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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书法要对“路子”

很多朋友学书法,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有的“笔性”也很好,但往往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进步就不明显,甚至停滞不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主要是没有梳理好书法史上的风格体系和笔法传承的脉络,以至于不“对路”。对此,我谈谈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楷书学习的“对路”

书法史上,楷书甚多,若分不清它们的风格体系,理不顺它们的笔法传承脉络,学起来就会分不清头绪,临帖时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显得很盲目。

那么,怎样来分清它们的风格体系呢?黄惇教授曾提出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行书的体系问题,他认为,从书法审美的角度看,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可归结为三个系列,即晋楷一系、魏楷一系和中唐楷书一系。晋楷一系发端于三国时的钟繇,而完成于东晋时的王羲之父子,其后这一系楷书由智永而传至初唐诸家。这种由文人书家师徒授受,时代相传,在笔法和审美意蕴上与钟、王笔法一脉相承的楷书体系称之为晋楷一系。再者就是魏楷,即魏碑楷书,是北魏碑版及与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碑志、石刻书法的总称。最后是唐楷一系,唐楷这里主要指中、晚唐楷书(初唐楷书从笔法上讲,应归入晋楷一系),其代表书家为颜真卿和柳公权。

黄先生将楷书分为上述三个体系,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明晰的学书路子。我认为这三系楷书,就是三条学习轨道,无论从哪一条轨道上开始学都行,但不能今天写钟王,明天临颜柳,后天学“二爨”,无论在哪一体系上学习,都应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大量临习这一系统内的碑帖,尽量做到搞深搞透,融会贯通,等到某一体系的笔法基本掌握了,巩固了,再考虑学习另一种笔法。

我还认为,学书应该从主流书风学起,这对于初学楷书者尤为重要。晋楷一系应为主流书风,它肇于钟王而流被后世,从释智永到“初唐四杰”(欧、虞、褚、薛)无一不奉二王书法为圭臬,直到元、明赵孟頫、文徵明,仍然全面传承二王衣钵。因此,从二王——智永——“初唐四杰”——赵孟頫——文徵明……晋楷体系非常明晰,从这个脉络上看,可以由前人(钟繇、二王)向下观照后人(虞、褚、赵等)、研究后人;也可以通过后人向上追溯前人、理解前人,这是学习楷书的正脉、大道。

魏碑楷书,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未成熟的楷书,其用笔与二王一系楷书大相径庭,它的笔画有明显的刀刻、斧凿之痕迹,初学者往往捉摸不透其笔法特征,甄别不出其优劣,所以笔者不主张一开始就从魏碑学起。然而这种楷书恰恰又具有雄浑朴茂、恣肆烂漫、自然天成的特征,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典型。如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再来写一写魏碑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魏碑中的佳品《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二爨》等。

最后说说唐楷。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生的书家,学习书法大多从唐楷入手,甚至人人都学颜、柳。其实把颜、柳当作学书基础是可以的,但有了基础以后就一定要学会“变”。颜、柳楷书用笔上最大的特点是起、收笔处重提按,尤其是“钩画”还出现了“三角钩”、“鹅头钩”等,他们把楷书推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二、楷、行书的过渡问题

有了一定楷书基础的人,总想早日进入行书阶段的学习,因为行书更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更容易抒发性情。有人把写行草书说成是毛笔在纸上“跳舞”。

那么学了楷书后如何朝行书上过渡呢,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学行书前可先写一写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接着可选释智永的《真书千字文》、虞世南的《汝南公子墓志铭》、陆柬之的《文赋》和赵孟頫的《妙严寺》、《兰亭十三跋》等行楷书墨迹临一临,然后即可上溯至王右军的行书《圣教序》、《兰亭序》诸帖,最后再迂回至“宋四家”的行书上来(“宋四家”可以上承晋唐下启元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书轨迹,因为它们在笔法上是一脉相承的。若在这样的轨道上行进就等于上了书法学习的“快车道”,这就叫“对路子”。而那种“只知颜柳,不晓褚薛,无论钟王”的狭隘思路显然需要打通。路子对了学起来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甚至会“南辕北辙”。倘若学了颜、柳之后直接去写行书《兰亭》、《圣教》或“宋四家”(苏、黄、米、蔡),不但不能顺利过渡,反而会因不见效果而丧失学书的信心。

