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唐帝国的大胜和对日本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和近邻日本之间发生的大战屈指可数，而双方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发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地点是朝鲜半岛，其中最出名的一场战役就是白江口之战。

其实从唐帝国的角度来看，对日本并没有多少想法，当时唐高宗李治的重心还是放在时常惹是生非，而且更靠近唐帝国的朝鲜半岛三国-高丽、百济和新罗身上。

白江口之战的大胜，更像是唐帝国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时候顺便“被迫营业”的一场胜利。但对于当时的朝鲜三国高丽、百济、新罗，尤其对日本而言，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让这一仗成为了扇动的蝴蝶翅膀，搅动了东北亚的局势。

历史上来看，东亚地区的核心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历代大统一王朝，甚至很多割据势力，都在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但具体到东北亚，却一直不太平静，虽然中原王朝依然是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最大压舱石，但是无论是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势力，还是日本列岛，都不断对这一局面产生威胁。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今天的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国家-高丽、百济和新罗，也就是朝鲜半岛版的“三国”。

三国中高丽位居北方，是毫无疑问的最强一方，百济位居西南侧，靠近中原，新罗则靠近日本列岛。

和今天一样，朝鲜半岛的事务从来不是由半岛内部势力决定的，当时对朝鲜半岛有巨大影响的，其实是东北亚怪物房的另外两个大佬-中原王朝和日本。

到了隋唐时期，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之间打来打去，还不断联系中原和日本，希望借助外部势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让这种相互交织的国际关系变得越发复杂起来。

比如隋炀帝时期，百济就曾经遣使向隋炀帝控诉高丽的暴虐，希望隋朝能出兵帮助百济抗击高丽。

终于，在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开始发起了征讨高丽的战争，结果百济临阵变卦，竟然又开始联合高丽对抗隋军。征高丽也成为了隋炀帝失天下的导火索，一曲《无向辽东浪死歌》，唱响了隋王朝的丧钟。

唐帝国代隋而立，是继汉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耸立入云的高峰，为了巩固东北局势，对朝鲜半岛的势力也非常关注。

但在一开始，唐帝国还没有亲自介入三国之争，隋炀帝耗尽民力导致亡国殷鉴不远，李世民带领着冉冉升起的大唐帝国，重点还是放在北边的突厥人身上，对朝鲜半岛以调停为主，谨慎用兵东北。

但到了七世纪中叶，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此时的唐帝国实力早已经冠绝东亚。另一方面，原先僵持的朝鲜三国开始了剧烈的变化-有人开始要打破平衡了。

挑起事端的不是三国实力最强的高丽，而是百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新继位的百济王义慈王胸怀大志，希望建立一个“大百济”帝国。和高丽结盟，猛攻新罗，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一年中就攻克了新罗十几座城池。

但不是帝国的命，得了帝国的病，容易招惹祸患，百济亡国的悲剧也就此埋下。

被高丽-百济联军逼得走投无路，新罗王金春秋赶紧向唐帝国求援。这里有人会问了，明明新罗靠近日本，为啥求助外援的时候，新罗是向唐朝求援，而不是向日本求援？

这里就不得不插一段朝鲜三国关系的大概描述了。朝鲜三国夹在中国日本两强之间，不得不受了两者的巨大影响，而且三国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战略。

高丽与唐帝国接壤，同时又对百济新罗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南边离间百济新罗，让两国不会联合，同时又北边抗拒唐帝国。

而百济靠近唐帝国，但同时也时刻感受到唐帝国的威胁，所以他和日本关系更密切。新罗与此相反，他靠近日本，还因此与日本有领土纠纷，所以遇上亡国的大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唐朝。

此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影响了唐帝国的战略决策，那就是高丽发生了内乱，新掌权的泉盖苏文觉得自己行了，开始在东北地区不断修筑城池，“惧伐其国，乃筑长城”，和唐王朝关系紧张。

所以，当新罗王金春秋的求救信送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案头之时，天可汗和贞观济济一堂的谋臣武将展开了讨论，最终做出了出兵朝鲜半岛的决定。

出兵的理由一方面是上文提到的此时的唐帝国实力已经非常可观，北方、西方都接连大胜，对周边势力占据了优势，东北用兵有客观条件。

第二点则是，中原王朝不会允许一个具备较强实力的政治实体盘踞在朝鲜半岛之上。虽然历史上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从来没有对中原王朝产生比日本更大的威胁，但既然有机会，那平定居心不良的高丽，还是很诱人的。

