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为何只有十五国风？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时节。变风之作，齐、卫为先。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懿王时诗，《齐风》是也。夷王时诗，《邶风》是也。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郑（玄）举其终始也。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实为三百多篇，孔子定之。

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

《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是说取诗近四百年间。

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代，数篇则兼取商诗，而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孔子刊定，则应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郑答张逸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录者直录，存义而已。”然则孔子之后，始颠倒杂乱耳。所谓颠倒杂乱是指没有按照时间来安排。

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

为何只录十五国风呢？

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亦既僣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如楚、越、夷、狄，皆僭越称王或为蛮夷，故不录之。非是没有，而是虽有不录。

《檀弓》云：“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其辞云，昔我先君驹王”，是其僣称王也。其馀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於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於此。”至于有些小国，其俗同于大国，况蔑而不得列于此。故只录十五国风。

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也称为“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

《周南》《召南》谓之正风，亦为《诗》之正经，自邶之下，开始变风。逐渐有了巫风、淫风甚至乱风。

常舞则荒淫。乐酒曰酣，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畋猎，是淫过之风俗。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童稚顽嚚亲比之，是荒乱之风俗。

“惟兹三风十愆[qiān]，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言齐家、治国，必绝其“三风十愆”。有一过则德义废，失位亡家之道。诸侯犯此，国亡之道。

“三风十愆”，谓巫风二:舞也，歌也；淫风四:货也，色也，游也，畋也；乱风四：轻侮圣人之言论，拒绝忠直之人的规劝，疏远有德的长者，与顽劣不肖之徒朋比为奸。计为十愆也。舞及游、畋，得有时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则可矣，不可乐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xí]之风俗也。货色，人所贪欲，宜其以义自节，而不可专心殉求，故言“殉於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