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定的主观分析是很难衡量的。系统测试者假设过去的情况对未来的情况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他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循环史观，历史一定会重演，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这是事实，而且我们有足够大的样本，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情况中得出结论，并且把这些结论应用于未来的交易。但如果我们的样本对未来不具代表性，那我们的测试就毫无用处，对系统的未来表现也没有任何的指示意义。

以500人为样本的调查足以告诉我们谁能当选新一任总统，而且使用代表性样本的误差幅度不过2％，但是如果选择的样本是有偏的呢？在全美大会中随机抽取的500个人能反映全美选民的意向吗？当然不能，因为这个样本并不能代表总体——它只包含人，但真正的选民还包括很多共和党人。

我们总是用有偏样本去对未来进行无偏估计。做亲子鉴定的父亲发现有30%的高概率发现自己的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是因为能够想到做亲子鉴定的家庭，本来这样的父亲被戴绿帽子的概率就是高危的。该部分父亲对父亲这个群体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你犯了这样的取样错误，你也能得出结论，或许还是你希望看到的结论，因为你在怀疑你的配偶，并且已经有了结论，并且为了证明这个结论去寻找证据，但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这是幸存者偏差问题——仅仅考察了幸存者样本，而没有考察全体样本。

调查者们知道，一个样本对整个总体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个关键问题。用不具代表性的样本得出的调查结论是不准确的。在交易世界中，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遗憾的是，交易者与调查者们不同。调查者们大多都懂抽样统计学，但交易者们大多不懂。在这方面，交易者们的近期偏好也许就是最常见的迹象：交易者们只注重近期发生的交易，或是仅用近期的数据作历史测试，并赋予其过高的权重，这就像是在大会上抽取选民的有偏样本一样。最基本的样本是随机样本，在此种样本中，要保证总体中每个事物都有相同的几率被选进样本，这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

短期测试的问题在于，市场在这段较短的时期内可能仅出现了一两种状态，但如果市场状态改变了，大盘的走势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了，你所测试的方法可能就不再那么有效了。所以，你的测试方法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你所测试的样本对未来的代表性。

所以我们选样抽样要兼顾不同的市场，兼顾不同的时间段。

由此可以引申出来，为什么我们选择基金经理，要挑选那种穿越牛熊周期的基金，因为他的时间跨度大，样本更具有代表性，当然也能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穿越牛熊的基金更加适应外界市场条件的变化，不容易被黑天鹅和其他负面事件所打败而万劫不复。

2015年的疯牛，人人都是股神，何曾想过其实那些所谓的股神只是拿到了牛熊周期的仅包含疯牛状态的有偏样本，而股灾来临，又有几个能活下来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收益率发生的概率，我们只知道历史数据。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按照抽样统计计算我们的方差和标准差。而且这里面的抽样是截取时间线上面的一小段样本，是历史的样本。我们永远无法穷尽时间的尽头，站在上帝视角，看看我们人类的市场行为的总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从我们有记载的历史数据寻找答案，尽管有可能是一个有偏样本。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个有偏样本来做一些归纳法的处理，数据被处理过后的结论暂时我们就认为是对的。这也是归纳法的一个缺陷：永远都“暂时”是对的。

创业者需要知道的统计学 · 样本、抽样和整体，也说说对统计的理解

本文曾在简书上发表，今应采客约稿，重新修改后，再作发布。

本来这周的安排是写方差和标准差。动笔之后，发现不先说清楚样本和整体，方差什么的就只是个名词而已。

先稍微讲一下数学，毕竟统计还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纯粹的数学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没用”。这个直观感觉是“对的”，纯数学的目的就不是“有什么用”。我们用等速螺线来描述鹦鹉螺壳的优美曲线，但鹦鹉螺的生长原则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最大可能利用上一个空间的一条边的情况下，用最少的几丁质材料做一个尽可能大的新空间。这个“底层逻辑”的结果，就是一条近似完美的等速螺线。受重力影响足够大的物体几乎都是球体也是类似道理。所以数学是一种“逻辑”，表述了一种“原理”，阐述了对现实的一种“理解”或者“观点”。比较过分的是，为了提高表述的效率，数学家们硬生生把自然语言改成了代数公式，相当于把Python搞成了汇编，结果就是圈里玩的特别溜，但普罗大众就无法理解那些公式了。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好了，回到统计。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第一次接触统计学的时候会困惑为啥要研究这么个东西？后来学了经济学和心理学，这个问题才慢慢有点模模糊糊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穷。对某件事情的了解，最直接莫过于普查。想要知道中国人口的情况，做人口普查最准确、最直接了。那为啥不这么干呢？贵啊！老这么干GDP都拿去填人口普查的坑了。

