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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知国到异托邦:17-20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植物猎取①

周琰

【引言】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梳理17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各国植物猎人在中国的活动,以植物传播为媒介,打开晚期封建帝国与全球殖民资本帝国、现代与传统、地方-国家-全球等诸多层面在文明与权力相遇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知识、文化、象征和情感的碰撞、渗透与隔阂。联系当前气候危机和激烈世界转变,思考重建与自然生态的亲密关系实践,并重新审视我们在地球-世界中的认识和位置就更加具有紧迫性。

异托邦(heterotopias)出自福柯的的著作《词与物》和文章“其他空间”(Foucault, 2002 & 1986)。“异托邦”即是真实的也是神秘的,一切文化都是异托邦,它包含神圣和禁忌的空间,以及不对特定规范妥协的空间。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来隐喻、探讨不同文化中植物知识如何变成抽象的、普遍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我们如何挑战既有的知识系统,重构植物知识与人、地方、历史、文化新的联系。

考虑到400年间植物猎取历史的纷繁复杂和笔者希望普及相关知识的初衷,这个系列的介绍以串联的小故事和插曲(vignette)的形式撰写,希望富有趣味的历史简述能够丰富读者对世界的想象和视野。

01

中国和欧洲早期植物想像和描绘的形态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是孔子教诲弟子学习《诗经》时说的,它是传统汉文化一个奠基性的说法。它的意思是说,认识植物是“诗教”的一部分,也就是修身而符合世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楚辞》里也有对花草的描述,它是象征和抒情的。中国文化早期对植物的描绘,往往带有道德、道义、和集体情感象征的表达。

【五代后蜀】黄居寀《花卉写生图册》20幅

【宣和画谱】:黄居寀字伯鸾,蜀人也。筌之季子。筌以画得名,居寀遂能世其家,作花竹翎毛,妙得天真。写怪石山景,往往过其父远甚。见者皆争售之唯恐后。故居寀之画,得之者尤富。初事西蜀伪主孟昶,为翰林待诏,遂图画墙壁屏幛,不可胜纪。既随伪主归阙下,艺祖知其名,寻赐真命。太宗尤加眷遇,仍委之搜访名画,诠定品目,一时等辈,莫不敛衽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製为优劣去取……

上面两图是五代后蜀黄居寀的花草植物绘画(“花卉写生”是现在人给的名字,当时没有这样的名称。)黄居寀画植物不算太早,在他之前也有很多描述花草植物的作品。在五代南朝时期,绘画植物的作品比较突出。黄居寀之外,还有徐熙、徐崇嗣等人。

中国古人看植物常常不是象征就是仙鬼,并不单纯是草药和植物。比如清代李汝珍想像了一个百花仙子的奇异女儿国度(《镜花缘》)。西方也是如此,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聊斋》中的动植物,都会因爱而变形。

罗马利维亚别墅“画中花园”

Painted Garden, Villa of Livia, fresco, 30-20 B.C.E. Museo Nazionale Romano, Rome

上图是 “画中花园” 壁画的局部。1863年考古发现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妻子丽维亚(Livia)的别墅中夏季卧躺餐厅(summer triclinium)墙壁上的壁画。这个花园被老普林尼称作ad Gallinas Albas,意思是 “母鸡的月桂丛” 。这个名字背后有一个传说:丽维亚和奥古斯都结婚时,一只鹰叼着一只嘴里衔着月桂枝的白母鸡飞过,它把白母鸡丢到丽维亚怀中,母鸡毫发无损。肠卜师(haruspices)建议把母鸡和月桂作为宗教职责保护。母鸡生了很多小鸡,月桂长成了一片树林,丽维亚的花园就建在这个征兆发生的地方。从日常层面,它是纳暑、会客、休闲的优美场所。从权力与象征的角度,它是古希腊-罗马用征兆(portent)象征权威合法性和权力在其家族延续不衰的意识形态共谋:以象征事件说服大众,获得大众信服,宣示天赋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母鸡的月桂丛”故事和“画中花园”存在的原因。中国古代的 “玄鸟生商” 、 “玄鸟陨卵” 和各种祥瑞故事,也是类似的道理(Stiles, 2019; Ripat 2006)。

波提切利:春1470s-1480s; 马奈:草地上的午餐1862–1863上面左图是波提切利的《春》,右图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卢梭说过:古希腊人看树不是树,看到的是宁芙-林仙(dryads)(Rousseau, 2017);瓦尔堡说宁芙在现代的表现就是马奈画中的(Warburg, 1999; Warburg, A.; Frankfort, H.; & Wedepohl, C. 2014)。

西方文化根源中不止有古希腊、古罗马,还有《圣经》和教的传统。下图是纽伦堡出版最著名的一部——两卷本德语彩印木刻插图圣经,是丢勒的教父安东·科伯格(Anton Koberger, 1445–1513)1483年印制出版的。 科伯格拥有15世纪最成功的印刷作坊,丢勒在这个作坊工作过,这对他早期作品有很大影响。《圣经》中的伊甸园(乐园)里有很多花草植物,有苹果树。“乐园和罪恶”,是西方文化里面根源的两个信念和象征要素。

《德语圣经》 ⎮ Biblia Germanica 1574

02

早期西方植物学知识和著作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前 371 年-约前 287年) 被称为“西方植物学之父”。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继承和管理亚里士多德的学院。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著有《动物志》、《动物史》等;泰奥弗拉斯托斯研究植物,他有两部著作:《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描绘了360种植物;《植物之生成》(On the Causes of Plants),谈论植物外形和植物的环境影响。他根据植物的部分进行分类:根、茎、干、芽;也根据大小和统一性分类:树、灌木、作物和草。他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印度)带回希腊的植物:棉花、榕树、胡椒、桂皮、没药、 乳香、檀木等(Theophrastus, 1916; Laërtius, 1925; Burckhardt, 1998)。

在他之后,古罗马时期出现了一位希腊医生和药理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约 40 年-90年),其代表作是希腊文写的《药物论》,或译《药材志》(De Materia Medica)。《药物论》在之后的 1500 多年中是药理学的主要教材,并成为现代植物术语的重要来源。迪奥斯科里德斯曾随罗马君主尼禄四处征战,在不同地方研究植物学和药理学。《药物论》中对约 600 种药用植物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提取作为外科的观点。下面两幅画分别出自两个版本的《药物论》插图。插图中的植物都是曼德拉草(Mandrake,希腊文:ΜΑΝΔΡΑΓΟΡΑ ),这种草长得像人形,有迷幻作用,在欧洲被认为是神奇的植物。左图中画着林仙、创造和发明的守护女神Heuresis,她手持一株曼德拉草正递给迪奥斯科里德斯(Janick, et. al. 2012 & 2013; )。

左:六世纪拜占庭《药物论》 ⎮ Vienna Dioscorides 右:七世纪那不勒斯《药物论》 ⎮ Naples Dioscurides

03

植物猎人概述

植物猎人的历史要从大航海时代说起。伴随大航海和全球殖民探险,植物随着探险者、贸易商、殖民者、传教士、自然史学者、绘图家、艺术家、工程师等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条可见与不可见的“植物之路”(the Plant Route)。加拿大艺术家罗恩·本纳(Ron Benner)认为这条联系美洲大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植物全球流通之路,将植物、种植文化、知识、思想、生态环境和依赖于这些的地理经济政治全球整合,彻底改变了世界(Benner, 2008)。18世纪末在美洲探险,最早具有生态意识思想的划时代自然史学者洪堡在当时也有同样的认识。著名的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说:“海上力量(军事)、贸易和宗教,是造成这伟大而持续的世界征服的三个力量,这在植物引进的故事中充分体现 (Wilson, 1927, p. 105)。”

植物随同植物猎人的流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度、网络化的全球流通。法国海军军官和探险家让·弗朗索瓦·德·盖拉普、拉佩鲁斯公爵(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 1741-1788?)在他的环球航行中,把从中国沿海收集的植物种子带到欧洲,后又在法国自然科学院和路易十四的首席园丁安德烈·图因(André Thouin, 1747-1824)的指导下,把欧洲种子带到北美法属殖民地种植。之后又将阿拉斯加的皮毛带到澳门,卖给中国贵族和商人,交换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La Pérouse, 1798 & 1969; Shelton, 1987; Dunmore, 2006; Mueggler, 2011; Bourgoing, 2011; Royon, 2014; Bravo, 2005, p. 49-50)。这种交流出自各自的利益、兴趣和想像,又全部交汇到交流与交换日益复杂和不断创新的网络中。

植物猎人的概念,在谈论的这四百多年间,不是一成不变的。早期的植物猎人多是在探险、贸易、传教中,或者因为自己的兴趣,或者受委托而兼职从事。19世纪,随着欧洲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和机构建立,博物馆、植物园、公园和苗圃的兴起,以及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受专业训练的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

04

传教士与植物猎人在华植物猎取分期

E.布雷施奈德(E. Bretschneider, M. D.)在《欧洲在中国的植物学发现历史》(2002) 一书中,把欧洲人在华植物猎取分为五个时期:

1: 前林奈时期: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The Pre-Linnaean Period. From the Middle-Ages to about the 18th century);

2: 林奈时期:18 世纪中叶到1793年(The Linnaean Period. From about the mid-18th century to 1793);

3: 马葛尔尼使团1793年访华时期最初在中国内地植物探寻,到第一次战争时期(The first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ior of China in 1793, to the 1st Opium War in 1840);

