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一路长安》：不想刻意接地气，坚持不去做“故事”

8月31日，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提案大会现场提案路演在北京国际饭店8号厅举办。本届入围的20部纪录片提案主创现场路演，由终审评委评选出“十佳提案”，未来将获得生产制作、项目包装、资金支持等服务。

其中，被评选为“十佳提案”的纪录片《一路长安》是全国首部以普通⼀线交警为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历时两年拍摄，走遍了西安大大小小的街巷。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交警群体日常工作、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呈现，随民警的视角进入第一现场深临其境感受紧张、温暖的执法瞬间，以真实的镜头将每一位“执法者”还原至最普通的人。工作中，她是街头飒爽英姿的警花，生活中，她是热爱机车与瑜伽的辣妈；工作中，他是热血阳光的年轻交警，生活中，为了疏解远离家乡的孤独感，他养了一只柯基，喜欢去酒吧唱歌；还有为病人打开生命之路“铁骑”交警，时刻与纠纷斡旋的事故科交警……他们恪尽职守、执法严明，同样真诚热情，有浓郁的人情味儿。

《一路长安》制片人包晓更（左一）代表提案人完成启动仪式。

为何要拍摄一部交警题材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有趣的故事？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一路长安》制片人包晓更、程泓九，导演沈东。

新京报：拍摄交警题材的纪录片有什么设想？

沈东：前期导演和摄制团队，在获准进入拍摄之后，进行了海量的拍摄，其中既包括人物的数量，也包括场景的数量。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很多场景是无法预设的，这就增加了难度。面对海量的素材，我们始终强调几个原则：第一，观众看《一路长安》绝不能有任何看法制节目的感觉——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案件，而是人物，是日常生活。第二，我们不希望刻意拔高，不想喊口号，拍成宣传片；也不想刻意接地气，这些年大家对于纪录片里所谓的“接地气”也逐渐变得麻木和套路了。我们希望选择有故事的人物，让他们在镜头中完全放松地表达。

包晓更：首先我们拍的是西安。西北城市历史悠久，跟中国的命运联系更紧密。这里很容易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样貌。我们在跟拍西安一线交警的时候也几乎保留了西安方言，接地气，很鲜活，同时又有古道热肠的特质。

但最重要的还是“交警”这个切入点。我们聚焦的是一线普通交警，不是“劳模”或者被新闻塑造过的人。他们刚被拍摄的时候，用了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也是为何我们的镜头是鲜活的，因为他们所有的表达都十分坦诚。

新京报：这部纪录片会和过往的警务题材纪录片有何不同？

沈东：这部片子可以让你站在交警的角度去反观我们，我们又通过镜头去反观他们，这个过程会让你产生一些人生感慨：这些交警他们也是普通人，有日常生活，会面对生老病死；我们的焦虑、快乐、烦心，在他们身上也都存在。在这部纪录片中，交警和被执法对象就像互为一面镜子。

包晓更：以往的法制节目可能相对客观，像是一个第三方视角，那我们更像是一部电影，试图模拟了交警的主观视角。观众可以从看到他眼中的被执法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我们呈现事件的角度也不同，可能更多不是探讨被执法者为什么会违规？具体触犯了哪个法条？而是，他为什么会开车这么着急？他们超载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原来，交警执法也是需要智慧和经验的长期积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分析……

《一路长安》海报。

新京报：在拍摄这部片子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程泓九：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交警，大多是因为发生了某一事件，你才跟他产生了关联互动。但这部片子会让你看到“交警”身份背后他们的鲜活，他（她）是母亲、父亲，也是儿子。通过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一线交警工作之外，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状态。片子叫《一路长安》也是因为，当我们在西安街头，交警站在马路中央指挥，其实我们和他们都在这条道路上行驶着、工作着、生存着、生活着的普通人。不刻意跟踪他们的生活，而是通过对他们工作状态的记录，在他们反复的话里，热情里，无奈里，我们已经能看到他们脱去警服时候鲜活的样子。

