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遭骗色骗财：“清华毕业男子北京二环有房有车月消费数十万”

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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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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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3

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4

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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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6

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强制执行＃催讨债务方法大全＃

法院执行案件和审判案件过程中经常会有申请执行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并且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每当给被执行人打电话索要欠款的时候，被执行人经常说，你都已经打官司了还找我要钱干嘛，你去找法院，申请执行人是不是就不能私下找被执行人索要欠款了？

另外，有的申请执行人会有这种心理，觉得已经打官司了，把案件交给法院处理了，自己不敢被执行人撕破脸，也不想和被执行人交涉所以就等着法院要钱，自己等着领钱就可以了。

首先，需要明确，打赢了官司后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更有理由直接去找被执行人索要债务，因为在未打官司时候债权债务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索要债务被执行人可以否认，但是经过判决被执行人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因为法院的裁判文书写的很清楚欠款多少，什么时候要还。

其次，申请执行人主动的找被执行人，有利于最终债务的和解双赢。

人与人之间进行经济往来，偶尔有一两次欠款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要是长期这样拖欠欠款的话，就容易造成不零，严重的还会导致个人财务的破产。因此催讨欠款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么该如何催讨欠款?为你具体介绍。

对不同的逾期应收账款,有三种追讨方式,即自行追讨、委托律师或委托专业追账机构追讨。从理论上讲,这三种追讨方式在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最佳的追账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帐款产生真实原因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即拖欠的时间和原因、追账效率、追账成本以及维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等。

1、调整心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催收你的欠款，我有一千个理由。 催收欠款难，这是公认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因此，不少申请执行人在前往被执行人处催收欠款时认为这是求别人办事，要看别人脸色行事，由此造成自己没有丝毫的底气，未上阵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畏缩。见了被执行人一开口说话便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以乞求对方理解、支持，好像理亏的不是欠款的被执行人，反倒是自己。由于这样一种心态，让被执行人觉得你是好欺负的，进而故意刁难、设置推脱障碍甚或拒绝付款。 要想取得良好催收效果，自己就必须摆正自己的架势。所以见到欠款被执行人的第一句话就得确立你的优势心态。通常应当强调是我支持了你，而且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老兄你这倒做成无本生意了，我费了多少口舌才说服家里的哟!”，尤其是对于付款情况不佳的被执行人，一碰面不必跟他寒暄太久，应赶在他向你表功或诉苦之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来的目的不是求他跟自己继续交易，而是他该付你一笔欠款，且是专程前来。不能给对方任何机会让他处于主动地位，在时间上做好如何对付你的思想准备。 还有的申请执行人认为催得太紧太急会使欠款被执行人产生不愉快，影响双方以后的友谊。如果这样认为，你不仅收不到欠款，而且也保不住以后的合作。要知道，被执行人所欠欠款越多，支付越困难，越容易转向别的人借款，你就越不能稳住这一朋友，所以还是加紧催收才是上策。

2、坚定信心，让欠款被执行人打消掉任何拖、赖、推、躲的思想。 鉴于银行贷款的苛刻条件限制，融资是相当困难的事，于是很多被执行人或许做梦都想空手套白狼，认为欠帐是一种本事，是融资能力超强的一种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不下狠心是收不回来欠帐的。所以，在向被执行人初次催款时，我们应当将欠款管理的高度重视及催收手段的多样化等强势的展现出来，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对方：宁可花两万也要收回欠款一万。言外之意即是对于欠款不管花费多少代价，我们绝对是要一追到底，由此警示被执行人趁早打消可以抹掉此笔欠款的念头。