4: 1840年到1860年第二次战争时期(from 1840, to the 2nd Opium War, 1860);

5: 1860 年到他成书的 1898 年(From 1860 to 1898)。

为了方便在我所探讨的时空范围内交叉游目,着重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关键事件和重大变化,我采取了不同的欧洲在华植物猎取分期:

1:明末(利玛窦来华起,1583年)到 1757年广东海禁之前。期间,1683年平定台湾后开海禁,在澳门、福建漳州府、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 江海关,允许通商。1757年因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事件只留广州一地通商,其他贸易点关闭。

2:1757-1842年,广州 “一口通商” (Canton System)到战争——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 。

3:战争到20世纪初。

05

明末欧洲人的殖民探险和贸易

葡萄牙人是大航海时代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的欧洲人。1517年,葡萄牙商队到达广州,试图与当地的官民达成贸易协议,起初没有获得明朝官方许可设立贸易点。之后15年,葡萄牙人沿海岸线建立贸易站,一直到宁波。1545-1549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人攻击,人亡船毁,贸易站关闭。1557年,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定居,逐渐控制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

真蒂洛尼图:澳门、黄埔、广东、肇庆,18世纪末,香港海事博物馆。

Gentiloni Painting: Macau, Whampoa, Canton, and Zhaoqing, late 18th century,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上面这四幅“真蒂洛尼图”画于18世纪晚期,描绘了葡萄牙人眼中的广东沿海贸易点:澳门、黄埔、广东和肇庆。画的背面附有19世纪用意大利语写的一个便条,写着:古董鉴藏家和外交官卡米洛·德·罗西(Camillo de Rossi),在里约热内卢买了这些画(大概是1807或者1809年)。当时他是布拉干萨国王约翰六世治下驻巴西的教皇领事。香港海事博物馆2010年从罗西后人那里收购了这套作品。

葡萄牙之后,荷兰人分别于1604和1607年派船到广东,澳门官方拒绝与其贸易。1622年,雷伊松(Kornelis Rayerszoon)率领15艘船和800名士兵进攻澳门, 失败之后占据了澎湖岛。1624年荷兰人弃澎湖列岛到台湾建堡。1661年郑成功到台湾赶走了荷兰人。其后荷兰人隐秘在福建沿海贸易,买通当地官员。1729年荷兰直接派商船到广东(Morse, 1926)。

英国方面,早在1596年,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ley)就曾派遣三艘船帶着伊丽莎白女王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信前往中国,船不幸失踪了(Morse, 1926)。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授予伦敦商人《东印度贸易宪章》,允许其使用武力协助贸易。东印度公司自此成为大英帝国侵入亚洲的骨干(Thornton, 1833; Morse, 1926; Braudel, 1992, 219-223; Carter & Harlow, 2003; Puga, 2013; Sharman, 2019)。1700年,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确立商贸关系。东印度公司于1858年终止。

左:伊丽莎白一世脚踩地球 ⎮ The Ditchley portrait, circa 1592;右:东印度公司宪章1600

上面左图是很著名的一副伊丽莎白女王画像。这是是她的情人李·亨利爵士(Sir Henry Lee)委托画家马库斯·盖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画的,意在请求女王原谅他的花心背叛。画中伊丽莎白女王脚踩地球,象征女王统治的大英帝国征服世界。右图是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东印度贸易宪章》手稿。米娅·卡特说:“东印度公司结合了军事和商业体制与管理手段,起初的商业很快演变成庞大的、武装的殖民帝国(Carter & Harlow, 2003, 13-15)。但是以贸易和军事手段控制或影响印度和中国两个主要古老帝国,在初期遭遇了古老帝国的消极抵制。印度原有的秩序在18世纪后半叶解体;而中国抵制欧洲人的侵扰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战争前夕,大英帝国才占据了上风。

对早期的植物猎人来说,东印度公司是植物猎取的恩主和协助者。植物猎人威尔逊说: “英国花园的繁荣极大归功于东印度公司” (Wilson, 1927, 106-107)。从大航海全球殖民扩张到20世纪初期间,欧洲人鲜有反思殖民历史在亚洲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他们自身的信仰、理性和所从事活动的合理性的批判性思考。在这段历史过程中,个别像汉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一样的 “世界公民” ,能够比较公正而客观地看到西方影响在亚洲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因素。他尊重中国文化中一些自有的特色,有时不免过去理想化;另一方面,他在看到西方带给中国改变的力量和推动的同时,牟利、转化、控制主导的思想,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令人感到耻辱的伤害(1930)。

06

16-17世纪欧洲人的世界想像

费兰特·伊佩拉托《自然史》 ⎮ Dell'historia natvrale di Ferrante Imperato 1599

最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奇馆”(curiosity cabinet; 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称为wunderkammer)进行视觉描绘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药剂师费兰特·伊佩拉托(Ferrante Imperato) 1599年出版的《自然史》 (Dell’historia Naturale)中的一幅插图(Imperato, 1599; Byrnes, 2017)。“珍奇馆” 最初在14世纪出现,遍及欧洲。它通常由一个收藏家或者学者根据自己喜好建成,是现代博物馆的早期雏形(Hooper-Greenhill, 2015; Goode, 1889)。

福柯在《词与物》序言中谈到博尔赫斯的故事“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 (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他认为其中设想的中国分类法荒诞不经,主要是事物之间没有可以并置比较的一个基础和框架(tabular)。而在18世纪之前,事物可以任意联系和分类的现象在各种文化中都很普遍。伊佩拉托这本791页的巨著《自然史》包括 35,0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标本,也包括风俗信仰或者荒诞不经的内容,比如:在肚脐上佩戴紫水晶可防止醉酒;蓝宝石可清洁眼睛,也防止;而佩戴的碧玉护身符则可以止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分类和记录,比如张岱《夜航船》里的分类,也可以视为同类的 “自然志” 。这些 “故事” 其实都有内在的文化逻辑。

马克·狄翁:忧郁的博物馆珍奇柜 ⎮ Mark Dion, The Melancholy Museum Cabinet 2019

“珍奇柜”在欧洲和整个现代世界一直都有持续的影响。美国当代艺术家马克·狄翁(Mark Dion)的创作探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对自然的征服和表现。上图中的作品是他的展览“忧郁的博物馆珍奇柜”中的一个装置。这个展览梳理一个收藏家和一个家族的爱与忧伤,从拓荒时代、铁路修建与劳工、斯坦福大学和其博物馆以及硅谷发展的地方历史,往日的“珍奇柜”和其背后人与世界内在的“忧郁” 在当代视觉习惯和环境中得以再现( Cantor Arts Center)。

吉奥·塞皮布斯罗马大学耶稣会博物馆。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博物馆或“珍奇馆”插图Giorgio de Sepibus, Romani Collegii Societatus Jesu Musaeum celeberrimum […]. 1678. Image of Athanasius Kircher’s museum, or “cabinet of wonder”.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是当时最知名的怪才。1651年他在罗马大学创立了自己的博物馆(Kircher’s Museum at the Collegio Romano)。这个博物馆是一个超大型的 “珍奇馆” ,收藏了殖民者和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带回(寄回)的动植物、地质、民俗文献和标本。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重新设计修复了位于古罗马广场(The Forum)原址的马西莫宫(the Palazzo Massimo)。19世纪末,马西莫宫用来保存基歇尔博物馆的收藏。1889年罗马国立博物馆正式成立,基歇尔的收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一部分基于中世纪旅行者带回的信息(Komroff, 1928; Mandeville., et. al. 1900; Arnold, 1999),另一部分则是1517年葡萄牙人到中国以后,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带回的物品和知识。1667年基歇尔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这是马可波罗中国旅行之后两百年,欧洲最有影响的介绍中国事物的书,内容包括奇异动植物和自然标本、传说与见闻等。基歇尔描述这本书是 “自然与艺术的奇迹” (Miracles of nature and art)。

基歇尔《中国图说》的很多材料来自耶稣会传教士,特別是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Collegio romano, 1678; Bonanni, 1709; Kircher, 1986; Feingold, 2003; Glassie, 2012)。诺尔·戈弗斯(Noël Golvers)指出,卜弥格从中国返回欧洲为明朝求援时,住在罗马的耶稣会,很可能就是基歇尔的罗马大学,并在此期间帮助基歇尔准备了《中国图说》中的资料(Golvers, 2005)。

07

传教士在华的早期活动

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太蔟月七日(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立于大秦寺,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右: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插图

阿罗本(Alopen Abraham)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来华的教传教士。他原是叙利亚人,归属于东方教会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阿罗本成年后到了波斯,在那里接受神学教育,并领受圣职为“大德” (主教)。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 他奉派率团并携教经像到中国传教。有文献记载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

元世祖時,教宗派特使若望·盂高维诺总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到中国。当时教在中国几个地方零星存在,或是景教余绪,或随元蒙侵欧带来的欧洲奴隶、方济各修士和商人远来而淹留(Liščák, 2014)。

明代时,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教徒到亚洲传教。他们先到日本,在日本顺应、借力日本佛教的势力来传播教,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当时他们被禁止进入中国。在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以后,耶稣会传教士想方设法偷偷跟着他们进入中国。最先尝试的是圣方济·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但沙勿略没有如愿进入中国,忘华兴叹而死(Spence, 1985; Feingold; 2003; Golvers, 2011; Maher, 2014)。