包晓更：我对片中一位年轻交警印象深刻。很帅，酷酷的，是个车迷，有一天晚上他去抓酒驾，抓到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后来发现是个误会，这个年轻人只是把酒不小心洒到了方向盘上，但当时看着两张年轻帅气的脸面对面站着，一个很严肃，一个很紧张，你就会觉得这一刻他们是交警和被执法者，但生活当中，他们其实就是个性、生活方式都很相同的年轻人，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可能都是极其相似的。这样的例子在片子里比比皆是——当交警脱了警服回到人群里，你很难分辨出谁是警察，谁是群众，他们都是普通的生活着的人。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很多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其实是很柔性的，并不是我们以往想象中很严肃或者有距离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技巧，但这个技巧不是说“手段”，而是有温度，具有同理心。

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围观群众，这里不仅有普通人，还有动物，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真实生活的鲜活感。可能以往被别人剪掉的内容生活琐碎，到我们这里却成为了亮点。

新京报：你们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具备哪些元素？

程泓九：我们更愿意关注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所谓小人物，是指鲜活的，努力生活的每个普通人。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归到“人”的本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在我们的片子里都把他们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就像《一路长安》，我们没有特意去拍他们脱掉警服的样子，但这个片子你会感受到，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正如《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那些师傅们一样，你会突然一恍惚，他虽然是故宫里的师傅，但他不也是我隔壁的大爷？这是我看来好的纪录片应该拥有的状态。

另外，从创作手段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坚持不去做“故事”。我们只是观察者，借由生活去表达的人。可以通过后期剪辑让故事讲得更生动，但我们不会在拍摄过程当中去设计他人的生活，我们更多是克制冷静观察再记录。

我曾和一位纪录片导演讨论，当我们举起摄影机的时候应该是谦卑的，当你拿着它对着任何一个人，内心都应该感到抱歉，因为我们在借用别人的人生完成我们的作品，可能这是我认为好的创作者应该拥有的态度。而这些对于创作出好的纪实内容来说是一个好的基础吧。

包晓更：我的标准有三。一个是“真相”。我们不会接命题作文，首先你允许我记录的一定是真相。第二“真实”。表达的手段可以戏剧化，但目的应该是还原真实。第三“真诚”，我们要真诚地站在人的角度，跟观众去共情。

新京报：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纪录片？

程泓九：如果能谦卑地还原真实，我认为这样出来的作品应该都不会太差，应该不会让观众感到距离太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好像特别喜欢有烟火气的纪录片，特别喜欢真实的影像的原因。

沈东：实话实说，我不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纪录片。观众的口味变化特别快，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出来之后，一下出了一大批类似的纪录片，但反响都一般。创作还是要跳出前面的圈。但如果说，纪录片在哪些创作上是需要和观众偏好搭上边的，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心理或社会氛围。为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会深受观众喜爱，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很大，一直在被动“内卷”，但当你发现竟然还有这样的匠人们，慢节奏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正好契合一种社会气氛或心理诉求。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吴兴发

抱着“师父”画像不许人碰 大肆为境外“师父”敛财……他们，为何如此疯迷？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精武门”

“精武门”，华语影视剧的一个超级IP。自1983年港剧《大侠霍元甲》在内地开播以来，精武主题影视作品层出不穷，颇多佳作，霍元甲、陈真的名字深入人心，精武英雄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

精武门的原型，是成立于1910年的中国精武体操会（1916年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现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今年，是精武会诞生111周年。这111年，是并不亚于影视传奇的英雄史诗。