第二个答案是：焦虑。人的本性就是好奇。越不知道越想知道，即使有不知道的未来也非要加一个解释。而且靠谱的人都还要问：这个解释靠不靠谱啊…

于是，穷且焦虑的人类，创造了统计学。当然，有想象力的、穷且焦虑的人类还创造了很多“统计”，比如星座配对啊，摸骨测字算命啊，等等等等～

“穷”怎么解决？整体搞不定，那就划个小圈子呗，划圈子的动作就是“抽样”。这个小圈子就是“样本”。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样本”进行各种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了。当然，研究来研究去，这个结果终究是“样本”的情况。那么“样本”对于（它所代表的）“整体”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是统计学来解决的问题了：利用数学的逻辑，去“证明”整体的情况“类似于/接近于”样本。虽然预算少，我们也可以认为“基本”知道了整体情况。举个例子，想要知道下大学生毕业平均薪水的情况。可以抽样100个大学生毕业的薪水，计算这100个学生的平均薪水，然后再推论“所有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毕业薪水的平均数，就是“近似于”这100个样本的平均薪水。

细心点的读者马上就会发现，这“抽样”里的花样就多了。比如，你去知乎用户里抽样这100个，可能结论就是平均毕业薪水50万…呵呵，有没有被平均的感觉？这就涉及到了“随机抽样”的问题，这里不展开，点赞过100，开个番外篇专门讲讲抽样的猫腻。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有时候整体的情况在当代的科技水平下，是真的不可知。比如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都会研究宇宙的恒星数量和物质总量，但是这个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能通过“可观测的宇宙”，再用统计的方式来推测整个宇宙的情况。

那么，焦虑怎么办？答案是概率。相信大家直觉上都马上就明白了，样本的情况（或者专业点讲：特征集合）一定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整体的情况的。不然，我们不太蠢了么… 关键在于“多大程度上”。概率分布可以用了表达对某个️事件（比如样本平均数是否等于整体平均数）的可信程度（置信区间）。以前特别热门的Six Sigma概念就是基于正态分布的置信。

说起概率，大家一定会提到“抛硬币”。抛的次数多了，正反面出现的概率就慢慢稳定在了50%。这个就是古典概率里的频率稳定的方式来描述概率。其实，还有贝叶斯学派对概率的解释，认为概率是对某个事件的信心表述。贝叶斯概念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深度学习”一下。

这么一想，统计的最浅层的存在意义就是：用加班和便当来描述诗和远方，再问你信不信这碗鸡汤。咳咳，知识点，用样本的情况来描述整体，并且给出这个情况的可信程度。

那么统计对你有什么意义？好吧，统计会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再举例说明。用过导航app都知道路线确定后，程序会给出一个预计到达的时间。请问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的？我问过不少人，基本的回答就是距离除以（平均）速度。当然不是咯～ 现实中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假定“到达时间”是某些特征向量的函数，这些特征可以是“所在城市”、“路线现有拥挤指数”、“行驶方式”、“是否在高峰期”等等，通过回归的方式来预测。现在有了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那模型的构建就更加复杂了，当然结果也是更加精确。

陈先行：古籍稿抄本鉴定

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或者说是一门实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有关版本目录的书籍，只能作学习参考，不能盲目迷信。举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为例，这部书大名鼎鼎，是学习版本知识的入门书，但他讲的有些版本自己并未经眼，而是根据清季各家藏书目录的材料分析归纳，结果就存在问题。譬如他在讲“宋本不如元本”条中举唐许浑《丁卯集》的例子，认为宋本收录许氏诗歌要比元本少很多。然而他不知道宋代至少有浙刻与蜀刻两个不同版本系统，他了解的宋本是浙刻本，而元本源出蜀刻本。类似问题还有，不一一例举。我更推崇傅增湘，他不仅经验丰富，学问做得也扎实，他的《藏园群书题记》对我们如何研究版本、评估版本价值很有启发。今天我来这里讲演，亦是赶鸭子上架，大家姑妄听之，当你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也会对我提出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的交流只是开始，相信这种交流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会继续。书囊无底，如果大家有机会经常交流心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那么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稿本简述

一、稿本的种类

稿本是诗文的原始文字记录。“稿”又作“稾”，亦作“藳”，古時候“稾”、“藳”同用，而“稿”则是“稾”的异体字。《史记·屈原列传》有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则“稿”的含义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即未经修改厘定或正式发布（传抄或印行）之前的文本。但对稿本的认定，又非那么简单，因为一部著作发布后，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况，这就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

