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被飓风吞噬，城市被抹去、万人惨死，海中尸体不断被冲回岸边

利比亚洪灾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周。

（利比亚位置：北非临地中海，与埃及接壤）

一周以来，国际社会的视线集中在了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德尔纳。

在这次洪灾中，德尔纳全城严重损毁，成了一座“被彻底抹去的城市”。

（洪水前后市区对比图）

城外两座本应该承受住压力的水坝完全决堤，7米高的巨浪冲过城镇流向大海，城市四分之一的地区被完全摧毁抹平、重归尘土，原本居住在其上的人们也被卷入死亡。

遇难者和失踪者数量双双过万。如今，依然有大量失踪者被埋于废墟、泥土，散落街头，甚至冲入大海。

洪水将尸体冲进海中，再冲回利比亚东部海岸，海岸上尸体堆积的速度，比城中埋葬尸体的速度还要快。

前往德尔纳采访的记者这样形容：“到处都是人们的尖叫和哭泣声，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腐烂和死亡的味道...”

时间回到9月10日晚，飓风“丹尼尔”带着从希腊一路而来的狂风暴雨，席卷利比亚。

据住在德尔纳的居民描述，10号晚上9点多开始下雨，凌晨2点多就看到洪水已经顺势而下，卷走了路上的车辆。

这段时间内的强风时速达到70~80公里，城市山洪爆发，洪水开始侵袭人类的生活空间。

但真正把洪灾扩大到“末日”级别的，是德尔纳两座大坝的崩塌。

据幸存者后来回忆，自己在夜间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城外堤坝承受不住压力，最终决堤的声音。

巨响宛如预示危机的最后钟声，德尔纳的两道堤坝在这之后接连决堤，洪水从山上流经市中心的河流德尔纳干河，沿线的住宅区被洪水连根拔除，曾经远离河流的多层公寓楼部分也倒塌成泥。

两座老化水坝的溃堤让灾难的严重程度上升了不止一个量级，洪水转瞬间吞噬了德尔纳城，城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大片街区被夷为平地，人类在此建造、生存过的痕迹直接被抹去。洪水肆无忌惮涌入城中，摧毁桥梁、公路、公寓...熟睡中的人们直接被卷入水中，再无生机...

幸存下来的人们第二天环视四周，发现身边景象已然是另一个世界。

城市的基础功能被完全摧毁，电力与通讯瘫痪，多少人的挚友和亲人在这晚过后，再也没能醒来...

城市里已满是废墟，街区遍布残垣断壁，汽车被泥土和瓦砾吞没。在海边，消波块和汽车、泥土等堆积在了一起。

洪水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们最后的希望。

73岁的Abdel回忆当时的情景：海水像地震一样震动着铁门，自己和家人爬上楼顶，汹涌的洪水冲走了铁门，将其卷入黑暗。

在楼顶，他们惊恐地看着海啸席卷了整座建筑物、汽车和里面的人，无数人被冲进地中海。

25岁的Mohamed回忆说，当水流过自家时，家里所有的家具和物件都在移动。

第一波浪潮仅达到人行道高度，但第二波浪潮力量十足，很快到达了二楼和三楼。一座巨大的水山卷走了汽车、人、财物...所有的东西都被倒进了海里。

当洪水消散，他最终设法从屋顶下来时，他看到附近街道上散落着“25或30具尸体”。

更让人绝望的是，在这之后，灾难带来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幸存者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尸体到处都是——海里、山谷里、建筑物下”、“有人被困在水中、废墟中尖叫。我身旁有尸体，我身上压着尸体，我身下也有尸体..”

随着救援活动的推进，能够确认的伤亡数字开始飙升。德尔纳城内处处都是人间惨剧，场面宛如炼狱。

救援者从废墟下抬出孩子的尸体，统一放入裹尸袋内。一旁的父亲悲痛欲绝，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抬走。

有人一家11口全部在洪水中遇难，无人收尸。因为死亡人数太多，大量身份不明确的遗体被暂时放在路边或是墓地，等待着后续的统一安排。

一批批遇难者遗体被抬到刚刚挖好的集体埋葬坑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日夜不息，处理依然散落在城市中的大量遗体。

这样的场景，在德尔纳这座城市及利比亚东部的受灾城镇中，不断上演。

在陆地上的亡者尚且能被发掘，许多人死亡后直接被洪水卷入海中，无处可寻。

救援队一直在海岸搜寻这部分遗体，一些人的遗体被海水冲回岸边，才有了能够被安葬的机会。

救援的窗口期慢慢关闭，每过一天，能救出幸存者的希望都变得越来越渺茫。随着大规模清理和重建行动的开始，在城市里寻找幸存者的希望几乎破灭。

废墟中抬出来的人都已失去生命，当地居民直言：

“我们对废墟下的人们还活着这件事不抱任何期望。

只要能找到他们的尸体，能把他们放到可以安息的地方，就已经是大事一件。这是我们一直在祈祷的事...”