利玛窦开辟耶稣会中国传教道路

左:利玛窦像 ⎮ Portrait of Matteo Ricci by Emmanuel Pereira, 1610, Jesuit House, Rome. 这幅利玛窦画像由游文辉修士(Emmanuel Pereira)绘于 1610 年 5 月 12 日,即利玛窦逝世后一天。游修士是中国人,他随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若望·尼古拉(Giovanni Nicolao)学艺。这幅画像是第一幅由中国人绘制的西洋油画。1614 年金尼阁带着这幅油画返回罗马,与依纳爵罗耀拉及方济沙勿略的画像同置于耶稣会罗院(Chiesa del Gesù),直至现在。图中利玛窦身穿中国士人的服装,金尼阁解释为“中国博士”的服饰。

中: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利玛窦像,福州木刻 ⎮

The life and work of Matteo Ricci, Xitai, China, Fuzhou, 1630, Woodcut on rice paper,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右: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中国图说》封面,利玛窦与徐光启 ⎮ Athanasius Kircher: Matteo Ricci and Paul Xu Guangqi, from: 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illustr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es que profanes. Amsterdam: Ches Jean Jansson a Waesberge & les heritiers d'Elizee Weyerstrae, 1670.Villanova University, Falvey Memori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和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府,租地买房,建立了仙花寺(中国第一个天主堂,当地人称作“番鬼屋”),在里面开始半隐蔽传教。

“……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海国图志》

“至万历九年辛巳,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 《明史》

利玛窦非常明智,他用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办法,逐步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打下教传教的基础。在最初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他分析中国人对传教士感兴趣、乐意接触的原因:一是想学魔法,想能点石成金,把石头变成银子;一是对西式地图好奇,想了解世界;或是想学数学、几何、记忆术——诸如此类一些比较实用的意图。他发现中国不像日本,佛教没有很大势力,因而听取汉人建议,弃佛依儒而传教,学习中国文化,赢得士人集团的信赖和支持。

“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钦定四库全书》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宝象图-信而步海,《程氏墨苑》,程大约编,丁云鹏绘图,黄轔、黄应泰、黄应道镌刻,滋兰堂刊本

万历十二年(1584年 10月),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在肇庆刊印出版,这是在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邹振环,2016)。利玛窦刚开始传教的时候,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方法给中国人讲最简易的教故事。上面这张插图是他为这些故事设计绘制的四幅插图之一。图中各式各样的动物,既表现了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世界观,也反映了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对自然世界和自然知识的兴趣。

利玛窦寄回欧洲的书信主要谈传教和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书信往来中,他也谈到了一些植物,比如说茶叶:

有两种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需要简单描述一下。首先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制成在中国知名的饮料,中国人、日本人,和它们的邻国称之为茶(cia)......这种植物也可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春天采摘叶子, 放在阴凉的地方晾干,然后用晾干的茶叶煮茶,吃饭或者待友时享用。人们呆在一起时会一直饮用。饮料总是热的,所以茗茶,而不是大口喝。味道令人愉悦,略有些苦味, 就是经常喝也对人的健康有益。《利玛窦札记》(Ricci, 1953 & 2019; also: http://ricci.bc.edu/knowledge/tea.html)

《中国图说》中的茶叶种植、收获图 ⎮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

利玛窦与中国各个阶层人士交往,培育了最早一批中国天主教信徒,如徐光启、李之澡等等。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三百年思想史》中评价利玛窦:“八股使得学界贫血,至万历利玛窦等西洋人来,学术界风气才为之一新。”由此可见,利玛窦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Spence, 1985; Aleni, 1985; Maher, 2014; Hsia, 2016)。

卜弥格与晚明永历小朝廷的故事

卜弥格的故事令人动容。卜弥格是波兰裔耶稣会传教士。1642 年,卜弥格由里斯本乘船前往澳门,经过3年的海上行程,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三年)抵达越南北圻。1649年,卜弥格受中国教区副总教长谢务禄(又名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 )派遣,前往隅居广西的南明永历朝廷传教。在他之前,奥地利耶稣会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Wolfgang Koffler)神父1645年到永历朝廷传教,两皇太后、永历王太子、太监庞天寿等多人已经成为天主教徒。1650年10月,卜弥格受瞿安德派遣和永历朝廷委托,同朝廷官员郑安德勒一同,携带永历皇太后和永历朝廷秉笔太监庞无寿上罗马教皇、耶稣会总教长意诺增爵十世,红衣主教约翰·德·卢戈、威尼斯大公和葡萄牙国王的书信,出使罗马,希望得到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对南明抗清的支持。

1651年5月卜弥格到达印度果阿邦,得知葡萄牙国王已经不再支持明朝廷,转而顺应清廷。(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1498年发现果阿,1510年它成为葡萄牙海外属地和传教中心,设有果阿宗教裁判所。直到1961年12月12日印度收复果阿,此间果阿是欧洲人往返东亚的一个重要中转点。)1652年8月,卜弥格历经艰辛回到威尼斯。由于罗马教廷和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 以及教廷审时度世,不愿卷入残明抗清之中,弥格历在意大利逡巡三年,1655年才终于受到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接见,拿到了教皇答永历皇太后和庞天寿书。卜弥格得复书后即刻返华,先在葡萄牙得到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承诺出兵助明。永历十二年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他从欧洲返回澳门,但澳门已经与清朝建立关系,耶稣会日本省和中国副省也不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反对他借道澳门入境中国。他先设法从印度果阿邦徒步到泰国大城,再买通海盗,乘船到越南,希望徒步从越南进入云南和永历朝廷会合,不果。最后,他和郑安德勒设法到达了越南广西边境,却得知中国全境几乎已被清军征服,永历朝廷前途未卜。百感交集,1659年6月22日卜弥格殁于广西与交趾(越南)边境。

卜弥格是耶稣会早期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中国地图册》(Mappa Imperii Sinarum, 1661)包括了中国大陆和亚洲各国,是最早准确标出朝鲜半岛的地图;也准确标出了许多中国城市的位置和长城、戈壁 。他还著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等。而卜弥格最著名的著作是《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sis, 1656),这是欧洲出版最早的描绘远东植物和自然生态的著作,后被收入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同时收录的还有卜弥格编写的欧洲第一部汉字-拉丁文字典(Boym, 1656 & 2013; Pelliot, 1934; Golvers, 2011)。

左:卜弥格《中国植物志》中玄豹 ⎮ Michael Boym, Flora Sinesis 1656右:杨尔曾《图绘宗彝》1607

卜弥格声称《中国植物志》中许多动植物他都观察过。确实,他在海南岛传教时看到壳上有十字图案的螃蟹锈斑蟳(Charybdis feriatus),认为是教在中土显现的象征,他把这种螃蟹画到了“海南岛地图”上。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中有 21 种植物,8 种动物插图。插图中动植物安排在前景,稚拙的山水自然为背景,融合了西方自然志插图视角和中国绘画构图安排。2019年4,好友胡嘉岷发现我在网上分享的卜弥格《中国植物志》插图和研究中国民间传说与海事文化的盛文强分享的一些插图相似。经过对比研究,我发现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中有几幅插图,包括凤凰、玄豹、松鼠等,都出自明代杨尔曾万历 35 年(1607)辑印的《图绘宗彝》。这是一本包括人物、山水、花 草、兽畜虫鱼、各家画论等的画谱,有300多幅插图;它相当于早期的《芥子画谱》,而不是专门的自然志或者百科全书。

以卜弥格命名的源自中国的植物吴茱萸 ,西博尔德《日本植物志》⎮ Boymia rutaecarpa, Siebold, P. F., Miquel, F. A. W., & Zuccarini, J. G. Flora Japonica sive plantae…1835

这幅以卜弥格命名的插图,出自德国人菲利普 ·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和约瑟夫 ·祖卡里尼(Joseph Gerhard Zuccarini)编纂的《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 1835-1870)。西博尔德1823年到日本,是驻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他在长崎的那鲁塔基尤库教当地人西医和自然史知识。而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工作任务并不是当医生治病,而是对日本进行科学调查,并收集各种有关日本的资料。他让他的日本学生用荷兰语描述日本,作为作业交给他。这些作业,后来被他用到关于日本的各个著作中,比如《日本》、《日本植物志》和《日本动物志》。1828年发生了 “西博尔德事件” 。西博尔德在结束5年任期准备离开日本时,被日本海关发现他要带走的所有物中有违禁物品,例如日本地图。西博尔德被驱逐出境并禁止返回日本,但1859年他又得以返回日本。而当时向他提供地图的高桥景康(Takahashi Yooki)则被判处死刑,不幸的高桥景康在判刑前就已死在狱中,与此事件有关的其他50人也受到了惩罚。高桥景康曾学习历法和天文,在天文台工作。西博尔德和祖卡里尼的《日本植物志》中很多插图很多都是根据日本画家川原圭佳(Kawahara Keiga)1836年出版的《庆贺写真草》(Keiga shashinso)着色绘制的,而川原圭佳多次和出岛(Deshima)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合作绘制插图(参考:Japan-Netherlands Exchange in the Edo Period; Marcon, 2017)。

08

启蒙时代中国与欧洲往来佳话

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1656年,随卜弥格欲乘船返回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佛莱芒(尼德兰)传教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先在广州,后在江南建立了一些教会。1681年他受命从中国返回欧洲,带回了几代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经典《儒教,中国哲学》 (Confucius Sinarum)。1687年这本书在巴黎出版(Golvers, 2000),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他同赴欧洲游历的有一位沈福宗( Michael Shen, 1657-1692)。徒画家吴历本来也应同行,但后未成行(Chaves, 1993 & 2002; Lin & Wu, 2001)。柏应理和沈福宗拜访了罗马教皇、法王路易十四、英王詹姆士二世等。在法国期间,他们说服了路易十四派遣六名传教士、“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