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三种。

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写的书稿，除极少有一气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状态，信手写来，不拘法度，涂抺钩乙，随意为之，作者但求构思成文而已，至于文本之视觉效果则无暇顾及。因而阅览初稿本，即便作者是书法家，读者亦每有辨文识字不易之困难。如现藏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旧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插架之物，主人刘承干曾请人整理誊录一过，今视其录本，与原稿文字颇有出入，经友人吴格教授费数年之功悉心校核，方始完善（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修改稿本是指经作者或其亲属、门生、友朋修订改写过的稿本。俗话说“三易其稿”，即一书（文）的成立，需经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种，只不过有的修改稿在发布之前有意毁弃，或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不得而见罢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为了整理辨析《水经注》各传本淆乱的数百条经文与注文，曾先后进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说有七种不同的稿本，相对首次校稿，其后六次皆可视为修改稿本，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稿题为“重校本”。

对书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对初稿重新誊录后的本子上进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者。现藏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五种翁方纲手稿，即《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皆在初稿本上数事修改。如《易附记》历经嘉庆五年庚申、嘉庆八年癸亥、嘉庆十七年壬申、嘉庆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题署。《书附记》虽未注明修改年月，但观其目录，初稿仅以墨笔书其篇名葉数，修改时则以朱笔分其卷次，並增小序云：“读《尚书》舊积诸条，通加次第排订之，成一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于前儒所谓错简脱乱者，则不敢以为然，是以宁多缺焉。嘉庆二年夏闰六月二十八日。”后又以朱笔旁注：“此小序写于首卷三行‘虞书’一行之前。抄写之式照《诗附记》。”则该稿至少两度修改后方始定稿。《诗附记》除有翁氏嘉庆元年与八年覆核题署外，卷首又有其题识云：“《诗附记》始自癸丑秋，至今嘉庆癸亥夏。温肄《十四经》，凡得《附记》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当日日虚衷研覈，无怠无怠。夏六月，方纲又识。”此题识告诉人们两点，一是《诗附记》草创于乾隆五十八年，历经修改后于嘉庆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共撰诸经《附记》十四种凡七十二卷，总体上说，至嘉庆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礼记附记》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题署，卷内凡于誊清时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朱笔记注。《春秋附记》据其题署，于嘉庆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一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后覆核，並经两度厘订。此为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对其著作之修改不仅在誊录本或初稿本上进行，也有该书印行之后在印本上继续作批校修改者，皆应视为修改稿本。复举翁方纲《春秋附记》为例，翁氏曾先将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传表》刻印单行，但印行之后又在刻本上修改，並在目录中注云：“独此一卷有刻板，然内有添入处。如再刷印一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样一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条末（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录刻本，恐无此添入文字），详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兹不赘录。再举章太炎《訄书》为例，该书光绪二十五年在苏州刻印后，章氏在刻本上曾数次修改，上图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订目录之本。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铅印本，而在宣统二年，他于日本又在铅印本上作大量增删，最后连书名亦予更改，题为《检论》（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定稿本，是指最终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经过重新写定，书面整洁，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实际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写定之本只是其副本。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需通过与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写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对之后才能确定。经重新写定的副本称为清稿本，又称誊清稿本。誊清稿本一般请门人录写，也有作者自己书写。有的定稿本为了付刻，直接用宋体或楷体写在雕版格式的纸上（多为红格纸），以便给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这也属于誊清稿本的一种形式，但因其功用，专称为写样本或写样待刻稿本。按理，如经雕刻，写样本当不存在，现之所以有写样本流传于世，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该写样不符要求而弃用，二是该书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过，翻刻本亦须写样，如果有这种写样本流传，须作考订分析予以辨别，因为这种写样本不属稿本之列。

虽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书目却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称著录之（即全文皆为作者亲笔书写者称“手稿本”，由他人誊录复经作者亲笔修改者称“稿本”，全文为他人誊录者则称“清稿本”或“誊清稿本”。如果由作者亲自誊录，当然亦称“手稿本”）。这主要因为编目者囿于客观条件，难以对各稿本进行深入的校核辨识，只能就其形态予以客观著录。再者，一般传统目录的著录要求较简略，只需著录对版本鉴定的结果便可，如果欲对稿本的形成过程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揭示，唯有通过考辨，以撰写书志的方式才能做到，而这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客观上往往不具备条件。

