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夫与他的时代》，[日]渡边一民著，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中译本即出

谁是林达夫（1896-1984）？为什么要翻译渡边一民写的《林达夫与他的时代》？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位看到这本传记的中国读者首先会想到的问题。笔者想引用最近被翻译成中文的《鹤见俊辅传》传主说过的一句话。在给《林达夫著作集》第五卷《政治的民俗学》写的解说里，鹤见俊辅说林达夫“在日本论坛史上是知识人里错得最少的那个”。可别小看这样一句话，鹤见俊辅这位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留下很大足迹的思想家用这样的赞词来评价林达夫这位前辈，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如果了解一下二十世纪日本思想文化史上有多少人转向、有多少大知识分子做出过离谱的误判的话。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耄耋之年的鹤见俊辅亲自监修了一套三卷本《林达夫文选》，以便新世纪的读者了解这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政治判断力超群的大知识人——在笔者看来，林达夫虽然不是职业政治思想家，但他的政治判断力堪与托尼·朱特视为精神导师的法国哲人雷蒙·阿隆媲美，跟他很尊敬的英国哲人以撒亚·伯林也不相上下。在书店看到时，我还担心会有多少人读这位昭和时代大学者的著作，谁知很快售罄。2005年林达夫的两本代表作——《历史的黄昏》与《主义者》被收入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中公经典丛书》。这套书里收入了自《圣经》、柏拉图的对话录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等世界名著，很像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又一次体现了林达夫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上一次是在1974年，林达夫的代表性文章被汇为一册收入筑摩书房出版的《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看总共三十六卷的大系的书单，从福泽谕吉到西田几多郎、柳田国男和小林秀雄，所有近现代有代表性的日本思想家都列入其中。

鹤见俊辅监修的文选出版没几年，林达夫谈艺术的代表性文章由亲炙过林达夫的著名评论家高桥英夫编为《林达夫艺术论集》，收入著名的讲谈社文艺文库。这套文库收入了二十世纪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名家作品，装帧朴素而淡雅，价格比一般的文库本要贵，如今这本书在日本亚马逊上也没有库存了。

最近集英社的编辑落合胜人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林达夫——编辑的精神》，从编辑的角度来考察林达夫的一生，也是一部很有读头的力作。丸山真男比较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边春彦给我寄来他编著的《近现代日本思想史百名‘知’的巨人的200册》，打开一看，不出所料，林达夫也在里面。这些都说明林达夫这位思想家并没有被人遗忘。

林达夫

“洋学家”的诞生

林达夫是胡适的同时代人，他出生的时候明治维新早已走上正轨，日本正处在迅速上升期。因为父亲是外交官，林达夫三岁时随父去美国，在西雅图待到七岁。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立志研究西学很有影响。作为归国子女，回到日本后，小林达夫面临了重新适应祖国生活的问题：他要摆脱英语说得比日语好的窘境，脱去身上的“洋味”。高中他读的是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在这里他写过一篇日后收入《林达夫著作集》的文章，就是《关于歌舞伎剧的一点考察》。读高中时林达夫曾一度沉迷于歌舞伎，可在这篇文字和思想都惊人成熟的论文里，他对这种日本传统艺术做了严厉批评。他说歌舞伎是德川时代留下的最大遗产，但热爱歌舞伎很可能是让日本灭亡的陷阱！年轻的林达夫还说，这是个经历了欧洲伟大文化洗礼的时代，继承了欧洲的批评精神，在他看来歌舞伎里没有永远的人生，没有人，也没有性格，更没有真正的悲剧和喜剧。这俨然是一篇反传统的檄文，此时的林达夫像是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青年。

离开一高以后，林达夫进入京都大学哲学系深造，专攻美学美术史。在这里他师从过现代日本哲学的奠基人西田几多郎以及波多野精一、深田康算等哲学名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在这里他爱上了古希腊的学问，从此一生对古典学问保持着热情。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古希腊悲剧的起源》——有论者说这篇少作就是放在今天也很值得一读。笔者看到论文参考了德国最伟大的古希腊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原著，觉得跟批评歌舞伎的雄文一样，这篇也显示了林达夫要效仿先贤的决心，正式昭告了洋学家的诞生。

结束了大学学习后林达夫来到东京，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做自己的研究，不久还加入了岩波书店出版的《思想》杂志编辑部，跟日后成为二十世纪日本思想大家的和辻哲郎、三木清等一起编辑这份日本最著名的思想类杂志。和辻哲郎和三木清后来都去德国留过学，都师从过海德格尔，和辻跟林达夫还是连襟。林达夫曾经说过自己是岩波书店培养的人，就是因为他在岩波书店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左右，深度参与了岩波书店的许多出版项目。他自己翻译的著作也收入了岩波文库，比如柏格森的《笑》、伏尔泰的《哲学书简》和与友人合译的法布尔的《昆虫记》。作为一个创作型编辑，他在《思想》等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学问思想也日益成熟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论东西方都出现过知识分子左倾的现象，敏锐好学、富有正义感的林达夫也不例外。他认真研究过唯物主义，参加了“苏维埃之友”协会和唯物论研究会，写出了讨论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反宗教运动的论文，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自称是“战斗的唯物论者”。洋学家立场迅速左转，如今的人也许难以理解，而在当时不论东西方都有很多例子。英国哲学家伯林的好朋友、大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 Spender）年轻时加入过英国，后来跟萨特成为论敌的雷蒙·阿隆在读书时也参加过左翼青年组织。虽然后面两位比林达夫年轻一点，但他们都经历了危机四伏乃至战乱的时代。今天我们要理解这段历史，就应该重新了解当时的各种危机，比如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等等。如果大家看过最近德国热播的描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连续剧《巴比伦柏林》，就可以大致理解了。渡边一民在传记里详细分析了当年日本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大家理解那段历史会很有帮助，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出现对那个时期的知识人的强大影响，对理解同时代的中国现代史也会很有帮助。