搜救队伍一直沿岸边巡逻，直到今日仍有罹难者遗体被冲刷上岸。

德尔纳当地太平间已经塞满了尸体，不堪重负。为了埋葬堆积如山的尸体，当地连夜在空地上挖出更多葬坑，一排排尸体被放入坑中，永远跟世界就别。

按照当地埋葬遗体的传统，一个个“乱葬坑”中埋入的遗体，累积已多达3000人。

即便如此，依然有大量尸体没能被及时找到，随着时间推移在废墟中慢慢腐烂。

为此，卫生人员需要对废墟进行灾后消毒，以防大量尸体腐烂后引发传染病和瘟疫。

城市街头横尸遍野，很多人的身份都已无法辨认，一趟趟车把他们运往临时挖出的坑中安葬。

这样的惨剧，短时间内依然望不到头...

对利比亚人民来说，末日般的洪水是天灾，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

过去的十多年，动荡的利比亚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与政治危机。

2011年，卡扎菲42年的统治结束后，利比亚陷入了与内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方势力参与其中，使得利比亚局势愈发混乱。

如今的利比亚笼罩动荡的阴影下，基建失效、道路破损、失灵的通信网络...种种因素使得救援和恢复工作异常缓慢。

舆论也把矛头对准了利比亚的高层：如果有更好的预警系统，飓风本可以预测，避难通知本可以早点发出，很多人的生命本可以不必被洪水吞噬。

更让民众心寒的是，多年来的与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不善，导致了本该阻挡水势的堤坝，在灾难中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早在20年前，利比亚水文专家就已经注意到堤坝上的裂缝，有关专家也在论文中发出过警告，指出修缮堤坝的必要性。

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修缮工作从没有开展过。直到洪水袭来，将城市夷为平地。

愤怒的民众涌向街头抗议，要求当局调查追责。市长宅邸被愤怒的人群烧毁，他们悲痛高歌：“我的祖国...我将留在这里，直到痛苦消失...”

愤怒之下，失去亲人的抗议者们也难掩悲伤，他们在街头流泪痛哭，不知所措。

对一个已经经历十多年内战和复杂派系争端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加人祸。

而随着全球极端气候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类似的灾难，可能会是全人类都不得不去思考、面对的事。

极端气候的频发意味着，类似的事情将在人类社会长久出现：一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可能会像蝴蝶效应那般，造成另一个地区的重大灾难。

今年夏天，欧洲的高温天气突破新纪录。

气象分析表示，因为地中海海水的温度升高，希腊上空的风暴南下穿越地中海，吸收了大量温暖的水汽，最终演变成了袭击了利比亚的飓风，“丹尼尔”。

当残酷的末日灾难出现在眼前时，我们才切身体会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命运。

一张由因果交织而成的巨大的网已经开始收紧，但愿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源：英国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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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灾，不会是最后一次

作者 | 沙希利·浦洛基

编辑 | 谭山山

题图 | 《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9日，瑞典发出核辐射警报，苏联承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此时日本已经对这起事故有所警惕。位于东京的外务省发出命令，要求日本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收集有关苏联核事故的信息，称这“可能对日本的核能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七国集团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声明充分反映了中曾根（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编注）及其政府的关切。声明写道：“如果管理得当，那么核电仍将是一种日益被广泛使用的能源。”

日本自然资源和能源局发布了一份简报，表示政府准备“继续以安全优先的理念促进（核电发展）”。这意味着日本的核项目可以马力全开。“日本政府和核工业都没有意识到，日本的核电站同样可能有危险，也没有认识到我们需要（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吸取教训。”一位当时活跃于政坛的日本外交官回忆道。

