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悦被警察抓获的时候，正在杭州面试。

已同时在16家公司入职的她，仍不放弃任何一个招聘机会。但她从不上班，只在每次面试新公司的时候，顺手拍下照片发在各个工作群，假装在“见客户”。

担心记不住那么多雇主公司，管悦甚至用一张A4纸记下了她在每家公司的入职时间、职位、工资卡号……

在职业骗薪的江湖里，管悦和丈夫陈强属于金字塔尖的人物。他们“勤奋”而充满野心，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机会卖给同行，从中抽成。短短3年，他们用骗来的钱在宝山买了别墅。

在上海，这样的职业骗薪群体不下数百人；在全国，这个数字要翻上几番。他们损害了城市营商环境，搅乱了招聘市场秩序，也挑战着法律的尊严。

一张误发的图片

今年1月，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人刘健向浦东警方报案。

去年10月，公司为了推广新产品，通过网络发布急聘销售的信息，要求应聘者有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很快，杨洪等8人前来应聘。

他们的履历很光鲜：有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履职经历，有经手过的多个“大厂”项目，还有一长串的“优质客户名单”。公司对此非常满意，许诺团队核心杨洪2万元底薪，其他人8000至9000元底薪外加销售提成。

没想到入职3个月后，这些人没有任何业绩，应聘时许诺接洽的优质项目也没有一个有实质性开展。试用期过后，公司决定将他们辞退，8人仿佛早有准备，要求支付全部薪水才肯离职，公司无奈妥协。

虽然心有不甘，但事情也算过去了。刘健没想到，不久之后杨洪误发在尚未退出的公司群里的一张图片，让他再起疑窦。

据刘健回忆，那是一张杨洪从其他公司离职的证明，但上面的时间竟然和他为自己打工的时间重叠。“我马上联系了对方公司，结果发现这8个人履职期间，竟还在另一家公司入职，同时赚取两份工资。”

恍然大悟的刘健决定向警方报案。

黑名单上的人

其实，在刘健报案之前，这伙人的劣迹早已在多个职场领域流传。只不过没人像刘健那样抓到确凿证据，所以每次报案，派出所都认为是普通的劳资纠纷，一般建议走劳动仲裁。

但每次仲裁，胜利者都是被视作“弱势群体”的劳方。管悦的丈夫陈强就曾经打过13个仲裁官司，全部胜诉。一次次应对仲裁，也让这些人更有“斗争经验”，他们相互提点，传授经验，伪造证据，补上漏洞，更加猖獗。

无奈之下，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只能相互串联，共同商讨制作了一张“黑名单”，抵制那些已被他们认定的骗子，以免自家企业再次“掉坑”。

但这次不太一样。杨洪无意中露出的马脚，成了致命一击。外高桥公安处接到报案后，认为其中的确存在疑点，于是将此案移交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案件最后交到了经侦民警密越手中。

经济犯罪的DNA

密越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警察。用副支队长孙晓宇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年轻人‘一根筋’，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找到答案”。同事们也说，对于收集证据，密越特别敏感，像是天生就有“第六感”。

接手案件后，密越仔细分析了案情，发现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起经济案件，而是属于一般。也就是说，这原本是刑侦部门的活。

但密越并没有选择再把案子交出去。他相信，通过经济犯罪的侦查手段，依然可以揭开这些人的“画皮”。

资金流向被视作“经济犯罪的DNA”，密越决定由此入手。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跑了多家银行，查询杨洪名下每一张银行卡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问题。

杨洪的多个银行账户，每月都有多笔资金流入，大多是来自不同公司的财务部门，少数来自个人账户，但备注都是工资，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情形持续了3年，涉及的公司多达百余个！

密越和同事与这些公司一一取得联系，发现大多是中小企业。其中有不少可能已经倒闭无法联系，能联系上的那些公司几乎异口同声：是的，我们被骗过，终于有人管了！

悲催的雇主

杨洪由此成为案件突破口。专案组迅速成立，通过走访调取数十家用人单位的上百套人事档案资料，警方初步确定了第一批嫌疑人名单。

今年3月8日凌晨，浦东警方在上海及外省市同步收网，抓获杨洪等53名犯罪嫌疑人。一个“骗薪江湖”由此被撕开一角，让人窥见其中畸形丑陋的生态。

“案值高达5000多万元。”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说起这伙人的贪婪，也连连咋舌。“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2021年，曾有一家香港的私募基金公司，经过考察定制了一款基金产品，想在上海开拓市场，没想到，它招募的首批80名员工全都是骗子。”

