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你是否还记得方舱医院的“读书哥”?在病床上手不释卷的他，让许多人看到了在风暴中心，也有安稳心灵、强壮精神的可能。这一段特殊时期以来，除了陪伴家人或居家工作之外，也有很多人选择埋首书卷。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作家、评论家、编辑，谈谈自己的阅读二三事，与读者分享。他们或出于专业或者写作的需要，或因陪伴家中小儿读书学习，或是诚心推介一本好书。文辞之间，颇有趣味，皆为思索。

薛涛:

这段时间大半在写新书(完成新书《猫冬记》)，读书在写作的间隙进行，读完一部，断断续续在读的还有三部。

读完《勇敢的天才》。这是一本传记，写的是谁呢?其实涉及到两个人。这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副题:一位科学家与一位哲学家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冒险经历。科学家是指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哲学家是指法国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该书的作者卡罗尔是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文笔却非常老辣，写得悬念迭生、澎湃，让我一气读完，却又不忍心读完。有些章节和段落令我反复诵读，一度让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自已。其实，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两个传主的人格，还有那个时期的一大群法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行动。他们的灵魂骨感、硬气，他们的生命真正燃烧过，以实实在在、彻头彻尾的行动和思想照亮过现实。加缪是一位作家、思想家，也一直是专制的反抗者，对德国纳粹的反抗，对前苏联专制的批评，其实出自同一个灵魂。加缪说过:“在内心的严冬深处，我发现了不可战胜的夏天。”我把这句话引用过来作为新书《猫冬记》的题记。雅克•莫诺是加缪的好友，两人共同反抗德国纳粹的经历，注定了两人“革命同志”的立场。莫诺曾经是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者，法国独立之后返回实验室，终于问鼎科学高峰，后期莫诺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转向哲学领域，发展了加缪的哲学思想。这两个人堪称法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本书可以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的精神钙片来服用。

在读《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全书涉及25位哲学家，每一章都不长，写的有趣、亲民。每天读一章，适合做早晨的枕边读物，开心、醒脑。

在读《洞穴》。萨拉马戈的小说段落太长，一次只能读完一段，之后就需要喘息、续茶。这本书适合锤炼阅读的耐性，天天较着劲——必须读完你!

在读《枕草子》。通过清少纳言这个宫廷女子的散淡笔触，了解到日本古代宫廷的有趣生活。一段一段地读，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读完。

武歆:

从春节前至今，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段中，我的生活主要分为三部分，阅读、写作、下沉社区参加防疫。

对于写作者来讲，每一时段的阅读，肯定会有两种表现。一是与写作题材有关;二是自然联想当下生活。

因为正在写作一本有关天津工业、中国工业题材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从去年开始阅读了大量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中外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史料，也阅读了像《万历十五年》和《社会契约论》这样的“辅助”书籍。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将明朝社会的方方面面翻了个“底朝天”。比如说到执行法律。办理刑事案件，在“杀人者死”的古老立法原则面前，容易做出断然处置，可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很难维持公允。“日常麻烦”是一个古老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经常“游走”，它不会简单地“固定”在民间，有可能“游到”执法、行政等领域。

《社会契约论》无论什么时候读来，精神都能为之一振，随便翻开一页阅读，都能立刻被超前思维吸引。卢梭在阐述“自由、权利、义务”之间关系时，表达得非常严谨。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环环相扣的，绝不可以某一行为单独存在。假如把“法律”、“契约”这样的表述更加日常化、生活化一些，用“规则”词语可能更加妥帖。“规则”体现在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

日常生活中面对“规则”，怎样遵守、怎样使用?倒也简单，只要“我”认真遵守规则，“我”就知道怎样“使用”规则。这个“我”，也适用“你”。

李浩:

疫情期间，我回顾了过去一年读过的一些书。2019年，我的阅读主要集中于“重读”。一是出于教学和书写评论的需要，二是我承认自己对新故事、新观点的兴趣在缓慢减弱，而在之前它是那么地强烈，甚至是我偏执、固执的“不良”嗜好。我越来越觉得真理、真知有它的基础性和朴素性，也越来越觉得深入的追问远比广阔的知道更为有效。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一调整是否是最终调整，但至少这一阶段，我是这样想的。

然而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竟然发现诸多的“重读”就像是“初读”，我以为我读过，知道，甚至很是了解，然而在重读的过程中却感觉是全然陌生，那么多的新和奇，那么多的“看见”完全是全新的——这个重读也让我羞愧，羞愧自己原有阅读的粗心和忽略，羞愧自己满足成为知道者的那份虚荣。

尼采，《悲剧的诞生》。二十年前读过，而重读的时候——在我看来它完全是一本新的书，一本第一次打开的书。之前的阅读让我注意到和记下的是太阳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必要，然而我没有注意到的是艺术在阿波罗(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之间的“周期性和解”，或者说是某种的统一;我也没有意识到，尼采其实间接地提示我们，尽管对世界的模仿和现实认知是重要的，然而一旦进入到艺术的领地，居于核心的词应是“梦”和“醉”，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具有魅力和趣味的“假象”——假象这个词出自《悲剧的诞生》并非我在注解中的加入。在这里，阿波罗(太阳神)代喻的是“梦”的部分，它有着幻觉的、庄严的、崇高的和美的趋向，或多或少会跨越生活的不完美而致力建构理想状态;而狄奥尼索斯(酒神)所代喻的则是“醉”，是原始的、性情的、本真自我的、冲动的甚至有些暴虐的，它更多是对被遮蔽的、掩藏着的自我的唤醒与确认……阅读《悲剧的诞生》带给我诸多思考，我似乎也是第一次注意到尼采的“语法”和它所能达至的魅力。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这里我需要悄悄地承认，2019年之后我的文字中出现的《百年孤独》引文将会是不那么准确的，我会结合我自己的理解对它小有改变。我知道在学术规范上它不被允许，但我，还是……是的，在重读《百年孤独》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感觉陌生，为自己的忽略羞愧。我忽略了其中诸多的次要人物，忽略掉的是他们存在的摇曳多姿和将故事引向丰富和繁杂的繁茂之妙，忽略掉了那么多诱人的、极有魅力的细节，忽略掉了在反复的阐释之后还包含着更为内在、沉实的深刻……我已经写过多篇关于《百年孤独》的随笔性文字，今后我还会再写，再写那些被我忽略和纠正我旧有印象的那些。

重读了《迈克•弗雷恩戏剧集》《萨特戏剧集(上)》，本来还想重读《萨特戏剧集(下)》的，可因为搬家的缘故竟然没能找到。重读丹纳《艺术哲学》，这本深入浅出、语言平和的书竟给我启发甚多，我羞愧——之前，因为它的风格过于平实、不那么具有惊人之语而被我在翻阅中忽视，只是满足了我“已经读过”的虚荣。重读了《英雄的挽歌》《万物静默如谜》，以及我仅购买了第一卷的《布罗茨基全集》……在重读的过程中，它们带给我“初读”的感受和同样多的惊讶与迷醉。或许，事物的新也贮含在未被真切感受过的旧中;或许，所谓经典真的就是那些永远不会被耗尽它要对你说出的那类的书。

在准备结束的最后，我准备提及一本我在2019年初读的新书，卡罗尔•安•达菲的诗集《野兽派太太》。《野兽派太太》极具戏剧性，它建筑于“互文”之上，是对“小红帽”、“忒提斯”、“伊索”、“浮士德”等等故事的重写与注入，而诗歌的叙述角度则是以“伊索太太”、“浮士德太太”、“弗洛伊德太太”、“卡西莫多太太”完成的，它自然地产生疏离和重建的效果。这本诗集充满着机智和幽默，充满着反讽和追问，充满着思考的力量和情感浓度。我惊讶于它提供给我的，就像我在阅读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火/一弹解千愁》时的感受。我觉得它是我2019年新读的书中最可推荐的文本。