1973年，核电已成为日本能源开发的重点。到2011年，日本有30%的电力来自核电。日本这个90%的能源都依靠进口的国家，计划在2017年之前将核电的比例增加至40%。

1986年5月1日，柏林街头的反核抗议活动。（图/Wikipedia）

“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

1954年3月22日，也就是“第五福龙丸号”事件在日本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不到一周后，前一年秋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成立、旨在统筹国家安全政策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便建议“积极发展非战争用途的原子能”。

这个提议与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宣布的“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计划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促进“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减轻世界对美国“服务于战争的原子能”的忧虑。

195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放宽了1946年《麦克马洪法案》对共享核技术的法律限制。于是，日本成为美国核新政的理想试验场。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即展开了“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公关活动，组织了原子能相关的展览、参观、会谈和影片放映活动，其中一场活动吸引了8万人参加，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系列活动并未引发抗议。

日本政府同样大力支持，同意了美国在日本建造实验性核反应堆的提议，并欢迎两国在核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1954年，日本政府拨款2.35亿日元用于核研究。

1986年5月13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右）访美时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交谈。（图/Wikipedia）

当时还是一名年轻议员的中曾根全力支持发展原子能。他在青年时代曾因日本战败而指责天皇，因美军对日本的占领而谴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并因此声名鹊起；但如今，他将美国核科技看作日本重拾民族自豪感的法宝。

1955年，核研究获得了50亿日元（在当时相当于1400万美元）的政府资助，远高于前一年的2.35亿日元，中曾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12月，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力图“保障未来能源”的《原子能基本法》通过。

“布拉沃城堡”试爆后不到两年，日本对美国的“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计划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准备发展核能。美国也在日本积极推进核能的和平利用。1955年，美国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协议，随后帮助日本建造了第一座研究性反应堆，该反应堆于1957年达到临界状态。

原子能在日本的工业化

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的能源消耗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还要快。因此，他们希望能更进一步，建造像希平港反应堆那样的商用反应堆。但日本人发现美国法律尚不允许商用反应堆的技术出口，便转向了拥有科尔德霍尔反应堆的英国。

英国的回应也很积极。日本第一座工业反应堆就采用了英国镁诺克斯石墨反应堆的设计，对比温茨凯尔的第一代原型有了明显的改进。

1961年3月，在东京以北约120公里处，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东海岸的东海村附近，建造了一座装机容量为166兆瓦的反应堆。反应堆于1965年11月达到临界状态，于次年7月并网。广岛和长崎核爆发生的近20年后，日本拥有了自己的原子能工业。

日本首座商用反应堆使用了英国的石墨反应堆技术，但此次合作十分短暂。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发起了销售攻势，将英国挤出了日本市场——美国反应堆的造价更便宜，发电能力更强。东海村的第二座反应堆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供货，于1978年11月并网。

通用电气公司卖给日本的反应堆是最早由芝加哥大学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研发的沸水反应堆（Boiling Water Reactors，简称BWRs）。对比三里岛核电站运行的里科弗压水反应堆，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沸水反应堆的构造更简洁。

截至2021年3月的日本核电站地图。（图/nippon）

三里岛核电站的混凝土安全壳曾避免事故升级为更严重的核灾难，设计简洁的沸水反应堆则无须建造这一类型的安全壳，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建造费用。事实上，为沸水反应堆建造三里岛式的混凝土安全壳也不现实：为了简化建造程序、去除大量不必要的管道，设计师在反应堆容器上部安装了汽水分离器和蒸汽干燥器，这使得反应堆的高度达到了18米。

切尔诺贝利和苏联其他核电站的RBMK（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编注）之所以无法建造安全壳，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为了确保沸水反应堆的安全性，设计者将反应堆放置在2.5厘米厚的“马克I型”（Mark I）钢制安全壳中。这种安全壳在性能上曾存在重大缺陷，他们改进了设计，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

1963年11月，在东京以西约322公里的日本海海岸，敦贺核电站开始建造第一座由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商用沸水反应堆。1970年3月，该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1967年2月，相隔不远的美滨核电站开始建造另一座沸水反应堆。1970年11月，该反应堆并网。

当时日本的电力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如果有人想要选择核电，那么通用电气公司的沸水反应堆是不二之选。1970—2009年，日本共建造了30座沸水反应堆和24座压水反应堆。

