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

文|静枫听史

编辑|静枫听史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是大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它使整个大英帝国不仅在殖民地理论方面，而且在帝国格局、战略重心和统治政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推动了第一大英帝国向第二大英帝国的过渡。

探究当时英国公众是如何看待殖民地发生的事件，以及如何看待政府政策，有助于加深对这个历史时期的了解。

本文试图在当时英国的政治状况和总体公众舆论的大背景下，对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对美洲殖民地问题的反应进行简要回顾和分析。

史学家们通常简单地将第一大英帝国的根本特征概括为奉行重商主义原则。

正如文森特·T.哈罗所言，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殖民地存在的目的或理由是通过提供母国自身不能生产的商品来补充国家仓库中的存货。

通过这种保护，后者能够向外国的竞争对手出售更多的商品，减少从它们那里购买的商品数量......外国人则不得不提供硬通货，而硬通货则被视为真正的财富。

重商主义原则对英国人在评价殖民地重要性的标准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8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公众和政治家们已经普遍接受，殖民地对于母国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

1739年，科罗曼德雷伯爵声称，殖民地贸易是“我们商业中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

约翰·巴纳德(JohnBarnard)在1740年将殖民地贸易称为所有的财富以及财富所带来的权力的根源。

在当时，似乎评价殖民地重要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能够对英国的海外贸易做出多大的贡献。

但是，七年战争后，情况却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评价殖民地重要性的标准方面，当时重商主义原则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来自自由贸易理论。

的确，当时已经出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但它并不是社会思潮的主流，甚至亚当·斯密本人都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在当时还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英美历史学家们将此时重商主义所面临的挑战称为“对帝国伟业的追求”，它迫使英国的政治家和公众们不仅仅从经济价值，而且从政治、人口、战略地位等多个角度来考虑殖民地的重要性。

1762年，在英国下院就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条款进行的辩论中，一个不知名的议员要求:

“不应该从目前的产品，而是应该从它们可能带来的增长......来估量我们征服地区的价值，而且任何地区的价值都不能仅仅根据它的商业利润来衡量。”

在评价殖民地重要性的时候，经济因素的作用受到了削弱，尽管它仍然是评价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因素。

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在讨论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条款时，英国政府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是要求从法国手中获得经济价值不高但战略地位重要的加拿大，还是要求获得资源丰富的西印度群岛的争论。

最终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西印度群岛的产糖岛屿以换取法国将割让的加拿大领土扩大到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

与其他阶层一样，“维护帝国的主权或伟业”也成为英国商业阶层在考虑美洲殖民地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底线。

它决定了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英国公众及政府政策。决定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反应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的政治地位。

在18世纪的英国，商人阶层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

根据当时的经济学家阿瑟·杨格的估计，超过1/3的英国人依赖商业和制造业为生，其中包括贸易商、制造商和航运业利益集团。

但是在英国议会中，商人阶层的势力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并不相称。

1761－1783年间，英国下院议员中大约有71%的人是土地利益集团的代表。8%的议员是法律专业人员，他们大多数人都属于财产主要来自于土地的家庭。另外还有10%的议员出身不能确定。

尽管采取了某些调整措施使商人议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他们在下院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仅是从1761年的6.5%增加到1780年的9%。

而且其中出身于贸易商的议员不到一半，其他人则是银行家、制造商、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员等等。

由于出身乡绅阶层的议员在英国议会中占了绝大多数，这就意味着英国商人要想有效地影响政府的政策，除了自身必须团结一致以外，还必须获得乡绅阶层的支持。

独立战争前夕这个时段指的是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这个时期中，英国商人阶层对于殖民地问题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征税的企图以及殖民地的反抗行动给英国的贸易和制造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此，总的来说，对于英国政府向殖民地征税的各项政策，英国商人阶层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的强烈程度及其影响大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765年之后反对《印花税法》时期、1767年之后反对《汤森税法》时期，以及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到列克星敦战斗之前的努力维护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和平的时期。

