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胡波 | 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

胡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长期从事海洋战略与政策、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涉海学术专著多部。

摘要：中国究竟能成为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权国家？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战略界的高度关注。然而，海权是什么？决定海权发展的要素有哪些？如何客观评价中国海权发展的起点和现状？这些都是远未澄清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拘泥于经典，或过于追求创新或特色，导致缺乏一个公认的思维范式，因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本文意在还原海权的概念本质，梳理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先天禀赋、时代背景、军事技术和国际环境四大重要条件，归纳当今世界衡量海权强弱的四大类12项要素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海权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大幅提高了自身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在海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的崛起基础。基于对国内外条件和中国实力的客观分析，中国有望在下一个30年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但必须进行范式、技术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海权理论；中国海权；海权要素；后马汉时代；中国海上崛起

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一样，是一个针对特定空间的地缘政治概念，核心内涵是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自有国家之日起，海上权势就在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就海权理论而言，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海权论也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军事技术、时代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海权的概念或范式也在不断演变之中。19世纪末，在美国从美洲大陆走向世界海洋之际，马汉提出了他的美国海权路线；今天，随着中国加快步伐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中国的海权方案。

严格意义上讲，世界海洋政治范式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海权发展的“后马汉时代”，战后海权的发展与运用即使还存在马汉烙印，也越来越不那么明显了。不过，就海权战略规划而言，马汉及其所代表的“马汉主义”依然是无法回避或绕过去的存在。马汉简洁却颇具诱惑的理论，在中国这个饱经海上沧桑的国家很容易引起共鸣。甚至在不少外界分析人士看来，中国海军正在努力继承马汉的衣钵，走马汉路线。换言之，中国怎样看待马汉的海权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

一、海权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开始叙述海权，但海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却不过百余年的时间。1890年，马汉系统地提出了海权与制海权的理论，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他列举了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及其造就的生产力、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特性六大要素。同时也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认为“英国的强盛源自于它对海洋毫无约束的控制，而法国的衰落也不得不归咎于它对海权的忽视”。

马汉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全面探讨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的理念综合成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几乎与马汉同时，基于同样的历史片断，英国的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等人总结出了另一套海权理论，或称“英国学派”，他们强调海上与陆上行动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海上行动是更大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认为制海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制海权通常处于一种敌我争夺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马汉关于海权的定义并不严谨。实际上，海权的概念自马汉始，就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各种解读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又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马汉之后的学者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海权，很多海权理论家将海权分为海军和其他因素，认为海权“绝不仅意味着战舰”，应该是“国家可以用来在战时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武器、设施和地理环境的总和。”“海权诸要素不仅包括作战舰艇、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还包括岸上设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业运输和有利的国际联盟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海权的内涵与实践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按照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的说法，海权包括海洋控制和海洋秩序两个层面，中美等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洋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

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有关海权概念的创新与论战之中。叶自成将海权定义为“一个国家在海洋空间的能力和影响力”，这种能力和影响力既可能是军事力量，也可能是非军事力量。它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来维护合法权益，也可以用来称霸世界。沈伟烈认为：“海权是指一个使用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从海上包括其上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延伸的海洋利益，以及对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其他政治实体意志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称。”

张文木提出：“中国的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洋霸权。”更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海权概念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的海洋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海洋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

中国学者的概念创新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了海权的理论体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中国学者的努力加剧了海权概念的模糊不清或泛化，将海权与海洋强国等概念混为一谈。必须承认，海权的核心内涵依然是海洋控制，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控制的内涵、形式和目的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因为以往的海洋控制与海洋霸权交织在一起，就本能地进行排斥，甚至试图创新一种不涉及海洋控制的海权，如上述“权益海权”与“综合海权”等。

影响海权的因素确实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海权不能是个纯军事的概念，光有强大的海军不一定能成为一个海权强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实力与结构、外交及政策操作能力等因素在建设海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但并非所有与海洋有关的要素都可以左右海权的发展，主要得看这些因素是否能对海洋控制造成重大影响。海权需要一定的概念边界，如果变得无所不包，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中国海权当然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海洋控制，特点在于这种海洋控制不是为了扩张和称霸，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马汉式海权概念的确过于狭隘而落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制延伸拓展，将海洋权益、海洋文化等内容都往海权这个概念里装。