东电与福岛核电站

福岛第一核电站就是日本首批建造并运行通用电气公司沸水反应堆的核电站之一。1967年7月，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的第一座于本州岛太平洋海岸、东京东北方向约225公里的大熊町和双叶町之间的位置开始建造。1971年3月，第一座反应堆实现并网，这对福岛县政府来说无疑是喜事一桩。

自1958年起，福岛县政府就开始游说，力争在该地区建造核电站，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日本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简称东电或TEPCO）同样十分欣喜，因为福岛沸水反应堆是它冒险进入核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

福岛第一座沸水反应堆的总装机容量仅为460兆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到1979年10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又建造了5座反应堆，其率最大的反应堆总容量达到了1000兆瓦。核电站总功率达到了4700兆瓦电力，发电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排到第15位。

福岛核电站1975年兴建时的影像。（图/Wikimedia Commons）

1981—1986年，东电在附近的福岛第二核电站建造了4座沸水反应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又在全球最大的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建造了6座沸水反应堆。日本需要更多的电力，东电能够承担供电的重任。

将通用电气公司的核技术带到福岛，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名嘉幸照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核工程师，后来又出任一家公司的社长——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东京电力公司的承包商。同他的祖国日本一样，对于美国的核技术，名嘉幸照也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抗拒到最终接纳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曲折。

1973年，名嘉幸照来到了东电管理的福岛第二核电站。“我把一本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手册译成了日文，这也是东电沸水反应堆培训中心的第一本培训手册。”名嘉幸照回忆道。“见识过世界各地的情况后，”他继续说，“我相信，对于资源贫瘠的日本来说，核能会是唯一的能源。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生产目标优于安全性

但他在东电工作期间，注意到公司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名嘉幸照回忆道，“东电就将核电站的运营交给了承包商和制造商。显然，他们认为只有管理效率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不过，最大的变化是对待反应堆安全的态度。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气氛一样，对他们来说，完成生产目标要优先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

名嘉幸照记得，1988年底，一个水泵的叶轮叶片发生了破裂，使得一片金属落入了反应堆堆芯，水泵的振动也更加剧烈。于是，名嘉幸照建议管理层降低输出功率。“有人告诉我，现在正值年底，降低输出功率是不可能的。”他回忆道。

管理层关心的是完成年度生产目标。名嘉幸照十分担心会发生事故，甚至一度失眠，直到1989年1月反应堆停堆他才如释重负。

这座反应堆经过大半年的维修，在反核活动家和当地反核支持者抗议的声浪中重新启动。在与抗议者的见面会上，负责该反应堆的主管竟然中途退出了会议。“我们……被宠坏了，因为我们掩盖了事故信息，逃避了来自公众的压力。”名嘉幸照回忆道。

福岛核电站1至5号机使用的典型沸水反应堆“马克I型”截面图。（图/Wikimedia Commons）

2002年，一则重磅丑闻曝光，称东电员工早在1977年就开始伪造安全报告，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就提供虚假信息，还在报告中掩盖存在的问题，虚假报告的次数不下200次。东电的会长、社长和一名副社长被迫辞职。

对此事的内部调查由62岁的公司高级主管胜俣恒久负责。调查结束后，他升任东电的社长。以思维敏锐著称的胜俣稳步升至公司领导层，于2008年从社长升任会长。

胜俣和新任社长清水正孝一道竭尽全力整顿组织，完善安全标准和企业文化。东电旗下的反应堆经历了更多次的停堆检查，清晰地表明公司渴望洗心革面、重新开始。

2007年，东电管理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因地震而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出警告，声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符合新的抗震安全标准。作为回应，2010年，胜俣和清水建立了一个应急控制中心，可在重大地震灾害中充当应急指挥部。

但达到新的安全标准之后，东电就止步于此。根据设计，核电站能承受不超过7.0级的地震，而东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提升核电站其余部分的整体抗震性能。另一个从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海啸。

同日本其他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也建在了海边，这样就不必建造成本高昂的冷却塔，能节省一部分费用。作为替代措施，他们将混凝土管道引入大海，用海水冷却反应堆产生的蒸汽，待其冷凝为水，再次供反应堆加热。但问题就在于有发生大海啸的可能性。

2011年3月16日，卫星拍摄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影像。从右至左分别是在事故中受到严重损坏的1号机至4号机组。（图/Wikimedia Commons）