黄昱宁:

想给大家推荐三本书。

第一本字很多，版面字数长达四十七万。《雾行者》(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是路内的新长篇，掩卷之后，兴奋感和怅然若失感仍然久久并存。路内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技术熟练且好奇心和体力同样充沛的作家，这些特点在《雾行者》中都有体现。小说中这些生活在世纪交替的中国的事件和人物，都不在常见的套路中。这些人物背负着时代和文学的宿命，仿佛信步走进彼此完成或未完成的诗歌或小说;他们的轮廓交叠(而非重合)在一起，单独看常常寻不到头、望不见尾;一旦交织在一起，却构成强有力的冲击。这部小说最成功之处，是用难度很高的群像的写法，精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气质。

第二本字很少，书的主体是桑贝的画。在《童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中，法国插画大师桑贝回忆了自己一点也不幸福的童年时光。天天吵架的父母，拮据的生活，酗酒的父亲，懂事的桑贝在中学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糊口了，全靠天赋和业余时间的努力成了专业画家。但桑贝讲述往事的时候，读者并不会觉得一味心酸。桑贝是个底色很暖的人，这种暖不是给人灌鸡汤，而是“惜福”。其实推荐这本书很难用文字呈现，翻开画，观察桑贝笔下的细部，让时间流逝，人会安静下来。

第三本很应景，看书名就知道。有“英国小说之父”之称、写过《鲁滨孙历险记》的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许志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虽然被归入小说类别，但整本书的主体都是关于1664～1665年席卷伦敦的黑死病的见闻录，后人对这本书的印象也多半都是其重大的“非虚构”价值。在这段时间翻翻这本书，三百多年前的惊惧与困境格外鲜活。人不是记性太好的动物，无数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下一次未雨绸缪，首先取决于多少人在记录真相。《瘟疫年纪事》就是这一系列作品(多年以后的《鼠疫》也受到了《瘟疫年纪事》的明显影响)中具有开创意义的一部。

阿菩:

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像这次一样，在家待着不动这么长时间了。虽然自认是个御宅族，但再怎么宅，一个星期总要出几次门，但这一回想出门也出不了了。在家里宅到第十天，能玩的游戏都玩倦了，能煲的剧集都煲腻了，就连视为本命的网络小说也看不进去了。

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平时能够放松身心的这些文娱作品，反而无法与长久的寂寞共生。那些碎片化的新媒体文，那些轻松搞笑的经典解读，那些最能打发时间的娱乐作品，我统统都读不下去了。我被逼做了一个反向选择。

因为已经长时间习惯了浅阅读，所以当拿起原典的时候，一开始是陌生的。但我还是闭上眼睛，凭手触碰，在书架上拿到了一本《易经》，不看注释，不看解读，只读卦辞，不用眼睛看书，而是用口念。一用“诵念”来读书，读书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但这样还觉得似乎还不够，于是拿笔来抄写，抄写一遍，然后再读，最后把读过的卦辞背了下来。这是古老而原始的读书方法。

人到中年，记忆力下降了，我少年时没背过《易》，所以读了三五遍背诵时还老有漏字，到七八遍上才算一字不差。不过我也知道，现在虽然背了下来，但不出一个月就会记不全，三十岁以后再背诵的文章，没有一篇能长久的。我用了一个上午，只读了《坤卦》。因为反复背诵，以至于每一个字，都咂摸出味道来。

我常常对外号称一目十行，差不多有十年我从未读书读得这么慢，但这样读书，却好像喝苦茶，甜品吃多了嘴巴发酸，苦茶的后甘才能消解长久的枯寂。这种读书体验我有过，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身处这个新媒体时代，我也已经习惯浅阅读很久了。我知道深读、慢读的好处，但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仍然不会选择这样的阅读。但开了这个头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此后又坚持了十余日，直到用键盘敲打这段文字的这一刻。

