多使用电脑。

刘海龙、方可成谈《幻象》：在信息焦虑的当下，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信息焦虑和不确定性，可能是我们当代人生活的共同感受。面对真伪难辨的世界，我们时常感觉“生活在幻象中”。这种感觉其实并非当代人独有，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幻象》中便已预言这种心灵困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阅读《幻象》，丝毫不觉得它过时，处处都能看到当代生活的影子。

这本书后来在流行文化研究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涉及的话题非常丰富，而且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分享刘海龙、方可成两位共读《幻象》的访谈，聊聊在一个信息焦虑的时代，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又该如何重建真实的生活。

《幻象》，作者：[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译者：符夏怡，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 2023年7月

01：一本新出的“老书”，在当下的回响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感受非常奇妙，虽然描写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但很多观点不停地让我联想到当下的文化现象，是一本在当下仍有生命力，而且能为读者提供启示的作品。

刘海龙：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交流这本书。我还专门带来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证明我对这个书还是情有独钟。

中国人对布尔斯廷应该不陌生，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就有人翻译了他的两个系列作品，“美国人三部曲”，和“发现者三部曲”。布尔斯廷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知识非常渊博，博闻强记，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你要是翻开他的书，会觉得在一个没有互联网和数据库的年代，他能记住那么多事情，非常让人震撼。

他在《幻象》（The image）中提到的“伪事件”概念也非常重要，我们提起新闻学和传播学时，都会说到这个概念。包括我自己在2008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中，也专门讲到这个概念，把它放到新闻生产的部分。这本书留下了两个概念的定义，一个是“伪事件”，一个是“名人”，非常不简单。一般说来，一本书能够留下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就已经做到经典。

他说的“伪事件”，首先不是假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为了被报道、被传播的事件，是非自发的。

“伪事件”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被制造出来的主要目的是被报道或被复制，是为了流量。事件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被传播。所以，事件和传播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一般是先发生事件，然后去报道、传播它。但伪事件完全相反，它非常符合我们流量时代做事的逻辑。很多时候，为了争取流量，人们在做事情之前，就在想它有没有传播价值，它在多大程度上会是爆款，因此它和我们今天的现实有很多勾连。

“伪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暧昧、多义的。一件事情既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换种方式解读。比如说一些精心策划的公关活动、广告活动，它既是一个新闻事件，同时又是对产品或对品牌的宣传。

“伪事件”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很多事情本身就是用来做宣传的，比如说这个产品销量第一，即使它不是第一，但因为这个宣传活动，大家都关注这个商品，它可能就真的变成销量第一。

从今天的理论视角来看，我认为伪事件其实是在讨论媒介化问题，是今天的媒介技术和运转逻辑高度入侵、渗透到社会中时会发生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商品化，或者推销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书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名人”，布尔斯廷认为名人就是因为名气而出名的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怎样的贡献、英雄事迹，而是因为他有名气，所以他出名。这个定义表面上看是同义反复，但是这个同义反复正暴露出这个现象的荒谬。现在的很多名人，包括流量明星，虽然没有什么作品，但他总去上通告，就变得出名。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当然因为年代久远，其中一些观点可能已经要发展，或者再做一些改进。

方可成：对于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在写今天的事情吗？是在写2016年的事情吗？还是在写2023年的事情呢？

比如说在看关于“名人”的那一部分时，你会想到卡戴珊，也会想到川普。因为川普真的就是一个靠制造自己的名气，让自己成了名人的人，然后他又利用社交媒体，比如Twitter这样的平台，把自己制造得更有名气，后来真的当上了总统。

从这个角度来说，《幻象》是对出版60年后的美国状况的预言，看上去确实让人心里有很强的震动。我想也是因为这样，2016年之后，美国知识界又多了许多对这本书的讨论，一些媒体又重新挖出这本书，希望从中解释川普为什么崛起。另外，像网红、idol这些现象，也立马能放到书的框架里去解释。

这本书也有非常强烈的野心，书的后记部分，布尔斯廷写下一些延伸阅读写作的建议，他说，“如果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新的美国荒野描绘一个粗略的地图，覆盖太过鲜为人知的领域。”布尔斯廷当时觉得没有书能够解释他所生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就想写一本来定义这个时代的美国，一个幻象的时代。