如同日本其他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设有消波块和很高的防波堤，以防海水侵入，防波堤的高度接近5.7米。不过，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认为这还不够，并于2006年向东电发出警告，认为海啸有可能切断核电站的外部供电。

2008年，东电的内部专家得出结论，浪高超过15.7米的海啸就可以越过防波堤，淹没核电站。胜俣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决定再研究一下。“公司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重大海啸。”胜俣后来说道。

对胜俣、清水及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研究”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戛然而止，因为在距日本东海岸约1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发生了矩震级高达9.1级的大地震。

这次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而这次海啸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属福岛第一核电站。

对“核灾难”的恐慌

如同美国的三里岛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福岛核电站事故削弱了政府和核电管理机构的公信力，引起了反核情绪的抬升。不过，相比其他地方，日本的公众反应最为强烈，对核工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2011年3月，日本拥有的53座反应堆贡献了全国电力供应量的30%。而福岛核事故中有4座反应堆爆炸，日本其余的沸水反应堆和压水反应堆均停堆进行检查，并计划在完成安全检查之后就立即重启。

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辐射影响了全国，人们的忧虑不断加剧，并且怀疑海啸过后留在海岸上的碎片也具有放射性，导致辐射恐惧症进一步蔓延。2011年4月，超过17000人在日本各地发起抗议，反对继续依赖核能。9月，仅在东京就有6万人参加活动。

2011年秋，由于无法重启反应堆，日本遭遇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但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很多人所认为的濒死险境，电力短缺也未曾削弱反核的浪潮。在败选的同时，自民党重新掌权。自民党的看法是，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反应堆还是要逐步重启。

2011年6月，重启核电的进程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9座反应堆陆续启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查看福岛第一核电站4号反应机组。（图/UN News）

如果说福岛核事故对核工业造成的短期影响在日本最为显著，那么受长期影响最严重的则是遥远的德国。201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将核工业的寿命延长到了21世纪30年代。然而，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德国社会和政府的态度。2011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以高票通过决议，要求在2022年之前停运德国所有的反应堆。

正如一些德国政客所强调的，如果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都发生了福岛核事故这样的核灾难，那么类似的核灾难同样有可能在德国上演。

福岛核灾难影响的范围不仅限于日本和欧洲。在中国，“核灾难”的消息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有人囤积了足够用上5年的碘盐，因为他们误以为碘盐可以防辐射。灾难发生后，中国对在运、在建的核电站进行安全大检查。他们通过了多部新法规和一项新的安全法，这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忧虑所做出的回应。

《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原版封面，简体中文版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

校对：邹蔚昀排版：陈亦奇

你要的航拍中国解说词来了：第四季之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地处中国南部沿海，海洋赋予了它港口的使命，香港岛、九龙、“新界”组成了它的陆地，山地占据了这里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的旅程将跟随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用一场最熟悉的仪式开启新的一天，在楼群里触摸这座世界之港的金融引擎，再用最香港的方式重新启程。

满载的货轮已在海上航行数月，马上它们就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香港。

前方就是这座城市举世闻名的地标——维多利亚港，三面环山，这是一个拥有天然屏障的深水港。早在1000多年前，它就为频繁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的停泊处，虽然那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躲避风浪，但这座背靠内地面朝大海的土地，注定不会平凡。

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但是这个暂别的游子从未离开过祖国母亲的怀抱，也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10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变化发展，香港成长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一颗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

在香港岛楼群密集的海岸线上，这栋向海里延伸的建筑最为显眼，它的名字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997年7月1日0时0分，就是在这片面向整个维港的玻璃幕墙背后升起了回归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从那以后，在它旁边的金紫荆广场上每天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升旗的队伍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22年开始，队伍的口令由英语改成了中文，人们的动作姿态也从原来的英式变成了飒爽的中式步操。

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25年，因此在7月1日这一天，我们在城市里遇到了很多次这个数字。海上巡游的渔船是25艘，出租车摆出的形状是25，大楼上的装饰也是25，年复一年，香港人总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庆祝这座城市的新生。

今天，富裕、发达、开放、高效，太多的光环早已盖过了香港作为港口的属性。人们介绍香港时也总会提起它是与纽约、伦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金融中心，香港的核心引擎就在眼前的这座大楼里。北京时间九点半，股票、期货、外汇交易在这里同时开始，此时纽约刚刚入夜，伦敦尚在凌晨，全球的财富开始向这里汇聚。在接下来的五六个小时里，所有投资者都会目不转睛地关注这里的每一个数字变动。