精武会并无“陈真”，但有太多真实的精武英雄

“696”——这是陈延年的精武会员证号。

陈延年，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因电视剧《觉醒年代》收获了无数当代年轻粉丝。陈延年在1918年12月加入上海精武体育会，一年后，他与弟弟陈乔年受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霍守华资助，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7年6月26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正在上海虹口区恒丰里召开会议时，被叛徒出卖。敌人涌进来，陈延年等人奋力反抗，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敌人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除2名同志逃脱，陈延年、黄竞西等4人被捕。《申报》事后报道了当时的情形：“双方扭打，以致精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结果，被逃二人，捕获四人。”陈延年牺牲前，拒不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

陈延年在精武会取得了摄影结业证书。

作为全国创建最早的民间体育社团，精武体育会不只有武术，不只有体育，它是一个先进的文化社团，凝聚了一批批时代精英，在不少历史关键时刻，都不乏精英会员的身影。

曾任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九一八事变”之后，致力于团结民众抗日。1933年初，热河抗战爆发，华北危急，朱将军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双重身份，多次奔赴热河前线，并出资赞助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集合了田汉与聂耳两位大家作词作曲，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只是写了“进行曲”三个字，朱庆澜提笔加了“义勇军”三个字。从此，《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激励无数国人。这首不朽的歌曲，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历史并不枯燥，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组成的。在上海精武体育会历史上，“陈真”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是，有太多真实的热血英雄。

符保卢，一个今人已逐渐淡忘的英雄，在上世纪30年代，却是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

他是一个中俄混血儿，生于东北，17岁时就成为“撑竿跳大王”。“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成为精武会员。1936年6月，符保卢代表中国参加了柏林奥运会。今人提起时代中国人的奥运参赛历史，总会说起刘长春，他是第一个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符保卢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运动员。

但是，当时的孱弱国力，注定了他们奥运之旅的悲怆色彩。当时中国代表团竟然连一根撑竿跳的竹竿都没带，每次比赛前，符保卢都要点头鞠躬，向一个日本运动员借一根训练用的旧竹竿，这根竿仅长4.15米左右，当冲击4米高度时，就显得有点短，加上助跑速度不够，符保卢未能跳过4米，最终以3.84米获得第17名。他在国内的最好成绩是4.15米，当年柏林奥运会男子撑竿跳高前5名成绩分别为4.315米、4.3米、4.2米、4.15米和4米。假如，符保卢有一根属于他自己的竹竿……这就是旧中国的痛！

符保卢不仅有体育天赋，他外形高大俊朗，曾在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海葬》中饰演“虎子”一角。这是一部表现渔民苦难生活的影片，至今人们还能够在影片中看到符保卢健硕的肌肉。著名导演田壮壮的父亲田方，1949年4月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曾在《海葬》中饰演“大毛”。他后来在回忆符保卢时说：“他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很真实、朴素，不是像一些演出那样靠化妆得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符保卢加入中国空军，多次击落日寇飞机。1943年7月8日，他在重庆巴县白市驿机场附近驾机训练时，于转弯时失速坠地，壮烈殉国。值得一提的是，与符保卢一起参加柏林奥运会的4位中国拳击手，靳贵第、靳桂、王润兰、李梦华，均是河北籍军人，抗战开始后，他们全部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符保卢殉国消息传来，上海精武体育会闭门哀悼，泪飞如雨，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今天，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内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人们能找到符保卢的名字，一个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的中国青年。

“爱国”二字，贯穿精武会111年的灵魂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一度家喻户晓，一直传唱至今。

这首歌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爱国”二字，这也是贯穿上海精武体育总会111年的灵魂。

众所周知，上海精武体育会之由来，源起1909年冬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的挑衅，当时此人在上海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今虹口区中行大楼6楼)表演举重健美，蔑称华人为“东亚病夫”，并口出狂言要与华人较量。同盟会骨干陈其美邀请津门武林宗师霍元甲赴上海滩应战。霍元甲在《时报》上昭告天下：“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此言一出，洋人奥皮音等不战而遁，国人欢欣鼓舞。

