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明明是篡权夺位者，为什么历史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

都知道，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自我克制，虚心纳谏；还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等政策，使社会出现了一片安定；并且，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年号为“贞观” ，所以，后世称这段时间为“贞观之治”。它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而唐太宗，的确以自己的尊人克己、从谏如流、唯才是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安宁，最终，呈现出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后人对其评价甚高，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代英主”。

而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为何他能够如此“特殊”？

所以，就有人指出：他这个位置是抢来的，因此，才得以用政绩来“淡化”以前做过的“错”。说在贞观二十年，修《晋书》时，听到一些人对其“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的谈论。唐太宗很是感慨，人们总是对“坏事”记忆犹新，对“好事”倒是听过就忘。

所以，要改变众人对他的看法，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更好地治理国家。

最终，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其实，没有哪个皇帝希望国家不好，只是个人的见识、治理手段和统治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而后期的唐太宗，也是一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可以说，唐太宗当初这么做，其实，是有着不得已的紧迫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人口凋敝，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只有200余万户了。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再者，连年征战，经济极度破坏。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基本都会以减免赋税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清楚知道老百姓虽为底层，但是，一旦民心散涣国家就会灭亡。看看后来几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其实，对自个的要求都很高。面对辛苦挣来的天下，他们都是倍加珍惜。只是后人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却在挥霍手中权力的同时将国家也给祸害了。

当然，唐太宗也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纳谏”就成了他的“标签”。他为贤是用，不问人才出处。魏徵还曾鼓动李建成谋杀他，他一样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这样的胸襟，在后来的帝王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既然他能包容人，当然，大家就会更加卖力的为其做事，而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只有君臣共商国家大事，才能广开言路，避免相互间猜忌，这是让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的基础。而这一前提，就是要求这位皇帝懂得自我克制，简单来说，就是：将手中权力的适度下沉。这样，就形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家都敢说话了。

这和后来某些个朝代相比，都是天壤之别。唐太宗在位期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就魏徵一人，便批评过200多件事。比如：公主出嫁这事，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多带些嫁妆，一般人也只是在背后嘀咕，不会真的去管。但是，魏徵却比较较真，说：这个违反了礼法，对社会的影响不好。

此话是对的，古代宫廷的婚丧嫁娶，一样有其制式规定。换做是一般的皇帝，也就打个哈哈过去了，但是，唐太宗倒是听进去了。正是这样的克制，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形象，进而也稳固了朝政。唐太宗很是明白，“牺牲”一点自己的权力，却能换来天下的安宁和发展，其实，这是一桩很划算的事情。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颇高，所以，对官员的治理也很重视。由于，自身做的正，官吏自然会各守其职。唐太宗的善于接受批评，其实，就是“监督、批评”的言传身教案例。上行下效，社会风气自然就会正向，以至于，在他这个时期几乎鲜有贪污之事。

话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可见，对于自己他还是相当清醒的。

然而，唐太宗治国却与其他朝代“吏治”的思路不太一样，他并非依靠“法治”，而是以自身言行，肃清了官场的风纪。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视法律，只不过，不“重刑”罢了。所以，开国后的种种施政方案，都是以不“重蹈覆辙”为前提。

唐太宗走过了隋朝的末年，他的那些臣子们也是一样，大家都有心建设一个“新”的秩序。而这，就对他提出了要求。当年，他能鼓动其父造反，内心就有着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偏向了“自我约束”，而在后人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付出”。

其实，后期的一些事情，也都表明了：爱享受似乎是一种天性。有人说，“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唐太宗可以接受监督，自我约束，从而，让权力在应有的轨道上运行。此话不错，没有约束，权力就会泛滥。但是，如果他至始至终都能约束自己，应该可以证明皇家的权力是可以被“管束”的。

可是，唐太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却“驳斥”了这一理论。皇家的权力，服务的最终还是皇家，至于天下，也是服务皇家，而治理天下，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皇家。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唐纪》、《旧唐书·太宗本纪》、《旧唐书·魏徵传》】