在笔者看来，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内涵，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关系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

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以及陆军、空间力量和导弹部队等的可能贡献。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即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一国海权强弱主要看其在国际海上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决定了海权带有先天对抗性的特点。作为资源或能力，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尤其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

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无论海权的概念先天有多大的模糊性，也无论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海权是在一定的空间发挥作用，范围的界定对于海权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二，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制海权也不是发展海权的唯一工具，海上权力应是一个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的多维组合。简而言之，海权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信服的能力。

二、中国发展海权的内外条件

主观上，一国海权发展的路径、目标和方式取决于政府精英的战略选择；客观上，国家的海权道路受制于诸多内外条件，其中，先天禀赋、所处的时代背景、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海上地缘环境是我们必须要考察的变量。

(一)先天禀赋

中国具备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的基本地理条件，它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并有着较好的海洋空间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强大陆权的支撑。

不过，与英、美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理禀赋相对较差。中国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大国所没有的复杂地缘状况。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是大国势力聚集区，而且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均面临着巨大挑战，陆海通常很难兼顾，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到来自陆海方向的双重伤害。今天的中国虽然免除了在陆上遭敌大规模入侵的危险，但陆上安全形势并非高枕无忧，中国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地缘优势，可以几乎不用考虑陆上威胁而集中精力与资源建设海军和拓展海洋事业。

从对海洋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国近海的自然环境对中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弊多利少。中国近海南北长，东西短，且与太平洋及相邻海区之间的联系为岛屿、海峡所割断，呈现半封闭海区的特征，战时易遭敌兵力封堵分割；美、俄、日、东盟等海上战略力量环伺正面海区边沿展开，造成中国海军兵力出入大洋为人所控制；黄海、东海的战略纵深较浅，使中国海军兵力在这一海区活动受限制较大等。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除了台湾东海岸以外，少有能直通大洋的通道。西太平洋上的“第一、第二岛链”成为中事力量从近海出入大洋的障碍，战时这些岛屿链将如同锁链一般封住中国通向大洋的一切通道。更棘手的是，美日等对中国海权发展持质疑态度的力量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及其附属的重要海域，黄海、东海和南海实际上成了近乎封闭的内海。

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国海权缺乏必要的智力和文化储备。在文化基因层面，中华文明相当缺乏“海”的元素。在儒家那里，海是其非思、未思和不能思之物；而在道家那里，“海”仅是一种隐喻，一种空想。中国虽然在地缘上一直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古代也曾有非常丰富的海洋实践，但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全方位转向海洋，是改革开放后才发生的事情。历史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接力似的威胁着中原王朝的北方；近代以来，沙俄的扩张和苏联的霸权也给中国的北部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出于生存的需要，中国长期有着“重陆轻海”的传统。数千年农耕文明所赋予的内向性民族性格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也依然是中国走向海洋的精神羁绊。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缺乏海军传统，缺乏海权思维，缺乏海洋意识，对大海的认识、利用和

控制的相关智力积累和储备与西方海权强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时代背景

时代及时代主题，是马列主义看待和研究世界的独特方法和视角。自15世纪末大航海时启以来，虽然不时会有反复，但国际海洋政治文化总体上还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17世纪，随着国际贸易和海洋航行的日益发达，公海自由理论应运而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争的不断发生及其愈演愈烈的残酷性唤起了人类对基本伦理的诉求和对于制订战争法规的要求，从1856年《巴黎海战宣言》，经过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到1909年伦敦《海战法规宣言》，战争法规的人道主义化有所发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制度也有所改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道、正义、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法原则与规范取得大发展。核武器的出现、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二战后兴起的全球和平主义，使得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鲜有发生，世界的总体和平得以维系。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仍然存在，但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么裸，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的世界早已不大同于马汉所处的时代。时代主题已非战争与革命，“跑马圈地”和“炮舰外交”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和国际舆论的束缚，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和平、发展乃至公平主义正成为全人类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诉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国际政治文化的进步给中国带来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自己地缘上的不利地位，也几乎无法倚重武力实现海上崛起。