二、稿本的价值

评判稿本的价值，如同评判其他版本一样，不出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当然也要结合稿本固有的特点。假如从广义上说各类写本都是孤本的话，稿本就更显可贵，因为它是一书不同版本的祖本。至于名人手稿，其书迹往往便是艺术珍品，其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稿本是否历来一直受到人们珍惜呵护呢？我们先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著录各种版本约五万七千余部，而收录的稿本不足四千部。在这批为数寥寥的稿本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极稀见，大都为明代后期及清代的稿本。于是人们意识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难，因其流传稀少，所以更可珍贵。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但原因何在呢？似乎没人认真思考过。我认为，除了天灾人祸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损毁之外，当古籍版本学尚未形成与成熟，尤其当人们对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尚未充分认识之前，稿本其实並未受到特别重视，似乎一旦该书刻印流布，稿本的作用也就随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这是明中期以前流传稀见极为重要的原因，並非妄加揣测，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与流传也有类似情况。在明初，宋元刻本並不珍贵，等到流传稀少，藏书家才奉若至宝，由于印本总比稿本量多，故客观上稿本流传更少。即使国图藏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鑑》残稿，很可能是作为书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因为在清代以前的藏书目录中几乎没有稿本的著录，而在书画目录中，却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说明当时人们注重的是名家的书法。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能收录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即这批稿本尚能流传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们显现出文物价值，或者说是后人认识到其文物价值（当然也包括文献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本）之后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从这一现象也可说明版本学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后，清代则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而版本学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明乎此，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古籍版本爱好者，是不会对稿本（包括近当代有价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轻忽而放弃任何收藏机会的。

稿本尽管形态、名目不一，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传抄、刊刻可能带来的讹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评判稿本的文献价值时，人们习惯将稿本分为未刻稿与已刻稿（确切地说当为未印稿与已印稿）两部分来讨论，重点则放在已刻稿本上，因为未刻稿本无论形成与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已刻稿本的文献价值，则有被忽略的情况，似乎一经刻印或抄写流传，该稿本仅存文物价值而已。其实不然。因为第一，稿本的钩乙增删面貌，刻印本或传抄本往往不得而见，只有通过原稿，方可识得作者著书为学之历程。前文所言章太炎从《訄书》到《检论》的数种修改稿至为典型，无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又如上图藏有清代学者沈大成（1700—1771）的《学福斋诗文集》稿本，与沈氏去世后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五十七卷本《学福斋诗文集》相比较，此稿本篇帙不全，卷次亦不相连属，计存诗卷十二至十六前半（以上题名《百一诗钞》），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二十五后半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以上题名《竹西诗钞》）；存文卷五、十至十四，当非最终定稿，但皆经作者亲笔修改校订，或选或删，或选而未刻，或删而复收，字勘句酌，极为慎重，从中可以获知他对自己诗文的评判，並可了解他在生前对该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删去的文字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金寿门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号冬心，画梅冠绝一时。其所著《画梅题记》一书中有关于弟子项均追随他学诗作画的记载，並赞誉项均画梅“小心作瘦枝，尽萧闲之能”，为师得意之情跃然。则项贡甫应当就是项均。学生为师代笔，似乎寻常，但每流于传闻，捕风捉影，真如沈氏凿凿言诸诗文者却也少见。然而虑及朋友情谊，沈大成终究不愿此事显于世而一笔予以删削。金农画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宝，可以想象，曾经上当受骗而花了冤枉钱之人有不知几何，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幸存，那么这段有趣的艺林掌故或许至今不为人所知。则稿本之珍贵，于此可见一斑。第二，一书虽已抄写或刻印流传，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这种稿本则可补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韩诗遗说》一书，传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旧稿，而上图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后来重校厘定之本。这部稿本是应阮元高足朱为弼求赐此书抄本而重加修订的。其题跋云：“此庸旧辑本。嘉庆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驾部于杭州抚署，索钞此册寄都中。余假归里门，为校正数事，命奴子潘寿写以诒之，余为复勘。时四月十九日，用中记于常州岳园。”将该稿与通行本作比勘，知臧氏此次对旧辑本的校正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体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调整；其次是纠正了原本的衍夺讹误；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如《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句，《韩传》“殷商屋而夏门也”，刻本则无此条，而是将“殷商屋而夏门也”列入《诸书引韩诗未详所属者十七条》内。今检此稿，未详所出者仅十六条，因知此条属臧氏后来考出者。可见这部稿本比现存的抄本与刻本来得精确完备。第三，稿本可纠正刻本之舛误。如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虽然已有光緒间浙江书局刻本通行，且浙局刻书于校勘一事素有较好口碑，孰料该书错得离奇，竟然将《后汉书》中的缺卷，谬以《艺文志》羼入。