左:戈弗雷·克纳勒爵士绘沈福宗肖像⎮ The Chinese Convert, a portrait of Shen Fu-Tsung by Sir Godfrey Kneller 1687右:法国沈福宗肖像⎮ A Portrait of Michael Shen Fu-Tsung. Chez Nolin Ca. 1690s, Paris

沈福宗是第一个到访英国的中国人。詹姆斯二世让戈弗雷·克纳勒爵士(Sir Godfrey )画了沈福宗的肖像,挂在卧室。在英国期间,沈福宗和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相熟,帮助他整理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东方藏书,给他介绍了一些中国游戏,包括中国象棋、围棋、樽棋等。后来海德的巨著《东方局戏》(De Ludis Orientalibus libri duo)介绍了这些游戏(Barrett, 1989; Clarke, 2017; Foss, 1990; Kitson, 2016; Poole, 2015; Spence, 2011)。

左:白晋1701年寄给莱布尼茨的易经八卦图 ⎮ A diagram of I Ching hexagrams sent by Bouvet to the German mathematicia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in 1701右:法国耶稣会科学家前往中国旅行日志《 暹罗航海志》⎮ Voyage de Siam 1697

路易十四派遣使华的六名数学家,其中一位是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他在1688年到达北京,受康熙青睐,教授皇帝数学和天文学。他参与勘绘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白晋对易经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易经和教是一致的,并不冲突。他和莱布尼茨交流易经,并给他寄去了易经八卦图,这是中西方思想交流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Bouvet & Gatty, 1963; Bouvet, 1699 & 1970; Nelson, 2011)。

出使中国的数学家和传教士,得到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亨利·莱奥纳德·让·巴蒂斯特·贝尔丁(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1720-1792)的支持。他也是法国农业改革的推动者,里昂兽医学校创办人。贝尔丁对中国文化着迷, 也认识到与中国交流和建立贸易关系,是与印度贸易之外必要的补充,但是他的政策在他任后没有持续(Breton & Bertin, 1813; de Sacy, et. al., 1970; Finlay, 2020)。

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1701-1720年间在华传教,他在给林奈的一封书信中描写了人参。1715年,在加拿大北部易洛魁人中传教的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陶(Joseph-François Lafitau)读到杜德美描绘人参的信之后,在印第安人帮助下发现了当地人参,开始种植贸易,不久这种人参出口到中国。18世纪人参作为经济作物在全球的种植传播,在茶叶和之前,改变了世界作物经济结构(Jartoux, 1713; The Beaver, 2004; Cook, 2010; Parsons, 2016 & 2018; Giovannetti-Singh, 2020; 冷东&肖楚熊, 2013)。

左:《 暹罗航海志》中描绘的拟人化人参和其他亚洲植物右:杜德美寄回欧洲的人参插图,附在他的一封信中 ⎮ Illustration du ginseng par Pierre Jartoux, S.I. 1713

从利玛窦到沈福宗,欧洲传教士来往中国与欧洲的足迹遍及中国沿海、南亚各地、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借用意大利欧洲早期现代文化史专家朱利亚·卡尔维(Giulia Calvi)提出的概念 “启应祷文” (litany)来看,文化传播是一连串事件不断发生、相互联系、影响难以完全预期的现象(Harris, 2005; Calvi, 1986)。

09

植物传播在明末清初文化中的痕迹

17世纪荷兰出版澳门港口风景 ⎮ Makou Harbor View, Dutch Navy 1660-75, by Jacob v. Meurs, Amsterdam

枝枝花上花,莲菊互相变;

惟有西洋人,朝朝海头见。

屈大均《澳门记略》

明亡之际,诗人屈大均到访澳门。上图版画风景,也约略是屈大均所见。他在澳门见到一些葡萄牙人从南美和欧洲带来的植物,比如西洋菊:

“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有时更从残萼吐花,累三四重经月不谢。其花始则一大者变为一小 者,继则一旧者变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穷,盖花之善变而不失 其本者也。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杂以玉绣球蔷薇凌霄等花,环植庭除,开时诸色相间, 谓之天然锦屏。”

屈大均名为“西洋菊”的植物,后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考证命名为“西番莲”。张岱《陶庵梦忆》“梅花书屋”中也写到:“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

汪承霈(?-1805)《春祺集锦》40余种花品,有:梅(白.红.蜡梅)、水仙、月季、玫瑰、蔷薇、紫藤、绣球、萱花、鸢尾兰、蕙、牡丹、芍药、木兰(辛夷)、百合花、海棠(木)、栀枝、豆花、茉莉、 鸭跖草、莲荷、菊、天竺、灵芝、万年青、茶花、桂花、海棠(草)、秋海棠、剪秋罗、石竹、玉兰、虞美人、西蕃莲、牵牛花、蜀葵、鱼儿牡丹、竹。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加拿大艺术家罗恩·本纳(Ron Benner)在他的 “植物向量” (plant vectors)花园装置面前

罗恩·本纳大半生在美洲、 亚欧各地旅行,追寻大航海时代作物和植物全球传播的途径。2014-2015年,他在中国实现他的“植物向量”作品时,介绍了几十种葡萄牙殖民者从南美经过非洲、欧洲、南亚等地带到中国的作物。但是这些知识,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和人们的日常中,不为常人所知。而宫廷贵人通过传教士获得西洋植物、奇异物品和技巧,转而借诗、画、园林、建筑、工艺等流传下来。

法国传教士绘画记录的清廷冬季花房 ⎮ Henri Léonard Jean-Baptiste Bertin, Serres chaudes des Chinois et fleurs qu'ils y conservent

在清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等,为清廷的花园介绍了欧洲植物种子和培养方法;也将中国植物标本、种子、图册和文字信息寄回了欧洲,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草药、经济作物和农业的研究。花卉和花园丰富了欧洲园林,经济作物如人参、茶叶、麻等也改变了欧美的森林、植被和农业(Li.; Bertin; Golvers, 2011; Finlay, 2020)。

汤执中是巴黎科学院联系人,1740年抵达澳门,1741年入清宫。南北旅行途中他观察采集了 200多种植物,按字母顺序排列,作了图录。汤执中从欧洲获得种子在清廷种植,也从中国寄种子到法国皇家植物学院和英国皇家学院。他引种在清皇宫花园的含羞草,尤其被乾隆喜爱。乾隆让宫廷画家画下汤执中等人在清廷种植成功的西洋植物(Bertin; Golvers, 2011; Li; Wang, 2018; 賴毓芝, 2015; 張湘雯, 2016)。

左:郎世宁:海西知时草,1753 。上题:贡使携种而至,历夏秋而荣。右:余省:海西集卉册

圆明园黄花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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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的兴起(Chinoiserie)

艺术“从生活中复制”还有生活自身

——毕肖普《诗》

布歇四大元素设计柜子⎮ Drop-front secretaire (secrètaire à abattant), ca. 1770–75, René Dubois. The Oriental scenes in imitation lacquer on the front panels are based on designs for The Four Elements by François Boucher, known from engravings (1740) by Pierre Aveline. The MET: 1982.60.57

18 世纪欧洲形成了对中国理想化的想像。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 “这个国家由皇帝统治,他也是宗教信仰的头脑,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是英明的贵族:他们能够自由批评他的失误。统治非常温和。” 也有不赞同狄德罗的看法的人,比如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想像代表了当时欧洲的风尚,这种风尚称作Chinoiserie,体现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花园、瓷器、 装饰艺术、绘画和雕塑、生活时尚等等。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 20世纪初,甚至可以说 Chinoiserie一直以变化的形式存在着(Beevers, et. al., 2008; Chu, 2018; Dams, 2008; Fitz-Gerald, 1964; Impey, 1977; Jarry, 1981; Johns, 2016; Sloboda, 2014; Sullivan, 1973; Stamy, 1999)。

布歇:中国花园⎮ François Boucher: Le Jardin chinois. 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çon

冬天的节日

瀑布回荡在喜剧草棚后。烟花余迹,在曲径环绕的果园和花园蜿蜒,——落日纷纷的绿和红。贺拉斯的林仙戴着执政官的假发套,——西伯利亚的民间舞,布歇画的中国少女。

——兰波《彩画集》

十八世纪Chinoiserie 影响最显着的一个例子是深受 Chinoiserie 影响的洛可可艺术。洛可可绘画大师布歇和华托的作品中都大量参杂了中国风(Stein, 1996; Finlay, 2020)。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大量涌现的仿中式园林和建筑(Rinaldi, 2015; Kitson, 2013)。英国的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是18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在1740年和1749年以瑞典东印度公司雇员身份到过中国。1762年,他为英国的皇家植物园(丘园)设计了著名的中国塔和中式建筑。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论东方园艺》,影响了近一个世纪英国私人和公共园林建筑的中国风(Chambers, 1772; Harris, 1996)。

钱伯斯在丘园设计的中国塔

下图左:中国塔远眺图⎮ Chambers, W. A view of the lake and island at Kew, seen from the Lawn, with the Bridge, the temples of Arethusa and Victory, and the Great Pagoda

下图右:珍囿园⎮ Chambers, W. A view of the menagerie, and its pavillion, at Kew.