所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唐帝国出兵东北，对高丽下手了。

太宗朝对高丽的征讨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贞观十九年，唐军从传统的辽东挥师而下，前期捷报频频，高丽完全不是对手，但入冬之后，唐军粮草难以为继，加上逼近了高丽人的核心地区，遭遇的抵抗越来越激烈，李世民不得不下令班师回朝。

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世民再次决定征伐高丽，并开始建造大船，准备两年之后正式讨伐高丽，不过两年后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一代雄主，天可汗李世民去世，征伐高丽之事随即停止。

但这次出征大大震慑了高丽-百济联盟，让两国暂时停止了对新罗的进攻。不过到了公元660年，百济再次联合高丽进攻新罗，新罗也只好再次向唐朝求援。

此时大唐已经到了第三位皇帝，也就是唐高宗李治时期，此时唐朝国力蒸蒸日上，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具备了更加良好的解决高丽以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外部条件。

所以李治决定再次强力介入朝鲜半岛事务，不过这次，唐朝君臣改变了传统的从辽东进军朝鲜半岛的策略，改为渡海首先进攻实力较弱的百济，在朝鲜半岛获得根据地之后再借机击败高丽的策略，而这一个策略的采用，也彻底改变了半岛局势。

唐高宗李治显庆五年（660年）七月（一说八月），李治派大将苏定方率领水陆军近十万，从山东半岛的成山角（近山东威海荣成附近，是山东半岛的最东端）附近渡海直击百济，在朝鲜半岛熊津江口（今天锦江）登陆。

这场一千多年前的两栖登陆战非常的成功，史书记载，登陆的唐军三天就攻陷了百济国都泗沘城，义慈王携百官向唐军和新罗联军投降，建国六百年的百济就此灭亡。

随后，唐帝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百济故地建立了熊津都督府等五大都督府，开始羁縻统治，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故地，借此开始准备进攻高丽。

但是唐军的突然出现灭亡百济，大大刺激了另一个敌手，也就是隔海相望的日本。当年的九月，在百济遗老遗少暗中联络以及担忧自己利益受损等考量下，此时的日本天皇齐明女皇决定介入半岛局势。

当年（660年）九月，百济旧将鬼室福信（即扶余福信）写信向齐明女皇求援，并请求齐明女皇把在日本作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迎回国内。

公元661年，日本派兵五千护送扶余丰回到了朝鲜半岛，让其成为一面抵抗唐军的旗帜，随后百济便积聚力量，联络受到威胁的高丽，围攻刘仁愿，一时间唐帝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死灰复燃的百济势力，李治立刻下令青州刺史刘仁轨率军东渡大海，让其入朝作战，支援刘仁愿。

（顺便一提，刘仁愿和刘仁轨两个人不是兄弟，刘仁愿是匈奴人，祖上是匈奴右贤王刘豹，刘仁愿跟随着唐初好几个名将作战，也算是战功卓著，比如跟着李勣攻打薛延陀，跟随程知节攻打阿史那贺鲁，跟随苏定方攻打百济，但最后在灭亡高丽之战中因为贻误战机被发配充军，随后不知所踪。而刘仁轨是汴州人，据说是汉章帝之后，不仅战功卓著，而且还曾出任宰相，是唐代文武双全的名将名臣。）

刘仁轨率军渡海到达朝鲜半岛之后，扶余丰和鬼室福信的军队一触即溃，不得已，两人再次向日本求援，而此时齐明女皇已经去世，继位为天皇的是天智天皇（推行大化改新的天皇，对日本封建进程有巨大的推动）。

面对这个局面，天智天皇最终决定响应扶余丰等人的求援，派兵入朝作战，中日之间第一场大规模战争，白江口之战就此开始酝酿。

刘仁轨率军入朝之后接连大胜，百济复国势力节节败退，只好把日本势力再次拉入战局。对于日本参战的原因，主流说法认为是因为唐军介入半岛局势之后触碰了日本的利益。

传统上，日本对于朝鲜半岛，尤其是南部的百济、新罗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友好关系还是敌对关系。日本认为朝鲜半岛是他们的自留地，不能允许另一个强权介入到半岛局势，侵害他们的利益。

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日本其实一直在朝鲜半岛有很深的利益纠缠，上文提到的，百济就曾经把皇子扶余丰送到日本作为人质，足见两者的关系。