而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仍存于世，如果将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江书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删削，也不是如臧庸《韩诗遗说》稿本那样后来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百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十分钦佩焦循，本人也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肯定有难言苦衷。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又如清林则徐《粵海即事诗》，稿本录诗十八首，撰于战争时期琦善所主和局失败广州被围时，编刻林氏《云左山房诗钞》者恐触时忌，未予收录，则后来重辑林氏诗集者，可据此稿本补入。如此种种，都说明已刻稿本同样值得珍视。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意失实。惟赖原稿，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于曾国藩的删定，以资料可靠程度而言，无疑以原稿为佳。

又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阴陈寿祺（字珊士）借读，业经涂改，李氏气愤之极，于壬集封面题曰：“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恶吾自荷之，何劳他人饶舌”；並言“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后，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来思想。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附带说一下，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书信称名或异，如帖、启 、笺、移、简、牍、书、札等。其文字长者可累数百言，短者仅单辞词组，有的述事阐幽；有的宣情吐臆，旨虽专于辞达，语则可以观文。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

历代学者皆注重书信的学术价值，先秦两汉之史传每有采摭，魏晋六朝的别集、总集则独辟类目。迨至两宋，或一人之手札单刻别行，或众人之尺牍荟萃发布。自是而后，书信代有专刻，其于研究文学、历史与社会、个人，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前人于传世书信手稿的研究与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学术领域有着广阔驰骋空间，大可作为。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信同其它稿本相类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叶向高自序其《后纶扉尺牍》有言：“余生平尺牍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间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后。”又曰：“检诸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乃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他日尚论者，亦或有考焉。”可见古人写信有留存底稿的情况，以待将来刊刻别集之用。这种底稿相对对方所收之信件当属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发信件之初稿；有的书写颇规正，则是所发信件之录副。而当其书信公开发表时，文字又会因人事或辞章等各种因素有所改动，人们只要检览上图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牍手稿，即可略知古人书信之原件、留存底稿与印本的内容往往存在异同。因而书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献价值。对此，以往文献家们很少关注。

当然，对传世书信欲作广泛深入的研究，编制专题目录是首要而最基础的工作。不可否认，书信因其为零简散札，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许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将书信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加以收藏。因此，历来私藏之家几乎没有以书信为专题的收藏目录，而公藏之家亦未对所藏书信作过全面的整理。诚然旧物日益难得，但事实上当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已拥有大量明、淸、近代藏品，若能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整理，摸淸家底，编成专目（馆藏目录乃至各馆联合目录），对书信本身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所产生的影响与帮助将是无可估量的。

三、稿本的鉴定

鉴定稿本比鉴定印本难度大。首先，一书之稿本虽可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数种存在。但每种面目各自不同，都为单一的版本品种，皆可视为孤本，况且很少有各种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那么相较印本，客观上便缺乏鉴定参证资料。其次，稿本的书面风格虽然每含时代气息，但又极具个性化，不似印本能大致总结出规律性的现象与特征。再者，稿本与抄本之间亦存在不易区分的情况，如经誊清的稿本，若无编著者的标记（专用稿纸、钤印等）或手迹，很容易与抄本混淆；而一些较为冷门的抄本，因其书罕见流传，亦往往会被误定为稿本。鉴定稿本的要点在于确定该书出于那个时代、何人之手（简单判断是否稿本，並不太困难，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卷面每有涂改、钩乙、粘签、剪贴等特征），其真伪如何，以及该稿本的性质与价值。关于判断稿本的性质与价值，我们可以借助校勘等手段，而鉴定其真伪，则往往要依仗字迹的比对。与鉴定抄本、批校本相通，尽管鉴定稿本也可采取如同鉴定印本之法，即通过纸张、讳字、钤印等因素识别，但要断定其出自何人之手（包括正文与题跋），倘若没有字迹比对，是很难把握的。因此，鉴定稿本（包括抄本、批校本），除了需要一定的书法修养之外（鉴定印本也如是），更强调实践经验，书本知识至多是入门的参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在200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一书。毋容讳言，此书收入品种有限，亟待充实完善，但我们很高兴看到该书出版后，其资料已被人们广泛借鉴取用。当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尺牍、题跋以及相关的影印文献皆可作为鉴定手迹的参考比对资料，应尽可能加以利用。

对有些个案，须作考证才能判定是否为稿本的情况，因其特殊性，这里无法一一例举。兹专就我在编目实践中遇到对稿本的认识与鉴定问题，因其具有共性，则不避繁琐，举例提出，求教同行，以供大家参考。