沿着刘老师刚说的伪事件，2016年后，大家突然又关注和川普相关的假新闻问题。很多人在想怎么解释假新闻这些年来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滥，《幻象》是不是和假新闻有关系？2016年之前，在中文语境中，特别是在媒体圈，谈到假新闻更多是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间的一些职业失误，造成了一些报道偏差。

但2016年以后，川普崛起，我们在谈论假新闻的时候，更多指一批出于具体的政治或者商业目的，制造虚假新闻、虚假信息的人。这在社交媒体年代之前是比较少见，但在今天是个主流的现象，和伪事件一样是刻意为之。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阅读这本书非常有意义的原因。

刚才方老师提到布尔斯廷用这本书来概括上世纪60年代美国，抓住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的野心。我们把时间倒回他写《幻象》的年代，伪事件这个概念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被提出来的？

刘海龙：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重要的语境，就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化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二战之后，一些战时宣传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应用于广播、电视这些新兴行业。再加上二战后美国高度发展，进入消费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品牌之间开始争夺，大家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简单的广告，可信度越来越低，大家都知道你在吹嘘自己的商品。有人发现新闻的可信度还是挺高的，于是就想办法把广告变成中立的新闻，不付费，但让记者、中立的媒体去报道，报道出来的内容对自身有利。想办法用公关的方式去推销商品，就是布尔斯廷在书里提到的制造伪事件，从营销到政治，各个行业都开始慢慢地效仿。

布尔斯廷也谈到第二个很重要的语境，就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大众媒体最黄金的时期。这段时间，政治、经济、商业，都取决于媒体怎样反映和再现。大家想尽办法，让媒体能够正面地报道自己。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幻象》也反映了大众媒体在黄金时代拥有强大的权力。大家要想办法迎合大众媒体的逻辑、新闻的逻辑，去琢磨媒体最想报道什么，记者、媒体对什么事情感兴趣。

今天就不一样了，大众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整个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人们琢磨的是如何迎合平台和算法的逻辑。我觉得布尔斯廷还是一个在比较传统的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突然遭遇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冲击，他还在努力去抵抗。

《美国人》，作者：[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译者：时殷弘 谢延光 等，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2月

02：社交媒体时代，幻象更疯狂也更为隐蔽

布尔斯廷在书里对新闻业进行无情的批判，他批判了很多新闻生产的方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在书里批判伪事件的制造者和煽动者，也强调受众本身也是某种共谋。想请两位老师谈一谈，幻象的需求和成因在当下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刘海龙：我们今天看到的伪事件或者幻象，和布尔斯廷的时代相比，已经升了不知道多少级了。他批判的一些现象，我们现在甚至都觉得不太值得去批判。比如说总统的电视辩论、采访，他认为都是伪事件。他当时的阈值其实是比较低的，这些他接受不了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正常。

但他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伪事件是为了传播被制造出来的，所以传播和流量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认为伪事件会催生出更多的伪事件。我们今天也同样存在，出现所谓“自我制造的新闻”，就是先造一个谣，然后再辟谣，用这种方式可以赢两次，可以有两次被关注。

还有经常发生的就是阴谋论，先让大家觉得这是个事儿，搞得云山雾罩，再来辟谣。今天的伪事件还有一些新的特征，包括情绪的煽动，经常截取一个片段、一个画面的一小部分，然后无限地放大，这经常涉及民族主义、阶层对立，还包括亚文化现象。

这两天我们看到西安的TFBOYS的事情，就有自媒体说你看这边在发洪水，那边在声色犬马，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伪事件。他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放在一起，让大众觉得愤怒。这和当年咪蒙的很多操作非常像，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伪事件。

本书把伪事件的出现归结为心理因素，认为受众特别喜欢看这些戏剧性的、吸引眼球的东西，最后沉迷其中。我觉得布尔斯廷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仅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解释，没有看到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单纯去责备受众，指责受害者。