对这家金融公司来说，支付工资的上百万元损失其实不算什么，但那些原本被寄予厚望打开市场的人，3个多月里根本毫无作为，这让公司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发现不对时，公司原先定制的基金产品已经不适合最新的市场形势。“最后管理层决定，放弃上海市场。”

既然是“江湖”，必然有恩怨。这些骗薪者分属多个大小不一的团伙，有的是夫妻档，有的是兄弟姐妹、朋友老乡，他们之间有合作，有时也会相互拆台。

一家科技公司告诉警方，最初他们招聘了20个员工，后来接到有人打来匿名电话，揭露了其中猫腻。公司于是辞退了那些骗薪者，然后不得不又招了一批，谁知道最终发现还是一群骗子，而且据警方调查，他们就是当初打电话举报的人。

“卧底”的HR

警方的打击，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极大地震慑了骗薪者。他们中不少人逃离上海，去外地开拓市场，有的甚至逃亡国外。更多人尝试改名换姓、隐匿身份。

他们开始在网上寻找贩子，定制假身份证，伪造更加以假乱真的学历、工作纪录、银行流水、过往业绩，甚至不惜雇佣群演来扮演高净值客户，用虚假身份与企业签订投资意向合同，拖延在职时间，避免过早露出马脚。

更有甚者，一个骗薪者让自己的女友以真实身份应聘了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再将自己和同伙招进公司。直到警方将他们抓获，公司还蒙在鼓里。

为了减少风险，他们还不断从招聘网站上物色低风险企业。比如有的公司对入职人员的背景调查比较随意，日常考勤制度也比较松散，这些骗薪者就会互相介绍入职，介绍成功的还能多收一笔中介费。

再好的伪装，也会露出马脚。今年7月19日凌晨，浦东警方再出重拳，在前期调查掌握确凿证据后，一举抓获108名骗薪者，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

也就是说，加上此前抓获的58名犯罪嫌疑人，这160多名犯罪嫌疑人至少从被骗企业身上卷走了1.3亿元的钱款。对于大多中小微企业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有些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面试之王”

找工作不易，为何骗薪者总能轻易谋到职位？

警方发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原本是P2P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口才非常好，甚至面对审讯的民警也能滔滔不绝。P2P行业崩塌后，他们开始集体转行。最初是谁找到这条“生财之道”已不可考。

由于这些人多数具备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对行业也比较熟悉，能够轻易获取面试官的信任。这也是骗薪行为最初出现在金融领域较多的原因。

这些人日常并不上班，每天紧盯招聘网站，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到招聘信息，他们通过伪造的精英学历和完美履历，加上数以百次计的面试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面试之王”——对于面试官会问些什么问题，如何才能投其所好，他们了如指掌；对于行业禁忌，如何避开陷阱，他们也深谙其中关节，因而他们轻易就能击败那些真正求职的竞争对手。

这其实也是骗薪带来的另一重伤害：正常求职市场的供需关系被搅乱，骗子霸占了大量的工作职位，有人甚至同时在10多个企业任职，这让真正需要求职的人找工作更加艰难。

今年8月，经过进一步深挖，浦东警方又陆续抓获11名骗薪者。上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首案侦破后，又连续重拳出击，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嫌疑人，净化了市场环境，可以说是摘除了一枚危害城市营商环境和求职市场环境的“毒瘤”。

亟待集群打击

不容忽视的是，骗薪者并非上海独有。比如，上海警方破获的案件中，有两名骗薪者在上海只入职过两家公司，但在北京却有过150余家公司的发薪记录。

据警方初步推算，全国范围内，类似的骗薪群体至少有七八百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均或多或少存在。这需要各地警方引起充分重视，及时发起全国集群战役，彻底摧毁这个畸形扭曲的“骗薪江湖”。