1、有该书作者批校题跋者应作稿本例

有的书虽然是抄本或刻本，但有作者亲笔批校题跋者应视作稿本，然而这样的稿本往往被编目者忽略，其版本价值未被充分揭示。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吴骞撰《观复堂藏书总目》一卷《分目》一卷《拜经楼分拨总记》一卷，有吴骞手书题跋，亦仅著录为“吴氏拜经楼抄本”，实际上是吴骞的稿本。再如上图所藏清钱仪吉撰《庐江钱氏艺文略》，虽然是嘉庆十三年刻本，但上有钱氏亲笔批语，亦应定为稿本。或许编目者不识钱氏笔迹，抑或不以为是稿本，遂使此本长期置于普通本书库。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系黄氏家抄，复经黄丕烈手校並题跋，当为稿本，却著录为“清嘉庆十七年黄氏求古居抄本”。

2、誊清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的同行将誊清稿本归入抄本之列，似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其价值与抄本不能同日而语，拟以区分为妥。如中国国图书馆所藏清祁寯藻辑《甘肃查办全集》不分卷，有祁氏手书题款，著录为“清抄本”，颇疑此本实为誊清稿本。

而更多情况是，编目者不知为誊清稿本，误以为是抄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凌廷堪撰《礼经释例》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原以抄本著录，检览其本，虽无凌氏手迹，亦无其印章，但用版心下镌“校礼堂”兰格稿纸抄写，校礼堂即凌氏室名，因而该本当定为誊清稿本。又如上图所藏清阮芝生撰《春秋传说从长》十二卷，原著录为清抄本。是书乃芝生读《春秋》心得，前存翁方纲序，谓“传说从长”者，盖芝生谦不敢自任也。该本卷内有墨笔删正批校，多出翁氏之手，则此当为誊清稿本复呈翁方纲阅正者。或因翁氏之序文系请人誊录，所钤印章之印色又欠佳，编目者失察，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未收录。再如《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著录清抄本焦循《邗记》六卷，间有勾乙改正之处，並钤有“焦循学”、“里堂草稿”印章，实为誊清稿本，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二卷与六卷稿本各一部，疑皆为早于上图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可互校异同。

3、批校本实为稿本例

有的批校本作为刻本之底本，应作稿本观。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三朝北盟会编》，曾经吴城、江声、朱文藻、彭元瑞等先后校勘，称善于该书诸传本；又尝作《四库》底本，馆臣竄易删削面目宛然。光緒三十一年，许涵度藩蜀时即据以刻印流传，则此本应视为稿本而非寻常抄本或批校本。二十多年前，上图曾拟印馆藏稿本丛书，顾廷龙先生即将此本列为首选。又如上图所藏明冯梦祯校本《三国志》（存《魏志》卷一至二、六至八），虽然校于元刻明嘉靖南监修本之上，但恰是冯氏于万历二十四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校刻《三国志》的底本，相对万历新刻本（此本甚有影响），该冯氏校本当然应视作稿本。

此外，又有看似批校本，实为批校者自成一书的情况，这种批校本即为稿本。如上图所藏清陈鳣所撰《恒言广证》六卷，写于嘉庆十年刻本钱大昕纂《恒言录》之上。陈氏于钱氏各条皆有补证，楷书于天头，又于原本引书篇第及讹误之处亦注改在行间，卷末有跋文一篇，因纸敝损蚀，其秉笔之意及从事之年均不可晓。顾廷龙先生因检羊復礼所刻陈氏《简庄文钞续编》，中有《恒言广证叙》一篇，遂校读两文，发觉构造虽异，大旨则同；《叙》云“疏记上下，积而成帙”，知当别有誊录之本，改定跋文为序，以冠诸首；而光绪十四年羊氏刻《简庄文钞》跋文中又有“《恒言广证》六卷，旧为吴氏竹初山房所藏，今亦存亡莫卜”之语，顾先生因据以考定此本正是陈氏《恒言广证》稿本。不过，要将类似本子定为稿本须慎重，如果不通过考订，缺乏依据，即使批校满卷，也不能轻率下稿本的结论。