《幻象》一书中认为伪事件与宣传不同。但是现在的宣传也不只是欺骗，还有诱惑。大家现在有时候明知道这件事不对，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也不愿意放弃原来的看法。前两年周濂老师有本书叫《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个书名批评的就是这种犬儒主义。伪事件和宣传、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没那么清晰，变得很模糊。

我觉得现在伪事件的变化非常大，变得更高级、更隐蔽了，不像他那个时候分得很清楚。今天要去简单区分一件事是不是伪事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方可成：我非常同意。为什么伪事件这么多，布尔斯廷怪大家的期待过高，这种心理学的解释也有道理，但像刘老师说的，它只是拼图中的一块，背后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特别是有权力关系在作用。

是我们的需求太高，老希望看到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所以导致我们这么爱刷短视频吗？也不一定的。短视频出现，显然不只是因为我们渴望，它就自己蹦出来了，背后一定有技术的发展、商业模式的支持，有人在给它投钱，有很多聪明的人在开发、在拍摄，在写脚本，这是他们共同制造出来的。

我觉得略显遗憾的是，布尔斯廷没有更多地论述生产者还有传播渠道在里面发挥的作用，而是过多地强调我们作为消费者、接收者的角色。

如今是一个以社交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已经和当初布尔斯廷所在的大众媒体主导的时代完全不同，大众媒体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权力，权力都在社交平台手中，它们实际上让伪事件变得更加颠覆，登峰造极。

仅仅批判我们自己的心理机制肯定不够。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媒体充满这种内容？因为它是最能赚钱的，做这种内容你就能有收入，就能雇更多的人再做更多这样的内容。这背后的一整套模式、体系，这个工业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可以去分析这背后的技术逻辑、产品逻辑，去分析这种商业模式的构建，分析行业领袖所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布尔斯廷这本书所提出来的“伪事件”概念，或者它诊断的这种方向，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始。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远比他分析的要疯狂得多，精彩得多，也让人无奈得多，但可以从中分析的东西也多得多。

03：重返“黄色新闻”时代？结构和个体该如何做？

我们这个时代的伪事件已经达到布尔斯廷无法想象的地步。在我看来，假新闻和伪事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比真实的事件，或者说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事件更加新奇，也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更容易被传播。两位老师怎样看待伪事件和假新闻？

刘海龙：我们一直在谈技术的变化，为什么过去伪事件多，现在假新闻多？

过去是大众传播时代，很重要的就是专业的媒体人员把关，使得一些所谓纯粹的“假新闻”，或者很容易通过事实核查或常识判断出来的假新闻，很难有如此大的传播力。因此大家就要想办法去造一些真的、能够成为新闻的事情。

现在为什么假新闻多呢？因为媒体开始变得多元化，普通人或一些机构都可以去发布信息，假新闻可能更有戏剧性，也更吸引人，看上去耸人听闻，就会传播得更快。

而且传统媒体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要顾及公共形象。比如1830年代美国《太阳报》的“月球人骗局”的新闻，大家觉得也挺好玩，就是图个乐。那个时代很像今天的社交媒体，公众对媒体要求没那么高。但后来媒体要是再这么戏弄读者的话，就没人要看了。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又回到了黄色新闻时期，就是我逗你乐，大家也无所谓，对于媒体的公信力，或者媒体的品牌、诚信要求不是很高，你只要让我开心就好，这就造成今天的假新闻更流行。

2018年《科学》杂志曾刊登过一个研究，发现假新闻往往更具有戏剧性，符合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传统叙事、阴谋论，非常具有传播性。它生产起来也容易。反过来，辟谣却很麻烦，要呈现专业的研究、枯燥的事实，他们发现辟谣就没有什么人会看，这跟受众是有关系的。

但重要的，这种低级趣味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任何群体，哪怕就是知识精英，也有这种低级趣味。我们要讨论的是整个社会结构，这样一种媒体机制，是在迎合和激发大家的低级趣味，还是往更理性的方向去引导？

今天媒体的机制，很大程度在激发大家的低级趣味，使得劣币驱逐良币。这就是布尔斯廷所讲的“幻想比现实更真实，形象比原型更高贵”。大家不应该去谴责个体，而是应该从结构着眼，讨论怎样能够让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不是以一种博流量和短期效益，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方式运行，这是传播机制的问题。