借助港交所的玻璃幕墙就能看到，在它的身旁是一片名副其实的金融丛林。全球排名前100的银行中有超过75家在香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银大厦用力学中最稳固的三角形搭建钢架结构，不仅给客户带来了足够稳定的心理感受，也大幅节省了建筑材料。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凭借着内地给予的大力援助香港都安然度过了危机。

这片钢铁丛林也不总是一副严肃的模样，每晚8点，维港两岸的建筑准时亮起，用灯光秀上演一场属于夜晚的浪漫。在这里有546座高度超过150米的摩天大楼，超过了纽约与迪拜之和，同样的楼群不仅成就了香港世界前列的金融地位，也赋予了它惊艳世界的绝美夜景。

密集的楼群中，不仅有闪烁变幻的灯牌，更有写字楼还在工作的光景，正是这些打工人们的付出让香港的夜景从星星点点汇成人间银河。

面对这样的景色，难免会触景生情，只需要一枚戒指，一句发自内心的表白，这座城市早已为每一份热情和真心，准备好了最美的背景。

沿着维多利亚港一路向西，码头的夜景是另一种风格。最快的时候这里每小时可以装卸超过18万个集装箱，极致的速度让香港在业内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补时港，那些在其他港口延误了的货轮总能在香港追回一些时间。

补时港的诀窍是码头仓库的多层设计，集装箱卡车可以行走在地面，也可以行走在屋顶，通过它们货物可以直达货仓入口，大幅节省了装卸时间。香港既是亚太中心地区的枢纽港，也是内地进出口商品的重要转口港，等到货物完成周转，货轮们将从这里重新起航，奔赴远方。

这趟旅程从一条众星云集的滨海小道开始，在庙街感受香港电影里热闹的烟火气，高楼间年轻的火龙有着古老的舞姿势，跑马场里全力奔跑的脚步从未停下。

钟爱电影的游客来到香港一定不会错过星光大道，对他们来说，比道旁的维港美景更令人兴奋的是能与电影明星的手印合二为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始，西方的工业化电影生产模式与中国的故事和文化传统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让香港电影的名号响彻全球，一大批走红的港星也成为了内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家喻户晓的熟悉面孔。

感受香港电影，有的人选择去电影院观看，有的人则更喜欢身临其境，这条不到400米长的小街聚集着大约700个摊位，庙街是很多香港电影的取景地。但对香港人来说，庙街则是他们辛苦一天之后最习以为常的深夜食堂。无论是白领还是打工仔，无论是年轻情侣还是老夫老妻，无论记忆的味道还是明天的希望，都在这简单的桌椅三两小炒之间，回味得刚刚好。

同样是香港电影中的传统内容，功夫也是香港人生活中非常珍视的传统文化。几百年前，尚武的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来到这里扎下了根，后来楼越修越高，人越住越密，有些武馆就开到了楼顶的天台上。虽然师傅是兼职的，徒弟们也可能刚下班或者刚写完作业，但只要打起拳来，每个人都能变成自己心中的侠客。天台的方寸之地，也随时都能变成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曾想象过的那个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武林。

街头巷尾虽然狭小，却刚好装下历久的民俗，装下生活的烟火。中秋节假日是大坑火龙的工作时间，用舞火龙祈福的民俗在明清时期的广东一带就已经被史料记载，与前辈们相比，这条年轻龙的目光显得更加锐利，它的眼睛是人们用手电筒制作而成。100多年前的村落茅屋早已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但火龙的舞姿却从未改变，人们依然踩着同样的步伐护佑着城市的平安。

楼群里，同样不变的还有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场。从1846年起，赛马一直是香港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有人曾经担心香港未来的命运，如今“一国两制”的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也从未停下高速发展的脚步。

这趟旅程我们将近距离飞越香港最密集的楼群，探索这座城市利用空间的秘密，最后与攀岩者一起登上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

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摩天大楼，有时用高耸入云来形容也没法说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栋楼，在云上比比高矮总让人们觉得舒心惬意，但在云层之下人们生活的密度可能超乎想象。