4、编辑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不少编辑稿本，尤其是经后人整理，整理者实为副作者（或称第二责任者）的辑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譬如清人鲍廷博曾两度校辑元代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一书，其初次校辑事毕，曾誊录分赠友朋，今上海图书馆收藏，却被人认为是伪造之本。而上图又藏有鲍氏嘉庆十七年再度校辑之本，其《补遗》一卷中，《跋欧阳率更子奇帖》、《跋唐临十七帖》、《跋米南宫书》、《与本斋书》、《跋鲜于伯机遗墨》、《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听松风像赞》、《跋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四书通序》等篇，为初次校辑本所无，而《四书通序》一篇为鲍氏亲笔抄写。由于此本辑稿的存在，证明了第一次辑本的不伪，然而这部辑稿同样仅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又如清江藩所撰《尔雅小笺》，草创于乾隆四十三年，原名《尔雅正字》，道光元年重订，厘为三卷，易名《尔雅小笺》。道光十一年去世，由汪熹孙重新整理为二卷，未及付梓，后费念慈据汪氏整理本传抄，並于光緒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那么上图收藏的这部有汪熹孙跋与费念慈等题识的“清抄本”，实为汪氏辑稿（顺便提及，徐氏刻本有初印与后印之别，上图藏有初印本，经徐氏手校，现所传印入《鄦斋丛书》之本，多为徐氏校改后印本，后印本与汪氏辑本有文字异同）。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吴曾英《覆瓿丛谈》二卷，系缪朝荃的辑稿，不仅有缪氏校跋，又是缪氏辑刻《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之底本，但仍被著录为“清光绪五年缪氏纫兰庵抄本”。

上述种种分明是稿本而却以抄本、校本对待的现象，在学术界较为普遍，说明迄今为止版本之学尚未被人们熟悉与掌握，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价值也未被充分认识与研究利用。这里再举人所共晓的《四库全书》为例。尽管当代已有不少人将《四库》作为专门之学来研究，暸解到七部《四库全书》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在引用《四库》本时，倘若不注明引用那一阁本，会引起岐义，被人笑话。但当今有多少人识到这七部阁本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而当人们热衷于影印现存的几部《四库全书》乃至编印《四库存目丛书》等，又有谁能不惟商业利益，甘愿下苦功夫搜集、鉴别现存《四库》底本，不惜代价将之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呢？须知许多《四库》底本（如上图所藏《三朝北盟会编》之类）亦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稿本，其文献价值远非《四库》本所能替代的。

抄本简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

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

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

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抄录。”

“余见叶石君抄本，校对精详，可称尽美。钱遵王抄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备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寻常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绎，乃知其美也。吴匏庵抄本用红印格，其手书者佳。吴岫、孙岫抄用绿印格，甚有奇书，惜不多见。叶文庄公抄本用绿、墨二色格，校对有跋者少，未对草率者多；间有无刻本者亦精。”

孙氏是康乾间人，所以仅就明代及清初藏书家的抄本进行评判，他从数量多、抄写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题跋以及无刻本流传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点，对有些抄写草率、疏于校勘者亦进行批评。总体而言，对所例举的名家抄本的价值是予以肯定的。无论褒与贬，关键在于，他对这些抄本都摸过、研究过，並告诫人们，“须细心绎，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没有摸过书就率意评论。如有一本为学生讲古籍版本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明代“藏书家除名书法家钱谷的抄本字写得好之外，大多数字都写得不好，甚至极差。如茶梦斋抄本相传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样抄得不好”。类似的话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中也看到过。姚咨的字写得好与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丕烈说姚氏手抄本“可称三绝”（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谈助》）；常熟瞿氏说姚氏书法“古雅可爱”（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南唐书》），而你说他极差，眼光不一，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相传”，即道听途说而来，那就不太严肃了。这不禁使人要问：你究竟经眼过几部明抄本？是否识得姚咨手迹？就说茶梦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门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与门人分别写的情况（譬如上图藏《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正文系门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便妄加评论，是会闹出笑话的。而自己没有经验，将别人的著述东抄西湊编成教材为学生讲课，岂不是误人子弟？

三、抄本的鉴定

我在讲稿本的时候已说过，鉴定写本（即稿、抄、校本）比鉴定印本要难，是因为难在写本个性突出，少有规律可寻，所以更强调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琢磨，取得认知。纸上谈兵对初学者而言，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姑且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有关明清抄本的鉴定。

