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像是永远不会疲倦、不会满足似的，对欧亚大陆发起了潮水般地进攻。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阿拔斯、花拉子模等无数强大帝国，因为无法有效应对来自草原的威胁，而纷纷轰然倒塌。

蒙古人占据了这些地方，建立起了自己的强大帝国。

但，“自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蒙古人的文化根基太浅，很快就被汉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同化。

而他们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崩溃。

除去北元，满打满算，元朝存在的时间也不过98年。

其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最短命的几个帝国之一。

那么，元朝为何会交出这么差劲的成绩单？

从“四等人”的歧视政策中，我们又能看出哪些衰败的端倪呢？

在蒙古人到来以前，也有不少北方少数民族入主过中原。

比如，来自东北的鲜卑人，曾先后建立过慕容家族的燕国、拓跋家族的北魏和宇文家族的北周。

来自蒙古草原的匈奴人，也曾建立过前赵。

但这些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有两个鲜明的区别。

最大的不同在于，生活方式。

和我们的日常印象不同，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其实经常改变生活方式。

他们并不拘泥于祖先传下的规矩。

比如，鲜卑刚开始时是东胡的一个部落。

东胡被匈奴攻灭后，鲜卑人逃到了鲜卑山附近。

鲜卑山的位置已经失传，但必属深山无疑，不然无法防守。

这时鲜卑人主要过渔猎的生活，捕鱼、采集、打猎。

而当他们恢复实力，从山中走出来并占据了整个匈奴的故地时，鲜卑人及时的转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渔猎、采集变为了游牧，在广阔的匈奴故地上放牧。

西晋政局混乱时，鲜卑人总体而言忠于西晋，因此得以深入中华腹地，进入河北甚至山东。

面对这种新情况，鲜卑人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决定从游牧转向农耕，积极种地，变成了农耕民族。

但蒙古人不一样，蒙古人似乎对转变生产方式一点都不感兴趣。

在他们眼中，似乎只能有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放牧。

忽必烈即位初期，甚至有不少人叫嚣说应该把中原的农田全部毁掉，在上面放牧。

这种言论，鲜明地体现出蒙古人的念旧思想。

这或许与蒙古人的扩张方向有关。

蒙古人往西打下的土地，比如中亚、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都是放牧的好地方。

正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治理农耕区的经验。

而且蒙古人没被中原统治过，不像鲜卑、女真那样，明确地体验过农耕的优越性。

蒙古人与少数民族的另一个差异，体现在文化接受上。

中华文化无疑是鲜明的、先进的、有吸引力的。

但中华文化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先进文化。

在当时，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甚至天主教文化都很有竞争力。

其他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与其他文化交流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入住中原，而非呆在大漠草原。

因此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仅有往返东西的突厥人等北方少数民族是没完成汉化的。

其他则大多融入了中华文化圈，尊崇儒、道家文化，成为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巧的是，蒙古人也和突厥人一样，南下遇到困难，决定先往西扩展疆土。

当蒙古人的势力深入中亚、西亚时，他们遇上了伊斯兰文化以及藏传佛教文化。

蒙古人之前是信仰萨满教的。

萨满，是这种原始宗教里的巫师的称谓。

这种宗教以“长生天”为核心，以火为特殊意象，以三界为天地建构。

它虽然也可以自成体系、自圆其说。

但与伊斯兰教、佛教这些经过严密逻辑思辨与讨论，几乎已经没有逻辑漏洞的宗教相比，还是要逊色不少。

因此蒙古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与佛教。

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蒙古人都改信了其他宗教。

事实上，大部分下层民众都依然信仰萨满教。

只有上层人物会主动改信。

比如在忽必烈的要求下，留在元朝的蒙古上层人逐渐改信了藏传佛教。

文化这个东西，有差距才有吸引力。

就像一直吃糠的人，见到面条或者见到米饭会馋得不行，恨不得天天吃。

但一直吃米饭的人，恐怕未必会愿意一直吃面条，更多的是用来换换口味。

蒙古人早就接受了佛教，因此对他们而言，儒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先进但不够先进，不足以让他们放弃佛教。