受限于山与海之间局促的土地，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得不足够紧凑，在这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塞下10000多人的衣食住行。香港人把这样的楼叫做牙签楼，空间有限，每一栋楼都要见缝插针。

和这些建筑一起挤进去的，还有香港人节律而丰富的生活。菜市场、超市、餐厅就在楼下，或许还算不上稀奇，住在这里，从银行到医院、从图书馆到电影院，日常所需的所有生活、娱乐活动都可以在步行10分钟内的地方解决。

最大化利用空间的试验无处不在，一个巨大的天井够深也够透进阳光，每一处楼体的凹陷可以是晒场，是花园，也可以是运动场。虽然人住得密会有些局促，但有时也能多认识几个好邻居，多塞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这片形似海边消波块的楼群所在地过去曾是亚洲最大的船坞之一，也是这里很多居民世代工作、谋生的地方，为了留住这特有的记忆，人们特意设计了这座船形的商场，这样每天出门购物也有了上船出海、归航回家的好心情。

高楼间的缝隙，香港人修起了这条管道一样的廊道，它的里面包裹着世界上最长的户外行人电梯。超过800米的长度，让135米的高差变得轻松，有了它的助力，人们走路上下山的速度比坐车还要快五分钟，路上的时间节省了，努力便可以加速，寸土寸金，可能还要加上寸秒寸金。

白手起家，徒手攀登，香港人相信这既是攀岩也是人生。城市背后的狮子山是所有攀岩爱好者心中的胜地，对攀岩者而言最具挑战的或许并非陡峭石壁，而是身后极具压迫感的摩天楼群，它们随时都在提醒往来的攀岩者，这里是百米之上的险境，但只要不放弃，总能登顶。

1972年，一部讲述香港草根阶层奋斗故事的电视剧《狮子山下》让狮子山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象征。当城市与海湾的全景在面前徐徐铺开，站在狮子山顶的人从不甘于自身的渺小，他们知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只要奋力攀登，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这趟旅程从探索远古火山开始，看猴子们享受岁月静好，在跟随城里的人们一起跳入大海。

海面上散落的岛屿是一座远古火山留下的遗迹，一亿四千万年前，这片海域曾是一座直径超过18公里的超级火山。

这些整齐的六角形岩柱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品，而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在火山物质尚未完全停止流动时形成，至今仍保持着亿万年前的刹那瞬间。

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遗迹，大多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带，但这处遗迹离城市很近，于是香港人就把对生活的热情认真地安放在他们不大却丰富的空间

火山岩必须努力攀登，惊险的还必须行舟穿过，别具一格的天然泳池也必须躺一躺。

人们对待生活的认真劲儿似乎也影响到了猴子。城市隔壁的猕猴不甘于每天只是乘凉、吃饭，它们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难度极高的运动——跳水。把树枝当做跳板，起跳、落水，这个水花不知道岸边的裁判会打几分。能够在忙于生计之外享受岁月静好，离不开有人尽心付出。在这片森林里，人们种植了约30万棵适合猕猴食用的植物，让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们把土地总面积的近40%建成了这样的郊野公园，对待自然，香港人一直都很用心。

端午这天，世界各地的龙舟都在追求极致的速度，唯独在大澳渔村讲究一个慢字。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中，速度绝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龙舟一定要绕经每一条河道，像邮递员一样将祝福派发给沿岸的村民。

这里也依旧保留着香港的古老记忆，河道两旁是渔民们在200多年前建造的传统民居——水上棚屋，在出行靠海的渔村里，退潮是大海对村庄实施的交通管制，也是渔民们悠闲生活的开始。生活是什么，是好好享用每一餐，感受拂面而来的海风，并且照顾好你的植物。

就算住在市中心，香港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些身披保温毯的人们并不是扮演黄金战士的群众演员，而是即将投入比赛的泳者。从香港岛到九龙，在两侧摩天高楼的注视之下，只凭个人力量横渡这片广阔水域，这就是拥有110多年历史的维港渡海泳。维港到底有多宽，每年都有人想亲自量一量。

这趟旅程从一座海上的水库开始，拜访一位住在最高处的守护神，乘坐特别的交通工具，感受香港人多彩的生活和从不改变的共同记忆。

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1963年，香港曾出现过每4天才能供水4小时的极端情况，6年后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而后建起大坝，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