世界大洋上的所有重要岛屿、战略要道已被其他国家所瓜分，而控制关键岛屿和海峡是控制海洋的基础。另一方面，时代主题也给中国海权的发展带了一些积极因素。首先，时代情势不仅约束中国，同样约束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海上强权。中国固然很难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海上歼灭战，一举解决近海海洋争端甚至取代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美国等国也很难在中国海权“将强未强”之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巩固其优势。潜在的冲突与战争仍然存在，但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衰进行纵向比较，今天中国海上崛起遭遇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

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当今的国际海洋秩序凸显了和平竞赛的成分，这为中国通过和平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战略机遇。海洋蕴藏着地球上近70%的自然资源，寄托了人类对于地球的最后未知与希望。21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海洋经济正从自然经济状态全面进入海洋工业时代，对海洋空间的综合立体系统开发已是大势所趋，谁的开发经营能力强，谁就最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海上竞赛中胜出。中华民族一向是和平竞赛的高手，只要熟悉了海洋秩序的规则，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科研制度，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在海洋和平竞赛中必向披靡。

(三)军事技术

海权的博弈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的竞赛，海军通常被认为是高技术军种。海军的每一次发展都是源自技术推动，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上船，保证了军舰的持续稳定动力。核动力出现之后，装备核潜艇、核动力航母的海军有了更大的战略意义。

二战结束以来，与海权有关的科技发展呈现两大趋势：一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技术发展的复杂化与体系化。

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虽然陆海空网等多个平台的技术都在进步，但海上平台进步产生的影响不如陆、空、天、网等平台，或者说技术发展对海上平台相对不利。二战以前，军事技术发展放大了海军的机动性和远程投送的能力，这是陆地平台所不具备的，但是战后由于导弹、信息技术和航天技术等的发展，海权面临陆权和空权的激烈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世界”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过时，海权依然重要，但已不处于决定性地位。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行动的偶然性越来越小，因为舰队很难不为人知地集中并采取突袭行动，军舰在大洋上很容易被陆基平台所侦知和攻击。远程投送和快速机动不再是海军的专利，即便是在海上，海权也必须与陆权分享权力，特别是在毗邻大国的近海区域。

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世界海上“老二”“老三”甚或是中等国家都可能在特定海域对世界海上“老大”形成局部优势，传统的海洋霸权越来越难以构建和维系，美国面临着全球主导与地区均势的战略形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上强国依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的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

所谓复杂化和体系化，是指与海上平台相关的技术越来越多样，各平台、各技术间的融合程度呈现网络状和系统化。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发展和使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时代，研发周期往往持续10年甚至20年。在20世纪初，一个强国可以2—3年就建成一支强大的舰队，到了二战及至冷战时期，这个时间延长到10—20年，而现今，没有30年以上的持续努力，很难打造一支强大而全面的海上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将经济实力转变成军事实力将变得更加困难。若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体系管理水平，仅凭简单复制将难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四)地缘环境

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海上格局正呈现“群雄崛起”的态势，中国海权的崛起面临着众多强有力且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竞争者，除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存在和影响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力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海权的发展，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形式各样的制衡措施，这极大限制了中国的抱负和雄心。这些竞争者对待中国海权的消极态度和中国在西太平洋不利的地缘态势一起构成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最主要外部环境。

美国、日本和美日同盟是中国海权面临的最大外部变量。虽然美国不可能像对待苏联或苏东集团那样，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或围堵政策，然而就海上领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而言，美国无论是在政策准备，还是在具体行动方面，都已经将中国看成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着手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及军事等综合手段予以强力应对。这事实上是一种“局部遏制”政策，即一方面美国依然希望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暂时难以改变接触加防范的总体思路，在经济合作、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将继续寻求中国的配合；另一方面，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明显针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防范与牵制行动，并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始直接向中国发难。