至暗时刻的孤独抵抗

当日本整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时候，林达夫明知无望，还是努力尽一个知识人的责任，敲响了他的木铎。他写过好几篇尖锐的文章批评日益军国化的日本政治，指责那些日本政治家不负责任，拿国民的命运开玩笑——写的时候，正是日本政府即将决定跟美国开战的前夜。比如在1940年1月写的《新经院时代》里，他这样批评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些年我们看到了精神主义的亢奋，可那种精神主义大体上连强制接种牛痘的效用都没有。宛如人工培养的极度空虚的东西。最糟糕的精神主义是形式主义。那些顾虑、思虑和虚张声势——揭开来一看，哗啦哗啦地堆起一座根性卑陋的瓦砾小山而已。一想到后世历史学家和喜剧家会如何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我冷汗也出来了。就算想恭维一下，我也很踌躇，举不出这个时代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在珍珠港事件前夕，能够这样批评时局，这样的日本知识人，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吧？而林达夫似乎还不过瘾，五个月后，又写了一篇《历史的黄昏——时代与文学、哲学》。这次他把矛头对准了日本的知识分子，说失去了自己的团体，失去了社会关系，但自己从未变过。这正是批评当年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的转向，批评那些人“协赞”走向军国主义的。他说站在那些人中间，自己像是个间谍，坐立不安，想离席而去——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先知般的智者在看到国家和同胞走向歧途时的孤独和愤懑。林达夫在绝望中说：“我对时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说老实话我觉得对时代所作发言的大部分都是空话、空话、空话而已！”面对上世纪的这出大戏，他看到的只有最悲惨的人的堕落，说这个时代是大空位的时代，他觉得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在该文的最后，林达夫说：“我们的政治学连成人心理学的程度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社会学。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小学修身和礼仪作法的程度罢了。”可以说太平洋战争还没有开战，对西学造诣很深、现实感也很强的林达夫就已经看到了最后的结局——他后来说，不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而是大政翼赞运动开始的时候（1940年10月12日），看到知识阶层的表现，就觉得万事休矣。林达夫后来说那几年举国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所以他不得不进入沉默期。整个战争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的是跟时局无关的薰衣草。

在丸山真男说的超国家主义统治的时代，林达夫退回到自己的园地，守护着最后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在自己的园地里，除了继续钻研西方的学问，读维科等西方哲人的著作，他还养鸡、种菜，这是为了应对战局日益恶化带来的粮食不足，也是他的抵抗方式。冷眼看着同侪老师转向的林达夫，效仿起笛卡尔，戴上假装顺从的面具（larvatus prodeo），用“反语”（ironie）的精神来面对至暗时刻。日本当年的确有好些像林达夫那样的知识人，早已看清了局势的趋向，但苦于无力挽回大局，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比如丸山真男的老师、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也是如此。

在1946年写的《反语的精神——代跋》里，林达夫回忆了战争期间的心境，对我们了解当年日本最有正义感的知识人很有帮助。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后，首相近卫文麿效仿纳粹，组织国动，称之为新体制运动。林达夫说自己对那样的运动很怀疑，在一次讲演中公开提出异议，说人们不应该跟风、草率行动，在这个新经院时代真正的哲学已经结束了，思想家要么面临坐牢、死亡的苏格拉底的命运，要不然就效仿笛卡尔，伪装顺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还引用法国哲人扬凯莱维奇（Jankélévitch）的说法，阐释了苏格拉底式反语顺从主义。他强调自己当时想说的是在军国主义的时代，要讲究战法，他提倡的是一种绝望的战术。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接下来写的这些话：“我认识一些信念无比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他们就像古代中国的刺客，在内心深处不忘使命，挺身走到正在领导国家的军国主义者身边，虎视眈眈寻找下手的间隙。对他们来说，被卷入战争后，要停止战争，不能单纯地叫‘反对’了事，而是需要非常冷静地观察战争的头脑、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所谓大胆无比的精神，就是指在那些危险的探索和冷静的观察中，找到领导者——他们既是祖国的代表也是祖国的敌人——隐藏的最大弱点，看准机会用举手投足之劳给予致命打击吧。”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时非常惊讶，因为根本不知道日本二战时内部还有那样一些人。林达夫借此想说的是，在战时反语是他的思想与行动的法则，同时也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他深知这种做法的局限。在谈到那些坚定的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同志们的做法时，林达夫说那是没有权力的知识人和无法团结起来一起作战的斗士被赶到绝境的瞬间、在无意识中使用的智慧和谋略，是令人心痛的最后挣扎。

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战后启蒙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向批评日本政治的林达夫说他反而有点痛惜要跟自己熟悉的那个日本说再见了。当然不是因为他怀念自己批评过的军国主义时代。在《新时代拉开帷幕》这篇文章里，他说因为知道日本作为战败国，今后就是美国化的日本，那样的局面可能要持续数世纪。作为一个明治之子，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学习、追赶西方文明，这是他那样的洋学派的气概，所以不想沦为“穿着西装的乞丐”。战后这位熟悉美国的洋学派再也不谈关于美国的事情了，这点反映了林达夫很狷介的一面，他没有兴奋地高呼美军就是解放军。他说战后日本有一个事实摆在大家的面前，那就是Occupied Japan的问题。比林达夫年轻许多的丸山真男那样的战后启蒙思想家当然没有忘记这个事实，但是对林达夫那样的明治时代出生的人来说也许被占领的感觉更加强烈吧。所以对战后改革的看法，林达夫和丸山等人也就不太一样。他认为根本就是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改革而已，完全没有自主性。换而言之，所有政治运转的规则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林达夫说不管莫斯科的政治也好，华盛顿的政治也好，都不可以美化——在当时就能够这样说，是何等清醒、锐利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林达夫还是用老方法，就是参与出版和教育，在传媒和大学两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放长眼光，以无比的韧性从事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文化启蒙。因为他知道，在日本真正的科学精神没有扎根，对过去的反思也不彻底，用《反语的精神》里的话来说，就是“既没有近代的怀疑也没有内心的挣扎，既没有反省也没有精神上的苦斗。真正的信仰告白是以长期的心灵探索、把一切都赌上去的意志、深刻的‘回心’为前提的。而没有那样的‘回心’的地方，有的只是卑俗的民间信仰而已”。

在编辑方面，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他作为总主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持了日本最著名的平凡社版《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编辑工作。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林达夫于东西日本众多学者之间，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他做大百科全书的总主编，的确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做西方的学问，本来就是全方位的，从古希腊到现代思想，他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战前不久他写的关于柏拉图《理想国》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佳作。林达夫尤其重视文艺复兴的研究——他有一部著作就叫《文艺复兴》。他曾说自己一生就是业余爱好者，不想做专治一经的专家。虽然没有去西方留过学，但是他学习了从西方古典语言到现代欧洲的主要欧洲语言，晚年甚至重新开始学习俄语、西班牙语。在掌握对人文学者来说极其重要的语言工具上，林达夫下了很大功夫，这为他直接进入西方的学术前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的视野极其开阔，对西方学界的最新动向总是很了解，仿佛有着永不枯竭的好奇心——这点跟他终生心仪的大文豪森鸥外完全一样。