学行草亦然,如唐代草书大师怀素的《自叙帖》,可谓草书之典范,后人学草书多有受其影响的。可写了《自叙帖》后直接去临习晚明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行草书就很难一下子上手,原因是《自叙帖》中“使转”笔法特别多,全用“圆笔中锋”,这是怀素用笔的一大特色,而张瑞图、黄道周等行草书却有过多的“翻、折”用笔,特别是张瑞图的用笔,方折紧束,下笔尖利横撑,显露锋芒,凡行笔改变方向处,都用翻折笔锋,棱角分明。清人说:“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怀素的狂草与张瑞图、黄道周等的行草在用笔上的分野了,初学者很难在二者间找到契合点,其笔法很难相互转换。若要硬着头皮去写,这就说明你学习不讲究“对路”,不讲求方法,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学书要用心琢磨,仔细研究,扫清它们之间的笔法障碍,打通其笔法血脉,才能够做到畅通无阻。

张弼草书---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草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局部) 31.5×526cm 纸本

钤印:东海翁(白)

收藏印:竹朋鉴定(朱) 尊生馆(朱) 渔樵于江渚之上(白) 戴倍之家珍藏(朱) 李氏贤卿(朱) 吴郡朱氏(朱)

说明:姚世阣跋

怀素(737~799年)的狂草书,不但享誉后世,在当时亦已倾动朝野,李白曾称赞他“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又以“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等诗句,赞美其草书的激扬挥洒。唐代著名的诗人如苏涣、戴叔伦等都有诗歌推许他在狂草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尤以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最为特出。

任华,公元8世纪时人,活跃于唐玄宗时期,有《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诗,与李白杜甫同时或稍晚。《怀素上人草书歌》通篇音韵铿锵,句法多变,三言、四言、五七言,缓急错落,随意所之,而且描写生动,使人如目睹怀素的狂草作品,跌荡纵横,动人心弦。此处介绍的手卷,乃明代张弼以狂草书录写,水墨纸本,淋漓酣畅,精彩动人,把任华诗中的境界、怀素草书的风貌及作书者本身对草书的狂热,结合在书法中,实为张氏传世作品中的颠峰之作。

张弼(1425~1487年)字汝弼,晚号东海翁,松江华亭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授兵部员外郎,出守南安。工诗文,尤精草书。著有《鹤城》、《东海》二稿。

张弼的草书,以唐代张旭、怀素为楷模,亦是明初草书家欲改变元代自赵孟緁以来蕴藉清妍的书风,追求挥洒放纵的延续。他的一些作品,在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笔意,在意念上与早期的宋克、俞和颇为相近。但他的许多作品,却又完全抛弃章草的用笔,在结构上以开合为主,笔意上则求快、求飘。所以祝允明曾说:“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认为张弼作品中的轻浮作态不可取。但张弼求新求变的改革性书风,却成为当时潮流的走向,学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国亦购求其迹。其间必然地有了精粗优劣的差别。陈献章评张弼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俗到极处四字,诚然是很大的贬词,但好到极处却又是非常的褒语了。董其昌一代书学宗匠,评张弼的《庆云堂帖》亦多赞美之辞:

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盛年之笔,当由未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矜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

此卷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应是张弼传世最好的作品,它包含了张弼对僧怀素的钦敬,而且随着诗意的伸展,隐然把自己代入其中,成了诗中的主角。正如《自叙帖》是怀素草书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张弼亦借任华赞美怀素的诗句,把自己在狂草书上的成就尽情发挥。怀素耶,张弼耶,写到后来,明显有照花前后镜的狂喜了。

国学大师饶宗颐 一代通儒的三面人生

2015年4月28日,北京,饶宗颐在“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展”开幕式上。 图/视觉中国

享年101岁,90多岁时仍在发表学术文章,著作等身;生前与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姓名:饶宗颐

终年:101岁

籍贯: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

生前职业:教授、著名汉学家

主要著作:《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100余种著作,1000余篇论文;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和书画家于一身。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贯通中西之学,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他就是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富贵之家,父亲饶锷是闻名岭南的学者。1949年10月移居香港,此后饶宗颐在美、法、新加坡、日本等地周游讲学,均有不浅影响。

2月6日凌晨,先生在睡梦中逝世,享年101岁。

惊人天赋的大师

17岁加入学者云集的禹贡学会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是饶宗颐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主编《九州》的题词。饶先生是《九州》第三辑《先秦历史地理专号》荣誉主编。请他做荣誉主编,这件事还得追溯到1934年。