在19年下半年，其实我是很痛苦的，我的创作进入瓶颈，脑子进入浆糊状态、无法思索也不知如何摆脱。我以为这种折磨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结果，只是十余日的深慢读书，却让我想通了许多之前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一扫之前折磨了我大半年的纠缠与困扰。

谁能够想到，命运会作这样的安排，让我因疫情而受困，偏偏又在受困中找到了新的出路。

意千重:

今年春，被瘟神打了个措手不及，得知疫情的严重程度后，我和六岁的跳跳详细解释了整个事件，并告知他假如不幸需要隔离，应该怎么做。孩子有些害怕，但始终保持冷静，每天坚持在家绕篮球锻炼身体，戴口罩、勤洗手、用公筷母匙，比大人更自律，不好的是看电视的时间相应增多，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家三口约定各看一本书。跳跳读《神奇校车》系列，跳爸读《明朝那些事儿》，我读的是《长物志》。

其实很早以前就读过《长物志》，我写的是以古代为背景的网络小说，需要了解古人的生活情况、居宅陈设、审美情趣等文化，《长物志》由明朝文震亨撰写，号称“古代居宅陈设第一雅文化体验”。我当时主要将它用作资料，读得不连贯，断断续续，近年工作繁忙，家事人情渐多，已经忘了很多内容，这次正好细读。这书很有意思，小到生活中常见的剪刀、镜子、梳具等物，大到庭院、浴室、房屋该怎么修建、怎么布置都有详细说明。一砖一瓦、台阶窗户、水石花鸟、书画器具、服饰香茗、舟车位置各有样式讲究，囊括衣、食、住、行、用、游、赏等各种生活文化，娓娓道来，让人沉浸在作者精心营造的“古雅韵”之境，浮躁焦虑的心情也随之安静了许多。

说到这里，必须夸奖编纂这书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书丛编辑组，精心地采用了文言、注释、译文三段式结构，最大限度地依照原著的脉络配了插图，让我这个生长在云南边陲小城，对于古建筑古文化只能依靠旅行、参观、影像、书籍来了解的人，得到最直观最细腻的认识。如果对古代文化感兴趣，无论学生还是耄耋老人，以《长物志》为基础读物是很不错的选择。

注:我读的《长物志》为重庆出版社出版，汪友源、胡天寿译注的版本。

蒋离子:

前段时间收拾书柜，找出看了一半的《精要主义》。当时决定买这本书，是被封面上写着的“如何应对拥挤不堪的工作与生活”所吸引。和很多年买的《断舍离》系列一样，我妄想通过读一本书改变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从此轻装上阵。如果说《断舍离》推崇的是告别不必要的琐碎，那《精要主义》应该是教我们怎样在从琐碎中找寻自我。疫情期的宅家生活，让我直面了很多这样那样的琐碎，或是工作，或是生活，在这个时候，阅读完剩下的半本《精要主义》，好像又有了不同的意义。在这个物质充盈、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引导着我们的选择。但就像书里说的，如果你不能自己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就只能由别人替你安排。而全书其实就讲了五个字:更少，但更好。

桫椤:

平常可以自由行动的日子，疲于奔命式的生活把时间都打碎了，没办法做读书规划。现在宅在家里抗疫，虽然每天为疫情忧心忡忡，但终于有整块整块的时间读书了，也算是苦中有乐。防疫开始后有意识地选了两类书，一类是海外学人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相关的研究著作，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何谷理的《明清小说插图本阅读》和李欧梵的《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到当下》，跟我所关注的网络文学有关，算是专业性的阅读吧!现在我们往往把网络文学与美国好莱坞大片和欧洲的奇幻小说做比较，这当然也不错;但网络小说能够征服这么多中国读者，决定性因素肯定不在国外的脉络上，一定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方式相关，最直接的就能够追溯到元明至晚清这一段中国小说的变化中来。比如李欧梵注意到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在清末民初“走红”的原因，以及浦安迪对四大“奇书”叙事方式的归纳等，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另一类阅读则是出于兴趣了，读的是袁珂的《中国神话史》和郭静云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我对历史的偏好不亚于文学，而且对史前史和商以前那一段兴趣更浓。年代久远材料缺失带来神秘感，使那段历史成为现代人想搞明白却永远也搞不明白的“诗与远方”。神话是人类“婴儿期”最古老的想象和叙事的遗存，中华文化中的诸多母题都是从神话中派生的。袁珂先生全面梳理神话史，郭静云先生的著作则从传说开始考证三代史，阅读促使我把想象与史实结合起来，像三皇五帝和夏的传说，到底是神话还是历史?不好分辨才有思索的趣味。其实神话与历史始终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当下，现代的观念也莫不是某种叙事影响的结果——我依稀从中看到了文学的技巧，这会启迪我们从原型意义上思考文学是如何介入历史和现实的。