在战后林达夫做的工作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1951年4月发表在著名杂志《文艺春秋》上的《主义者》，当代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称之为“政治人类学的经典”。在笔者看来，跟丸山真男后来写的《“斯大林批判”中的政治逻辑》堪称双璧（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林达夫说他要搞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主义者，因为在当时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毕竟随着东欧和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分成了东西两大阵营，有七亿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冷战局面愈演愈烈，自然需要了解什么是主义者。林达夫说他读过阿拉贡写的《主义者》，既感动又困惑。他觉得该书堪称现代版《黄金传说》（Legenda Aurea），书里写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英雄们为了法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挺身而出，英勇地跟纳粹斗争。林达夫说按照阿拉贡的说法，不管是什么出身，主义者一旦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就会相信为了真理可以抛弃个人的安泰和幸福，进而为了真理而付诸行动。林达夫说他相信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主义者不仅法国有，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也有，不仅以前存在过，现在也存在，而且今后也会存在，对此他丝毫不会怀疑——他妹妹就是日员，在艰苦的岁月里英年早逝。但是那样的英雄是属于教圣徒行列的，是纯粹型主义者——他说交往过的日共重要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00-1934）就是那种圣徒类型——但跟现实世界里在克里姆林宫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者并不是同一类型。对宗教造诣很深的林达夫巧妙地用教的例子来分析纯粹型主义者和现实中苏联统治者的关系，他强调，这样说并非是主张不应该有掌握权力的人。恰恰相反，他说如果没有非纯粹型政治人物来统治，那么人类社会马上就会陷于混乱、乃至崩溃，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林达夫分析政治问题不会被意识形态捆住手脚，而是能从事实出发，讲究实事求是——战前如此，战后也如此。林达夫自称是书斋派，可他的政治观点的确是长期观察folklore、民众心理积淀的产物，不仅仅因为熟读马基雅维利。

这里就要讲一下林达夫思考政治时最看重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心理、folklore的重视——可以称其为“政治的民俗学”。林达夫深受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的影响，尤其推崇他的代表作《原始思维》，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社会迅速变化的背后那些不变或者说是难以改变的东西——就是人们的mentalité、原始心性。就像林达夫自己在《主义者》跋里说的那样，他更重视这个政治的folklore，就是产生思想的场所的地形、风景形态和气象条件，所以他不会被迅速变化的表象迷惑，而是更加重视人们思想深处那些不变的东西。因此他能够看到沙俄的行为模式和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行为模式之间的一致之处，看到俄国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些都跟政体无关。鹤见俊辅说林达夫是错得最少的日本知识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这种颇有特色的思考政治的方法吧。

林达夫战后写的几篇文章的确既有深度，又有穿透力，至今读来毫无过时的感觉，早就预言了日本和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比如他在1950年4月发表的《无人地带的世界主义者》里就说人类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毁灭性战争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环境污染与人口激增导致的生存问题。他在中公文库版《历史的黄昏》跋里说他写的这些文章都是“反潮流”的——这个夫子自道，充分体现一位思想家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

一生求知的结晶——《精神史——一种方法序论》

战后的林达夫除了初期很活跃，写过一系列时评等文章外，很快就再度进入了很长的沉默期，跟他私淑的精神导师瓦莱里有点像。林达夫为学转益多师，在法国的思想传统里他最喜欢柏格森和瓦莱里，受这两位法国思想大师的影响最大。在文学方面则是推崇大文豪阿纳托尔·法郎士。同时林达夫还自称是巴塞尔学派，说过很想写一部巴塞尔精神史。他对布克哈特的学问非常佩服,视他为自己的老师，说在大学里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有惊天动地的感觉，从此决定以文艺复兴作为自己西方研究的基地。在同时代日本学者里，他推崇的是日本民俗学开山师祖柳田国男，西方学者则是很欣赏维拉莫维茨的匈牙利弟子卡尔·凯雷尼（Karl Kerenyi）。后者在国内介绍不多，当年可是荣格的合作者，参加过著名的埃拉诺斯（Eranos）会议，在学界跟荷兰史学大师赫伊津哈也有过交流。他还跟大文豪托马斯·曼和黑塞都通过信，尤其是跟曼通信长达约二十年。他治学不被传统的古典学所局限，还动用民族学、考古学、解释学、心理学、图像学、宗教学甚至现代文学，是研究西方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大师级人物。在林达夫看来，凯雷尼对古希腊文化的理解是现代学者里最出色的。林达夫也重视赫伊津哈，亲自为日译本《游戏的人》做校订，为此书在日本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用日译者高桥英夫的话来说，林达夫曾经对他说，此书一出，可以改变日本学界的潮流，后来果然不出林达夫所料。赫伊津哈那种博大学风，也正是林达夫本人一向推崇并亲自实践的，他跟赫伊津哈和凯雷尼能产生强烈共鸣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思想界人文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地壳变动，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一批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做学问既重视传统又能与时俱进的林达夫自然很关注西方学界的新动向。据福柯的日译者回忆，林达夫早在六十年代福柯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他的著作。著名哲学家中村雄二郎说，因为有林达夫这位走在结构主义前面的前辈，日本人文思想学界终于跟世界人文思想界站在了共同的地平线上了，他指的就是林达夫于1969年9月发表在《岩波讲座哲学4——历史哲学》里的《精神史——一种方法序论》。这篇论文发表时林达夫已经七十三岁了，但读他的论文却感到作者思维非常活跃，视野依旧开阔。论文的起源是他读了法国美术史大师安德烈·夏斯泰尔（André Chastel）的一篇论文，说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娜》中圣安娜的脚附近有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仔细看的话，在右脚大拇指附近有似乎是渗着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切片又像是肠子。再仔细观察，应该是看得见血管的胎盘的切片和被切断的小胎儿。林达夫说读到这里，他感觉有天崩地裂般的冲击，于是就开始思考这幅达芬奇的名作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他的这篇长篇大论就是从这里开始展开，然后进入到对达芬奇精神世界的探索，再写到米开朗基罗的精神世界，最后探讨支配文艺复兴的大宇宙。林达夫旁征博引，从古典学大师多兹（E.R.Dodds）到法国科学哲学大师巴什拉，令读者眼花缭乱的同时还能读得兴致盎然。他把达芬奇称作是“洞穴艺术家”，而米开朗基罗则是艺术史上最大的“陵墓艺术家”。在解释米开朗基罗给美第奇家族做的雕塑《夜》时，他还援引了瓦尔堡学派著名学者温德（Edgar Wind）的研究成果，从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角度做出说明，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林达夫很喜欢瓦尔堡的那句名言：“上帝存在于细部之中”，对瓦尔堡学派很有共鸣——这篇论文正是由一个不被注意的细节开始的。对同属于汉堡人文学派的大哲学家、瓦尔堡的好友恩斯特·卡西尔，林达夫称赞他的哲学既有“骨头又有肉”，意思是既重视理论，又有思想史研究，在这位流亡哲人不怎么被重视的年代里高度评价其贡献，比西方学界重新评价卡西尔早了约四分之一世纪。

这篇论文的写法也与众不同，文字鲜活，打通艺术史、历史学、哲学等各科知识来解决问题，不仅是共时态的而且也是历时态的。总之，只要研究需要，所有手法都可以使用，跟写过《瓦尔堡传》的二十世纪艺术史大师贡布里希所提倡的方暗合。在论文第一部分结尾，林达夫说：“我写的不是那种对别人写的被称为‘精神史’的‘历史记述’的某个种类或是模式的反思。我做的是在那样的研究现场四处寻找、手忙脚乱的操作。真正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人，除了那些享用别人的‘历史记述’的人——不，即便是那样的人，也需要能临机应变，在时代和时间里倒行或是横穿，有时甚至需要把时针停下来，自在地飞来飞去。在做精神史研究时，事先就要知道有可能被迫采用最极端的操作。如果采用古老的方法为‘精神史’寻找守护神的话，既不是九位缪斯里的克里奥，也非阿波罗，而是秘教始祖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神赫耳墨斯吧。”