唐晓峰跟记者讲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1934年,年仅17岁的饶宗颐参与了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学会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学者。饶宗颐和当时的学术领袖顾颉刚常有学术交流。顾颉刚编《古史辨》,编了七卷后,想将第八卷专门设为历史地理《古地辨》,就请年轻的饶宗颐来编。“一个大学者请那么年轻的饶宗颐来编书,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因时局动荡此事未竟。”唐晓峰对记者说。

“我在香港见到饶宗颐先生,他跟我说《古地辨》当年是让他来做的。我们才知道这回事儿。他说他当时把第八卷的目录、选择的文章已经登在《责善》杂志了。后来我们在《责善》上找到了饶先生发的目录,确有其事。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学术史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唐晓峰说。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用“惊人”形容饶宗颐的天赋:“饶先生有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

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洪楚平跟饶先生认识了十多年,“睿智的老人”洪楚平这样形容饶宗颐。“这些年一直帮饶先生在广东办画展,十多年来,与饶先生交往如沐春风。他非常亲切,跟任何人交往完全没有架子,对年轻人谆谆善诱,陪着他看展览,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得,问老人家,老人家就笑一笑,用很浅显的东西来介绍。”洪楚平说。

宽广胸怀的严谨学者

“学问没有大小,只有正确与否”

“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笔耕不辍的世纪老人”,饶宗颐先生《书法六问》等多部书画类著作的责编、人民美术出版社选题项目部主任张啸东博士,谈起饶先生丝毫不吝赞美之词。

“我博士毕业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图书编辑,跟饶先生有了工作的交集。汇集饶先生一生对书法所做研究的菁华的《书法六问》一书的国内简体版,是由我来做的责编。”张啸东对记者讲起两人的渊源。

《书法六问》中,有这样一段话:书法生于线条。文字的诞生,出自笔画交错的形式。许慎《说文解字》云:“文,逪(错)画也。”一开始,饶先生写的是“逪”,但《说文解字》里用的是“错”字,只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才是写作“逪”字,所以张啸东就建议用了一个括号注出许慎一书的原文。当时负责联系的中间人对他说,你一个小年轻敢改国学大师饶先生的文字。没成想,后来饶先生居然特地让中间人带话给他:“学问没有大小,只有正确与否,啸东所改是对的,一定代我谢他。”

“这种为了一个字,商量很多次的来往有好几次,这也表现了一位大师宽广的学术胸怀。”张啸东说,“他老人家讲,学问勿分老幼,谁讲的对,就按谁的来。”

笔耕不辍的世纪老人

九十多岁仍在发表学术文章

与饶先生交往,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饶先生身体特别好。“他不健壮,但整个身体经络气息都特别通畅。你和他握手时,可以感觉到他的筋骨特别柔顺。90多岁还能双盘打坐,两个脚能翻到膝盖上面,‘哗’就能坐起来。显然这是一种修养达到的身体状况。”唐晓峰回忆。

“饶先生身体素质不错,能沉下心来做学问,寿限很长,我老爸是98岁,差两岁没到一百。做学问比较平静,寿限比较高。”季羡林之子季承说,饶先生终身致力于学问,很不简单,我父亲很佩服他。

“1998年-2008年十年间,我每年去香港都会拜访他,去他家里吃饭。每次去,他都会问内地学术发展、有没有新的考古学发现。我一边给他讲,他就一边记,随时插话,联系其他的知识。”唐晓峰回忆。

张啸东对记者说,饶公到晚年还在看书,九十多岁还在发表学术文章,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一个人能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创作到老,这是看似平凡,其实伟大而不可及的,饶先生做到了。

■ 轶事

与季羡林“神交”:千里传简书“博一笑”

饶宗颐先生的生活轨迹基本都在香港,但在内地,饶先生亦不缺赞美,学界有个说法,“南饶北季”,称的便是饶宗颐和季羡林。季先生曾表示:“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饶宗颐对季羡林的敬慕也很直接:“季先生是中国唯一的。”

1984年9月10日,时为农历中秋,季先生诵着苏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神驰南天,为饶先生的《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洋洋洒洒写下序言,“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我们以启发。我决不敢说,我的介绍全面而且准确,我只不过是尽上了我的绵薄,提出了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而已。”季先生如此写道。

