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小隐于山，大隐于市”

古人曾说：“小隐于山，大隐于市。”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神仙道士才会隐居在山林中，远离尘世。蔡志忠曾以漫画对此作了解释：仙“人”在“山”旁则为仙；“山”中之“人”真仙也。看来，古代造字就已经点明了其中的真意。傍山而居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本来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征，偏又练就一身道行渗透了无尽禅意。

陶渊明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写下《桃花源记》时，他渴望归隐、渴望闲适、渴望宁静的生活。

然而，如果不是官场失意、怀才不遇，桃花源这个避难所就永远不会与他相遇，他也无法过上纯朴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抵挡意志的消沉。“出世”和“入世”都是一种选择。因此，许多“英豪”选择了“大隐于市”。

李白的人生哲学是宇宙人生，他既“入”又“出”。他是一个“诗仙”，但他也是一个“市隐”的仙人。

李白虽然不被朝廷重用，但他并不被世俗所遗忘，他一直在追寻希望，不断地“大隐于市”。

我们不一定都要像陶渊明一样“出”，也不一定都要像李白一样“出”，而是要保持内心的真诚和纯净，“大隐于市”。

“心静自然凉”，只要内心真诚纯净，又何必去理会世俗的琐事呢？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大隐于市”。

《道德经》第三章

《道德经》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人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解：

1.老子所处的时代：周王朝衰落的春秋之际，春秋五霸已经强烈消解了周天子的统御力和威严。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馆长，远比孔子接触的核心知识内容和核心人物层次更高。

2.“无为”，通常在两个节点上会作为重点的政治策略。一是经过长期战乱的建国之初的休养生息，二是王朝统治力衰弱、群雄并起的割据。后者更为消极也不得不消极。老子的无为作为政治层面的运用，更多的是回应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其政治主张也就区别孔子以恢复周礼为结束乱世而周游列国和砥砺前行，更是在理论上开了大隐于市和小隐于林的先河。

3.作为对这一章的圣人实体的的规定 ，老子的圣人观与孔子的圣人之“天行健”仁爱观有明显的差异。老子以道作为先验实体，孔子以臣道为实体。实体的不同预设和规定 决定了认识和方法的出发点、目的的差异。老子以顺应道为至真，孔子以顺承人伦秩序为至真。老子以道之自然而然人之无法干预作为“无为”的理论根据，孔子以顺承帝王和人伦纲常为“有为”的根据。同样是逻辑上的根据，前者是基于先验全体的“理性”的普遍，后者是基于后验的实体性的“本质”的特殊。而对于“帝王”实体的合理性、合法性，孟子董仲舒及后世儒家通过历史的发展予以证明直到程朱理学。

4.老子本章的圣人主体是指基于先验的理性的国家治理者。“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都是从根本上对无限的欲望予以限制。遵循道之发展的具体时序和环节，保证符合道之具体环节的基本欲望的满足，限制欲望过度膨胀的聪明和争斗，消解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有限满足之间的长期矛盾，达到与道和、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的、最后达到与道天地人己六合和的平衡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