在地理上，“日本是海洋国家，居亚欧大陆之外，作为岛国其长长的战略岛链能锁住中国进入太平洋的重要战略通道，有海洋国家控制海权的决定性优势，并具备对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攻击的有利条件。”历史上，日本长期是海权强国，曾两次扼杀了中国海权的崛起之梦。今天，日本依然是东亚强大的海洋国家，并与美国保持着针对性越来越强的军事同盟关系，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及行动提供广泛的支持和便利。

印度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另外两大海洋力量，也将是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另外两大关键国家。其中，印度扼守着中国西进的通道，随时都可以对中国海上交通线构成重大威胁；而澳大利亚则踞于中国海洋利益向南拓展的南大门，有可能成为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围堵的又一砝码。总的来看，它们都处于中国核心海洋利益的外围，在海上与中国利益冲突不大；就对华政策而言，它们虽然在安全上与美国较为亲近，也在积极响应美日从海上对中国进行牵制，但都奉行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在追随美国牵制、围堵中国方面尚保持着一定的度，未来政策走向仍有较大的可塑性。

与周边国家广泛存在的海洋权益争端加剧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困难。由于海权的长期孱弱，中国在近海的大量合法海洋权益遭到了部分周边国家的蚕食。这些国家利用中国海上力量在这些区域的历史缺失，抢占了属于中国的岛屿和海洋资源。近些年，伴随中国海上实力的急剧上升，它们或购买先进武器、整军备战，加强自身军力建设；或推动争端国际化，引入域外大国制衡中国。部分争端方正变得日益躁动不安，担心随着中国国力和海军的日渐崛起，它们将陷入越来越不利的境地。如何在发展海权的同时照顾到周边国家的心理感受，减轻它们对中国安全政策的疑虑和担忧将是中国海权发展中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三、现代海权要素与中国实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权处于兴起的阶段，下一个30年，中国海权将真正走向崛起。规划中国海权的目标和发展路径，就必须对前一阶段中国海权发展的情况做一个基本评估或中期考核。海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仅要纵向与自己的过去比，更要横向与其他国家做比较。在马汉时期，事情相对简单，只需要数数舰艇总吨位、海外贸易额和海外殖民地的体量就可以了。而在当今，决定海权的因素太过复杂，需要一系列的参数与指标。根据以往经典著述所提及的海权构成要素和目前的海权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将影响海权的因素归结为四大类：

(一)海上力量

海上力量的强弱仍是我们观察一国海权状况的最重要指标。评估海上相对实力，需要考察软硬件两大方面：硬件包括平台、武器和传感器，重点指标是主要作战舰艇的规模与质量；软件包括军事体系、专业技能及传统与经验，可以用C4ISR系统的能力及海军所执行任务的类型与频率来进行比较。这样，判断一国海上力量的相对强弱，可以通过先进主战舰艇规模、C4ISR系统能力及任务类型与频度三大指标进行测量。

1.先进主战舰艇规模

各国海军装备参差不齐，标准又不统一，泛泛地比较军舰、飞机和导弹数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可以选取各国海军中的精锐力量———大型主战舰艇来做个横向比较。大型主战舰艇包括航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驱逐舰或巡洋舰、远洋护卫舰、大型两栖登陆舰、后勤补给舰、AIP常规潜艇或核潜艇，代表着一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平台、武器装备及传感器等硬件水平。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很快，按照外界的普遍预测，到2020年中国大型主战舰艇的数量将达到100艘左右，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与俄罗斯，在西太平洋地区能与美国相比肩。现代海上力量还是一个涵盖岸基、空基和天基等平台的集合，不仅包括海警或海岸警卫队等执法力量，甚至包括能作用于海上的陆基空中力量和导弹部队。它们是海军主战舰艇的协作力量，多是“拒止性”而非“控海性”力量，在此不做重点阐述。