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对殖民地征税来减轻七年战争所带来的财政负担的努力开始于1764年颁布的《食糖法》，这个努力的顶峰则是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

这些政策立刻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各殖民地之间达成了不进口协议来抵制英货，希望能够借此说服英国商人阶层支持殖民地的立场。

殖民地的抵制行动对英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

1775年4月1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战争的爆发对于英国商人阶层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商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收回在美洲的债务了。

有些英国商人抢在战争爆发前收回了自己的大部分债务，但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手中的美洲债券急剧贬值。

相比贸易商和航运业利益集团，制造商受到的战争影响较小，因为军队的订货和欧洲市场的扩大弥补了他们在美洲市场的损失。

但是羊毛和亚麻纺织业、陶瓷制造业和五金业仍然受到了影响，这使由于采用机器生产而造成工人失业增加的现象更加恶化。

在经济压力面前，英国商人阶层自然成为和平的主要提倡者。

整个战争期间，商人一直都是建议母国与殖民地媾和的主要力量。

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商人们就向国王和议会提交了大量请愿书，呼吁和殖民地达成妥协。

布里斯托尔市的商人们在呼吁书中声称他们并不支持殖民地的政治要求：

“在陛下的臣民中没有人比布里斯托尔的市民更加渴望维持英国立法机构在您所有领地中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

然而，他们强调武力并不能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恳求英国政府重新回到“古老的宽容习俗”上去。

伦敦商人们的态度更为明确。尽管战争爆发之后，国王和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想从伦敦市民中获得支持政府政策的效忠请愿书，但这份请愿书只募集到了941个签名。

相反，却有1171个伦敦商人在反对政府政策的抗议书上签字。这个事实令乔治三世极为不快。

当利物浦的一些市民发表呼吁人们支持国王的效忠演说时，《利物浦广告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致利物浦演讲者的演讲》的文章，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英国商人阶层的观点:

“我们与非洲一度广泛的贸易停滞了，与美洲所有的商业都结束了。恢复政治机体健康的药剂只能是和平、和睦以及互信。”

在战争期间，商人们力图让自己适应困难的贸易局势。

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商人利用战争时期美洲物资的匮乏做起了投机生意，或者通过走私牟取暴利。绝大多数商人则采用保守的做法，仅仅向美洲提供服装、农具和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

换言之，仅仅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运货人只收取现金并且直接向他们在英国的雇主付款，以避免坏账带来的损失。

通过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在殖民地问题上做出的反应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推动英国商人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反应的主要因素是殖民地问题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

在七年战争之后，母国和殖民地关系日益紧张直到最终爆发战争导致殖民地独立的这段时期内，英国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对母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进行长远性的调整，而仅仅是希望采取某些权宜之计来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

商人们对英国政府殖民地政策的抗议仅仅是因为这些政策所引起的殖民地的反抗损害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殖民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观点———“无代表不纳税”。

英国商人们的这种反应是短视的，此时英国内部已经出现了主张在自由贸易基础上重新构建母国和殖民地关系的观点，这就意味着对大英帝国的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开始了从第一大英帝国向第二大英帝国的转变。

但是英国商人们当时对殖民地事务的反应却并不具备这种长远的目光。

而七年战争之后所形成的“帝国伟业观”则进一步使他们不能从改革母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长远角度来反对政府加强对殖民地控制的政策。

英国商人对殖民地反抗行动的支持是以不损害大英帝国的主权为底线的，他们并不愿意看到殖民地的独立，更不愿意放弃英国在美洲的贸易垄断权。

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英国商人影响政府政策的努力越来越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重商主义仍然是这个时期英国商人们看待殖民地问题的出发点，甚至经过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洗礼之后，自由贸易思想仍然没有成为英国商人阶层思想的主流。

这些构成了英国商人阶层乃至普通英国大众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对殖民地问题反应的大体框架，而它也对独立战争之后的英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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