另外新罗还和日本有“领土纠纷”。历史上，朝鲜半岛南部曾经存在过一个由大和民族建立的，称作任那，大概在今天朝鲜半岛南部，靠近日本列岛的地区。到了六世纪中叶，崛起的新罗进攻并兼并了任那国。两者之间关系逐渐紧张。

到了公元651年，新罗使者在拜访日本的时候，身穿唐朝服饰，彻底惹毛了日本，两国关系正式破裂。

所以，不管是从继续维持对百济的控制，还是夺取历史上曾经占据的朝鲜半岛领土，日本在百济、新罗都是有大量的利益存在的，这是日本会最终介入半岛事务的重要原因。

但后来还有一种推测，和天智天皇有关。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在日本历史上非常出名，因为他曾经力主推动了大化革新，削弱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推动了日本的封建进程。

白江口之战的大败一方面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贵族和其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天朝大唐“随时入侵”的危机感让天皇权力顺理成章得到加强，客观上促进了大化改革的进行，所以有人推测日本介入半岛事务和解决国内矛盾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不管如何，白江口之战的结果其实在日本出兵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刘仁轨入朝解决了刘仁愿的危机的同时，另一路仁雅相、苏定方率领的大军也加紧了对高丽的进攻。

支撑不住的高丽也不得不在龙朔二年（662年）三月遣使向日本求援，百济和高丽接连求援，加上日本意图借机维持甚至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存在，终于开始大规模增援百济高丽。

龙朔三年（663年）三月，天智天皇开始筹备军用物资，从九州、本国、四州等地集中军队，并命令阿倍比罗夫等人率军约两万七千人增援百济，而加上前期投入兵力，此时日本在朝鲜半岛已经有了近四万人，几乎是倾国出动。

此时，半岛局势迅速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此时在北方，苏定方等人率领唐军紧逼高丽，双方形成了对峙。

在南方，日本军队登录之后迅速切入半岛南段，切断了唐军和新罗之间的联系，加上百济复国势力的再一次配合进攻，唐朝-新罗联军在半岛南部被日本-百济联军压制，虽然日本-百济联军没有实力击败唐朝-新罗联军，但局势一度非常的僵持。

面对这个状况，高宗李治曾准备让刘仁轨确认新罗是否依然需要唐军协防，如果不需要，可以直接撤回国内，而把主要兵力用在击败高丽上，因为渡海灭亡百济战略的落脚点本来就是击败高丽。

但刘仁轨劝说高宗暂时不要撤军，如今正是吃劲的时候，唐军压力巨大，日本同样如此，现在正是解决高丽问题最好的时机。

李治最终同意了刘仁轨的建议，而且下令从山东半岛的淄州、青州等地调集了七千唐军，以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再次入朝作战增援刘仁轨。

至此，半岛局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首先就是百济内乱，百济复国势力的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663年6月被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罪名诛杀，加上唐军援军已到，唐朝-新罗联军士气大振，水路并进发起了进攻。

此时百济复国势力退往了周留城（今天的韩国扶安），刘仁愿率领唐军进逼周留城，而刘仁轨则率领水军驶向周留城旁的白江口，希望从水路进逼百济复国势力的大本营。

日本知道，假如唐军控制了白江口，封锁黄海靠近朝鲜半岛的海域，他们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百济路上作战的运输路线，所以也迅速增援白江口。

在当年（663年）的八月份，日本分两批增援白江口，一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增援到了白江口附近。在八月底，日本首次和唐军接触，刘仁轨面对对面的挑衅沉着应对，击退了日军进攻，并进一步封锁了白江口，白江口之战爆发。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经过了试探性进攻的日军开始展开正式进攻。由于这是双方第一次正式大规模交战，所以对彼此应该说都有一些陌生。

这一点在日军一方体现的尤其明显，在交战一开始，日军是抱着击退唐军的目的奋勇进攻的，因为日军兵力占据巨大优势，唐军白江口之战中投入兵力大概在一万三千人左右，战船一百七十艘左右，日军兵力达到了四万多人，战船近一千艘。

但双方刚交战，日军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唐军的兵员和战船质量远胜于日军。兵员上来讲，此时大唐府兵制度依然较为有效，入朝作战的唐军战斗力较强，而双方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战船。

此时唐朝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造船业，一百七十余艘战船大多都是所谓的楼船， “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墻、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能够运载士兵八百余人。

