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王巍:考古如何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中新社北京2月18日电 题:王巍:考古如何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在人类发展史上,位于世界东方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直备受瞩目,但西方社会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提出质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独家访问,详细解读考古如何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他表示,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产生的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同时,考古研究还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既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中国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又全面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中华大地人类起源、中华文化源头的考古研究取得哪些成果?
王巍:安徽繁昌人字洞、陕西蓝田上陈遗址、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云南元谋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发现及最新测年数据显示,中华大地出现人类的年代可追溯到180万年至200万年前,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多个距今6万至3万年的遗址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沿袭本土自北京人时期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距今四五万年前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中,有铲形门齿的占比高达80%以上,沿袭从蓝田人、北京人时代已形成的特点。这表明,虽然少数遗址发现有少量外来人群进入中国西北地区,但中华大地并未出现新来人群对原有人群和文化传统的取代,以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距今一万年前在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出现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清晰的自身发展脉络。中国早在距今1.3万年前后已掌握制作陶器的技术,万年前开始栽培稻、粟、黍,9000年前掌握琢玉技术、出现彩陶和特殊符号、驯化家猪、发明了酒,黄河流域彩陶也在7000年前出现,早于欧亚大陆,使“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2020年11月,河南省三门峡市,观众拍摄仰韶文化博物馆展示的典型出土文物彩陶。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中华大地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如何逐步发展成为“满天星斗”的区域文明?并最终多元一体形成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的考古项目研究显示:从距今5500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龙图腾和祖先崇拜,并出现彰显尊贵身份的礼制;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出现早期国家,跨入古国文明的阶段。
在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和社会内部变化,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及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则呈现持续发展、快速崛起的态势,并对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广泛吸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开始孕育,并出现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文明社会。
夏商周三古研究显示,夏王朝建立后形成都城布局、宫室格局、青铜礼器、玉石礼器和陶礼器等一整套规制,夏王朝后期,礼仪玉器之一的牙璋向周围辐射,东达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北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南到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中原王朝创造的玉礼器牙璋,证明存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圈。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地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反映出当时社会从中原王朝一统天下转变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局面。秦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历经多朝代更迭,持续推动中国发展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021年12月,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无人机照片)中新社发 吕桂明 摄
中新社记者:从考古视角看,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有哪些重要特质?发展过程中,东西方文明之间有怎样的交流互鉴?
王巍:通过百年考古,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至少具有三大特质:第一是连绵不断、持续发展,距今200万年以来有人类持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距今万年左右从南方水稻到北方粟黍发明,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早期文明时代的古国、邦国文明,之后进入夏商周的王国文明,到秦汉以后的帝国文明,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持续发展。
第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一些先进因素,并创新融合形成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是百川归海、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史前各地区都有初期区域文明,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各区域间通过不断的相互交流、融合,孕育形成龙图腾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的理念、仁义礼智信的社会规范等中华文化基因,最后实现百川归海、多元一体,构建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格局。
2021年8月,位于长江流域的水稻。 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一直在持续进行。考古研究表明,稻、粟、黍的栽培都以史前中国为最早,距今5000年前后,这几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向东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西亚、东南亚等地区传播,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约5000年前,小麦、绵羊等动植物及冶金术传入中国后,先民在其基础上进行发明创新,融合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冶铁术在3000多年前传入中国后,技术也不断取得显著进步。
考古出土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字的蜀锦,各种语言的文书和遗物,反映出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与汉晋王朝的密切关系。一些汉代贵族墓葬中出土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玻璃器、宝石等,是开通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写照。
唐长安城系列考古研究发现,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对外交流,各国人士在唐朝做官、经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南海一号沉船等水下考古表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大量中国瓷器被运往欧洲。
以洛阳白马寺、敦煌石窟等为代表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寺院和石窟寺,体现出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以最快速度实现本土化,将其与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融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包容能力。