陈其美等人立即决定趁此风云际会之时，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1910年6月，爱国志士以霍元甲的名义在《时报》上刊登了建会消息。7月7日，在陈其美、农劲荪等倡导下，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任武术总教练。这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团体。

“今天看来，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精武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说，“大量精武史料证明，没有反帝反封建的仁人志士，就没有精武会；没有爱国武术家的崇高形象和号召力，就不会有精武会的昌盛和发展。”

令人痛惜的是，正当霍元甲主持中国精武体操会以图大展伟业之时，他却英年早逝。其死因有多种说法，也是精武系列主题影视剧的经典桥段。霍元甲的突然逝世，使精武体操会失去了支柱，会务一度出现停顿。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一大批志士能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他们的支持下，精武会的血脉艰难延续了下来。

1919年夏天，一位神秘人物来到上海精武体育会，他二话不说，交给陈公哲一口大箱子便转身离去。箱中附有信函一封，书曰：“精武能为社会谋幸福而无权利思想，故以此三万银元为赠。愿执事扩而充之，以期造福全国。”陈公哲读罢，为之动容，用这笔费用建造了一座精武公园。公园落成后，陈公哲将其夫人卢雪英女士的三十两金银首饰熔铸于铜，铸成了一口黄钟悬于精武公园内，目的在于“唤醒黄魂，注重武术”。

当年列强环伺，风雨如晦，中华民族孱弱不堪，任人欺侮，仁人志士，莫不对以“强国强种”为己任的精武体育会寄予厚望。第二次视察上海精武体育会时，为其题词“尚武精神”，还应邀撰写了《精武本纪》的序言。先生的两名贴身卫士马湘、黄惠龙，被誉为“左龙右马”，两人俱是精武会员，证号分别是777、778。

111年来，众多名人，虽非精武会员，却也与其有过关联。

1915年，一个刚满20岁的农村小学美术教师闯上海，投靠无着，盘缠耗尽，绝望之下，跑到黄浦江新兴码头准备轻生，所幸精武会员黄警顽拉住了他，为他争取到帮精武会绘制《潭腿图说》的业务，渡过了人生难关。这个小学美术老师，就是后来的美术大师徐悲鸿。

徐悲鸿曾作画《立马图》，赠上海精武体育会派驻马来西亚槟城的精武特使李志羲。他赋予画作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内涵，正如精武会会歌《精武颂》所唱：

“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振我精神锻我筋骨，充我智能坚我魄力。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国魂，尽天职。”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精武会会员们确实“大家齐努力”：参与辛亥革命、投身五四运动、助力抗日战争……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精武会员积极劳军，组织乒乓、健美、摔跤、体操、武术表演队慰问演出，倾情投入，不取报酬。陈毅市长欣然题词：“劳军模范”。

消除门户之见，融合众家之长，中华武术方能发扬光大

1920年初春，上海精武公园正式落成，门口赫然写道：“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与租界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招牌截然相反，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

从诞生起，上海精武体育会就具有“海纳百川”的气质，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学习，融合，然后超越。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曾总结过当年上海人的“赶超”心理：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学习西方的步伐，“‘崇洋’但绝不媚外”。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在近代却陷入低迷，一大原因是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老舍先生曾写有短篇小说《断魂枪》，讲的是清朝末年，列强入侵，镖局被洋枪取代后，身怀绝技“五虎断魂枪”的镖师沙子龙无奈把镖局解散，“五虎断魂枪”的枪法也决不再传。小说结尾，深夜，孤独的老镖师在后院耍起了枪法，望着星空，说了4个字：“不传！不传！”老舍先生写作此文，是痛感国难当头，国人还是自私保守，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拒绝更进一步。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颜建平说：“精武会的魅力，在于一诞生，就消除门户之见，融合众家之长，为复兴、推广、发展中华武术不遗余力。同时，鉴于传统武术派别彼此轻视、好勇斗狠的陋习，精武会倡导的‘我之拳头不许加在同胞身上’之口号，影响所及，万众风从。”