汉学家乔治·托马斯·斯汤顿男爵(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2nd Baronet, 1781-1859)在12岁时(1792-1793年)曾陪同作为乔治·马戛尔尼使华团副使的父亲乔治·伦纳德·斯汤顿男爵(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st Baronet, 1737-1801)到过中国。小斯汤顿通六国语言,略识中文,乾隆对他格外喜欢。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小斯汤顿又以第一副使身份陪同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 1773 -1857)率领的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两次访华期间都发生了英国使团与清廷的礼仪之争。第二次使华觐见,小斯汤顿坚持不行三跪九叩之礼,使团被拒绝进京,未能谒见嘉庆帝。此次随行的医生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1789-1826),也是自然博物学家,受英国探险家、博物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委托,他在中国搜集植物标本、种子和有关信息,并参观了广州花地。他带回英国培育的花木种子六道木属(Abelia chinensis)以他命名(Staunton, 1797 & 1798; Abel, 1818; Staunton, 1822; 黄一农, 2007)。小斯汤顿爵士后来成为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Kitson, 2013),他翻译了《大清律令》(Staunton, 1810; Abbattista, 2017)、图丽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自述《异域录》(1821年),并与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共同编纂了《中华大帝国史》(Mendoza & Staunton, 1853),还著有《有关中国、与其商业交流、中文文本翻译杂录》(Staunton, 1822)。他在战争中是主战派,在议会发表了主战演讲,战争后才对在华危害有所认识(Staunton, 1840; Gutzlaff, 1850; 游博清 & 黃一農, 2010)。1823年小斯汤顿与被誉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梵文学者”的东方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共同创办了亚洲文会(Staunton, 1856)。在英国,他在自己的领地利公园建造了多个中国园林建筑,对当时英国林园风尚有很大影响。19世纪中叶后,随着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转变,中国风逐渐淡化,利公园衰落,当年的中式建筑大多已经不再存在(Jones, 1836; Gladwyn, 1992)。

小斯汤顿与母亲,旁有中国仆人侍茶⎮ Lady Jane Staunton with her son,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and a Chinese attendant holding a chest of tea, by John Hoppner, circa 1792

凡尔赛宫小树林中阿波罗喷泉树林 ⎮ Apollo's Baths Grove, The groves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宫小树林中阿波罗喷泉树林是路易十四时期画家休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融合了英式园林和中国假山的设计(Thomas, 2009)。17-18世纪去中国的欧洲人,看到当时中国的园林后,与欧洲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文化比较,感觉不能完全接受中国的园林和自然观。他们感觉中国人并不热爱自然本身;中国园林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幽密、私密的空间体验,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精神上鼓舞人进取和向往的开阔空间,或者几何的、富有理性的空间设计。凡尔赛小树林的设计种综合了欧洲开阔的园林和中国假山的奇异构造。

《垂柳图瓷杯》

詹姆士·梅瑞尔

集体的歇斯底里,波纹破裂一波复生

岸上出身高贵的的广东人

在廉价店的变异物留存了基因库

烟云袅袅朦胧不清。有人今天却寻出。

梅花盛开,佛塔,青鸟,垂柳的羽枝——

几乎是一个战前图案的复制品——

同样的小舟载着微蚁般的恋人远去,

此时古老的桥弯下双影而她的父亲

微微示意,像从捕蝇纸上,渐而淡了挂牵。

两只小小的灯笼照亮他的归家之途。

他所携可是一卷画轴?此时他定已无比

智慧,早已舍弃世俗羁绊,和所有的一切。

不久,这五月的清晨,在薄雾中升起,他会问

只是为了入化——像肉身中的墨,蓝锚酒吧

钉上醺醉,而它的毁坏者

迅疾离去,伤疤抽痛,杂如乱麻——

只为了融入一种疯狂的质地。

你好遥远。树叶倾诉树叶所寄。

可这孤独的,缺口的容器,如果充满,

将为你注入那温暖而清澄的事物。

它们代表,我想象着,天堂的一个版本

在它的光阴中烦恼更多被弥补而不是替代:

陡檐斜倾,檐瓦铺的细密;

蜂巢翘起,雷云之青愁。

左:《儿童百科全书知识大全》中垂柳图故事与图案右:维多利亚阿尔伯塔博物馆藏垂柳图青花瓷盘 ⎮ Spode Ceramic Works (possibly), Staffordshire, England. V & A collection: C.231-1934

在这首诗中,美国20世纪后半叶著名诗人詹姆士·梅瑞尔(James Merrill)描写了西方最为风行的一个青花瓷图案所讲述的故事。在欧美生活和文化中,Chinoiserie在青花瓷设计中体现了欧洲人最泛滥的热情和想象。欧洲瓷器商为他们设计的Chinoiserie青花瓷垂柳图图案编造了一个浪漫故事——在1912年出版的《儿童百科全书知识大全》第二卷中,收录了这个图案,并描述了这个故事:一个女孩爱上了父亲的秘书,可是父亲要把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和恋人秘密逃走。他们要先过桥才能走出花园,可半路上被父亲看到,父亲追来。画面中,一对鸽子飞在天上,垂柳如在哀泣。远处是庙,还有苹果树,可是篱墙挡住了路,结束了女儿的歌(Mee & Thompson, 1912)。

(未完待续……)

关于作者:周琰是策展人、译者、文学艺术批评写作者,多伦多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当代艺术与社会、信息网络。

【本文最初系MOKIK课堂的两次讲座(2020年6月27日、7月18日),由CP整理、Amber刘琥珀编辑;讲座后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由作者重新调整并增加内容,于2020年8月25日-9月3日之间修订完成。】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刘威

商业空间绿植软装,会是下一个风口吗?

林语堂先生说过:“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从哪里开始。”

享受植物俱乐部供图

这是他对建筑与环境的理解,同样的,良好的居住环境需要营造自然气息。近年来,将绿植带入室内,形成富有特色的绿植软装,已然成为现代居住环境的标配。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商业空间绿植软装成为了不少花卉园艺从业者的新赛道。

传统花商转型 时尚设计师跨界

据《中国花卉报》记者调查,目前进入绿植软装设计领域的从业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传统花卉经营者转型而来,一类则是由有设计经验且热爱植物的时尚设计师群体跨界而来。

近几年,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加剧,加之受各类外部环境影响,运营成本大幅增加,给传统花卉经营者带来了不小冲击。不少租摆商、花店、绿植店、二级批发商、市场经销商等开始拓展新业务。

“我从去年开始接这方面的业务,现在公司专门组建了软装造景部门,在市场和线上都能接到单子。”之前做组合盆栽的夏溪花木市场零批中心小杭家园艺负责人陈致广说。

成都伊甸园花卉负责人周君有着多年的行业经验,租摆业务也发展得相当成熟,如今公司专门拓展了绿植软装业务,旗下的希桐园艺中心也展示着不少植物软装设计场景。“以前做植物墙都叫绿化装饰,现在客户要求提升了,租摆追求盆栽艺术化,空间需要更具美感的植物软装。”他告诉记者。

周君供图

稳定的客户群为传统业者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不少花店也在积极拓展这部分业务。江西九江的安花艺在当地小有名气,从2019年开始做绿植软装设计,据创始人安安介绍,身边有做室内设计、软装设计的朋友,会为他们介绍一些对植物设计要求较高的客户,慢慢就积累了一些客户群体。“这些业务拓宽了花店的经营面,由简单的零售,变成了整体项目对接,同时对鲜花销售起到了很好的带动效果。”

记者了解到,2018年到2019年间,绿植软装的概念传播开来,各地对网红绿植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这也给一些传统流通市场上的经销商和二级批发商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

在北京盛华宏林花花市界的盆花绿植区,几乎每个摊位都有大型的网红绿植,记者走访后发现,有很多市场商户在售卖植物的同时也承接绿植软装业务。这两年,网红绿植也带火了北京人地科技花卉市场,北京有大量网红绿植需求的客户都会去人地科技找植物。

人地科技商户文献福有着20多年的花卉从业经验,两年前从传统花卉批发转型到网红植物的批发和销售,也承接绿植软装、景观设计业务,现在他又租了几个温室,准备从南方引进优质网红植物,再进行驯化、创新,生产出更适合北方市场的产品。

享受植物俱乐部供图

除了有经验的业者,一些时尚设计师的跨界加入给这个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以北京为例,如独具特色的荒野植物园、城市根系、花木屾房、植物计划、享受植物俱乐部等。他们不仅有稳定的客户资源,有审美在线的设计优势,还有具有打卡种草属性的空间植物美学工作室。

享受植物俱乐部成立于2020年,创始人孙嵩有着15年的广告设计经验,是一名植物深度爱好者。“我一直很关注植物领域,几年前就开始研究植物软装设计,看到很多国外的时尚博主都在晒植物,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时尚设计行业,能够通过更多商业空间进入大众生活。”

“卖花的人不一定会养花。”有业者反映,市场需求增加后,涌进了很多外行从业者,但这个领域看似门槛低,实则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周君表示,客户的依赖性很强,目前该领域还没有较大的企业和相对知名的品牌,也缺乏综合类的人才。

客户需求分层 网红绿植受宠

综合来看,目前有绿植软装需求的客户群体主要分为B端的商业综合体和C端个人消费用户。

据周君介绍,基于原有的租摆客群资源,民宿、酒店、商场等老客户群体对绿植软装的需求增多,另外还有不少设计师群体需要通过植物的融入作为空间提升。“客户需求较为多样化,规模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都有,项目金额也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

