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是如何从一个淳朴善良的青年走向堕落的

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用了六个回目的大量篇幅，描写了一个淳朴善良的优秀青年匡超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无耻、堕落的。

有志青年匡超人

匡超人名迥，号超人，是一个出身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小青年，年少时曾经也读过几年书，家里供不起了，就辍学和乡里人一起跑买卖，没成想被困在了人生地不熟的杭州。听说家里的老父亲患了重病，匡超人想回家尽孝却又没有路费，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幸亏遇见了古道热肠的马二先生。

匡超人原本在城隍山下摆摊儿拆字算命，闲暇之余低着头研读《三科程墨持运》，正是这部书引起了马二先生对他的注意。这是一本科举考试的“教辅资料”，与这个小青年拆字算命的买卖是不相称的，更何况，这部书还是马二先生的大作。

马二先生借口自己走累了，到匡超人的摊前坐了下来。

一般做买卖的人是最讨厌这样的了，你又不来消费，你还占着我的座儿，这不是影响我的生意么！可匡超人不同，他不但不烦，还从旁边的茶室里给马二先生倒了一杯茶来。

在这种有家难回的情况下，匡超人还能坚持认真学习，说明他不但有着远大的志向，还有着一股子打不倒的韧劲。更难得的是，他还很“乖觉”。

正是由于这杯茶，匡超人才有机会对马二先生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获得了马二先生的资助，最终得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回家的船上，匡超人“不拿强拿，不动强动”，对船上的公差郑老爹一口一个“老爹”亲切地叫着，不但省下了饭钱，还为以后的婚姻结下了善缘。

这时的匡超人，踌躇满志，机灵通透，他只需要等待一个能让他翻身的机会。

远近闻名的孝子

回到家乡的匡超人，向我们展现出了他的孝和悌，以及年轻人旺盛的精力。

在匡超人的悉心照料之下，匡太公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作者对匡超人伺候他父亲出恭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匡超人）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

匡超人还有一个哥哥匡大，用匡太公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混账人”，自己做的小买卖挣钱不多，当父母不能添补他们，而且老父亲还得了重病的时候，匡大居然和老人分家过日子了。弟弟回来了，匡大倒还知道请一请弟弟，可炖的那只鸡，却打算哥儿俩一起背着父母吃。

不过，匡超人对他哥哥还是比较尊敬的。

匡超人利用马二先生送给他的银子，在家乡做起了小本生意——杀猪和磨豆腐。匡超人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忙碌，到了晚上还得要照顾匡太公，每天只能睡上一个更头，但这也没有耽误匡超人晚上点着油灯，一边陪着父亲，一边读书，他仍然遵从着临行时马二先生对他的劝谏：

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这便是曾子的‘养志’。

机会终于来了，匡超人孝亲和苦读的事情被县令李本瑛知道了，经过他的提拔，匡超人顺利考取了秀才。此时的匡超人已经略显膨胀了，他只认县令这个老师，而不打算承认县里的教官为老师，但他还是比较有人性的，县令李本瑛被参的时候，匡超人还能到县里去试图探视一下。

旧地重游，匡超人大开眼界

为了避免受到李本瑛的牵扯，匡超人旧地重游，又回到了杭州，在无意间遇到了一群作诗文的“假名士”，他们的人生态度颠覆了匡超人之前的认知：原来除了考取功名、为官做宰之外，还有做名士“这一种道理”。“拉大旗，作虎皮”，就是这些“假名士”们常用的手段：

“前月中翰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丢着秋风不打，日日邀我们到下处做诗。”

打击异己，也是他们的一大乐事，匡超人最为崇敬的马二先生，不但不算是他们群里的人物，更是让他们给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些名士们似乎都是些才高八斗的诗人，可在他们作的诗里，连“且夫”、“尝谓”这些文章中的词都出现了，匡超人只看了一夜的《诗法入门》，做的诗都比他们要强。这不仅说明了匡超人的绝顶聪明，更证实了这些所谓的名士，不过是一群因为科举无望，才转而到处招摇撞骗的假名士。

在他们这里，匡超人知道了“名”的重要，后来在潘三那里，匡超人又认识到了“利”的好处。

潘三是衙门里的讼棍，在他的教唆之下，匡超人赌场里抽头，写假婚书、假公文，甚至是替考，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都做过，还从中获得了许多的好处，“身上渐渐光鲜”起来了。

潘三虽然是个衙门里的蛀虫，但他对匡超人还是相当好的，不但处处对他照顾有加，还把他同事郑老爹的女儿介绍给了匡超人做媳妇，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人又生了一个小女儿，要不是李本瑛的再次出现，匡超人的小生活应该是平静而幸福的。

时来运转，让匡超人彻底现了原形

李本瑛当年是被人诬告的，官复原职之后，还被提拔成了给事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学生，找到匡超人之后，不但在家乡的岁考中取了他一个一等第一的名次，还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

此时的匡超人已经知道了“名”的好处，立即就和潘三商议，“要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

匡超人的虚伪狡诈，此时也已经初露端倪了，在潘三入狱之后，匡超人忘恩负义，转眼无恩，唯恐他牵连到自己；李本瑛想要给他做媒，匡超人隐匿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停妻再娶；旧友景兰江来找他到茶室里说话，可匡超人“自重身份”不愿意去，只好又改到了酒楼。

匡超人就连说话也变得鲜廉寡耻起来，顺嘴就能吹起牛皮来，什么他编的科考书籍连国外都有啦，什么五省的读书人都供奉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啦，胡说八道而且漏洞百出，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因为没有钱回家，向马二先生哭诉的纯真少年了。

匡超人的改变，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

在匡超人心里念念不忘的，其实始终都是功名富贵。当年困在杭州的时候，马二先生问匡超人是否还想着读书上进，当时的匡超人一心只想着回家去侍奉父亲，读书进学已经是太大的奢望了，但当他读书有了点眉目的时候，就彻底的忘记了病重的父亲，可以一连二十多天都不在家。

当李本瑛想要为匡超人做媒的时候，匡超人还是经过了短暂的犹豫的，但随即就用“蔡状元招赘牛相府”的一段佳话劝住了自己，这其实就是他内心里渴望着攀附权贵的思想在作怪。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官本位”思想的冲击之下变得七零八落，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深陷在了“名”和“利”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为了更好地刻画出这些人物的堕落过程，小说的作者吴敬梓没有安排匡超人顺利地走完科举之路，而是加上了李本瑛被诬告的情节，让匡超人走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农家青年，是如何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一步步地走向堕落的深渊。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说，“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好人想要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必定会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