方可成：我非常同意。刘老师说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好像又回到黄色新闻时代，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触。

我上课时也会借此去回顾，美国到底是怎么走出黄色新闻时代。普利策奖大家都知道，但普利策是做黄色新闻起家的，这样一个报业大亨怎么就金盆洗手了呢？怎么就不做低级趣味的黄色新闻，转向支持高质量的严肃新闻了呢？

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形成了一种合力，给媒体行业造成很大的压力。首先，公众对于一些造成非常恶劣影响的假新闻，有强烈的怒火。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大众有什么批评，或是有什么期待的话，倒不是说让大家去降低自己对有趣内容的期待，而是呼吁大家，看到这种虚假的、逗你耍你的东西的时候，能不能愤怒一点？大家能不能一起去形成一种压力，形成一种对这种内容的抵制？

另外，当时的这种转向，也不仅仅依靠民众，也要靠知识精英，靠媒体行业的领袖，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来自监管、立法者的压力，其实是一个多管齐下的过程。

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自媒体的“黄色新闻”年代。目前看来，还是很难形成共同的压力。我自己在写很多关于媒介素养的内容，实质上是讲个人如何提高分辨能力。这当然可以去提高，但它不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根本性的解法。我觉得其实应该更多地去对这个生产伪事件、假新闻的行业形成压力。

这种压力的形成当然是困难的。黄色新闻时期的报业其实是相对较小、较为集中的一个行业，而今天的自媒体行业其实非常庞大，背后不仅牵涉到自媒体生产者、MCN公司，还牵涉到平台公司、互联网巨头。这种情况下，确实更难形成能够促成有效变化的压力。

我们回过头看布尔斯廷说的，劣币驱逐良币、伪事件比真事件更有传播性，在今天来说，这种现象确实更加明显。真实的、优质的内容确实更难传播。

04：打破信息茧房，首先要接受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我们今天讨论假新闻的现象，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社交网络在加强“回声室效应”或信息茧房。想问问两位老师，普通人要怎样去摆脱这种信息茧房，看到事情的不同面。

刘海龙：要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需要自我的理性，或者对自我的否定。

书里也谈到了，现代人明知道名人很无聊或没什么内容，为什么仍喜欢名人，为什么还那么愿意看？他认为名人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个体，都从名人身上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我们可能对自己的长相或者身材不太满意，就会投射到名人身上，去找长相身材很好的人。

从名人身上寻找自己，实际上是一种自恋。用韩炳哲的话来讲，就是把他者性全部取消掉，不希望看到那些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或者接触那些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希望很舒适。

这也体现在旅游上，我们不再冒险，而是希望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复制自己原来的生活，让我们觉得如此舒适，没有阻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恋。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打破回音室或信息茧房，首先要意识到怎样否定自己，或者怎样去接受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从受众的角度最难突破的地方，因为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一看到别人跟我意见不一致，就回避了，只愿意跟和自己差不多意见的人交流，这就导致我们越来越封闭。

走出第一步，去接受那些你不能接受的东西，看那些你可能觉得不同意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很难受，很痛苦，但你要走出这一步。因为社交媒体时代把我们不希望听到的声音全部都过滤掉了。

我建议，大家不要仅仅从社交媒体接受内容，还要尽量关注一些不同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去关注有公信力的大众媒体，甚至去看书，看更系统的论述，都会让我们看到不同角度。

方可成：如果说我们自己的选择会让我们身处回音室当中，保持开放的心态，走出回音室，看一看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种解决方案。但这也是件很难的事情，也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

这个问题也跟媒介素养直接相关。个人该怎么办？媒介素养里面有一个概念叫lateral reading，横向阅读。就是说你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浏览器、一个网页，打开中间的一篇报道、一篇文章，你不太确定里面是真是假。此时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翻来覆去看几遍。另一种是先暂停，有点怀疑，那再打开一个标签页，我去Google一下，看看发表这篇文章的网站是被认为可靠的、可信的媒体，还是公认的一个带有强烈偏见、经常发表假新闻的媒体，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很难作出判断的媒体？