在分析达芬奇的精神世界时，林达夫说洞穴就是宇宙的象征，达芬奇的“洞穴的思想”体现了“野性的思维”——他说并非完全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定义上使用这个词——借用法国艺术史大家弗朗卡斯泰尔（P. Francastel）的分析，谈到古老的柏拉图的洞穴神话刺激了达芬奇的想象，但是林达夫指出那个洞穴神话是让达芬奇的思考充满生气地往“野性的思维”方向展开的，而不是往弗朗西斯·培根（洞穴的偶像）说的文明思考的方向歪曲、萎缩。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达夫对文艺复兴的重视，并没有一味地以现代性为唯一准绳。他的这个看法令笔者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著名哲学家图尔敏的一个观点。图尔敏在其晚年发表的著作《宇宙都市：现代性的隐藏议题》（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里说，现代哲学在选择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路径后，失去了蒙田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优点，而这两者恰恰应该是可以互补的。林达夫能够通过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对现代文明的走向独自提出了类似观点，让人感觉他的西学研究在晚年的确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可以和西方学界平等对话了。

在论文的最后，林达夫这样总结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做的，从结果来说正是弗朗卡斯泰尔所说的对关于现实的与想象的达芬奇式辩证法的一个局部阐释，是对他有魅力但含义暧昧的未完成作品的一个探究——似乎是追踪也是被追踪，是小小的却有点紧张的操作。最后如果还可以加一句的话，那就是我近来内心一直被一种饥渴感纠缠着，就是作为精神史来说，不管采取什么立场，就好比历史需要考古学做它的一个部门那样，不管是什么名称都可以，我强烈地感到需要一种‘精神考古学’。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对自己说，这也许就是一部‘劝学篇’吧。”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理解中村雄二郎说的那句话的含义了。通过《精神史》这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终生研究西学的日本思想家如何把西学变成自己的血肉，始终抱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够用跟世界学术思想最前沿对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单纯就西学研究而言，林达夫的博学与深刻，跟我们的钱锺书先生绝对有得一比。

最后的大知识人、自由的精神

林达夫晚年因其著作集的出版获得过著名的每日出版文化奖，后来又因为他对西方精神史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另一个著名的大奖朝日奖。他去世后不久，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和哲学家中村雄二郎等年轻一代的座谈记录《林达夫座谈集：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以及《林达夫书简》也问世了。林达夫虽然以寡作著称，如今也有足够的基本文献可以了解他一生的学思了。笔者在《林达夫书简》中很惊讶地发现了伯林和美国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林达夫称赞他们是第一流的批评家。林达夫跟伯林的确有共同点，且不谈对俄国文化的热爱，两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很接近，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惊人一致：都喜欢用随笔的方式写作。

林达夫于1984年去世，彼时冷战尚未结束。据说他一直到去世前还邮购西书，学习不辍。出版他的著作集的平凡社编辑鹫巢力回忆说，林达夫在去世前不久还说想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文原著。这位日本思想界巨星陨落后，新担任平凡社新版百科全书总主编的大评论家加藤周一称赞林达夫是二十世纪日本诞生的“自由的精神”，林达夫的存在对日本和日本人很重要。也有媒体称林达夫是最后的大知识人，著名杂志《现代思想》很快就出版了“林达夫与现代日本思想”专辑，称赞这位真正的思想家对现代日本思想界的卓越贡献。

山口昌男给《林达夫座谈集》写的跋里有一段话非常感人，容笔者在此引用：“如果让我说现代日本最有意思的一个时代，我会毫不踌躇地说是昭和元年到十年。在那个日本知性最开放的时代站在学术思想界前沿的一位人物，战后也依旧活跃，一直到1980年代都还健在，还跟晚辈推心置腹、悠闲而愉快地座谈，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渡边一民的这部传记写的就是这样一位孤高而睿智的日本思想家的一生，在笔者看来是思想家传记的白眉。不但能让我们了解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这位日本智者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勇气做出反抗的，而且还能让我们认识日本思想界很多有意思的人物。渡边写的林达夫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近代以来东方知识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呢。记得以前有篇写钱穆先生的文章说钱先生一生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林达夫也是如此。他虽然被很多人称为“洋学派”，其实他并没有忘记本民族的立场，对日本的学术文化的掌握也是当行本色。据说他除了堆满西书的书房以外，还有一个平时秘不示人的专门放日文书的书库。其他不说，单从他的日文写作堪称现代日语的典范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本国文化是下过苦功的。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里说林达夫的文章代表了现代日语说理性散文的最高成就。

有人在评价韦伯时说，如果当年德国人真正理解了韦伯的著作，德国就会被拯救。笔者完全可以将这句话套用在林达夫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读他的文章，就能发现他不仅在战前做出了正确分析，对战争有极其清醒的认知，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反军国主义者，而且他对战后日本所处的状况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是精准锐利的。这样一种锐利而精准的判断力，让人感到真正的知性力量，令人相信真正的人文思想的力量与价值。而他对知识的追求，又令人想起尼采的名著《快乐的知识》。同时他还努力把学问与生活连为一体，就像他自称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一样，会经营自己的花园和养鸡场，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实践自己的信念。看林达夫的一生，你会觉得他完美地做到了韦伯在《作为志业的学术》中所提出的主张，他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媲美韦伯的《作为志业的政治》里的主要观点。

从写《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的福泽谕吉到写《精神史》的林达夫，正好是日本从打开国门到发动战争、经历战败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百年激荡史，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少。读这本优秀的传记，正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了解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尤其是我们中国读者以前很少知道的日本思想界动态，对我们反思二十世纪，思考今天如何做学问、思考政治，都会有很多启发。我相信读完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这本书的作者渡边一民既是为日本读者写的，客观上也是为我们写的，因为林达夫经历过的很多事情，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或者说今天也在经历的，比如东西文化的冲突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传记里面找到很有意义的参照与启示。

具体说到在做人文学问方面的借鉴，久野收给林达夫跟他的对谈录《思想的剧评》写的序里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笔者就再做一次文抄公：“战后学术急速走向技术化和专业化，确实带来了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成就，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那些多种多样的业绩究竟有什么思想意义，正如加藤周一所指出的那样（见《林达夫著作集》第一卷解说），只有在社会和人生的整体里、在综合性知识范围里才能看清楚。林达夫始终一边思考自己知性活动的意义，一边不断努力前行。他的工作之所以需要我们重新总结，原因就在于此。战后的学术已经到了不仅要意识到被描述的对象，也要了解从事描述的工作者、描述的人的阶段了。否则学术就不能为人这个主体所掌握，也无法对社会整体有用。”这样的话在不时听到人文学面临危机的今天，对我们也很有意义吧。