老辈人讲“闲时交友，忙时读书”，被“禁足”不能交游就只能读书了，也倒体验到了“书既如友，友也又如书”的感觉。

许苗苗:

《给孩子的古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编选注释。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我这宅家老母亲每天早晚孩子赖床时也不敢稍有懈怠，给她朗读古文选。选文篇幅不长，说理言简意赅、状物妙趣横生，十岁孩子也不觉得艰深。以往静默去“看”的古文在声音的讲述中字字珠玑、唇齿留芳，营造温文儒雅、宁心怡神的氛围，一扫疫病困扰下灰蒙蒙的心情。商教授是我在哥大魏德海研究中心的导师。我常想象远在大洋彼岸的他和夫人，也许就是借这些篇目，向家中一对千金解释中华语言文化的隽永与精妙。

接下来两本是年前最后一次会友时获赠的，因为在书架最外层，所以困守时第一时间翻阅。《读画——打开名画的褶层》，人民大学吴琼著。名画的形象虽已妇孺皆知，却因人文学科经年累月的研习而超出观看的范畴，超出视觉、超出审美、超出艺术史。近年从拉康转向文艺复兴的吴琼用温存、耐心又善解人意的目光，阅读名画的“症状”，将它们隐秘的纵深一层层剥开。《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中央美院吴雪杉著。从视觉图像传播方式的角度重新解读长城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过程。

近期读的网文有猫腻的《庆余年》、无罪的《剑王朝》、蒋胜男的《燕云台》、刘波郭羽的“网络英雄传系列”等。以前都看过在线版本，这几天又搜罗出纸书对比。当屏幕和纸张同在眼前时，一样的文字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另外还有两部刚上线的新文。逐浪网陈酿《酥扎小姐姐的非常朋友圈》属于疫情时期的“定制”作品，反映温州人民对抗疫情的故事，严肃之余不失幽默，满含鼓舞人心的力量。起点圣翼翱翔的《踏尽时光》是朋友的跨界尝试，从目前连载的十几万字看来，文字非常紧凑、内容也很丰富，但批评家写网文似乎还需调整笔墨节奏。

吴越:

读书有几种趣味，读学术文章是一种，读笔记、小说是一种，读书信、自传、日记又是一类。读一个人成年至晚年持贯三十年光阴的日记，就是进入一个人全息生命河流，用这个人的眼睛(就像戴着VR设备)打量他所处的时代，何况日记的主人是一位擅于体会人间滋味、身上又麇集着诸多争议与谜团的世界级影像大师。用最小津的方式读他的日记，就是当一本浓缩了三十载的文艺台历看，虽满眼是淡淡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的记录，却不会厌烦。