李世民，在统一建国战争中立了大功，被父封为秦王

李世民唐太宗（五九九至九年），是个开明皇帝，在帝王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公元六二七至九年在位。李世民十八岁以前，随父留守太原时，曾在民间生活过，知道一些百姓的疾苦，目睹隋末农民起义浪潮和隋王朝瓦解覆亡的情景，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一定影响。他为人聪敏英武，胸有大志，所以少年时代，刻苦攻文习武，懂得积财养士，结纳贤哲，招揽豪杰，劝父起兵，西取长安。

十八岁时，率军先后打败宋金刚、薛仁呆、刘武周、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窦建德、刘黑阔等起义农民军，两年间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唐王朝。因李世民在统一建国战争中立了大功，被父封为秦王，委尚书令，有意“以世民代建成”，于是产生了宫廷倾轧。在武德九年，为粉碎兄李建成和弟李元吉的篡位预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遂立为皇太子，继就帝位，改号“贞观”。李渊自称太上皇。

“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是：外交上采取与和亲政策，开拓疆域，屯田积粮，厉兵秣马，巩固边防，使版图西延，东极大海，南抵林邑，北达大漠；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充实隋创的“三省六部”，科举选材，用人唯贤，视察吏治，择任廉仕，改革苛法，实行纳谏措施，明谕人君必须至公无私。经济上采取均田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手工业，去奢省费，轻福薄赋，严惩贪官污吏，文化上广集和整理天下图籍，设置史馆，监修六朝国史，兴盛文化教育，等等。

因此，贞观时代虽仅二十三年，但文治武功已达空前盛况。李世民很懂政治，曾对大臣们说“人欲自明，必须明镜"，因此对魏微敢于直谏，倍加赞赏，魏微死时，则痛苦流涕，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现在吾“遂亡一镜矣”。他总结成功的五条经验说：一，自古帝王多忌大才之人，可我看作是自己的才能发挥；二，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会，我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三，以前人君把贤良者爱得抱在怀里，而厌弃低能者推到沟里，我敬重贤良，也能谅解不才。

以前人主常恨心正口直的人，明杀暗害历代都有，我即位后褒奖正直，从未鹏责一人，五，自古均贵中华，贱视夷狄，我独不取偏见，汉人非汉人同等看待，故此边境部落多来亲附。李世民特别明察了“骄子必败”的教训，命大臣作《帝范》十三篇，教授太子及诸王。亲对九子李治（唐高宗）说：我一生功大过小，所以能保持大业，你无我的功劳而享我的富贵，只有竭力学好，才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连命也保不住。但他本人晚年，也很少听纳不同意见，渐趋奢华，好大喜功，侵犯别国，尤其崇尚僧道，迷信丹药，固此服用“金石秘剂”不慎而死。

李世民幼少时就喜爱书法，即位后大力提倡书学，委任虞世南、欧阳询为师，举办弘文馆传授书艺。笃好王羲之的翰墨，亲自撰《王羲之传论》，称：“详察古今，研精繁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并以重金购募天下所存二王的真迹，锐意临习，“貌能全体”，大开书坛崇王的风气。相传他曾派御史萧翼到智永弟子辨才处，设计赚得《兰亭序》真迹，视若至宝，并命褚遂良、冯承素等人临摹数幅，赐给太子诸王，而将真迹陪葬昭陵。李世民对于书学也颇有研究，著有《笔法诀》、《笔意》、《指意》、《论书》等。既即位，购求关下名书以充御府，锐精临写。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反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呢？

据史书记载，一方面他经历了隋末乱世，亲眼见到隋炀帝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赋税迭增，加重了人民负担，怨声载道，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对，纷纷揭竿而起，抗拒朝庭。深感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容低估，曾发出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另一种原因则是来源于大臣们的规劝和约束。贞观三年，李世民打算修复隋宫，作观赏之用。因尚书戴胄的反对而作罢；次年重提此事，给事中张玄素就批评他说：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该下令拆毁，万民钦仰。岂初则恶其侈，后而袭其所丽？