媒介素养会更多地强调横向的阅读，我们不可能是每行每业的专家，不可能对所有的文章都靠自己对信息质量作出判断，所以，当我们无法对事情的真假作出判断时，可以考虑看看横向阅读法。

《文明的历史》，作者：[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译者：吕佩英、汤永宽、吴晓妮等，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10月

05：后现代社会，梦的破灭与新的幻象

布尔斯廷的《幻象》被誉为20世纪流行文化研究开山之作，这本书如何启发后来学者的相关研究？

刘海龙：我买的这本《幻象》英文版很有意思，是本二手书，我不知道前一任所有者是谁，但他在这本书的书名下面写了一句话，说这本书也可以被称为“美国梦的破灭”。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内行的读者，讲得非常好。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认为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通过奋斗就能够得成功的时代，在他看来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时代。所以，布尔斯廷的批判放到今天来看可能会有些错位，因为他所要捍卫的东西早就失守了。

后来的人，可能会讨论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德波提到的“景观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跟布尔斯廷说的伪事件非常像。当然，德波说得更清楚，景观其实就是表征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分离。

在布尔斯廷生活的年代，他认为名和实应该完全相同，但现在它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东西，符号或者景观可以完全独立于现实，它构成了一个非常自洽的游戏。实际上你做了什么贡献，或者有什么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名声。德波看到的现实跟布尔斯廷非常像。

但是德波对布尔斯廷也有批评，他认为当作者以心理学和道德评判术语，将图像的表面统治形容为我们过度报复的产品时，他所参照的社会生活，认为什么是正常的基础就没有任何现实性。他认为这背后其实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产品的生产走向符号、景观的生产，背后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另一个对布尔斯廷批评得比较多的就是鲍德里亚，他认为真和假实际上没有那么清晰的判断，或者分清楚也没那么重要。鲍德里亚讲到的三个阶段的拟象，第一个阶段是符号或者表征是现实的模仿，所以你能分清真假；第二个阶段是拟象本身可以完全脱离现实，就像工业生产的产品，不需要现实中间有一模一样的东西，真品与复制品的界限模糊；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拟真，进入超真实阶段，它取代了真实。所以鲍德里亚讲现在的社会，我们越来越朝着第三个阶段在走，符号取代现实本身成为主导。

海德格尔比布尔斯廷更早提出过对图像问题的一个重要看法，他有一篇文章叫《世界图像的时代》，说我们把世界当作一个客体，人的主体性极度发达后，我们企图控制这个世界。海德格尔讲我们的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的主体性产生一种膨胀，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完全去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看法，我觉得和布尔斯廷的《幻象》构成了非常好的对话。

刚才可成也讲了现在的复杂性，你不能简单地说我能马上认清真假，好像只要有理性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跟当年的李普曼很像，布尔斯廷的“伪事件”，前面用的词pseudo，用的就是李普曼提出的“伪环境”的前缀，中文也被翻译成“拟态环境”，但失去了批判性。

他们作为进步主义者，对现实有一种纯真的客观主义的看法，觉得它像科学一样是非分明，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地抵达真相。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先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去看到里面更深层次的矛盾，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

方可成：我们刚才谈到的《幻象》的观点非常锋利，但阅读时也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疏离感。如果把书中批判的对象全都取消掉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没办法生活了，因为它基本批判了你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比如说音乐、电影、文摘、通俗小说。你如果在生活中要拒绝所有的伪事件、伪事物，基本也就很难生活。读这本书，你会觉得比较无所适从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背后好像都有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伪事件也可以是正面的、积极的，我觉得这是布尔斯廷没看到的一面。比如，倡导社会正义的人，可以去主动制造“伪事件”，影响人们对某个议题的看法。如果我们仅仅说伪事件都是不好的，不如自然事件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利用对事件的策划，去倡导我们希望倡导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的可能性。