今天是2020年3月7日，夜里我翻开《小津安二郞全日记》，1933年3月7日是一个星期二，小津记了三笔，一笔是出席《电影旬报》的推荐电影名作鉴赏会，致辞;一笔是中止在浜进行的外景拍摄;一笔是“温暖阳光照耀下的汤之原的中西澡堂令人怀念，山上的土丘发出白光。山上还有云彩呢。”这是这本全日记(共32册)开始的年份。我信手再翻到1961年3月7日，时隔二十八年，这又是一个星期二，也是一个晴天——“晴，与野田夫妇出门散步，一直走到万叶邮局。回来后，睡午觉。及川木匠来，看高松家的设计。晚饭，吃土豆可乐饼。后，剧本商讨进展很顺利。”让业内人士去考证野田夫妇、及川木匠和这些外景拍摄、剧本讨论所对应的都是作品年表中的哪一部吧，我所感到新鲜与温存的，是山上的土丘发出的白光，山上的云彩和晚饭的土豆可乐饼，还有纸页间恍惚闪过的、小津安二郞选择记或不记的眉头心上，那是活过的、长存的真。

梁豪:

我看书有个臭毛病，爱讲气氛，氛围不对，便想干点别的，比如发呆。疫情凶猛，生活整个换了节奏，对我而言，其实有点不适，至少是不那么适合读书。尤其是小说，除了工作上马虎不得的看稿，就读完一本迪亚斯的《沉溺》。短篇集，写得残酷而潇洒，感觉很像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都是早熟的作，知世故不世故，带点可爱的匪气。看译者，两本书出自一人。不免多想了些，翻译向来是门大学问，好的译者须是极敏感、懂变通、能狠心自我节制的人。也不知两本中译本，哪些是作者原原本本的路数，又有哪些是译者不经意夹带的“私货”，竟至暗合。问题想来是个好问题，怪只怪自己看不来原著。

这段时间心血来潮，把《乡土中国》又过了一遍，跟当年初读比，不把它视作类教科书，更觉出当中自然有趣的风度。费孝通先生把乡土社会的特征讲得很通透，自成系统，缜密，不枯燥。我喜欢这样的文字，谈笑间，教化存焉，比很多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来得高。看这样的书，觉得起码对得住自己的时间。

偶然的机缘，翻了翻梁左遗作《笑忘书》。梁左写相声，本是门外汉，因为没有套路而龙精虎猛，再转轨写小说，倒是染了没有套路的相声剧本的套路，局限较大。但这丝毫不影响梁左在相声界乃至喜剧界的地位，以及作为文人的分量。天妒英才啊。

惊蛰刚过，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没法再蹿个儿了，多读书吧，也是一种自我生长的方式。这是我对自己的劝勉。

魏冶:

我住在福建，远离湖北。武汉封城距今已近两月，从时间上来算，已经不短，这段时间我的阅读情况大概如下。

我有自己的阅读计划，疫情期间我的阅读计划受到冲击。原计划是阅读俄罗斯长篇小说，无论如何总读不下去，换情节性较强的通俗小说乃至类型小说，愈发感觉虚无。无助的人总会求助自己熟悉的东西，我开始翻读旧书，疫情时期的阅读变成了重读。我主要重读《鲁迅全集》、脂批《红楼梦》、崇祯本《金瓶梅》，间杂一些历史书籍如《万历十五年》《历史三调》等。鲁迅的书无论翻到哪里，都能顺顺当当地读下去。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章虽多，都近于不得不说，由此也对他坐在四合院里钞古碑的寂寞愈发理解。《红》和《金》是某种程度上相似的两部书，琐碎和日常在这样的日子里分外相宜。如果有一种文学时间(节奏)的话，这段时期的生活时间(节奏)和这种文学时间越来越接近，常有交错出入之感。我在阅读这两部书时得到了很多安慰。我也翻了一些新书，比如《我心归处是敦煌》《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粤剧史话》等。这些书的特点是多为理智的介绍和分析……在这些与远隔现实生活的纤细区域里，才能暂时避开网络信息冲击的焦虑。

疫情期间的阅读，对我而言，感触最大的不是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内容本身可能的转向。如同写作一样，在大灾难、大的历史事件之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往往会有明显的甚至天翻地覆的改变，阅读也不会例外。这种转变不会来得那么快，也许在很久之后，但追根溯源，它的起点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