由于唐朝上下，都吸取了隋因侈费亡国的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才出现了贞观盛世。读《贞观政要》，对李世民“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见解，赞赏不已！一千多年前的李世民讲述此话，意在教育臣下居安思危，崇俭戒奢，不可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损百姓以奉其身。李世民乃唐王朝的开国君主，他豁达大度，善用贤才，从谏如流，在史册中累有记载。但他那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却鲜为人知。按照历代的先例，开国君王们戎马半生，在取得天下之后，总要营造自己的深宫宅院，玉宇琼楼，安享荣华富贵，以显示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气派。

而李世民却能克制己自的这种欲望，以庶民百姓的利益为重。武德四年，李世民在洛阳之役战败了王世充，进城之日，看见隋室那豪华而壮观的宫殿，异常痛恨隋炀帝尽人力以逞奢侈的作风。他下令拆掉这些宫殿，把材料赐与贫民造房。李世民在长安当上皇帝之后，不肯大规模营造自己的宫殿。贞观元年，李世民原打算修建一小型宫殿，并准备好了建筑材料。但忽然想起了秦建阿房的教训，遂取消了修筑宫殿的念头。长安的夏天比较炎热，旧宫殿矮小而又潮湿，李世民又身患疾病。大臣们请营建一阁与之居住，他始终没有同意，一直安处于旧宫之中。

魏征是唐太宗的重臣，为何魏征死后，唐太宗却砸了他的墓？

在我国提起唐太宗和魏征，恐怕连小学生都能背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

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赞扬魏征的直言进谏与唐太宗的从谏如流，正是这样一段君臣佳话，开创了贞观盛世，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可是伴君如伴虎，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真的像史书记载中一样和谐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唐太宗在魏征去世还不到一年，就气势汹汹地砸了魏征的墓碑呢？

那么，为何唐太宗要这么做呢？难道魏征真的只是唐太宗立下的一个牌坊吗？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为何唐太宗砸掉魏征墓会震惊朝野？

众所周知，魏征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诤臣，看到唐太宗做得不对就直接指出来，从未担心触怒唐太宗会危及个人性命，成功地代替了镜子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也成了现代人眼中的“大唐第一直男”。

不过，唐太宗却十分认可魏征的贡献。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直接夸赞魏征说：“贞观天下之治，皆魏征之力......”把贞观盛世的功劳全部加之于魏征身上，可以说这是对魏征近乎夸张的肯定了。

历史上魏征也的确功勋卓著，据史料记载，魏征一生中前前后后共劝谏唐太宗二百余次，在大事小情中为初唐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做出了巨大贡献，魏征主要做过哪些事情呢？

首先，魏征作为谏臣的代表，极大地推动了唐代政治制度，尤其是谏议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谏议大夫在秦汉时已有，但地位并不高，在秦皇汉武面前，可曾有人敢像魏征一样直言进谏？唯一有的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越位进谏身受腐刑。

直到贞观时期，谏官言政制度才成为常制，大臣开始与皇帝杠了起来，不得不说魏征在其中起到了标杆作用。其次，魏征协助唐太宗确立了偃武修文，抚民以静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石。

例如贞观元年，中书令封德彝觉得军队兵源太少，想要扩大军队规模，违制征收16岁以上男丁。魏征三次封驳了他的上书，当时的法律规定男子20才能当兵，封德彝的做法不仅违法，而且无异于竭泽而渔。

唐王朝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最应该做的是让人民休养生息，兵在精而不在多，应该加强军队训练提高战斗力，而不是剥削人民。而且当时仍有外患，如果过早把男丁征走，一旦突厥入侵中原，唐王朝将手足无措。

那些未满20岁的男丁，正是居安思危的储备战斗力，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做法。再次，魏征还曾约束唐太宗克己复礼，监督皇帝善始善终。

魏征任职期间，向唐太宗上书《十渐不克终疏》、《谏太宗十思疏》，劝谏君主以仁治天下、居安思危。太宗也能够从谏如流，听取魏征的意见，君臣一心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段佳话，一个是敢于直谏的良臣，一个是用人有度的明主，甚至在魏征去世时，唐太宗还带领文武百官将魏征的灵柩送出城，亲自为魏征立碑刻文，赞扬他的功绩。