在传播学领域也有人提到，对伪事件的研究，其实更要关注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伪事件往往更倾向于巩固既有的权力关系，更倾向于去维持现状。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有权力的人当然更有资源去制造伪事件，借此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你很难说伪事件本身是善还是恶，但背后到底是谁，用什么样的目的去做了这个伪事件？可能我们得增加这样一个维度。

06：批判何用？思考本身就是抵抗

接下来，两位老师能否谈谈阅读《幻象》这类社科作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启示？

刘海龙：理论到底有什么用？我觉得我们对理论的功能有一些误解，认为理论来了之后马上就能帮我解决任何问题，能让我对某件事看得很清楚，能改变我的命运。

但我觉得这对理论要求过高。理论本身不在于我学到后马上能立竿见影，能解决什么问题，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我们如何去思考自己、和其他人、世界的关系，这种思考本身其实就在改变。

言和行二者是统一的，理论会改变我们的看法和思维，最后可能点点滴滴就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刚才可成也谈到，当年黄色新闻为什么慢慢消失，普利策的报纸慢慢销量就下去了，而《纽约时报》这样严肃的报纸销量起来了，就是因为大家不再接受那种戏弄读者的行为。在普利策生活的年代，到处都是伪事件，大家很厌烦，慢慢就开始追求更严肃的内容，这其实就是改变。通过进步主义者们不断去批评这些内容，大家慢慢建立起新的看法。

批判其实也一样。现在大家常说批判有什么用呢，就跟“铁屋中的呐喊”一样，我改变不了现实，你还让我知道了现实，那不就更惨了？还不如让我像鲁迅讲的，睡死过去算了。

但问题还是会落到每个主体身上，当你知道这样的事之后，你会如何做，会如何想？

这其实又把决断交到了每个人身上。知道得越多，你的选择就会越多，选择越多，你可能看到的就会比别人更多，可能你的路就会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包括布尔斯廷的《幻象》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观点，我可能也不太同意，但他也会不断提醒我：我们这么做是对的吗？我们这么做是合理的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我想这本身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方可成：本书封底的上架建议是社科传播类，但我觉得它更多属于人文类。人文式的写作，我们不可能期待它会提供一个指南性的东西，它强调的是一种反思性。

你去阅读它的观点，并不是说要赞同它，或一定要反对它，而是思考书里说的是不是让我意识到了，在我日常思维中不太会想到的一些盲点。布尔斯廷非常强调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反思，我们通过阅读他的反思，可以获得某种思维上的刺激。有点像重新刺激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麻木了的神经元。

我前面说到的横向阅读法，其实也想推荐给大家。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阅读图书本身，更多地要去做一些周边的阅读，理解一本书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今天怎样和它去更好地展开对话。

07：书写我们时代的《幻象》

布尔斯廷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提到，他是因为对当时那个令人心醉神迷的时代感到惊异和迷惑，要指出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写成了这本书。两位老师其实都是非常关心当下社会的传播学研究者，你们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惊异和迷惑？如果有机会写一本对于我们时代的观察和批评，你们会写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内容？

刘海龙：原先我写过一本《宣传》，我对宣传这个事情本身很好奇，这点我跟布尔斯廷是有共鸣的，我们处理的是同样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宣传？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忍不了欺骗或隐瞒，但在宏观层面却能容忍宣传。

我更感兴趣的，也跟布尔斯廷讲的很有关系，就是媒介技术对我们当下的影响。布尔斯廷开了个头，技术在《幻象》里面有一条暗线，他说的很多现象，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媒介化的结果，就是一切都被媒介化，像旅游的媒介化、新闻的媒介化、文学的媒介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媒介技术的影响。

方可成：说实话，我非常羡慕布尔斯廷可以以这样的笔法来写这样一本书。畅想一下，如果我可以像布尔斯廷那样，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写一个时代，同时又可以非常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判断，我可能想写一本书叫《平台是怎样毁掉公共生活的》。

我觉得平台对于新闻业的打击，对于公共讨论的侵蚀，对于情绪化对立的讨论风格的鼓励，对于劣质内容生产的激励和优质内容传播的打压等等，都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对于身处平台时代中的我来说，这是我想写的主题。

对谈嘉宾/刘海龙 方可成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