如季羡林儿子季承对记者说的,两位先生“神交”多,一南一北,互相尊敬,君子之交。季先生去香港看饶先生,饶先生来北京拜访过季先生,两人多年以书信来往。

2008年,来京的饶先生专程看望了住院的季羡林,自己带来字一幅,题字“松高唯岳”;“荷花图”一幅,题“大士生兜率,空池满百莲”一诗。还赠给季老自己的学术集,并谦虚地说:“这些只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您有时间就翻一翻。”

“两人学术上共通,见面少,书信来往多。”季承告诉记者。2000年季羡林大寿时,饶宗颐写信给他,称:恨身处南裔,不能抠衣趋贺。谨电传寸简,聊申南山之颂。并请李均明代呈,以博千里一笑。

记者此前拜访季承,进入客厅,看到三面书架,其中一个书架摆放着一整排《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共20册,书面有些泛黄。季承告诉记者,这是饶先生送给季先生的。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初学书法要对“路子”

很多朋友学书法,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有的“笔性”也很好,但往往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进步就不明显,甚至停滞不前。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主要是没有梳理好书法史上的风格体系和笔法传承的脉络,以至于不“对路”。对此,我谈谈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楷书学习的“对路”

书法史上,楷书甚多,若分不清它们的风格体系,理不顺它们的笔法传承脉络,学起来就会分不清头绪,临帖时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显得很盲目。

那么,怎样来分清它们的风格体系呢?黄惇教授曾提出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行书的体系问题,他认为,从书法审美的角度看,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可归结为三个系列,即晋楷一系、魏楷一系和中唐楷书一系。晋楷一系发端于三国时的钟繇,而完成于东晋时的王羲之父子,其后这一系楷书由智永而传至初唐诸家。这种由文人书家师徒授受,时代相传,在笔法和审美意蕴上与钟、王笔法一脉相承的楷书体系称之为晋楷一系。再者就是魏楷,即魏碑楷书,是北魏碑版及与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碑志、石刻书法的总称。最后是唐楷一系,唐楷这里主要指中、晚唐楷书(初唐楷书从笔法上讲,应归入晋楷一系),其代表书家为颜真卿和柳公权。

黄先生将楷书分为上述三个体系,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明晰的学书路子。我认为这三系楷书,就是三条学习轨道,无论从哪一条轨道上开始学都行,但不能今天写钟王,明天临颜柳,后天学“二爨”,无论在哪一体系上学习,都应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大量临习这一系统内的碑帖,尽量做到搞深搞透,融会贯通,等到某一体系的笔法基本掌握了,巩固了,再考虑学习另一种笔法。

我还认为,学书应该从主流书风学起,这对于初学楷书者尤为重要。晋楷一系应为主流书风,它肇于钟王而流被后世,从释智永到“初唐四杰”(欧、虞、褚、薛)无一不奉二王书法为圭臬,直到元、明赵孟頫、文徵明,仍然全面传承二王衣钵。因此,从二王——智永——“初唐四杰”——赵孟頫——文徵明……晋楷体系非常明晰,从这个脉络上看,可以由前人(钟繇、二王)向下观照后人(虞、褚、赵等)、研究后人;也可以通过后人向上追溯前人、理解前人,这是学习楷书的正脉、大道。

魏碑楷书,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未成熟的楷书,其用笔与二王一系楷书大相径庭,它的笔画有明显的刀刻、斧凿之痕迹,初学者往往捉摸不透其笔法特征,甄别不出其优劣,所以笔者不主张一开始就从魏碑学起。然而这种楷书恰恰又具有雄浑朴茂、恣肆烂漫、自然天成的特征,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审美典型。如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再来写一写魏碑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魏碑中的佳品《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二爨》等。

最后说说唐楷。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生的书家,学习书法大多从唐楷入手,甚至人人都学颜、柳。其实把颜、柳当作学书基础是可以的,但有了基础以后就一定要学会“变”。颜、柳楷书用笔上最大的特点是起、收笔处重提按,尤其是“钩画”还出现了“三角钩”、“鹅头钩”等,他们把楷书推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二、楷、行书的过渡问题

有了一定楷书基础的人,总想早日进入行书阶段的学习,因为行书更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更容易抒发性情。有人把写行草书说成是毛笔在纸上“跳舞”。