有别于传统租摆客群,年轻人运营的中小型商业体对绿植软装业务需求更加强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植物,追求个性化的空间,为了迎合市场的新消费需求,咖啡厅、餐厅、艺术工作室等具有时尚、美学元素的商业体开始大量融入绿植软装。”孙嵩介绍说,他们的客户多为原来积累的有美陈需求的客户,也有不少是通过小红书种草过来的。

研仓制供图

据了解,从业者接的项目多以同城本地为主,针对外地客户和项目,则会结合成本支出、人员调动等情况进行选择。

绿植软装的项目流程与装修类似,大致分为“咨询—勘测—设计—报价—签约—交付—售后”等环节。售后一般是指植物的养护问题,此环节客户最为关心,也最令业者头疼。

“我接触的客户90%都不懂得植物后期养护问题。”孙嵩告诉记者,他们会给客户发养护手册,一般植物在一个月之内出现问题可免费更换。

针对后期养管问题,周君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养护完全交给客户,员工做技术顾问,对其进行技术指导。二是公司在半个月之内进行上门植保管理,于公司而言,前者成本较低。

研仓制供图

价格方面,一般小型项目的价格在两三万左右,空间更大一些的项目从10万到几十万不等。综合来看,人力、植物成本支出较大,植物等资材成本约占45%至50%,人力成本占30%左右。安安告诉记者,客户对植物种类很少有真正的要求,都会交给设计师去搭配,他们普遍对有造型的、有意境的植物感兴趣。

绿植方面,目前需求较大的有龟背竹、春羽、摇钱树(原生大叶伞)、千年木、棕竹、百合竹、爱心榕、琴叶榕、散尾葵、蒲葵、鸟巢蕨、原生发财树、鹤望兰、黄金榕及沙生植物等。

这些绿植多为形态自然,适应性较强的品类,业者除了在本地“淘货”外,多从福建、广州、海南等基地进货。找好货要走类似“买手店”模式,“有时候选品也比较难,状态好、品相佳、形态独特的好货既难找又抢手。”孙嵩说。

绿植软装包含了美学设计和植物设计,不仅需要对整个空间有很好的把控,还需要花时间去找合适的植物才能搭配出符合整个空间调性的效果,而这正是多数客户所忽略的部分。安安表示,有的客户对于价格和价值存在认知问题,错认为整个项目只是包含了几盆植物的价格,却不了解挑对植物器皿、找对搭配造型等的时间成本很高。

“对此,还需要从业者共同引导,呈现更多优质的绿植软装项目,让客户看到不同,明白细节设计和整体呈现的重要性。”安安说。

审美红利期持续 未来市场空间大

当前的绿植软装市场正处于一个发展火爆期,陈致广深有体会,一个月最多的时候他接了13单业务。用他的话说,市场越大,竞争越大,现在拼的是创新、技术和服务。

一些机构也在为有需求的业者提供专业的技术和运营方面的培训。据了解,花园集学院联合研仓制在去年9月推出了“首期植物美陈与容器花园实战班”,专门培训商业空间绿植的配置与营造,教授学员色彩、植物、容器等搭配技巧,场景营造报价等要点。

培训现场 花园集供图

花园集创始人郑既枫表示,课程效果很不错,吸引了很多花店、庭院的从业者,可以看出不少人对绿植软装市场有需求。他认为,庭院设计和绿植软装在客单价、服务体系、知识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商业空间的场景更多样,市场更细分,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研仓制定位为美学园艺集成供应商,专注城市小空间的园艺产品供应,从业以来,一直在深研绿植软装业务,从2019年开始做这类培训。据创始人梁武斌介绍,他们目前在福州有线下课程,也开设了线上课程,多数学员都有从业经验,执行能力很强,但是缺乏一定的搭配技巧。他认为,商业场景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学员们应更加注重设计技巧层面的能力提升。

绿植景观已经慢慢成为了商业空间中的一种新型装饰材料,有别于其他软装,植物更生动、鲜活。安安觉得,这个市场充满了无限可能,她今后会在设计项目时,更加还原自然,让植物发声,让其更好地应用于商业空间,让使用者在空间中得到身心的放松。

花园集供图

“依靠各类互联网种草平台的助推,园艺成为越来越多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现阶段还处于审美红利期,网红植物随处可见,中小型商业空间业务量较大,利润也相对可观。”在孙嵩看来,未来3到5年内,绿植软装还将迎来新的发展和升级,希望这类新消费需求能一直持续下去。

梁武斌告诉记者,现在客户越来越重视视觉效果,并且希望输出整体的设计解决方案,他很看好绿植软装未来的发展前景。“如同装修,现在大家普遍轻硬装、重软装,使用者更愿意融入些自然的设计,或者希望自己参与到植物软装布置中,这是一种长期的需求。”

他分享了植物软装中的三大陈列原则:

一讲究统一性。整个空间的色彩和层次不能过于乱,可以使用同色系的家居装饰和盆器。

二突出呼吸感。从局部到整体,要体现空间层次感,植物和资材不能过于拥挤,要呈现出自然的状态,尽可能地让植物遵循原有的生长状态。

三结合空间的商业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如满足观赏、互动、体验等空间需求。

(本报记者郭馨怡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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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德国核电政策:摆脱“核恐惧”还是拥抱“伊甸园”

慕谐

天然气危机与核能窘境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6月以技术问题为由,将北溪1号每天的供气量减少60%。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拉响了德国天然气的警报。据德国管网局主席穆勒(Klaus Müller)的估计,该国的天然气价格很有可能增加至少3倍。此外,2015年巴斯夫集团在一项与俄罗斯工业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旗下西欧最大的天然气存储设施(位于下萨克森州的Rehden)转让给了俄罗斯能源巨头的子公司Astora。该设施占德国天然气总储存空间的五分之一,能够提供大约200万个户家庭一年的天然气消费。也就是说,德国天然气供应的两大命脉都控制在了莫斯科手中。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急于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尤其是对俄的天然气进口依赖(占了德国总天然气消耗量的55%)。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危机。近几个月来,德国国内关于暂停核电退出的声浪此起彼伏,该话题也一直占据着德语媒体的头版头条。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1日,德国卢布明,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的天然气接收压缩站。由于计划进行年度检修工作,俄罗斯将停止通过北溪(Nord Stream)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至德国。

2011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以后,时任总理默克尔决定加快德国退出核电的计划,迅速将7个核反应堆从电网中剥离。2021年年底,德国关闭了剩余6座核电站中的3座。今年年底,最后3座核电站也会脱离德国电网。民调机构Civey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核电是安全的、碳中性的和高效的。70%的德国人赞成保持现有核电站的运行。只有在绿党选民中,多数人(56%)赞成关闭德国的核电站。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行动部部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做了一个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为了弥补天然气的短缺,扩大煤电厂的产能,但是,核电退出德国电网的计划不变。燃料棒耗尽,不可能短时间得到替换;核电站的运营方式也已经进入了退出核能模式,延长核电站运营的风险是未知的。这些都是他拒绝延长核电站运营时间的原因。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严厉地批评道,“绿党对失去面子的恐惧显然超过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经济活力的责任。”

最近,欧盟议会刚刚宣布,将核能和天然气都视作绿色能源。在有些评论家看来,这是德法政治交易的结果,即“我保留我的天然气,你保留你的核电站。”肖尔茨和哈贝克将其能源转型战略建立在天然气这一过渡性的清洁能源之上。马克龙则将核电视为未来清洁能源的最重要组成,他希望在2050年前新建14座新的反应堆。两国都需要这样的分类以满足未来各自能源发展的需要。

耐人寻味的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德国作为反核先锋立即在欧盟提议制裁俄罗斯的核技术与核燃料进口,与其在天然气制裁上的暧昧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项提议最终并未在欧洲议会获得响应。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核燃料和中东欧的核技术仍然依赖俄罗斯。虽然欧洲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大幅领先于俄罗斯,但商业核技术是一个例外。现在欧盟国家共有18座使用俄罗斯技术的核反应堆在运行,它们分布在保加利亚(2个)、捷克(6个)、芬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21年的一份报告,保加利亚的核能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40.8%,捷克共和国为37.3%,芬兰为33.9%,匈牙利为48%,斯洛伐克为53.1%之多。西方和俄罗斯设计的核反应堆有一个最大的技术上的不同,即燃料棒。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四面体形的燃料棒,俄罗斯制造的是六边形的。燃料棒的转换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这也是大多数使用俄罗斯核技术的欧盟国家不愿意改用西方制造的燃料棒的原因。另外,根据根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m)的数据,欧洲国家40%的浓缩铀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全世界30%以上的浓缩铀出口来自俄罗斯。由于铀的交付周期较长,欧盟国家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的供应商。因此,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尽管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无死角的制裁,却对俄罗斯的商用核技术公司进行了豁免。

虽然德国的核淘汰政策使其对俄罗斯的核依赖远小于其它欧洲国家,但是,德国依然会受到制裁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通过收购Nukem Technologies公司,获得了处理德国核废料的业务。该公司同时也负责拆除德国两座退役的核电站。另外,如果因为制裁俄罗斯的核电技术,导致其它欧洲国家国内大面积的电力短缺的话,德国也会受到间接的影响。届时欧洲的电力价格会飙升至无法想象的水平。

另一方面,今年6月战火中的乌克兰与欧洲实现了一体化。乌克兰的核电站,包括被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不仅向本国提供电力,同时也将大量剩余地电力出口。颇为讽刺的是,乌克兰能源部部长戈鲁申科(German Galushchenko)不久前在德国的《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客座评论文章。该文的主旨便是向德国兜售核电。戈鲁申科认为,这是对两国双赢的一笔交易。乌克兰多余的核电能弥补德国电力的短缺,乌克兰则可以通过出售电力获得该国急需的经济利益。此前,德国常年从法国(核电)和波兰(煤电)购入电力。