2021年9月,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孔子广场举行。中新社发 王昭脉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现古学2021年度过百年华诞,2022年已进入第二个百年,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您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王巍:中国考古学未来要沿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个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快实现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
科学化方面要增强科技含量,在坚持田野考古基础上,加强与自然科学并深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开展共同研究。
国际化方面要持续推进考古国际交流合作,尤其是加大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力度。目前,中国考古国际合作已完成从以“请进来”为主,到21世纪前10年左右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再到2013年以来以“走出去”为主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越来越多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赴国外进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2016年至2019年,共有32支中国考古队赴22个国家实施36个中外合作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范围涵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
2021年5月,浙江杭州,外籍教师福迪尔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体验5G VR项目。中新社记者 摄
大众化方面要以更鲜活、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传播中国考古,建议以现代化理念和高科技方式,包括利用4D、5D、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建设主题考古遗址公园或游乐园,通过文旅结合推动考古大众化。
历经百年发展,中国考古学界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跨入第二个百年,迎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考古研究强国进发。(完)
受访者简介: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第七届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科评审组组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总负责人。《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和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主编。
来源:中国新闻网
1、《魔力宝贝》古文明遗迹副本介绍
达到30级后,玩家可以进入古文明副本,副本中会掉落一些装备升级材料。这个副本与之前的副本不同之处在于可以组队。【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神秘石板,上面记录着古文明索奇亚遗迹的路线图。为了探索这个遗迹,一场冒险之旅随即展开。
开启古文明副本的条件是玩家必须达到30级。
在古文明副本中,提供快捷组队功能,玩家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等级和职业,随后邀请他们一同挑战。
模式选择:单人或组队。
在这个副本中,一共有5个小关卡需要挑战,每个小关卡都有一只BOSS需要击败。这些小关卡的难度分为普通、困难和炼狱三种等级。【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2、《魔力宝贝》手游风鸣之塔玩法介绍
只有在角色等级高于40级的情况下才能开启。【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无论何时,玩家都可以在一天内的任何时间玩游戏。每日仅限一次游戏。
玩法的说明:
玩家以单人模式从第1层开始游戏,需要先打败该层的守卫Boss,才能前进到第2层,接着挑战该层的守卫Boss,然后依此类推。守卫Boss的层次不断升高,玩家可以持续进行挑战。排名靠前的玩家成功挑战了更高的层数,因此能得到更丰厚的奖励。目前VIP玩家没有额外的奖励或优势。
在游戏中,玩家成功击败每层怪物后都会获得符文。利用这些符文,玩家可以购买Buff,而Buff可以增强生命值、攻击力、防御力和暴击能力。仅能在风鸣之塔内产生作用的Buff效果。
玩家可以选择在挑战层数超过好友时是否炫耀,若选择炫耀,则好友会收到一条炫耀信息。
奖品的设定:
目前的奖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与层数相关的大量金币,另一部分是天赋精华奖励。摇奖时还有一部分奖励是随机获得专属佣兵碎片、金币、经验宝箱、宝石以及宠物强化材料等等。另外还有其他的奖品。【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入口位于法兰城坐标(90,44)附近,需要找到风鸣之塔使者NPC克里斯多司祭。
2、《魔力宝贝》大转盘系统介绍
在《魔力宝贝》中,随着等级的提升,会有许多新系统玩法逐渐开启,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的玩家福利,其中就包括大转盘系统玩法。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统玩法。【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只有等级达到10级才能开启。
要进入大转盘系统,需要进入游戏主界面上方的小猪图标的"福利",然后点击大转盘按键。点击开始转动大转盘后,如果转盘停在某个位置,那么该位置所代表的奖品就会成为你的。
奖品的种类有神秘宝箱、宠物饼干、宠物糖果、药水、钻石等等。
转车轮的次数:
每天免费提供一次服务。
需要花费50绿钻才能进行第二次。
每转一次需要100个绿钻,后续每次转都按相同方式递增。
3、《魔力宝贝》天赋加点规则详解
《魔力宝贝》中,当玩家等级达到50级时,天赋系统将开启,加点于天赋系统将会影响玩家的战斗属性。【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天赋开启的条件:
职业等级升至五级。
人物需达到50级的等级要求。
属性受天赋影响。
物理伤害增加。
物理防御增加了2。
提升物理暴击等级会增加物理暴击率。
物理暴击伤害提升百分比为4。
提升法术伤害的数值为5。
数字6表示法术防御能力有所增强。
法术暴击率提升了等级。
法术暴击程度提升了百分比,即暴击所造成的伤害增加。
技能和普通攻击都有可能触发,斩杀效果可以提升伤害并附加额外伤害。
10和速度。
11级时,角色的HP和MP上限会提高。
生命恢复效果提升了12。
PVP中的伤害可以通过减免来降低。
抗物理暴击等级和抗法术暴击等级都提升了14。
PVE的法术伤害减免和物理伤害减免各为15。【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魔力宝贝》天赋加点规则:
当玩家在游戏中将职业阶数提升到5阶并使其人物等级达到50级时,每次升级将会赋予玩家1个天赋点。其中包括自身等级为50级的所有级别。如果人物达到了69级,并且职业的阶段达到7阶,那么会获得20个天赋点。
天赋点会对人物的战斗属性产生影响,其加点主要集中在天赋技能上。
每项天赋技能所加的点数不得超过该技能本身的等级。每一次提升天赋技能都需要支付精华作为代价。凤鸣之塔是获得精华的来源。
必须先提升一定数量的前置技能加点数,才能加点天赋技能。【工众昊:手游测评饮月】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则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因而对于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居址选择作一对比研究,对于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规律是颇有裨益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来,当时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时代虽然已先后不同了,但是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方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到饮水的来源。……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结论,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也适用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经树轮校正)。[2]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了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推测这浅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3](P148)
