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起聊一聊北、上、广的“让座”文化吧！

刚刚刷到一个说“上海人素质差‬、不给老人让坐”的帖子，有些感触，所以想聊一聊‬“让座‬”的‬问话题‬，关于该不该让座，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让”与“不让”似乎都各有各的道理。

我也‬去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城市，今天‬就‬结合‬我‬自己‬的感受‬，聊‬一下‬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不同文化圈的一线城市的“让座”文化，大家看看说的对不对，欢迎‬讨论‬。

首先聊聊上海，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新上海人，在上海学习工作了20多年了，对上海最为熟悉。说“让座”文化之前，先说说上海人的性格，我总结为：“精致、务实、带点小气”，另外也要讲一讲素质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上海人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毕竟是国际化大都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学历很高，素质这块也不会差哪里去的，当然不同人群、不同年龄段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新上海人相对素质最高，一来年纪基本都是比较轻的，二来一个外地人能在上海立足，要么是高学历要么是高能力，这类人本身工作体面、收入也高，素养相对是最高的；接下来是年纪比较轻的老上海人和一些从事体力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较差的主要是一些上了点年纪的上海本地人，基本上都是5、60年代出生那一批。进入正题说“让座”的事情，在让座积极性这块，倒还真不是素质越高越积极，让座最积极的我认为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大学生，就是来上海时间相对较短的一批人，最不会让座的还是素质相对最差的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人，当然啦，他们本身就是老人嘛……关键他们不给人让座也就算了，有一小部分人会反过来要求别人给他（她）让座，如果不让可能还会恶语相向（当然啦，这几年被社会教育过了稍微改善一些了），而且上海很早就有老人优待政策，凭老年卡可以无限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本来是一项便民政策，却导致经常出现老人们在上下班高峰和年轻人抢座的情况，整出过很多的抢座闹剧。估计是政府也看到了弊端，16年以后改成了按月发放乘车补贴，用完即止，这很大程度缓解了高峰期老人出行抢座的情况。再分析一下为什么素质最高的新上海精英人士让座积极性却不是最高的，首先应该还是受上海的文化影响较深，海派文化讲究规则和秩序，讲究先来后到，同时不喜欢麻烦别人，自己能克服的一般都会自己克服，不会主动要求别人让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这部分精英人士也是受这个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些来上海旅游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文化不太适应，就会觉得上海人小气、素质差。另外就是上海的快节奏，每个人的时间安排都非常紧凑，出行时间都是用来闭目养神或者听耳机学习的，坐着肯定更舒服，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精英阶层反倒让座并不积极，当然如果遇到一眼看起来就需要帮助的孕妇、带着很小小孩的家长、病号之类的，他们也是会让的；外来打工人员、大学生，多数来上海时间比较短，受海派文化影响比较小，所以反而成为“让座”的主力军。

聊完上海，再聊一聊北京，北京的文化和上海差异很大，毕竟是首都，人的格局都不一样，上点年纪的人聊起天来都是满口国家大事、世界格局啥的，然后人也比较热情，性格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大气、热情、比较好面子”，北京人的让座”积极性也是几个城市中最高的，19年带着老人孩子去玩了一周，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地铁，到处都是给你让座的人（当然以年轻人为主），这倒让我这个上海人有点受宠若惊了，所以对这个印象最为深刻。

再说说广州，是南方珠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城市，广州人性格也是比较有特点的，我总结为“务实、温和、开放”，还有就是正义感比较强，在“让座”积极性这块，应该说介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吧，更接近于上海，但比上海略高一些，人比较务实，他们不会为了虚的面子而给那些可让可不让的人群让座。

听完了我对北、上、广“让座”文化的感受，您有什么不同意见呢？或者您也聊一聊您所在的城市的“让座”文化吧！

“被让座”何时休？当规则和道德冲突时应另有解法

□刘文蕾 (华中科技大学)

近日，一名自称教师的女子地铁上要求大学生给年龄较小的女儿让座，无果后与大学生产生言语冲突，多家媒体对当事大学生拍摄的视频进行了转发。作为“被让座”现象的典型之一，该事件毫无悬念再次引发热议。从舆论来看，“被让座”事实背后孰是孰非，似乎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有句评论永远不会缺席：“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前一句表达的是道德感，后一句则道出了公众对规则意识的基本认同。令人费解的是，道理大家都明白，此类事件却依旧频频再现。

实际上，“被让座”现象背后呈现了规则和道德约束的冲突，进而造成二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失效。同时，这也反映了当下公共交通出行工具供需不平衡、相关立法不完善以及管理缺位、技术偷懒的问题。因此，在规则和道德之外，“被让座”困境应另有解法。

诚然，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提倡道德无疑是最理想的状态，既有秩序，又不失人情味，但现实却是二者常常产生冲突，这也是“被让座”现象屡屡再现的症结所在。细思近年来相关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被让座”的主角绝大多数是中青年群体，如大学生、青年上班族等。

不可否认，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比起老、弱、病、残、幼、孕等，中青年群体都是最“理想”的让座人。在道德感的驱使下，被默认身强体健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公交、地铁上让座的主力军。但现实总有例外，一方面中青年群体也存在特殊的情况，比如通勤时间长、工作劳累以及“生理期”“晕车”等，这时候他们需要也应该被体谅；另一方面，即便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在人人平等的公共设施面前，中青年群体也不能因“讲道德”而被剥夺“坐下放松”的资格，因为让座首先是他们的权利，而非义务，道德约束不应凌驾于规则之上。

视频中的女子显然强调道德优先，更喊出“我是老师”，将被要求让座的大学生置于“老师-学生”的框架下进行道德绑架，试图通过教师这一特殊身份增加行为合理性。这显然混淆了规则与道德约束的优先级。“我弱你强，你就应该体谅我”“我穷你富，你就应该捐助我”……倘若道德第一，规则第二，亦或是只讲道德，不讲规则，用道德来衡量一切、批判一切，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将会模糊，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再者，法学教授罗翔曾言：“道德是自律而非他律”，即不是“为了他，你要遵守道德”，也不是“为了我，你要遵守道德”，而是“为了我自己，我要遵守道德”。视频中缺位的女儿难道没有被她的妈妈变相道德绑架吗，“被让座”的何止大学生一人。

不过，尽管规则约束是第一位的，但若只讲规则，不讲道德，社会便只剩冷漠，这显然也不是公众心目中理想的社会。道德与规则兼顾很难，不如此更会陷入冲突境地，“被让座”问题真的无解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需要关注的是，“被让座”困境不仅是一个规则和道德如何取舍的问题，也深刻反映了城市化背景下人口集中、通勤需求加大、公共交通出行工具供小于求的现状。面对极其有限的座位，“站着出行”成为常态，抢座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政府和公共交通运营方尽可能提高供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除此之外，可以看到高铁、飞机上“人-座”固定且有立法保障优势。相比之下，公交、地铁上靠乘客自觉落座的方式则无形中加大了抢座、被让座等冲突的风险。诚然，公众规则意识和道德感的同步提升有赖于社会的宣传教育和个人的自觉性。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广播语音、公益视频、文字标识无不体现着运营方、管理方的积极作为。但这远远不够，倘若只寄希望于此，“被让座”现象何时休还要打个问号。在这些做法之外，更需要借助科学高效管理、法律保障和技术赋能的“良药”，让乘客不再做“让座”还是“不让座”的两难选择题，而是安心做“对号入座”的填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