《林达夫与他的时代》，[日]渡边一民著，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中译本即出

谁是林达夫（1896-1984）？为什么要翻译渡边一民写的《林达夫与他的时代》？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位看到这本传记的中国读者首先会想到的问题。笔者想引用最近被翻译成中文的《鹤见俊辅传》传主说过的一句话。在给《林达夫著作集》第五卷《政治的民俗学》写的解说里，鹤见俊辅说林达夫“在日本论坛史上是知识人里错得最少的那个”。可别小看这样一句话，鹤见俊辅这位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留下很大足迹的思想家用这样的赞词来评价林达夫这位前辈，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如果了解一下二十世纪日本思想文化史上有多少人转向、有多少大知识分子做出过离谱的误判的话。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耄耋之年的鹤见俊辅亲自监修了一套三卷本《林达夫文选》，以便新世纪的读者了解这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政治判断力超群的大知识人——在笔者看来，林达夫虽然不是职业政治思想家，但他的政治判断力堪与托尼·朱特视为精神导师的法国哲人雷蒙·阿隆媲美，跟他很尊敬的英国哲人以撒亚·伯林也不相上下。在书店看到时，我还担心会有多少人读这位昭和时代大学者的著作，谁知很快售罄。2005年林达夫的两本代表作——《历史的黄昏》与《主义者》被收入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中公经典丛书》。这套书里收入了自《圣经》、柏拉图的对话录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等世界名著，很像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又一次体现了林达夫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上一次是在1974年，林达夫的代表性文章被汇为一册收入筑摩书房出版的《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看总共三十六卷的大系的书单，从福泽谕吉到西田几多郎、柳田国男和小林秀雄，所有近现代有代表性的日本思想家都列入其中。

鹤见俊辅监修的文选出版没几年，林达夫谈艺术的代表性文章由亲炙过林达夫的著名评论家高桥英夫编为《林达夫艺术论集》，收入著名的讲谈社文艺文库。这套文库收入了二十世纪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名家作品，装帧朴素而淡雅，价格比一般的文库本要贵，如今这本书在日本亚马逊上也没有库存了。

最近集英社的编辑落合胜人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林达夫——编辑的精神》，从编辑的角度来考察林达夫的一生，也是一部很有读头的力作。丸山真男比较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山边春彦给我寄来他编著的《近现代日本思想史百名‘知’的巨人的200册》，打开一看，不出所料，林达夫也在里面。这些都说明林达夫这位思想家并没有被人遗忘。

林达夫

“洋学家”的诞生

林达夫是胡适的同时代人，他出生的时候明治维新早已走上正轨，日本正处在迅速上升期。因为父亲是外交官，林达夫三岁时随父去美国，在西雅图待到七岁。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立志研究西学很有影响。作为归国子女，回到日本后，小林达夫面临了重新适应祖国生活的问题：他要摆脱英语说得比日语好的窘境，脱去身上的“洋味”。高中他读的是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在这里他写过一篇日后收入《林达夫著作集》的文章，就是《关于歌舞伎剧的一点考察》。读高中时林达夫曾一度沉迷于歌舞伎，可在这篇文字和思想都惊人成熟的论文里，他对这种日本传统艺术做了严厉批评。他说歌舞伎是德川时代留下的最大遗产，但热爱歌舞伎很可能是让日本灭亡的陷阱！年轻的林达夫还说，这是个经历了欧洲伟大文化洗礼的时代，继承了欧洲的批评精神，在他看来歌舞伎里没有永远的人生，没有人，也没有性格，更没有真正的悲剧和喜剧。这俨然是一篇反传统的檄文，此时的林达夫像是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青年。

离开一高以后，林达夫进入京都大学哲学系深造，专攻美学美术史。在这里他师从过现代日本哲学的奠基人西田几多郎以及波多野精一、深田康算等哲学名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在这里他爱上了古希腊的学问，从此一生对古典学问保持着热情。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古希腊悲剧的起源》——有论者说这篇少作就是放在今天也很值得一读。笔者看到论文参考了德国最伟大的古希腊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原著，觉得跟批评歌舞伎的雄文一样，这篇也显示了林达夫要效仿先贤的决心，正式昭告了洋学家的诞生。

结束了大学学习后林达夫来到东京，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做自己的研究，不久还加入了岩波书店出版的《思想》杂志编辑部，跟日后成为二十世纪日本思想大家的和辻哲郎、三木清等一起编辑这份日本最著名的思想类杂志。和辻哲郎和三木清后来都去德国留过学，都师从过海德格尔，和辻跟林达夫还是连襟。林达夫曾经说过自己是岩波书店培养的人，就是因为他在岩波书店从事编辑工作长达二十年左右，深度参与了岩波书店的许多出版项目。他自己翻译的著作也收入了岩波文库，比如柏格森的《笑》、伏尔泰的《哲学书简》和与友人合译的法布尔的《昆虫记》。作为一个创作型编辑，他在《思想》等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学问思想也日益成熟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论东西方都出现过知识分子左倾的现象，敏锐好学、富有正义感的林达夫也不例外。他认真研究过唯物主义，参加了“苏维埃之友”协会和唯物论研究会，写出了讨论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反宗教运动的论文，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自称是“战斗的唯物论者”。洋学家立场迅速左转，如今的人也许难以理解，而在当时不论东西方都有很多例子。英国哲学家伯林的好朋友、大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 Spender）年轻时加入过英国，后来跟萨特成为论敌的雷蒙·阿隆在读书时也参加过左翼青年组织。虽然后面两位比林达夫年轻一点，但他们都经历了危机四伏乃至战乱的时代。今天我们要理解这段历史，就应该重新了解当时的各种危机，比如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等等。如果大家看过最近德国热播的描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连续剧《巴比伦柏林》，就可以大致理解了。渡边一民在传记里详细分析了当年日本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大家理解那段历史会很有帮助，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出现对那个时期的知识人的强大影响，对理解同时代的中国现代史也会很有帮助。

至暗时刻的孤独抵抗

当日本整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时候，林达夫明知无望，还是努力尽一个知识人的责任，敲响了他的木铎。他写过好几篇尖锐的文章批评日益军国化的日本政治，指责那些日本政治家不负责任，拿国民的命运开玩笑——写的时候，正是日本政府即将决定跟美国开战的前夜。比如在1940年1月写的《新经院时代》里，他这样批评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些年我们看到了精神主义的亢奋，可那种精神主义大体上连强制接种牛痘的效用都没有。宛如人工培养的极度空虚的东西。最糟糕的精神主义是形式主义。那些顾虑、思虑和虚张声势——揭开来一看，哗啦哗啦地堆起一座根性卑陋的瓦砾小山而已。一想到后世历史学家和喜剧家会如何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我冷汗也出来了。就算想恭维一下，我也很踌躇，举不出这个时代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在珍珠港事件前夕，能够这样批评时局，这样的日本知识人，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吧？而林达夫似乎还不过瘾，五个月后，又写了一篇《历史的黄昏——时代与文学、哲学》。这次他把矛头对准了日本的知识分子，说失去了自己的团体，失去了社会关系，但自己从未变过。这正是批评当年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的转向，批评那些人“协赞”走向军国主义的。他说站在那些人中间，自己像是个间谍，坐立不安，想离席而去——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先知般的智者在看到国家和同胞走向歧途时的孤独和愤懑。林达夫在绝望中说：“我对时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说老实话我觉得对时代所作发言的大部分都是空话、空话、空话而已！”面对上世纪的这出大戏，他看到的只有最悲惨的人的堕落，说这个时代是大空位的时代，他觉得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在该文的最后，林达夫说：“我们的政治学连成人心理学的程度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社会学。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小学修身和礼仪作法的程度罢了。”可以说太平洋战争还没有开战，对西学造诣很深、现实感也很强的林达夫就已经看到了最后的结局——他后来说，不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而是大政翼赞运动开始的时候（1940年10月12日），看到知识阶层的表现，就觉得万事休矣。林达夫后来说那几年举国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所以他不得不进入沉默期。整个战争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写的是跟时局无关的薰衣草。