那么学了楷书后如何朝行书上过渡呢,它们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学行书前可先写一写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接着可选释智永的《真书千字文》、虞世南的《汝南公子墓志铭》、陆柬之的《文赋》和赵孟頫的《妙严寺》、《兰亭十三跋》等行楷书墨迹临一临,然后即可上溯至王右军的行书《圣教序》、《兰亭序》诸帖,最后再迂回至“宋四家”的行书上来(“宋四家”可以上承晋唐下启元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书轨迹,因为它们在笔法上是一脉相承的。若在这样的轨道上行进就等于上了书法学习的“快车道”,这就叫“对路子”。而那种“只知颜柳,不晓褚薛,无论钟王”的狭隘思路显然需要打通。路子对了学起来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甚至会“南辕北辙”。倘若学了颜、柳之后直接去写行书《兰亭》、《圣教》或“宋四家”(苏、黄、米、蔡),不但不能顺利过渡,反而会因不见效果而丧失学书的信心。

学行草亦然,如唐代草书大师怀素的《自叙帖》,可谓草书之典范,后人学草书多有受其影响的。可写了《自叙帖》后直接去临习晚明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行草书就很难一下子上手,原因是《自叙帖》中“使转”笔法特别多,全用“圆笔中锋”,这是怀素用笔的一大特色,而张瑞图、黄道周等行草书却有过多的“翻、折”用笔,特别是张瑞图的用笔,方折紧束,下笔尖利横撑,显露锋芒,凡行笔改变方向处,都用翻折笔锋,棱角分明。清人说:“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怀素的狂草与张瑞图、黄道周等的行草在用笔上的分野了,初学者很难在二者间找到契合点,其笔法很难相互转换。若要硬着头皮去写,这就说明你学习不讲究“对路”,不讲求方法,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学书要用心琢磨,仔细研究,扫清它们之间的笔法障碍,打通其笔法血脉,才能够做到畅通无阻。

张弼草书---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弼草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局部) 31.5×526cm 纸本

钤印:东海翁(白)

收藏印:竹朋鉴定(朱) 尊生馆(朱) 渔樵于江渚之上(白) 戴倍之家珍藏(朱) 李氏贤卿(朱) 吴郡朱氏(朱)

说明:姚世阣跋

怀素(737~799年)的狂草书,不但享誉后世,在当时亦已倾动朝野,李白曾称赞他“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又以“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等诗句,赞美其草书的激扬挥洒。唐代著名的诗人如苏涣、戴叔伦等都有诗歌推许他在狂草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尤以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最为特出。

任华,公元8世纪时人,活跃于唐玄宗时期,有《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诗,与李白杜甫同时或稍晚。《怀素上人草书歌》通篇音韵铿锵,句法多变,三言、四言、五七言,缓急错落,随意所之,而且描写生动,使人如目睹怀素的狂草作品,跌荡纵横,动人心弦。此处介绍的手卷,乃明代张弼以狂草书录写,水墨纸本,淋漓酣畅,精彩动人,把任华诗中的境界、怀素草书的风貌及作书者本身对草书的狂热,结合在书法中,实为张氏传世作品中的颠峰之作。

张弼(1425~1487年)字汝弼,晚号东海翁,松江华亭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授兵部员外郎,出守南安。工诗文,尤精草书。著有《鹤城》、《东海》二稿。

张弼的草书,以唐代张旭、怀素为楷模,亦是明初草书家欲改变元代自赵孟緁以来蕴藉清妍的书风,追求挥洒放纵的延续。他的一些作品,在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笔意,在意念上与早期的宋克、俞和颇为相近。但他的许多作品,却又完全抛弃章草的用笔,在结构上以开合为主,笔意上则求快、求飘。所以祝允明曾说:“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认为张弼作品中的轻浮作态不可取。但张弼求新求变的改革性书风,却成为当时潮流的走向,学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国亦购求其迹。其间必然地有了精粗优劣的差别。陈献章评张弼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俗到极处四字,诚然是很大的贬词,但好到极处却又是非常的褒语了。董其昌一代书学宗匠,评张弼的《庆云堂帖》亦多赞美之辞:

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盛年之笔,当由未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矜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

此卷书《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应是张弼传世最好的作品,它包含了张弼对僧怀素的钦敬,而且随着诗意的伸展,隐然把自己代入其中,成了诗中的主角。正如《自叙帖》是怀素草书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张弼亦借任华赞美怀素的诗句,把自己在狂草书上的成就尽情发挥。怀素耶,张弼耶,写到后来,明显有照花前后镜的狂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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