此案侦破后，上海警方也向很多企业发出防范提醒，希望企业招聘时认真做好背景调查，以免被别有用心者钻空子。但侦破此案的民警私下也承认，从成本考量，很多小微企业其实并没有实力也没有时间进行详细的背调。

考虑到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网络招聘平台招人，这些平台收了费用，是否应当尽到审核义务，至少确保求职者的身份真实可信？同时，各地劳动仲裁部门也应当保持警觉，尤其是对短时间内多次打仲裁官司的人要加强调查排摸，避免“弱者有理”的逻辑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转自：新民晚报

来源： 沈阳晚报

管悦被警察抓获的时候，正在杭州面试。

已同时在16家公司入职的她，仍不放弃任何一个招聘机会。但她从不上班，只在每次面试新公司的时候，顺手拍下照片发在各个工作群，假装在“见客户”。

担心记不住那么多雇主公司，管悦甚至用一张A4纸记下了她在每家公司的入职时间、职位、工资卡号……

在职业骗薪的江湖里，管悦和丈夫陈强属于金字塔尖的人物。他们“勤奋”而充满野心，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机会卖给同行，从中抽成。短短3年，他们用骗来的钱在宝山买了别墅。

在上海，这样的职业骗薪群体不下数百人；在全国，这个数字要翻上几番。他们损害了城市营商环境，搅乱了招聘市场秩序，也挑战着法律的尊严。

一张误发的图片

今年1月，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人刘健向浦东警方报案。

去年10月，公司为了推广新产品，通过网络发布急聘销售的信息，要求应聘者有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很快，杨洪等8人前来应聘。

他们的履历很光鲜：有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履职经历，有经手过的多个“大厂”项目，还有一长串的“优质客户名单”。公司对此非常满意，许诺团队核心杨洪2万元底薪，其他人8000至9000元底薪外加销售提成。

没想到入职3个月后，这些人没有任何业绩，应聘时许诺接洽的优质项目也没有一个有实质性进展。试用期过后，公司决定将他们辞退，8人仿佛早有准备，要求支付全部薪水才肯离职，公司无奈妥协。

虽然心有不甘，但事情也算过去了。刘健没想到，不久之后杨洪误发在尚未退出的公司群里的一张图片，让他再起疑窦。

据刘健回忆，那是一张杨洪从其他公司离职的证明，但上面的时间竟然和他为自己打工的时间重叠。“我马上联系了对方公司，结果发现这8个人履职期间，竟还在另一家公司入职，同时赚取两份工资。”

恍然大悟的刘健决定向警方报案。

黑名单上的人

其实，在刘健报案之前，这伙人的劣迹早已在多个职场领域流传。只不过没人像刘健那样抓到确凿证据，所以每次报案，派出所都认为是普通的劳资纠纷，一般建议走劳动仲裁。

但每次仲裁，胜利者都是被视作“弱势群体”的劳方。管悦的丈夫陈强就曾经打过13个仲裁官司，全部胜诉。一次次应对仲裁，也让这些人更有“斗争经验”，他们相互提点，传授经验，伪造证据，补上漏洞，更加猖獗。

无奈之下，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只能相互串联，共同商讨制作了一张“黑名单”，抵制那些已被他们认定的骗子，以免各自企业再次“掉坑”。

但这次不太一样。杨洪无意中露出的马脚，成了致命一击。外高桥公安处接到报案后，认为其中的确存在疑点，于是将此案移交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案件最后交到了经侦民警密越手中。

经济犯罪的DNA

密越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警察。用副支队长孙晓宇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年轻人‘一根筋’，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找到答案”。同事们也说，对于收集证据，密越特别敏感，像是天生就有“第六感”。

接手案件后，密越仔细分析了案情，发现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起经济案件，而是属于一般。也就是说，这原本是刑侦部门的活。

但密越并没有选择再把案子交出去。他相信，通过经济犯罪的侦查手段，依然可以揭开这些人的“画皮”。

资金流向被视作“经济犯罪的DNA”，密越决定由此入手。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跑了多家银行，查询杨洪名下每一张银行卡的资金流水。很快发现了问题。

杨洪的多个银行账户，每月都有多笔资金流入，大多是来自不同公司的财务部门，少数来自个人账户，但备注都是工资，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情形持续了3年，涉及的公司多达百余个！