在丸山真男说的超国家主义统治的时代，林达夫退回到自己的园地，守护着最后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在自己的园地里，除了继续钻研西方的学问，读维科等西方哲人的著作，他还养鸡、种菜，这是为了应对战局日益恶化带来的粮食不足，也是他的抵抗方式。冷眼看着同侪老师转向的林达夫，效仿起笛卡尔，戴上假装顺从的面具（larvatus prodeo），用“反语”（ironie）的精神来面对至暗时刻。日本当年的确有好些像林达夫那样的知识人，早已看清了局势的趋向，但苦于无力挽回大局，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比如丸山真男的老师、著名政治哲学家南原繁也是如此。

在1946年写的《反语的精神——代跋》里，林达夫回忆了战争期间的心境，对我们了解当年日本最有正义感的知识人很有帮助。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后，首相近卫文麿效仿纳粹，组织国动，称之为新体制运动。林达夫说自己对那样的运动很怀疑，在一次讲演中公开提出异议，说人们不应该跟风、草率行动，在这个新经院时代真正的哲学已经结束了，思想家要么面临坐牢、死亡的苏格拉底的命运，要不然就效仿笛卡尔，伪装顺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还引用法国哲人扬凯莱维奇（Jankélévitch）的说法，阐释了苏格拉底式反语顺从主义。他强调自己当时想说的是在军国主义的时代，要讲究战法，他提倡的是一种绝望的战术。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接下来写的这些话：“我认识一些信念无比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他们就像古代中国的刺客，在内心深处不忘使命，挺身走到正在领导国家的军国主义者身边，虎视眈眈寻找下手的间隙。对他们来说，被卷入战争后，要停止战争，不能单纯地叫‘反对’了事，而是需要非常冷静地观察战争的头脑、军国主义的神经中枢。……所谓大胆无比的精神，就是指在那些危险的探索和冷静的观察中，找到领导者——他们既是祖国的代表也是祖国的敌人——隐藏的最大弱点，看准机会用举手投足之劳给予致命打击吧。”笔者第一次读到这段时非常惊讶，因为根本不知道日本二战时内部还有那样一些人。林达夫借此想说的是，在战时反语是他的思想与行动的法则，同时也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他深知这种做法的局限。在谈到那些坚定的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同志们的做法时，林达夫说那是没有权力的知识人和无法团结起来一起作战的斗士被赶到绝境的瞬间、在无意识中使用的智慧和谋略，是令人心痛的最后挣扎。

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战后启蒙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向批评日本政治的林达夫说他反而有点痛惜要跟自己熟悉的那个日本说再见了。当然不是因为他怀念自己批评过的军国主义时代。在《新时代拉开帷幕》这篇文章里，他说因为知道日本作为战败国，今后就是美国化的日本，那样的局面可能要持续数世纪。作为一个明治之子，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学习、追赶西方文明，这是他那样的洋学派的气概，所以不想沦为“穿着西装的乞丐”。战后这位熟悉美国的洋学派再也不谈关于美国的事情了，这点反映了林达夫很狷介的一面，他没有兴奋地高呼美军就是解放军。他说战后日本有一个事实摆在大家的面前，那就是Occupied Japan的问题。比林达夫年轻许多的丸山真男那样的战后启蒙思想家当然没有忘记这个事实，但是对林达夫那样的明治时代出生的人来说也许被占领的感觉更加强烈吧。所以对战后改革的看法，林达夫和丸山等人也就不太一样。他认为根本就是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改革而已，完全没有自主性。换而言之，所有政治运转的规则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林达夫说不管莫斯科的政治也好，华盛顿的政治也好，都不可以美化——在当时就能够这样说，是何等清醒、锐利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林达夫还是用老方法，就是参与出版和教育，在传媒和大学两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放长眼光，以无比的韧性从事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文化启蒙。因为他知道，在日本真正的科学精神没有扎根，对过去的反思也不彻底，用《反语的精神》里的话来说，就是“既没有近代的怀疑也没有内心的挣扎，既没有反省也没有精神上的苦斗。真正的信仰告白是以长期的心灵探索、把一切都赌上去的意志、深刻的‘回心’为前提的。而没有那样的‘回心’的地方，有的只是卑俗的民间信仰而已”。

在编辑方面，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他作为总主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持了日本最著名的平凡社版《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编辑工作。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林达夫于东西日本众多学者之间，起到重要的协调作用。他做大百科全书的总主编，的确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做西方的学问，本来就是全方位的，从古希腊到现代思想，他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战前不久他写的关于柏拉图《理想国》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佳作。林达夫尤其重视文艺复兴的研究——他有一部著作就叫《文艺复兴》。他曾说自己一生就是业余爱好者，不想做专治一经的专家。虽然没有去西方留过学，但是他学习了从西方古典语言到现代欧洲的主要欧洲语言，晚年甚至重新开始学习俄语、西班牙语。在掌握对人文学者来说极其重要的语言工具上，林达夫下了很大功夫，这为他直接进入西方的学术前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的视野极其开阔，对西方学界的最新动向总是很了解，仿佛有着永不枯竭的好奇心——这点跟他终生心仪的大文豪森鸥外完全一样。