万宜水库的修建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为了支援香港，内地仅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来自广东的东江水不仅填满了万宜水库，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供应量的75%以上，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于水的难题。不再担心缺水，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但在香港，水并不总是温和的模样，更多的时候它都来势汹汹。

香港最高峰顶的大帽山天气雷达站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小到一朵云的生成，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最短每隔六分钟，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上传至网络，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高精度天气预报。在台风多发的季节，每当气象站发布八或以上的台风预警，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提前做好准备。

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藏在底下。拥有6万立方米容量的跑马地地下蓄洪池只是冰山一角，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无法立刻排出的水就会暂存在这里，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水库、大海，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水的去处多了，即便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也可以吞吐自如。

不用担心水的威胁，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因为走得慢，车体面积又大，年过百岁的叮叮车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从百年前的柴米油盐到今天的金融产品、艺术展览，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穿在了叮叮车上。

在叮叮车上开场派对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清脆的叮叮声中一路摇摇晃晃，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

太平山顶的缆车也跑了130多年，但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升级。今天是第五代缆车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人们特意赶来见的最后一面。当被问到坐缆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然后告诉你，拍拖。抵达山顶，天气已经放晴。100多年，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景色或许不同，但心情大都相似。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不谈繁忙的工作，只谈美景，只谈恋爱。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却有很多。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120多年，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它已经不够便捷，但百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线路还有低廉的票价，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

乘上天星小轮，从过去驶到现在，在不同的时光里，从未改变的是吹在身上的海风、洒满香江的夕阳和家的方向。

最后的旅程从一所大学开始，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飞越大桥、机场，看一座城市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

高楼林立的香港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

这栋大楼仍保持着100多年前初建时的外观。1892年，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1923年，在这里发表名为《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他说“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从这里出发，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不同的历史阶段，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挺身而出。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战败投降，香港沦陷，抗击日军的重任落在了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身上。在游击队的带领下，乌蛟腾全村500多人几乎都参与了抗战，最终他们守护了家园，迎来了胜利。如今，当年儿童团的成员已经白发苍苍，纪念碑下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硝烟，来此登山或骑行的人们总在这里纳得一片阴凉。

罗湖口岸旁的树林里也藏着一段过去，罗湖桥曾是香港与内地间最重要的通道，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从这里回到内地，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传奇。

1979年，港商经由这里谈成了深圳第一笔合资酒店的大生意。而从内地到香港，满载祖国天南海北生鲜、物产的3趟快车行驶了将近半个世纪。

跟对岸高楼林立的深圳比起来，香港北部的这片区域总是静悄悄的，但港深融合发展正在唤醒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仅靠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

借助港深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珠三角完备的产业链，这些尚未开发的鱼塘、村庄将华丽变身成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65万人工作的科创新区。科创产业也将成为香港金融产业外第二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香港今天的每一处发展变化都在让世人见证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即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也只能连接起它的一角，未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将连同深入珠江腹地的九个城市一起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在香港260多座岛屿中，眼前这座平坦的岛屿面积位列第三。坐落于海上的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小时最多会有68架飞机在这里起降。但香港人依旧不满足，正在建设的第三跑道会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2架。

陆地交通则有了后起之秀，香港西九龙站看起来毫不张扬，但在它的底下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虽然香港境内的轨道只有区区26公里，但它就像植物的根系与运营里程超过4万公里的内地高铁网相连，从这里出发，数十个内地枢纽城市都可以快速抵达。不论是在地下、天空还是海洋，你总能找到这座城市对于开放的不懈追求。

香港也将在大湾区的怀抱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成为一座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迎接来自全球的客人，当然要拿出最好的宝贝，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上宽下窄的外观源自青铜方鼎的造型，朱红色的大门沿用北京故宫的同款风格，每扇门九九八十一颗门钉也是一颗不少，玻璃材料的使用增加了透亮，还把现代感领了进来，镂空铝制的瓦片模仿着紫禁城的琉璃瓦造型被悬挂在室内浪漫又庄重。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追求高耸的身姿，占地面积也只不过北京故宫的2%，却尽力展示了900多件从北京直运而来的珍贵文物，室内空间有限，但不显局促，人们透过15米高的落地窗一眼就能看见整个维港。

往后，镶嵌于此的每一块玻璃将一起映衬香港的美，让这个大方鼎成为独一无二的礼器，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从香港看见整个敞亮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