而日本的战船大多只能运载兵员一百余人，双方在白江口摆开架势大打出手之后，日军就发现自己不仅没法冲破唐军楼船组成的封锁线，而且也很难冒着如雨的箭矢靠近、攀爬到唐军楼船上进行近距离格斗，发挥人多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唐军此时占据着上风优势，刘仁轨早已经备下大杀器，也就是火攻装备。中原列国战争规模的频率和强度远超日本列岛，到了唐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火攻装备。

唐军在依靠着高大的楼船建立防线的同时，还利用上风优势用箭矢或者弩、炮把易燃的火球、火弹射向日军。面对着装备的“代差”，日军毫无还手之力，迅速陷入巨大的被动。

此时，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眼见日军逐渐陷入绝境，拼命跃上了唐军战船，奋力斩了十余名唐军，希望能带动一波。

而此时的唐军主帅刘仁轨远远看着在唐军人群中往来拼命厮杀的朴市田来津，也禁不住拔出了刀，但随即便又把剑收回了刀鞘，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匹夫之勇尔”。

随即，朴市田来津便倒在了唐军的箭矢之下，刘仁轨看着烟炎张天的白江口，心中也许也非常感慨吧，日军徒有兵力优势，但作战只靠蛮勇，最终依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随后，日军眼见大势已去，仓皇逃离了白江口。百济复国势力一看，再也坚持不住，十余天之后便打开着周留城的大门，向唐军投降。白江口一战，奠定了几百年东北亚的局势。

白江口之战对大唐、朝鲜半岛三国和日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朝鲜三国和日本而言更是如此。

高宗皇帝的目光并没有在近邻日本身上久作停留，他心中所想的依然是解决掉威胁辽东的高丽人，所以在白江口之战结束后，唐军并没有追击日军。

而眼见强大的日军一战灰飞烟灭，百济和高丽再也没有了继续和大唐对抗的勇气和实力，百济已经彻底灭亡，高丽则元气大伤，几百年以来，历代帝王心心念念的辽东之外，高丽之敌终于被高宗李治击败。

五年之后的总章二年（668年），大唐帝国兵临平壤城下，盛极一时的高丽国灭亡。但随着高丽灭亡产生的权力真空，原先被其压制的新罗则借着成功站队的契机开始崛起，并开始与大唐发生冲突。

咸亨元年（670年），新罗开始与大唐作战，并鼓动高丽旧民反抗唐军统治；上元元年（674年），大唐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了西北，在朝鲜半岛开始收缩势力；仪凤元年（676年），原先治所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内迁至辽东城，随后新罗事实上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唐帝国最终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而新罗则吸收了高丽灭亡的教训，继承了唐帝国加封的鸡林州大都督一职，不与唐帝国为敌而是继续臣服唐朝，并一直维持着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成为今天朝鲜族（朝鲜韩国人）的祖先。 “事大国”这一政策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末。

白江口之战的另一方日本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却也因此引出了日本（天智天皇）介入半岛局势的另一种猜测。

历史上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在630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介入半岛局势之前，已经派出了四次（630年八月、653年二月、654年二月、659年七月），所以日本高层对于唐帝国绝非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天智天皇依然要近乎举国出兵，除了上文提到的确实在半岛有巨大的利益之外，还有人猜测和“大化革新”有关。

大化革新发生在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当时还未继位的，以皇子身份掌握大权的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奋力推动了改革的进程，削弱贵族势力，加强集权。

但铲除旧有贵族势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即使击杀大权臣苏我氏之后，集权依然没有彻底完成。

所以在660年-663年介入半岛局势的时候，大化革新可以说正好进入“深水区”，一些依然顽固存在的旧贵族势力成了天智天皇推进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而日本介入半岛局势与大唐硬刚一波，似乎也有借着唐帝国的手，抹杀掉那些顽固贵族势力的想法。

事实上白江口之战确实加速了大化革新的完成，一方面如上文所说白江口之战的大败消灭了不少贵族军事势力。

另一方面实力大大受损的日本和民众因为害怕大唐-新罗联军的渡海作战，紧紧团结在天皇周围，加紧修筑大量临海防御工事，天皇的权威和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总之，白江口之战对于大唐而言确实是顺手而为的一场大胜，但对于朝鲜半岛和日本而言，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称其为奠定东北亚几百年局势之战，也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