在战后林达夫做的工作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1951年4月发表在著名杂志《文艺春秋》上的《主义者》，当代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称之为“政治人类学的经典”。在笔者看来，跟丸山真男后来写的《“斯大林批判”中的政治逻辑》堪称双璧（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林达夫说他要搞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主义者，因为在当时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毕竟随着东欧和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分成了东西两大阵营，有七亿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冷战局面愈演愈烈，自然需要了解什么是主义者。林达夫说他读过阿拉贡写的《主义者》，既感动又困惑。他觉得该书堪称现代版《黄金传说》（Legenda Aurea），书里写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英雄们为了法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挺身而出，英勇地跟纳粹斗争。林达夫说按照阿拉贡的说法，不管是什么出身，主义者一旦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就会相信为了真理可以抛弃个人的安泰和幸福，进而为了真理而付诸行动。林达夫说他相信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主义者不仅法国有，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也有，不仅以前存在过，现在也存在，而且今后也会存在，对此他丝毫不会怀疑——他妹妹就是日员，在艰苦的岁月里英年早逝。但是那样的英雄是属于教圣徒行列的，是纯粹型主义者——他说交往过的日共重要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00-1934）就是那种圣徒类型——但跟现实世界里在克里姆林宫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者并不是同一类型。对宗教造诣很深的林达夫巧妙地用教的例子来分析纯粹型主义者和现实中苏联统治者的关系，他强调，这样说并非是主张不应该有掌握权力的人。恰恰相反，他说如果没有非纯粹型政治人物来统治，那么人类社会马上就会陷于混乱、乃至崩溃，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林达夫分析政治问题不会被意识形态捆住手脚，而是能从事实出发，讲究实事求是——战前如此，战后也如此。林达夫自称是书斋派，可他的政治观点的确是长期观察folklore、民众心理积淀的产物，不仅仅因为熟读马基雅维利。

这里就要讲一下林达夫思考政治时最看重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心理、folklore的重视——可以称其为“政治的民俗学”。林达夫深受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的影响，尤其推崇他的代表作《原始思维》，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社会迅速变化的背后那些不变或者说是难以改变的东西——就是人们的mentalité、原始心性。就像林达夫自己在《主义者》跋里说的那样，他更重视这个政治的folklore，就是产生思想的场所的地形、风景形态和气象条件，所以他不会被迅速变化的表象迷惑，而是更加重视人们思想深处那些不变的东西。因此他能够看到沙俄的行为模式和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行为模式之间的一致之处，看到俄国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些都跟政体无关。鹤见俊辅说林达夫是错得最少的日本知识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这种颇有特色的思考政治的方法吧。

林达夫战后写的几篇文章的确既有深度，又有穿透力，至今读来毫无过时的感觉，早就预言了日本和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比如他在1950年4月发表的《无人地带的世界主义者》里就说人类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毁灭性战争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环境污染与人口激增导致的生存问题。他在中公文库版《历史的黄昏》跋里说他写的这些文章都是“反潮流”的——这个夫子自道，充分体现一位思想家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

一生求知的结晶——《精神史——一种方法序论》

战后的林达夫除了初期很活跃，写过一系列时评等文章外，很快就再度进入了很长的沉默期，跟他私淑的精神导师瓦莱里有点像。林达夫为学转益多师，在法国的思想传统里他最喜欢柏格森和瓦莱里，受这两位法国思想大师的影响最大。在文学方面则是推崇大文豪阿纳托尔·法郎士。同时林达夫还自称是巴塞尔学派，说过很想写一部巴塞尔精神史。他对布克哈特的学问非常佩服,视他为自己的老师，说在大学里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有惊天动地的感觉，从此决定以文艺复兴作为自己西方研究的基地。在同时代日本学者里，他推崇的是日本民俗学开山师祖柳田国男，西方学者则是很欣赏维拉莫维茨的匈牙利弟子卡尔·凯雷尼（Karl Kerenyi）。后者在国内介绍不多，当年可是荣格的合作者，参加过著名的埃拉诺斯（Eranos）会议，在学界跟荷兰史学大师赫伊津哈也有过交流。他还跟大文豪托马斯·曼和黑塞都通过信，尤其是跟曼通信长达约二十年。他治学不被传统的古典学所局限，还动用民族学、考古学、解释学、心理学、图像学、宗教学甚至现代文学，是研究西方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大师级人物。在林达夫看来，凯雷尼对古希腊文化的理解是现代学者里最出色的。林达夫也重视赫伊津哈，亲自为日译本《游戏的人》做校订，为此书在日本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用日译者高桥英夫的话来说，林达夫曾经对他说，此书一出，可以改变日本学界的潮流，后来果然不出林达夫所料。赫伊津哈那种博大学风，也正是林达夫本人一向推崇并亲自实践的，他跟赫伊津哈和凯雷尼能产生强烈共鸣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思想界人文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地壳变动，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一批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做学问既重视传统又能与时俱进的林达夫自然很关注西方学界的新动向。据福柯的日译者回忆，林达夫早在六十年代福柯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他的著作。著名哲学家中村雄二郎说，因为有林达夫这位走在结构主义前面的前辈，日本人文思想学界终于跟世界人文思想界站在了共同的地平线上了，他指的就是林达夫于1969年9月发表在《岩波讲座哲学4——历史哲学》里的《精神史——一种方法序论》。这篇论文发表时林达夫已经七十三岁了，但读他的论文却感到作者思维非常活跃，视野依旧开阔。论文的起源是他读了法国美术史大师安德烈·夏斯泰尔（André Chastel）的一篇论文，说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娜》中圣安娜的脚附近有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仔细看的话，在右脚大拇指附近有似乎是渗着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切片又像是肠子。再仔细观察，应该是看得见血管的胎盘的切片和被切断的小胎儿。林达夫说读到这里，他感觉有天崩地裂般的冲击，于是就开始思考这幅达芬奇的名作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他的这篇长篇大论就是从这里开始展开，然后进入到对达芬奇精神世界的探索，再写到米开朗基罗的精神世界，最后探讨支配文艺复兴的大宇宙。林达夫旁征博引，从古典学大师多兹（E.R.Dodds）到法国科学哲学大师巴什拉，令读者眼花缭乱的同时还能读得兴致盎然。他把达芬奇称作是“洞穴艺术家”，而米开朗基罗则是艺术史上最大的“陵墓艺术家”。在解释米开朗基罗给美第奇家族做的雕塑《夜》时，他还援引了瓦尔堡学派著名学者温德（Edgar Wind）的研究成果，从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角度做出说明，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林达夫很喜欢瓦尔堡的那句名言：“上帝存在于细部之中”，对瓦尔堡学派很有共鸣——这篇论文正是由一个不被注意的细节开始的。对同属于汉堡人文学派的大哲学家、瓦尔堡的好友恩斯特·卡西尔，林达夫称赞他的哲学既有“骨头又有肉”，意思是既重视理论，又有思想史研究，在这位流亡哲人不怎么被重视的年代里高度评价其贡献，比西方学界重新评价卡西尔早了约四分之一世纪。

这篇论文的写法也与众不同，文字鲜活，打通艺术史、历史学、哲学等各科知识来解决问题，不仅是共时态的而且也是历时态的。总之，只要研究需要，所有手法都可以使用，跟写过《瓦尔堡传》的二十世纪艺术史大师贡布里希所提倡的方暗合。在论文第一部分结尾，林达夫说：“我写的不是那种对别人写的被称为‘精神史’的‘历史记述’的某个种类或是模式的反思。我做的是在那样的研究现场四处寻找、手忙脚乱的操作。真正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人，除了那些享用别人的‘历史记述’的人——不，即便是那样的人，也需要能临机应变，在时代和时间里倒行或是横穿，有时甚至需要把时针停下来，自在地飞来飞去。在做精神史研究时，事先就要知道有可能被迫采用最极端的操作。如果采用古老的方法为‘精神史’寻找守护神的话，既不是九位缪斯里的克里奥，也非阿波罗，而是秘教始祖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神赫耳墨斯吧。”