据1924年重订的国术总目所称，“精武”传播的武路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各派的代表拳术，仅黄河流域派就有独习拳术69种，对手类拳术19种，独习兵器56种，对手兵器36种，空手入白刃类6种。武术名家如“查拳名师”李汇亭、“鹰爪王”陈子正、“太极名师”吴鉴泉、“摔角大王”佟忠义、“少林门师”赵连和、“七星螳螂”罗光玉、“技击名家”王怀琪，以及有“亚洲毒蛇”之称的拳击高手郑吉常、武术泰斗蔡龙云等，均前后任教于上海精武体育会，真正做到了“摒除历来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除教授武术外，精武会还设有音乐部、戏剧部、摄影部、兵操部等，各部均有主持者与指导者。

仲富兰说：“精武会每年秋季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在每次运动会结束之后，必定会迎来一次会员激增的高潮。在内部治理结构上，精武会在一百多年前就引进了西方的理事会制度。历来的武馆都是师傅带徒弟，人身依附关系甚浓，矛盾纠葛理也理不清，精武会废除了传统的师傅与徒弟的旧式关系，而采取了新式学校的师生关系。”

“精武”之名，取自“乃武乃文，惟精惟一”。“惟精惟一”四个字，意为一心一意，传说源自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密码。既海纳百川，又专注极致。

上海精武体育会还是第一个有组织向海外传授中华传统武术的体育团体。1920年8月1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特派陈公哲、罗啸墩、陈士超、叶书田、黎惠生5人出访南洋，史称“五特使”。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到访东南亚多国，历时73天，大力推广国术及现代体育，还深入学校工厂演讲、传授国术、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之后，南洋各地的精武会纷纷建立。霍元甲的儿子霍东阁，终身在南洋传授武术。

如今，全球五大洲已有77个精武会组织，中华武术无不奉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为母会。世界精武联谊会的秘书处设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世界精武武术交流大会已经举办了十六届（第十六届因疫情改为线上举办），成为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上海虹口区政府高度重视精武文化遗产，积极支持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建立精武大厦、筹建精武博物馆、打造精武文化工程《精武志》、“精武学堂”国际文化之路及“精武文化资源研究与保护利用”等项目，并将虹口体育馆改名为“精武体育馆”，将曲阳公园改造为体育主题公园，园内立霍元甲等精武先贤铜像，重铸精武铜钟，增挂精武公园牌子，精武武术也走进校园……

“我们希望跟世界各国一起，为精武会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副会长薛海荣说。颜建平则希望，精武武术能够更广泛地进校园，助力“双减”，全面育人。“武术是世界公认的中华瑰宝，应该让更多青少年从小练习武术，强健体魄与精神。”

今天的精武人，正雄心勃勃，重振精武品牌，打造超级IP。

百年间，两幅画的命运

1919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将德国在华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精武会员沈伯尘激愤之下，在《申报》以漫画讽刺协约国联军，结果触怒列强，被扣上“有污辱协约国作战精神”的罪名，租界当局无理判决《申报》罚以巨款，沈伯尘也被迫辞职，这件事“几乎闹成国际的大交涉”。

2020年，中国漫画师“乌合麒麟”创作漫画，犀利抨击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滥杀无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这幅画在推特置顶，澳方恼羞成怒，要求道歉。中方直接怼回去：这些都是事实，你们干了还不认？值得一提的是，“乌合麒麟”组合的“乌合”是90后上海青年，他说：自己从小就受精武精神感染。

百年间，两幅漫画，不同命运，鲜明对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薛海荣在讲解精武历史时，常以此证明中国之巨大变化。

令人深思的是，就在今天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一墙之隔，是学界公认的日寇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代表着中华民族光荣与耻辱的两处地标，紧挨如此，正是最好的历史警示：

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记者肖春飞、丁汀、许东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