密越和同事与这些公司一一取得联系，发现大多是中小企业。其中有不少可能已经倒闭无法联系，能联系上的那些公司几乎异口同声：是的，我们被骗过，终于有人管了！

悲催的雇主

杨洪由此成为案件突破口。专案组迅速成立，通过走访调取数十家用人单位的上百套人事档案资料，警方初步确定了第一批嫌疑人名单。

今年3月8日凌晨，浦东警方在上海及外省市同步收网，抓获杨洪等53名犯罪嫌疑人。一个“骗薪江湖”由此被撕开一角，让人窥见其中畸形丑陋的生态。

“案值高达5000多万元。”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说起这伙人的贪婪，也连连咋舌。“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2021年，曾有一家香港的私募基金公司，经过考察定制了一款基金产品，想在上海开拓市场，没想到，它招募的首批80名员工全都是骗子。”

对这家金融公司来说，支付工资的上百万元损失其实不算什么，但那些原本被寄予厚望打开市场的人，3个多月里根本毫无作为，这让公司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发现不对时，公司原先定制的基金产品已经不适合最新的市场形势。“最后管理层决定，放弃上海市场。”

既然是“江湖”，必然有恩怨。这些骗薪者分属多个大小不一的团伙，有的是夫妻档，有的是兄弟姐妹、朋友老乡，他们之间有合作，有时也会相互拆台。

一家科技公司告诉警方，最初他们招聘了20个员工，后来接到有人打来匿名电话，揭露了其中猫腻。公司于是辞退了那些骗薪者，然后不得不又招了一批，谁知道最终发现还是一群骗子，而且据警方调查，他们就是当初打电话举报的人。

“卧底”的HR

警方的打击，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极大地震慑了骗薪者。他们中不少人逃离上海，去外地开拓市场，有的甚至逃亡国外。更多人尝试改名换姓、隐匿身份。

他们开始在网上寻找贩子，定制假身份证，伪造更加以假乱真的学历、工作纪录、银行流水、过往业绩，甚至不惜雇用群演来扮演高净值客户，用虚假身份与企业签订投资意向合同，拖延在职时间，避免过早露出马脚。

更有甚者，一个骗薪者让自己的女友以真实身份应聘了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再将自己和同伙招进公司。直到警方将他们抓获，公司还蒙在鼓里。

为了减少风险，他们还不断从招聘网站上物色低风险企业。比如有的公司对入职人员的背景调查比较随意，日常考勤制度也比较松散，这些骗薪者就会互相介绍入职，介绍成功的还能多收一笔中介费。

再好的伪装，也会露出马脚。今年7月19日凌晨，浦东警方再出重拳，在前期调查掌握确凿证据后，一举抓获108名骗薪者，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

也就是说，加上此前抓获的58名犯罪嫌疑人，这160多名犯罪嫌疑人至少从被骗企业身上卷走了1.3亿元的钱款。对于大多中小微企业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有些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面试之王”

找工作不易，为何骗薪者总能轻易谋到职位？

警方发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原本是P2P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口才非常好，甚至面对审讯的民警也能滔滔不绝。P2P行业崩塌后，他们开始集体转行。最初是谁找到这条“生财之道”已不可考。

由于这些人多数具备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对行业也比较熟悉，能够轻易获取面试官的信任。这也是骗薪行为最初出现在金融领域较多的原因。

这些人日常并不上班，每天紧盯招聘网站，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到招聘信息，他们通过伪造的精英学历和完美履历，加上数以百次计的面试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面试之王”——对于面试官会问些什么问题，如何才能投其所好，他们了如指掌；对于行业禁忌，如何避开陷阱，他们也深谙其中关节，因而他们轻易就能击败那些真正求职的竞争对手。

这其实也是骗薪带来的另一重伤害：正常求职市场的供需关系被搅乱，骗子霸占了大量的工作职位，有人甚至同时在10多个企业任职，这让真正需要求职的人找工作更加艰难。

今年8月，经过进一步深挖，浦东警方又陆续抓获11名骗薪者。上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首案侦破后，又连续重拳出击，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嫌疑人，净化了市场环境，可以说是摘除了一枚危害城市营商环境和求职市场环境的“毒瘤”。