在分析达芬奇的精神世界时，林达夫说洞穴就是宇宙的象征，达芬奇的“洞穴的思想”体现了“野性的思维”——他说并非完全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定义上使用这个词——借用法国艺术史大家弗朗卡斯泰尔（P. Francastel）的分析，谈到古老的柏拉图的洞穴神话刺激了达芬奇的想象，但是林达夫指出那个洞穴神话是让达芬奇的思考充满生气地往“野性的思维”方向展开的，而不是往弗朗西斯·培根（洞穴的偶像）说的文明思考的方向歪曲、萎缩。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达夫对文艺复兴的重视，并没有一味地以现代性为唯一准绳。他的这个看法令笔者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著名哲学家图尔敏的一个观点。图尔敏在其晚年发表的著作《宇宙都市：现代性的隐藏议题》（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里说，现代哲学在选择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路径后，失去了蒙田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优点，而这两者恰恰应该是可以互补的。林达夫能够通过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对现代文明的走向独自提出了类似观点，让人感觉他的西学研究在晚年的确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可以和西方学界平等对话了。

在论文的最后，林达夫这样总结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做的，从结果来说正是弗朗卡斯泰尔所说的对关于现实的与想象的达芬奇式辩证法的一个局部阐释，是对他有魅力但含义暧昧的未完成作品的一个探究——似乎是追踪也是被追踪，是小小的却有点紧张的操作。最后如果还可以加一句的话，那就是我近来内心一直被一种饥渴感纠缠着，就是作为精神史来说，不管采取什么立场，就好比历史需要考古学做它的一个部门那样，不管是什么名称都可以，我强烈地感到需要一种‘精神考古学’。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对自己说，这也许就是一部‘劝学篇’吧。”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理解中村雄二郎说的那句话的含义了。通过《精神史》这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终生研究西学的日本思想家如何把西学变成自己的血肉，始终抱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够用跟世界学术思想最前沿对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单纯就西学研究而言，林达夫的博学与深刻，跟我们的钱锺书先生绝对有得一比。

最后的大知识人、自由的精神

林达夫晚年因其著作集的出版获得过著名的每日出版文化奖，后来又因为他对西方精神史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另一个著名的大奖朝日奖。他去世后不久，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和哲学家中村雄二郎等年轻一代的座谈记录《林达夫座谈集：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以及《林达夫书简》也问世了。林达夫虽然以寡作著称，如今也有足够的基本文献可以了解他一生的学思了。笔者在《林达夫书简》中很惊讶地发现了伯林和美国大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名字，林达夫称赞他们是第一流的批评家。林达夫跟伯林的确有共同点，且不谈对俄国文化的热爱，两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很接近，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也惊人一致：都喜欢用随笔的方式写作。

林达夫于1984年去世，彼时冷战尚未结束。据说他一直到去世前还邮购西书，学习不辍。出版他的著作集的平凡社编辑鹫巢力回忆说，林达夫在去世前不久还说想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文原著。这位日本思想界巨星陨落后，新担任平凡社新版百科全书总主编的大评论家加藤周一称赞林达夫是二十世纪日本诞生的“自由的精神”，林达夫的存在对日本和日本人很重要。也有媒体称林达夫是最后的大知识人，著名杂志《现代思想》很快就出版了“林达夫与现代日本思想”专辑，称赞这位真正的思想家对现代日本思想界的卓越贡献。

山口昌男给《林达夫座谈集》写的跋里有一段话非常感人，容笔者在此引用：“如果让我说现代日本最有意思的一个时代，我会毫不踌躇地说是昭和元年到十年。在那个日本知性最开放的时代站在学术思想界前沿的一位人物，战后也依旧活跃，一直到1980年代都还健在，还跟晚辈推心置腹、悠闲而愉快地座谈，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渡边一民的这部传记写的就是这样一位孤高而睿智的日本思想家的一生，在笔者看来是思想家传记的白眉。不但能让我们了解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这位日本智者是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勇气做出反抗的，而且还能让我们认识日本思想界很多有意思的人物。渡边写的林达夫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近代以来东方知识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呢。记得以前有篇写钱穆先生的文章说钱先生一生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林达夫也是如此。他虽然被很多人称为“洋学派”，其实他并没有忘记本民族的立场，对日本的学术文化的掌握也是当行本色。据说他除了堆满西书的书房以外，还有一个平时秘不示人的专门放日文书的书库。其他不说，单从他的日文写作堪称现代日语的典范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本国文化是下过苦功的。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里说林达夫的文章代表了现代日语说理性散文的最高成就。

有人在评价韦伯时说，如果当年德国人真正理解了韦伯的著作，德国就会被拯救。笔者完全可以将这句话套用在林达夫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读他的文章，就能发现他不仅在战前做出了正确分析，对战争有极其清醒的认知，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反军国主义者，而且他对战后日本所处的状况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是精准锐利的。这样一种锐利而精准的判断力，让人感到真正的知性力量，令人相信真正的人文思想的力量与价值。而他对知识的追求，又令人想起尼采的名著《快乐的知识》。同时他还努力把学问与生活连为一体，就像他自称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一样，会经营自己的花园和养鸡场，在自己的小宇宙里实践自己的信念。看林达夫的一生，你会觉得他完美地做到了韦伯在《作为志业的学术》中所提出的主张，他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媲美韦伯的《作为志业的政治》里的主要观点。

从写《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的福泽谕吉到写《精神史》的林达夫，正好是日本从打开国门到发动战争、经历战败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百年激荡史，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少。读这本优秀的传记，正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了解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尤其是我们中国读者以前很少知道的日本思想界动态，对我们反思二十世纪，思考今天如何做学问、思考政治，都会有很多启发。我相信读完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感觉到这本书的作者渡边一民既是为日本读者写的，客观上也是为我们写的，因为林达夫经历过的很多事情，也是我们经历过的，或者说今天也在经历的，比如东西文化的冲突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传记里面找到很有意义的参照与启示。

具体说到在做人文学问方面的借鉴，久野收给林达夫跟他的对谈录《思想的剧评》写的序里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笔者就再做一次文抄公：“战后学术急速走向技术化和专业化，确实带来了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成就，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那些多种多样的业绩究竟有什么思想意义，正如加藤周一所指出的那样（见《林达夫著作集》第一卷解说），只有在社会和人生的整体里、在综合性知识范围里才能看清楚。林达夫始终一边思考自己知性活动的意义，一边不断努力前行。他的工作之所以需要我们重新总结，原因就在于此。战后的学术已经到了不仅要意识到被描述的对象，也要了解从事描述的工作者、描述的人的阶段了。否则学术就不能为人这个主体所掌握，也无法对社会整体有用。”这样的话在不时听到人文学面临危机的今天，对我们也很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