因此终元朝一朝，蒙古人都对儒家敬而远之，不屑于遵守儒家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

蒙古人的上述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朝四等人的划分标准。

四等人制指的是按照民族、人种的不同，将人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享受不同特权的制度。

这四个等级，按照地位的高低分别为蒙古本部人、西域色目人、原辽金治下的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原南宋治下南人这四等。

不过要说明的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蒙古人或者元朝发布过划分四等人的法令。

也就是说，四等人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划分习惯。

不过，没有成文规定，不代表元朝没有等级歧视。

比如南人与蒙古人互殴。

如果蒙古人死了，那么南人要被判处死刑。

但如果南人死了，蒙古人只需要挨57大板。

这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蒙古人的这种划分方式与蒙古帝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本部人居第一等这是必然的，因为元朝靠成吉思汗整合蒙古本部人起家。

忽必烈要想安稳坐天下，就必须安抚好他们。

而色目人，也即西域人能够处于第二等。

他们其实靠的是文化上的先进性。

西域的文化不先进，但经由他们中转的文化是先进的。

蒙古人皈依了佛教与伊斯兰教，自然也对传给他们这种先进文化的西域人抱有好感。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前文提到的蒙古人对于游牧的依恋。

在忽必烈时代及以前，蒙古人一直是草原本位的。

对他们来说，大漠草原才是他们的共同的家，是他们心中的世界中心。

这种观念和中国的中原观念很相近。

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然后向外从本部到藩属再到异族异文化地区。

而蒙古人则以草原为中心，以游牧为半径，设想着他们的“中原”。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不管南中国有多先进，在他们看来，都是域外蛮夷之地。

他们只不过是因为觊觎南宋的财富，所以才出兵南下。

将南中国纳入统治后，他们一度想要按照他们的“中原观”，通过毁坏农田、建设牧场来将南宋故地变成草原化的本部。

而且就对蒙古人征战的帮助大小来说，确实是色目人的贡献更多一些。

蒙古人在13世纪初，就攻占了西域。

此后西域的色目人一直欣然帮助蒙古人扩展疆土。

汉人与女真人就不一样了。

金国在1234年灭亡后，女真人、北方汉人对蒙古人的态度在一开始相当冷淡。

直到后来才肯合作。

而南宋更是在1279年才宣告灭亡。

因此，蒙古人对南方汉人的忌惮程度远超北方汉人、女真人。

就这样，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元朝逐渐形成了四等人制的非正式划分习惯。

从短期来看，四等人制帮助忽必烈稳定了元朝的局势。

因为忽必烈在蒙古人中的威望并不高，他的弟弟们对他都不怎么服气。

正是因为他的地位不够高，才导致大蒙古国在事实上解体。

所以忽必烈不得不施行四等人制来取得蒙古人的支持，或者起码是善意中立。

但长期来看，四等人制严重拖慢了忽必烈的汉化进度。

忽必烈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他明白如果想让元朝长治久安，就必须得和汉人合作，拔高汉人的地位，推崇汉人的宗教。

可他又不能弃本部人于不顾。

这就导致忽必烈的汉化努力看起来相当别扭。

比如忽必烈推崇儒家，大度的任用汉人、南人，希望用儒家的力量维持国家的平稳。

但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将佛教立为国教，严格限制汉人、南人官员的数量。

以此来保持蒙古人的超然地位。

而且虽然此后历代元朝皇帝都居住在北京。

但实际上大部分皇帝死后都安葬在了漠北。

这种心在草原身在汉，心在佛教身在儒家的别扭王朝，注定是走不长的。

和后世称唐为大唐，明为大明不同，元本来就叫大元。

这个大元，取自易经里的大哉乾元。

也即天道之始，在易经中乾元“乃统天”。

也许忽必烈原本是想用这个名字来给自己找到合法性并祝福自己的帝国。

可惜四等人制是需要雄主来维持的。

但偏偏元代的朝廷非常混乱。

98年的时间里，开创者忽必烈占了24年，亡国之君妥懽帖睦尔占了36年。

中间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皇位更迭了8次，迎来了9个主人。

这对元朝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参考文献

《元史》

《宋史》

《明史》

《廿二史札记》

《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