亟待集群打击

不容忽视的是，骗薪者并非上海独有。比如，上海警方破获的案件中，有两名骗薪者在上海只入职过两家公司，但在北京却有过150余家公司的发薪记录。

据警方初步推算，全国范围内，类似的骗薪群体至少有七八百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均或多或少存在。这需要各地警方引起充分重视，及时发起全国集群战役，彻底摧毁这个畸形扭曲的“骗薪江湖”。

此案侦破后，上海警方也向很多企业发出防范提醒，希望企业招聘时认真做好背景调查，以免被别有用心者钻空子。但侦破此案的民警私下也承认，从成本考量，很多小微企业其实并没有实力也没有时间进行详细的背调。

考虑到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网络招聘平台招人，这些平台收了费用，是否应当尽到审核义务，至少确保求职者的身份真实可信？同时，各地劳动仲裁部门也应当保持警觉，尤其是对短时间内多次打仲裁官司的人要加强调查排摸，避免“弱者有理”的逻辑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文中嫌疑人均为化名）

转自：新民晚报

来源： 大河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犯罪，中国警方与印度尼西亚警方积极开展警务执法合作，于近日在印尼巴淡岛成功打掉一个从事跨境敲诈的特大犯罪团伙，成功抓获88名电信网络犯罪嫌疑人，打击跨境敲诈犯罪首战告捷。

近期，公安部组织北京、山东等地公安机关对多起敲诈案件进行深度研判分析，经循线追踪、细致摸排，专案组发现窝点位于印尼境内，并初步查明了部分犯罪嫌疑人身份。8月23日，公安部派员率北京、山东等地公安机关民警组成工作组赴印尼，在我驻印尼使馆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与印尼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犯罪警务执法合作。在调查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8月29日，印尼警方组织开展第一批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一个盘踞在印尼巴淡岛的特大电信网络犯罪窝点，成功抓获88名电信网络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电脑80余台、手机200余部以及大量银行卡等一大批作案工具。经初步查证，涉及我国多地的40余起敲诈案件均为该犯罪团伙实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目前，印尼警方已同意将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公安部将于近期组织民警将88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近年来，敲诈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成为电信网络犯罪中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类新型犯罪。分子通过在各大交友平台、直播平台、论坛贴吧发布信息方式吸粉引流，诱导受害人添加好友，进而发送木马App下载链接，窃取手机通讯录等信息；随后再通过雇佣女主播或播放黄等方式与受害人进行，引导受害人做出不雅动作，并偷录画面，进而以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受害人往往因顾忌名誉、害怕曝光，选择向犯罪分子转账；有的受害人被层层盘剥、反复敲诈，甚至在网贷平台大量借贷，欠下巨额债务；有的受害人因难以承受巨大心理压力选择自杀，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社会影响。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跨境电信网络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加强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向境外电信网络集团发起凌厉攻势，坚决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来源： 贵州交通广播

今年7月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某银行大堂经理徐某梳理账目时发现异常：10天前，一名叫陈亮的男子接连办理了3张储蓄卡，此后10日内，这3张储蓄卡每日都有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的大额资金往来。这是洗钱犯罪的明显特征。

银行方面迅速将疑点反馈至警方。警方经多方调查，犯罪嫌疑人窝点位置逐渐明晰，按照区域划分，此违法线索交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负责侦办。

8月6日，该局刑事侦查大队一举捣毁该洗钱犯罪窝点，抓获13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

这些人平均年龄25岁。其中25岁的许诺是头目，短短两个月，他带领“小弟”疯狂为境外电信网络犯罪团伙洗钱6000万元。

近日，面对记者的采访，许诺回忆起那段虚幻、放肆的时光。以下是他的自述：

“大哥”的赚钱之道

因为要当“大哥”，我接触了洗钱。

中学辍学后，我已连续5年四处打零工、跑工地，这种不稳定且辛苦的工作令我厌倦，最重要的是，工资难以满足我的日常所需。尽管我才25岁，却已靠着能言善道、请客吃饭成为一众辍学打工“小弟”的“大哥”。“大哥”的身份令我沉迷，我需要更多的钱维持自己的小圈子。