对于人类来说,井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自从发明了打井,人类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仅大大地开扩了活动范围,而且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4](P216)对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来说,他们虽然发明了井,但他们的井不仅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而且这低洼处“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人们取用坑中的水。当坑内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4](P217)由于河姆渡人的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且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这口井的深度显然不能和发现于河北邯郸涧沟的两口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相比,因为那两口水井的深度已达7米之多),这说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应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说井的位置是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么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会太高,而井只有1.35米深就能见到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学家把这种井称为木构浅井可谓名符其实。即使是浅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没有推广开挖,至于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无从谈起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20多处,其中包括余姚龙山乡朱山、下庄历山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市八字桥、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县龙南童家乔等[5](P201)。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发现有20多处,但遗址内发现有水井遗迹的却只有一处,那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仅此而已!这样说来,河姆渡人虽然发明了木构浅水井,但由于他们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推广开挖,所以他们的居住地也应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顺姚江向东二十五公里即宁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余姚县城,南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遗址所处的地势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农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积的泥炭层,古代这里可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6]考古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与河姆渡人一样,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浐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浐河的二级阶地上。[7](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浐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浐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进行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就这一点说来,古代人们选择河谷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处所,正是善于利用自然环境的又一例证。这种情形在古代显然是相当普遍的。”[1](P10-11)居住于河流附近,那里的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也比较方便,这对于发展原始农业显然有利。不过,气候问题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二期的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离开现在大约有6 700-6 100年了”。[9]这样说来,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在国外通常叫做“气候最适宜时期”。在中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些联系,所以也称为“仰韶温暖时期”(大约距今8 000-3 000年间)。竺可桢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龚高法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间的气候状况,当时各地气温普遍比现在高,但升温幅度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随着纬度的升高,古今温差增大。东北地区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华北地区比现在高2℃-3℃,长江中下游地区比现在高2℃左右,岭南和台湾比现在高不足2℃。在中国西部地区,温暖时期升温幅度随纬度升高而减少。这一时期我国气温带也相应比现在偏北,带北界向北曾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因正值仰韶温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加之他们居住于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农业是容易发展起来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虽正值仰韶温暖时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半坡人是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渭水支流——浐河东岸,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南北的气候还是有差别的。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去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9](P2)从严文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生活的地区都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只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东部平原或丘陵地区为低级阶梯,湿润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黄土高原地区为中级阶梯,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因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即河姆渡人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则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
对于半坡人来说,他们的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是比较耐旱的粟,因为在半坡遗址多处发现有粟的遗存。另外,半坡人还种植芥菜或白菜,因为在半坡遗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储存有炭化菜籽,经鉴定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至于半坡人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一书中记有:“主要为石、骨、陶三类,这三类工具的比数是:石制的占17%,骨制的占18.5%,陶制的占63.2%。陶制工具数量所占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点。半坡的石斧用于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和翻地,而主要用于制作耒耜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样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为经济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绝大多数两侧带有缺口,为拴绳索之用。使用时把绳索套于大姆指上,以免刀从手中脱落。此外,大量陶质和石质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于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农产量之丰和原始农业的发达。半坡的石磨盘和磨棒数量少,制作粗劣,远逊于磁山和裴李岗,说明半坡农业离开原始农业的早期已较远。”[10]半坡遗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数量差不多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这说明半坡的粮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盘、石磨棒之类的石质碾磨器。另外,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石质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虽都很早,但在发展过程中,杵臼却逐渐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从收割谷物到加工谷物,都各有专门的工具,当然他们也有专门储藏粮食的场所,这就是各种形状的窖穴。
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经营的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因为在“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经营的是水田农业,那么砍伐林木并不是经常性的工作,而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农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农具是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骨耜因长期使用而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残缺而变成双叉形。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于翻土和挖沟。此外,河姆渡人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渔猎经济