1、书法字体。时代有时代的风气，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抄本的代风气其实与刻本有相似之处。如明代前期承继元代流行赵孟頫书体遗风；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体，在明抄本中亦时有出现；而万历写刻本的字体实际上就是明末书法风气的反映（当然亦有异同变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体与康、雍、乾三朝的写刻本多同，即所谓“馆阁体”。所以从书法的时代风气鉴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进行比较，只是刻本经过施刀，字体不那么自然。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但是对富于个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鉴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进行辨识，虽然诸如明代吴门书派对地域抄本书法有所影响，但即便苏州地区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墨迹资料（如书作、题跋、尺牍等及其相关影印文献）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关版本学的书讲到抄本的书体，都说明抄本字体飘逸、书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丽、书写规矩。我也说过这样抽象的话。但如果不懂点书法，难以体会。不要说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会指鹿为马。顾廷龙先生在教授我们学习版本鉴定时多次告诫，鉴定版本以稿抄校本为最难，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时又要练习书法，以熟悉各时代的书法风气。並说自己所以习书唐以前写经之体，就是为了鉴定现存各时代手写经卷的需要。很惭愧，我没能做到顾老的要求，总以缺乏艺术细胞原谅自己。但在多看手迹这一点上我作过努力。譬如台湾央图出版的《善本题跋真迹》，我置于案头经常翻阅，很有帮助。确实，如不重视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鉴定的版本专家也会失误，不用说初学者了。譬如上图所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实为钱大昕手抄，又经黄丕烈手校，而杨守敬居然疏忽错过。其题跋云：“忆此书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顾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余嘉锡则说：“鉴藏书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识其手迹，而第检所著目录、题跋以为据，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两位前辈就辨认手迹的不易与重要，讲了这番发自内心、实事求事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2、纸张。即便在明清两代，纸张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纸质地而言，不外乎棉纸与竹纸两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棉纸抄本，大都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纸抄书者。这与刻印本用纸情况是一样的，如嘉隆间白棉纸印本颇为常见，而万历以后印本则竹纸居多。清代有所谓毛边纸、毛太纸、开化纸（亦称桃花纸）、开化榜纸、连史纸等名目，实际上都属竹纸类，只不过制作工艺有精粗罢了。区别棉纸与竹纸並不太难，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有各自专门抄书用纸，我们应当熟悉，这对鉴定抄本很有帮助。在此不避烦琐，将一批藏书家专用纸的特征列表附录。需作说明的是，虽然这个表格可用以鉴定抄本的参考，但如一味凭信，恐亦有误，因为藏书家的专用抄稿纸也有借用或赠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块木板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细心辨认外，还要结合书体风格、印章等方面综合鉴别。

3、印章。通过印章不仅可以了解藏书源流，更可大致鉴定抄本的时代乃至谁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该本至少不会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晋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鉴定版本，有两点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识读印文。虽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现並不规则的变体、省体，参考书虽有《说文解字》、《六书通》及各种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时代的篆刻艺术风格，並结合相关藏书家、校勘家及专门学问家的生平文献资料予以认定。二是能够辨别伪印。常见加盖伪印的情况有：在新抄本上加盖前人印章以冒充旧抄本；在抄本上加盖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过录批校题跋本上加盖批校题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这些加盖的印章绝大多数是伪刻的；也有个别虽是真印，但它是后人觅得后加盖的，与原书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伪印虽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质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对于接触古籍不多，对一般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较难辨识的，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难鉴别的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研究历代各种公私印章的式样、印文的风格、钤印的规律以及印泥的质量与颜色。尤其对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与学者的印章要熟悉，因为作伪者往往利用伪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多翻阅各种印谱，将各种书影、印谱中的印章与书目中所记录的印章相互比较、印证，将已知的真、伪印章进行比对，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识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书家印谱系经描润，与实物有差异，不能以之为准）。当然，这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与经验的积累。对初学者来说，向行家、前辈请教，往往能及时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印文不识的情况）。必须指出，印章只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旁证，也有旧抄本（或旧刻本）盖有伪章的，这就不能因为印章伪而否定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要对原书本身作全面分析，这是在鉴定版本中是始终不能忽略的。

4、讳字。利用避讳字鉴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讳不严。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乾隆帝弘历讳，人们即以“玄”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元”字、“弘”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宏”字来判断该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是旧抄还是新抄。不过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讳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讳。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宁”字缺笔，后人为冒充旧抄，添上所缺之笔，这就需要根据书法、黑色仔细辨认。

5、题识跋语。有的抄本卷末有抄书者题识，交待了抄写的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乃至底本来源，这是鉴别抄本的直接依据。也有的抄本经同时人或后人题跋，对抄本的相关情况也有介绍，鉴定並不困难。但这同样有一个书体字迹的认定问题，前面已讲过，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点体会。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编制上图普通古籍目录时，顾老曾要求我将百数十万册普通书都能摸一遍，关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为上图自1958年四馆合併后，普通古籍未有系统整理过。这项编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敢将目录出版公诸于世，仅抄就一套卡片让读者检索。但我在工作中锻炼了眼力，先后发现了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劳权劳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从诗》等一批善本，备感欣慰。这种经验绝不是从课堂或书本上能够获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兴趣，愿意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会有所收获，既增长了才干，又为这项宏伟大业作出贡献，实在是桩其乐无穷的事。

明清藏书家稿抄本用纸特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