2022年6月，经朋友介绍，我在家乡南方某省认识了陈可。

见面时，穿金戴银的陈可躺在豪华沙发上，他家中的装饰尽显奢华，这让我十分兴奋。“找到大老板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为抓住机会、表达诚意，我跪地为陈可点燃香烟，低声下气求他收我做“小弟”，只为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陈可爽快答应了。他直言，其与境外电信网络犯罪团伙合作，主要依靠银行卡从事洗钱的行当，“骗来的、赌来的、勒索来的，这些团伙的钱都不干净。所以我们要把钱‘洗白’，让他们能合法地花出去。”陈可说。他从中抽取高昂的手续费，仅2年，他指着豪华装修的房子对我说：“我全款盖起来的！”

我心动了，第一时间上交自己的4张银行卡，得到8000元报酬。

见如此赚钱，我立刻要求“小弟”办理银行卡，以期售卖换钱。但办卡过程中，我发现当地对“两卡”犯罪保持严打态势，银行卡办理又有许多限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警方察觉。

赚钱重要，自保更重要。

思虑良久，我决定前往外省碰碰运气。第一站，我将目光放到了新疆。

今年7月初，我带着7个“小弟”乘坐火车赶赴新疆。

我记得很清楚，到达乌鲁木齐的当晚，我们并未停留，下车再上车，趁着夜色，我们又踏上了列车。此后3日，我们前往博乐、乌苏等地的各类小众银行，开办了多张银行卡。

返回乌鲁木齐后，为掩人耳目，我与“小弟”租住了不同的酒店。同时，我开始联系陈可，使用银行卡远程助其洗钱。

第一次操作时，我在酒店房间内，拉好窗帘，确认房门上锁，然后打开电脑，拿出银行卡和网银设备，按照电话中陈可的要求收钱转账。输入支付密码只需要3秒钟，但随之支付的钱款却动辄数十万元。

至次日早上，我已操作转账数百万元。这真是疯狂！带着兴奋和期待，我沉沉睡去。

仅一天，我便得到了4000元报酬。“一夜暴富”之感充斥全身，我赶忙招呼“小弟”外出饮酒、聚餐、洗澡、唱歌，一夜之间，4000元就被挥霍一空。

体验过挥霍的“快乐”，便不甘过平凡的生活。此后，我频繁向家乡的“小弟”、朋友甚至打游戏认识的网友推介此行当。

“洗钱做不做？每天1000元!”这句话成了我的口头禅。此前，陈可向我承诺，我提供一张银行卡的佣金是2000元，为此，我分出一半精力拉拢“人气”，只为组建团队，细水长流，钱多，诱惑才大。

很快，我们的小团队增加到了13人。

覆灭之路

陈亮是最有眼色的“小弟”，他善于察言观色，自行总结了一套“办卡秘诀”，因此，我让他负责整个团队的培训工作。

同时，我坚持“涉及身份信息的事不出面”的原则，将团队划分为“卡农”“小弟”等层级，由“小弟”出面培训、看管“卡农”、布置任务，由“卡农”出面办卡。如此一来，我便能消除自己参与其中的痕迹，规避警方的查处。

此外，为了避免“卡农”所得酬金过多外出惹事，或得到钱财便想退出，我常以银行卡尚未启用、资金往来不畅等理由扣发其酬金。这样，他们便能一直为我所用。

进入8月，一切都按我的预想进行着。这期间，我们通过网络拉拢了近百人开设银行账户为洗钱提供便利。

钱越赚越多，我的心也越来越慌，就在我打算收手时，覆灭之路开启了。8月6日凌晨，我正在操作洗钱时，房门突然被打开，冲进来一队民警，我赶忙合上电脑，正想狡辩。

“‘洗’了多少？”民警问。

我一惊，这才明白，原来警方早已知晓我们的勾当。

“6000万元。”我说。

尾声

“我们现场扣押手机18部，收缴银行卡15张。”负责此案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殷海旭对记者说。此前，接到异常情况反映后，民警及时布控，细致摸排，待条件成熟后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与许诺所臆想相反，新疆警方对“两卡”犯罪的预见能力和打击力度十分强大！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示：

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要增强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注意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避免被不法分子盗用；切勿出租、出借收款二维码和账号等个人支付信息，避免成为洗钱工具。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全媒体记者 潘从武 通讯员 赵书城

来源：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