德国反核简史

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原油价格的暴涨,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衰退。不过,这也引发了其后二十年世界能源效率的惊人改善。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两大阵营军备竞赛的产物,其商业化是卡特政府推动能源独立的一部分。核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发电和供暖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法国是核电最大的受益者,核能不仅为该国提供了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法国生产每度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远低于欧盟的平均值。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似乎就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美因茨大学的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教授分析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媒体对核电的报道。数据显示,在1970年代,核能已经不受德国记者的青睐。德国本土最早的反核运动发生在1968年,与当年遍及各地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不同,对维尔佳森核电站(Kernkraftwerk Würgassen)的抗议最终是以法律途径解决的。该沸水反应堆进入运行以后频繁出现故障,1972年,联邦法院判决该反应堆停止运行。这一判决最好地诠释了1959年通过的《原子能法》中的相关条款,即将促进核技术和保证安全放在同等地位,优先考虑安全。它也成为了日后德国反核运动可以依据的法律判例。

1975年2月,维尔核电站(Kernkraftwerk Wyhl)建设过程中的抗议可以说是德国反核历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该运动最初仅仅是数百名参与者占领了维尔核电站的施工现场。不过,几天之后这一抗议运动就发展到了近30000人的规模。在与警察发生了多次冲突之后,他们在工地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反核营地。一个月以后,弗莱堡行政法院废除了部分施工许可,并暂时停止了施工。1977年3月14日,同一家法院下令,核电站只有在建造保护罩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施工。由于该项措施大大增加了成本,能源公司不得不放弃了这一项目。

德国的反核抗议无疑是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这一点在1977年布罗克多夫(Brokdorf)和格罗恩德(Grohnde)的建筑工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德国的团体K小组与农民一起用拖拉机堵住了工地进出的道路。由于核电站通常建在偏远地区,它们扰乱了农村生活。与农民一起战斗,阻挡资本主义的侵袭,是符合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赖希哈特(Sven Reichardt)在他2014年出版的《真实性与社群》一书中,使用“温暖”和“冰冷”这对隐喻,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生态(反核)运动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员,并肩对抗资本主义的历程。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阶级斗争的暖流”铺就了一条通向和谐世界之路,使人从“冰冷”的资本主义中获得救赎。他们将工业技术,尤其是核技术视为“冷”的代表。环保运动适时的进入了这套话语体系之中。绿色能源诸如太阳能、光和风能都是“温暖”的隐喻。德国绿党的党徽自始至终都是一朵向日葵,象征着该党始终朝向“温暖”。“温暖”的绿色能源技术在对抗“冰冷”的传统能源技术时,也在挑战旧的政治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民党和绿党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核能的扩张。一方面,自上世纪60年代起社民党主导了与苏联缓和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该政策的核心是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在内的能源合作,从此也开启了德国对苏联能源依赖的进程。化石能源与社民党利益攸关,核能的扩张直接影响到了社民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反对核电是绿党主要的政治诉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灾难性事故,该事故吓坏了人们,使许多物理和化学的门外汉变成了贝克勒尔和铯的专家。无论公众还是媒体,反核的声浪都达到了顶点。不过,当时执政的基民盟并没有将核能退出提到议事日程来。直到2000年,当时的社民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才与德国的能源公司达成协议,逐步关闭核电厂。最晚到2020年所有的核电厂都要退出电网。

默克尔减缓了德国核电退出的脚步。2009年9月,当她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时,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延长德国核电站的运行时间,最后一个反应堆将在2040年关闭。核电被当时的默克尔政府视为一种实现能源转型所必要的桥梁技术。不过,这一路线并没有获得德国媒体界的认可。根据凯普林格教授的研究,在福岛事件发生的前一年,有85%的记者并不赞同延长核电站的运行时间。一切在2011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的灾难促使默克尔政府大大提前了核淘汰的时间表。虽然德国核反应堆安全委员会曾经出具了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德国的核设施远比福岛核电站安全,“德国发生类似事故的几率极低。”但依然没能撼动该国的核能退出计划。

在媒体的报道中,这种对核电的负面情绪在福岛事件过后达到了顶点。德国媒体很少涉及灾难的具体原因。他们热衷于揭示福岛反应堆灾难证明了核能的普遍风险。该事件后,德国媒体提出的核淘汰要求是英法媒体的9到18倍。在法国,媒体会强调法国反应堆的高安全标准,而德国媒体“被真正的恐慌所笼罩”。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13年公布了关于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得出了初步的结论:福岛核辐射对健康造成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很小。2020年,该委员会通过对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夯实了此前的结论。不过,凯普林格教授研究了该报告在德国媒体中的接受状况,发现它“几乎被所有的媒体都掩盖了”。

在德国,以戏剧性的标题和恐怖的图像为主的报道取代了基于数据和事实的分析与权衡。这样的报道不利于对高度复杂的事件作出明智的决定。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前总裁汉布莱希特(Jürgen Hambrecht)在2011年时作为道德委员会的一员,一同签署了关于退出核电的建议。不过,以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当时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当时,我们只专注于核电的风险,而忽视了能源供应的其他方面。依靠可再生能源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但我们需要稳定的基础能源供应系统,而核电本身就适合于此。”

能源转型的死胡同与核能的回归

核能的支持者文德兰(Anna Veronika Wendland)女士认为,绿党的核恐惧(Atomangst)是完全不理性的,完全是出于他们身份政治的需要,“如果哈贝克打算在2025年作为绿党的候选人竞选总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化石能源,而是核能。”上世纪80年代,绿党就与社民党联手共同将化石能源美化成一种桥梁技术,以此反对核能的迅速扩张。一方面,社民党高度关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和选票是该党最为重要的政治利益之一。核能的扩张对化石能源行业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反对核能是绿党的建党意识形态之一。放弃废核也就是动摇了绿党的建党根基。所以,在气候保护与反对核能这两大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面前,哈贝克选择了后者。即使扩大煤电厂的产能,也坚决不在核能问题上让步。绿党在维护他们的反核建国神话时,接受了对气候的巨大破坏。

在去年竞选造势期间,被德国网民讽刺为“绿党电视台”的德国电视一台也开始批评起哈贝克对核电的态度。他们认为,副总理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哈贝克以德国只有供暖问题,没有电力问题为由,拒绝了延长核电站使用寿命的讨论。对于哈贝克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副议长库比奇予以了反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莱比锡能源交易所的电价会在一年内飙升320%呢?为什么柏林市议院考虑在夜间关闭交通灯呢?为什么要讨论业余足球比赛不应在夜间照明设施下进行呢?”如果不存在电力问题,那么所有现在的用电限制措施都是非必要的。天然气不仅供暖,它也生产电力。2021年,德国约有10%的电力是由天然气发电厂生产的。在天然气短缺的背景下,如果延续既定的核能退出路线,那么就会造成更大的电力缺口。德国剩余的三座核电站现在每年依然生产6%的电力。所以,这两部分的电力缺口现在必须由煤电或者可再生能源来填补。

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绿党都希望尽快通过风能和太阳能取代非绿色能源,但是这一美好的希望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现阶段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仅占德国总发电量的40%左右。2021年,由于全年风力较小,风力发电量相较于往年大幅下降。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份额从44%下降到41%。燃煤发电量增加了约20%,使其在德国能源结构中的份额达到28%。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5%,这意味着德国有可能无法实现其制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鉴于风能和太阳能本身的波动性(它们都受制于季节和环境的影响),在诸多技术问题(能源的运输和储存)没有解决之前,它们根本无法取代稳定的化石能源和核能。

为了控制这些波动并提供可靠的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认为,电池存储和氢气可以储存电力,在太阳能和风能停止生产时进行电力调度。德国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是其家庭储能系统,但发展多年的电池储能装置几乎没有对德国电网产生影响。该国目前估计有43.5万个家庭配备了不同功能的电池存储系统,2021年安装了14.5万个家庭存储系统。但是,德国有4000万个家庭,家庭电池存储系统通常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电网需要的是能够支持持续数周变化的存储。此外,任何形式的存储都会产生转换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同时增加总成本。成本和固有的低效率是氢气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生产氢气、储存氢气、再使用它发电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能量都会损失掉。最后产生的电能可能只有最初的40%左右。这对于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说是不够的。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0日,德国中部城市哈尔伯施塔特附近,当地的太阳能发电厂。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能源工程教授贝克曼(Michael Beckmann)认为,能源转型的规模长期被低估了。这一错误贯穿了德国整个能源转型的规划。比如,德国北部因为气候环境的缘故,有着得天独厚的建造大型海上风电场的优势。不过,长期以来如何把多余的电力输送到南部地区一直是个问题。根据贝克曼教授的计算,现在实际需要的输电线路的里程数是当初估计的10倍左右。另外,由于各地居民反对建造高压架空线,所以,很多特高压电缆只能进行地下铺设。一方面,这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先前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数百公里长的这类电缆的经验。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德国仅仅完成了所需的20%左右的电缆铺设。整个系统的改造可能至少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庞大的能源转型计划无法在一个工业国家迅速实施,这一点似乎在各种政府的规划文件中都被有意忽略了。