3、根据欠款被执行人偿还欠款的积极性高低，把握好催收时机。 对于付款准时的被执行人，约定的时间必须前去，且时间一定要提早，这是收款的一个诀窍。否则客户有时还会反咬一口，说：“我等了你好久，你没来。”还有可能致使原本该支付给我们的货款，被被执行人挪作他用。对于偿还欠款不是那么利索的客户，如果只是在约定的收款日期前往，很可能是白跑一趟，必须在事前就去候着，或先打电话去让他准备，催他落实。 事前上门催收时要先在家里做足功课，对于发货、退货、开等数额都一一明确，确认对方所欠货款的确切金额，了解对方货款拖欠的具体时间。如果是打电话，还得告诉他下次收款日一定准时前去，请他事先准备好这些款项。这样做，一定比收款当天去催讨要有效得多。 如果对方公司总是说没钱，你就要想法安插“内线”，必要时还可花点小钱让对方的人员为我所用。在发现对方手头有现金时，或对方帐户上刚好进一笔款项时，即刻赶去，逮个正着。

4、到被执行人家里登门催收欠款时,不要看到被执行人有另外的客人就走开。 有的申请执行人总是处处为被执行人考虑，生怕因自己催收欠款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形象，今后业务和友谊不好谈。但你为他考虑，他会以为你是倚重他，因而会怠慢你。你一定要说明来意，专门在旁边等候，说不定这本身对催收欠款还有帮助。因为被执行人不希望他的客人看到债主登门，这会让他感到难堪，在新来的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倘若欠你的款不多，他多半会装出很痛快的样子还你的款，为的是尽快赶你走，或是挣个表现给新的合作者看。

5、有时欠款被执行人一见面就百般讨好你，心里想赖账，见面了却表现得很积极。 他会假意让你稍稍等候，说自己马上去取钱还你。但跑一圈回来，十有八九是两手空空。这时他会向你表示对不起，另一方面还说自己已经尽力了，让你不好责备他。这是客户在施缓兵之计。这时，你一定要强调，今天一定得拿到欠款，否则，绝不离开。

6、在催收欠款时，如对方有钱故意吊你的胃口，那一定在准备下一步有扯皮之事发生，应及时找出对策。 一般不能在此时去耐心地听对方说明，如被执行人确实发生了天灾人祸，在理解被执行人难处的同时，让被执行人也理解自己的难处，你可说就因没收到欠款，你有一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诉说时，要做到神情严肃，力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7、不能在拿到钱之前谈生意。此时对方会拿“潜在的订单”做筹码与你讨价还价。 若你满足不了其要求，他还会产生不还钱“刺激”你一下的想法。此时一定要把收欠当成唯一的大事，如这笔钱不还，那怕有天大的生意也免谈。

8、假如你这天非常走运，在一个还款本不积极的欠款被执行人那里出乎意料地收到很多欠款，最好提起包包赶紧离开，以免他觉得心疼反悔，或者觉得对你有恩而向你要好处。

9、有一种说法是：销售人员在把客户当上帝一样敬的同时，也要把他当“贼”一样地防，时刻关注一切异常情况，如客户资不抵债快要倒闭了，或是合伙的股东撤资转为某人单干了。一有风吹草动，得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杜绝呆帐、死帐。

10、可打银行的牌，对欠款人收取欠款利息。事先发出有效书面通知，声称银行对个人催收贷款，并给规定出了还贷款期限，如没按期限归还银行贷款，银行将按“什么样的”措施处罚。因此要求欠款户必须在某期限还欠，否则只好被迫对其加收利息。如此一来，一般欠款户易于接受，使他们觉得申请执行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11、对于经销商类的客户，暂且搁下欠款不提，但强调“要想再进货，一律现款”。这样做可以稳住经销商，保持销量。等经销商销售公司的产品比较稳定，形成积重难返或难舍难分的局面时，压在公司的折扣的积累增加了，再让其偿还欠款容易得多。

12、掌握打催收欠款电话的时机。 在欠债人情绪最佳的时间打电话，他们更容易同你合作。例如下午3:30时开始打电话最好,因他们上午一般较忙,给欠债人留下上半天做生意是个好主意, 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下午是他们精神较为放松的时候一般心情都会比较好。此时催欠容易被接受。此外，必须避免在人家进餐的时间打电话。

13、个人应该有忧患意识，提前做好催账的准备——合规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个人经济往来活动中催讨欠款的就需要注意一些技巧了，否则的话你进欠款追不回来，反而还会得罪其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