也正是在这一片赞美声中，那突如其来的砸墓之声就更如晴天霹雳，胆战心惊、人人自危。那么，这期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一向圣明的君主突然翻脸，砸了魏征的墓碑，将怒火发泄在已经去世的魏征身上呢？

原来是因为魏征做了这些事，让唐太宗怒火难消

或许很多人认为，魏征的墓地被砸，是因为他的身份。本来魏征不是唐太宗的人，而是太宗的竞争对手，太子李建成的谋臣，原来魏征早就看出李世民的野心，还多次建议太子李建成杀掉唐太宗以绝后患。

可是，李建成念在手足情深暂未行动，于是有了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杀，魏征也沦为阶下囚，甚至面对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唐太宗时，也直接开怼“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出于爱财之心，李世民将这位“大唐第一直男”留在身边，让他做一个谏臣。魏征在此之前已经有五个“前任”了， 此时魏征也非常希望能够辅佐唐太宗成为一代明主，完成自己的理想。

就这样，二人默契地成为了明君与良臣的关系，但魏征始终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角色是不同的，也正是这样的身份，使得魏征更敢于直言，经常出言痛斥李世民，多次让唐太宗有杀心。

不过，“敢于谏言”并不是触怒唐太宗的重要原因，李世民砸他的墓而是另有原因。魏征在临死前曾越位荐相，向唐太宗推荐了两个人才，而后来这两个人参与了谋反。

二人中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二人均辅佐太子。唐太宗满怀信心地将储君的辅导重任交给杜正伦，没成想杜正伦却不太靠谱，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

原来，为了更好地教导太子，太宗曾对杜正伦说，太子有如何如何的缺点，你一定要时时规劝。这本是君对臣的嘱托，也是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但杜正伦却将太宗的话告诉了太子，这事闹到了太宗面前。

太宗十分忌讳臣子随意泄露自己的话，杜正伦因此贬为谷州刺史，不久又贬为交州都督。魏征推荐的另一个人——侯君集，他就更厉害了，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奉命率军讨伐高昌国。

在没有经过唐太宗同意的情况下，侯君集自作主张将无罪之人发配边疆，私藏高昌国财宝。班师回朝后，唐太宗将侯君集打入大狱，后念其是有功之臣，将其释放。

但侯君集却因此记了仇，不久便鼓动当时的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以谋反之罪处死。魏征死前向唐太宗推荐的两位人才，一个因罪贬谪，一个谋反被杀。

这让唐太宗觉得，一向有识人之明的魏征是“故意的”，是因为结党营私所以才推荐二人的。后来，唐太宗又发现魏征曾把他自己的谏书，抄了个副本给褚遂良看，也就是将自己与唐太宗的谏议、争吵过程记录了下来。

这也是犯了“漏泄禁中语”之罪，同时，这也让李世民觉得，魏征是想要为自己博取正直、敢言的好名声，故意给自己难堪。盛怒之下，他不仅砸了魏征的墓，还取消了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事。

魏征是唐太宗用来立人设的牌坊吗？

很多人认为，没有谁能忍得了有人天天挑剔自己，其实唐太宗可能早就受够了魏征这个“杠精”，他们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似乎也说明了二人的和谐，只是为了得到各自想要的美名而互相利用。

简单来说，魏征只是唐太宗用来梳理明主人设的牌坊，而唐太宗也是如此。这样的说法既是在骂魏征根本不是诤臣，而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专门出演不怕死的直男杠精。

同时，也是在骂唐太宗根本不是圣主，是一个虚伪的阴谋家，“牌坊说”的潜台词等于否定了史书上的“贞观之治”。很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此事过后，唐太宗也曾后悔过，他说要是魏征在，自己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了。可见，“演员”魏征与唐太宗“阴谋家”一说是不存在的。

其实，看待历史需要客观，不仅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做这件事情之后的功过。魏征确实“说”了很多话，但确实为普通人民争取了很多利益，养民生息。

而唐太宗，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及留下来的各种财富，更是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如武则天所说的一句话，功过后人自有分辨。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