另外,在德国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建筑和交通部门的脱碳化进程远不如工业界。也就是说,未来建筑的供暖(热泵),交通所使用的电动汽车,都将消耗更多的电力。随着设想中的各部门的电气化进程加快,未来的电力需求将比现在高四到六倍。汉布莱希特特别指出,“如果所有的生产过程都转换为电能,仅化工业的耗电量就相当于今天整个德国的耗电量。”由此可见,德国的能源转型是建立在更多用电需求和更不可靠的能源供应(可再生能源)之上的。

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更高的用电成本、更低的可靠性、大量经济损失和轮流停电。在有些绿党政客看来,轮流停电是完成能源转型和拯救气候所必须忍受的必要之恶。但是,无论是德国的工业界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无法承受这一必要之恶。最后,我们将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情景,反对核能的能源转型战略将促使德国更加依赖高污染的化石能源,越“能源转型”将带来越高的碳排放。随着哈贝克宣布扩大煤电厂的产能,这一情景已经提前到来了。有媒体认为,绿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反核立场,保留污染性最高的煤电,实际宣告了德国绿色“能源转型”计划的彻底流产。无论是摆脱当下的天然气危机,还是实现德国的能源转型,稳定和清洁的核能都是必不可少的。德国三座仍在运行的核电站年发电量相当于2021年德国硬煤发电量的70%。截至2021年年底仍在运作的6座核电站的发电量与光伏发电量相当。保持核电站的运行能加速淘汰煤电厂。

当然,关于核能存废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众所周知但又极易被攻击的论点展开的,即危险性,造价和核废料的存储。这些论点在被某些科学家和记者“像教义一样重复着”。虽然有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恐怖画面,但迄今为止核电依然是最安全的能源来源之一。根据来自Our World in Data的数据,核电所造成的由意外和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是所有能源中最低的。

哈贝克现在所“推崇”的煤炭恰恰是最危险的,它造成的死亡风险是核电的300多倍——成千上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矿场和工厂的事故也带来了大量的死亡。要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煤电厂每年也会向大气中释放约30000吨的放射性物质。另外,辐射的危害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小。自1950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对广岛和长崎的12万名居民进行了跟踪调查。截至2000年,该研究中的42304人已经死亡,其中有822人的死亡可能与核辐射有关。

哈贝克和环境部长莱姆克(Steffi Lemke)以种种安全和现实理由坚持核退出计划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声称,“延长核电站寿命的有限好处并不能证明这种风险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作出的这一结论并没有咨询过专家委员会。德国反应堆安全协会(Gesellschaft für Reaktorsicherheit)的技术总监斯托尔(Uwe Stoll)认为,反应堆的继续运行“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德国有六座核电站理论上仍在运行,因为它们有运行许可证,其中三座在电网上。联邦政府完全可以与运行商对技术状况进行共同评估。另外,哈贝克还强调,由于这六座核电站已处于实际停运或计划停运的状态,所以,没有燃料棒的储备,重新进行采购的交货周期非常长。首先,核电站本身可以使用现有燃料棒半负荷运行。虽然发电量减少,但是可以度过新燃料棒交付前的空窗期。其次,燃料棒的交付周期也远短于哈贝克所声称的时间。采购一般能够在15个月内获得交付,因此从明年年末起,德国的核电站就能满负荷进行运转。事实上,燃料棒的采购甚至可以比15个月更快。早在今年2月,德国政府就咨询过美国老牌的核燃料制造商西屋电气公司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制造燃料棒。公司经理甚至表示,他们可以在2022年底前就完成交付。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7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卡韦斯特海姆核电站。对俄罗斯可能切断天然气供应的影响的担忧日益加剧,这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日益激烈的辩论,即德国是否应该按计划在今年年底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

德国黑森州的Herfa-Neurode建造了大型的地下盐丘用以存放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剧毒工业废弃物。其中包括了12万吨的氰化物,69万吨的二恶英废物以及8.3万吨的砷。其数量足以毒死整个人类。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废弃物处置专家认为,该盐丘的安全标准远低于现在设计的核废料处置库。前德国环境部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绿党)曾首肯了这个工业废物堆放处。如果绿党能接受这个更“毒”的盐丘,为什么又要歇斯底里地恐惧核废料呢?

尾声

已故的法国政府顾问索扎伊(Brigitte Sauzay)曾经分析了德法两国对待核问题态度差异背后的文化原因:法国人专注于“改造自然”;而德国人将自然作为“所有文化的终极目标”,因此许多德国人认为核能是“对某种自然秩序的永久威胁”。这种对自然的态度也酝酿了德国文化中对技术的不信任。德国是世界范围内率先使用包括核能在内的20世纪出现的能源的国家。随后,在环保主义和气候保护主义的大旗下,又回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前使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因此,回归到人类背弃自然之前的时代的梦想诞生了。通过回到最初的“伊甸园”,一切问题都会得以解决。这是气候活动家极力向世界灌输的思想。

德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格劳(Alexander Grau)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政治媚俗》。格劳认为,媚俗不能完全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审美的媚俗具有类似于安慰和治疗性的作用。俗气的流行音乐就像棒棒糖,这种形式的刻奇很重要。然而,作为道德和政治上的媚俗则是危险的,因为它阻止了多元的思考。政治媚俗的主要特征是:渴望简单的解决方案;渴望一个理想的、可掌控的世界;由于无法处理复杂的现实处境,因此有否定现实的倾向;有强烈的集体化情感。毫无疑问这种绿色的“伊甸园主义”就可归入政治媚俗。

Paypal的创始人蒂尔(Peter Thiel)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对伊甸园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应该承认,我们所处的科学和技术轨道确实存在许多危险。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技术的退出在伦理上或政治上绝对不是中立的。”伊甸园绝不会消除一切风险,一系列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消除的风险都可能回归。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权衡,伊甸园时期自然带给我们的风险和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风险哪种更不易承受,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拥抱“伊甸园”?

主要参考文献:

1. Wolling, Jens; Arlt, Dorothee (Ed.), Fukushima und die Folgen - Medienberichterstattung, Öffentliche Meinung, Politische Konsequenzen

2. Alexander Grau, Politischer Kitsch: Eine deutsche Spezialität

3. https://www.wiwo.de/politik/deutschland/energiekrise-wie-die-ukraine-deutschland-mit-atomstrom-helfen-kann/28448032.html

4. Russia’s War Is the End of Climate Policy as We Know It,

https://foreignpolicy/2022/06/05/climate-policy-ukraine-russia-energy-security-emissions-cold-war-fossil-fuels/

5. Joachim Radkau,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ntiatomkraftbewegung,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59680/eine-kurze-geschichte-der-deutschen-antiatomkraftbewegung/

6. Anna Veronika Wendland, Rettet die Atomkraftwerke!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energiekrise-rettet-die-atomkraftwerke-kommentar-a-9ccd191f-3107-4d85-82d2-b5ff765e93b1

7. „Atomkraft galt als die Zukunftstechnologie, so ähnlich wie das Internet“,

/d/file/gt/2023-09/5i00esmhfju „Der Atomausstieg war ein Fehler“,

https://www.cicero.de/wirtschaft/atomausstieg-kernkraft-basf-jurgen-hambrecht-klimawandel-energiewende

9. Ausstieg aus Kernenergie und Kohle kann jetzt keine Option mehr sein,

https://www.welt.de/wirtschaft/plus239915287/Energiekrise-Ausstieg-aus-Kernenergie-und-Kohle-kann-jetzt-keine-Option-mehr-sein.html

10. Anna Veronika Wendland, So können wir den Atomausstieg stoppen,

https://www.cicero.de/wirtschaft/atomausstieg-stoppen-fakten-russland-putin-gas-energiesicherheit

11. Peter Thiel, Against Edenism, https://www.firstthings/article/2015/06/against-edenism

12. Melanie Arndt, Auswirkungen der Katastrophe von Tschernobyl auf Deutschland,

https://www.bpb.de/themen/umwelt/tschernobyl/225086/auswirkungen-der-katastrophe-von-tschernobyl-auf-deutschland/

13. Abandoning Nuclear Power Would Be Europe’s Biggest Climate Mistake, https://www.bloomberg/opinion/articles/2021-10-28/abandoning-nuclear-power-would-be-europe-s-biggest-climate-mistake

14. UN-Report: Strahlenschäden durch Fukushima statistisch nicht belegbar,

/d/file/gt/2023-09/u4ew21tonx3 Anna Veronika Wendland, Katharsis durch Kernkraft,

https://www.cicero.de/wirtschaft/energiewende-kernkraft-akw-gruene-strom-atomenergie

16. Technische Probleme? Der Mythos vom unmöglichen AKW-Weiterbetrieb,

https://www.welt.de/wirtschaft/plus237727519/Atomausstieg-Der-Mythos-vom-unmoeglichen-AKW-Weiterbetrieb.html

17. Frank Uekötter, Handeln und Verhandeln: Eine kurze Demokratiegeschichte der Atomkraft,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oekologie-und-demokratie/508500/handeln-und-verhandeln/

18. Wolfgang Kubicki, Kohlestrom ja, Atomkraft und Fracking nein? Ideologischer geht es nicht,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plus239943223/Wolfgang-Kubicki-zu-Habecks-Energie-Kurs-Ideologischer-geht-es-nicht.html

19. Nuclear power is safest way to make electricity, according to study,

https://www.washingtonpost/national/nuclear-power-is-safest-way-to-make-electricity-according-to-2007-study/2011/03/22/AFQUbyQC_story.html

20. Die größte unterirdische Giftmüll-Deponie der Welt,

/d/file/gt/2023-09/uzixoab5j5a.html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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