1.半坡人的渔猎经济。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遗址的发现,显示出仰韶时期关中已经有了农业,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话表明,半坡人虽然已经发展了原始的农业,但他们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么森林里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据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计有冷杉、松、云杉、铁杉、柳、胡桃、桦、鹅耳枥、栎、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
形科、葎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类。除此之外还有榛、栗、朴等树。森林是动物的乐园。森林的存在,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正是由于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动物,除獐和竹鼠外,绝大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别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盖宽广,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时有不同。降水量少时,也许所降的水分完全为植被含蓄,不会立时多有流出,更不会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涨猛落,就如后世诸山皆童处的河流那样。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盖率的制约,就不至于猛涨猛落,能比较长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仅从这一点看,当时浐河的水量就应该比较现在为大。”[8](P447)当时浐河里生存着许多种鱼,其中就有鲤科的鱼类[15]。在半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网坠和精巧而带倒钩的鱼叉、鱼钩,而且在当时的彩陶上还绘有鱼、鱼网以及人面鱼纹等精美图像,这说明半坡人不仅学会了钓鱼、叉鱼,而且也学会了用网捕鱼。捕鱼方法的多样化,说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农业和狩猎业外,捕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因为浐水里有鱼可捕,才使当时的半坡人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居住的地区。[13](P53)
2.河姆渡人的渔猎经济。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虽然其气候和环境为半干旱性气候,但由于在他们附近的森林里还生长有獐和竹鼠这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的存在也说明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能波及到此区”。[14]温暖湿润的气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区,那么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他们那儿的气候不仅温暖湿润,而且更是温热湿润了。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温热湿润,所以那儿的植被覆盖良好,而且应有成片的森林。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仅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就残存220余根[12](P190),如果当地没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构件是怎么来的?二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口边长约2米的木构浅水井(井深仅1.35米)中,除每边竖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外,排桩之上平卧的长圆木有16根,水井外围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有28根,此外井内尚有呈辐射状的小圆木构件[3](P148),如果当地没有成片森林,一口浅井就用这么多的木材,也是难以理解的。
森林是动物的理想栖居地。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其中鹿科动物最多,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鹿科动物标本仅鹿角一项就400多件。此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动物是河姆渡人猎取的主要目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捕获的猎物时多时少。在猎物多而吃不完时,他们就把活的猎物暂时圈养起来。这样,家畜饲养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他们“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狗,猪和水牛。出土的全部猪的标本中,幼年个体占54%,与半坡遗址情况相似,属于早期人工饲养的现象,河姆渡还出土一个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纹和猎纹,形象地表明了种稻和养猪,是当地居民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项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家畜,不仅“给当时人们的衣着和食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5](P208),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生产工具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姚江从它的西部和南部流过,由于当地植被覆盖良好,因而沼泽和姚江的水量很大,并且生存着丰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鱼、龟、鳖、鳄、水獭、鲸鱼等,而鲸鱼更大的可能应是生活于姚江之中。
与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鱼方法并不单调。他们除了用鱼镖捕鱼外,还用弓箭射鱼,因为“考虑到遗址里未见网坠一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的骨镞可能是用来射鱼的”。[3](P147)这可能用来射鱼的骨镞,是“一种柳叶形的箭头,锋端特别尖细,突出如针状”。[5](P203)河姆渡遗址虽然未见网坠之类的渔具,但却出土了木桨,“反映出当时人们除用舟辑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还借助舟楫,撤网捕鱼”。[11](P136)
四、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原始人的交通往来
史念海先生指出:“实际上当时人们居住于河流的近旁,应当和交通问题有关。一苇之航原比翻山越岭为容易,就是不便于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来往,途径也是较为平坦的,古代的人们不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边选择住地,而且还特意选择到两河交会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意思。”[1](P12)由于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了木桨,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也发现了舟型陶壶。因此,不论是半坡人还是河姆渡人,他们除了利用舟楫撒网捕鱼外,无疑也把舟楫作为水上交通工具。
注释
[1] 史念海.河山集:第1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 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A]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 李仲均,等·伯益作井与温泉疗疾[A]古代科技漫话[Z].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张之恒新石器时代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 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J].考古学报,1976(8).
[7] 陕西省考古学会.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8] 史念海.河山集:第6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9] 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1] 中华文明史编纂工作委员会.中华文明史: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13] 史念海.河山集:第7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A].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15] 李有恒,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4).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