2.C4ISR系统

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是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是兵力的倍增器。它集中体现了一队的软件水平，反映了该国整体军事体系的强弱。在世纪之交，海军分析专家诺曼·波尔马(NormanPolmar)指出，在信息化时代，空间能力、C3I(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和人员素质三大因素对海军的实力影响最大。其实，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被后来的C4ISR系统所囊括。C4ISR系统的详细情况是各国的核心机密，很难有成体系的比较数据，加之大国间没有打过高强度的现代化战争，所以我们也无法通过战场表现来进行评估。

抛开人为因素，仅从装备和技术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选取计算机行业能力水平、空间技术水平、平台及传感器的分布范围等参数做一个初步的评估。计算机及信息产业的水平基本上代表该国C4ISR系统的技术高度，而空间技术的水准、平台及传感器的分布范围则可以确定一队C4ISR系统的信息广度。目前，中国大致排在美、英、法之后，基本上与俄罗斯在一个档次。考虑到技术进步、投入势头与综合国力，中国在C4ISR系统方面的能力超过美国以外的国家将只是时间问题。

3.任务类型与频度

彼得·海登(PeterT.Hayden)将海军任务从高到低分为战略威慑与强制、力量投送、海上控制、海军外交、海上安保及人道主义援助等六类，能执行的任务等级越高说明海军能力越强。世界上能执行战略威慑与控制任务的只有美、俄、英、法等屈指可数的几支海军，而海上安保及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可以进行。笔者认可这种分法，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频度，即执行任务的次数——同样是执行战略威慑与控制任务，美国海军进行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海军。

抛开历史经验积累情况的差距不论，即便是当前，中国海军任务的强度和类型也无法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海军相提并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的海军毕竟仍频繁处于战争或战乱之中，近二十年来，它们配合其他军种参与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冲突，执行任务的级别与频率都要高于中国海军。

(二)海洋地理

海洋地理决定了各沿海国的基本地缘环境。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洋地理因素的作用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导弹、太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几乎逾越了地理的障碍。但如果要大规模进行力量投送，地理因素就不得不被慎重考虑。军事技术发展到现在，依然改变不了距离对于权力的影响，军事效率通常与军事行动离本土的距离成反比。当今时代，对海权发生重要影响的海洋地理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海域面积、海上邻国数目、海外基地四大指标，它们通常较为稳定，但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1.地理位置

经典的两条定律依然有效：同等国力条件下，海洋国家优于陆海复合型国家；毗邻战略通道附近的枢纽国家优于其他海洋国家。就海权拓展而言，英国、日本都是岛国，印度是个半岛，美国是个大陆岛，它们的地理位置均明显优于中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均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但中国更靠近当今的世界海上地缘中心——亚太，中国海域及港口的位置也较俄罗斯有利。

2.海域面积

海域面积越大，该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空间就越大。海域面积通常与地理位置产生叠加效应，海域面积大、地理位置又好的国家就具备了成为海权强国的地理潜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规定和中国的一贯主张，中国的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但尚有15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处于争议之中。即便按照300万平方公里来算，中国的海域面积在世界各海上大国之中也是最少的，远小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智利、巴西、基里巴斯、墨西哥等国，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与海洋强国地位非常不匹配。

3.海上邻国数目

海上邻国通常指隔海相望或相邻的国家，彼此相望的最远距离在约400海里左右，超出这个宽度的隔海相望的国家则不能算是邻国。一国的海上邻国越多，意味着地缘环境越复杂恶劣，会面临海上通道受制于人、海域划界纠纷、区域权力竞争等困境。在海洋大国中，中国的海上邻国数目仅次于俄罗斯，得分排在倒数第二。

4.海外基地情况

海外基地可以有效弥补大国在海外所面临的物资供给、情报侦察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缺陷。所有的海权强国都必须仰仗海外盟友和海外基地，因为自身资源无法支撑其全球行动。一国海外基地数目越多、分布范围越广，该国的海外行动能力就越强。海外基地支撑方面，中国尚只有吉布提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明显不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三)经济实力

海外贸易和海洋经济是海权发展的目的，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则是海权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于海权而言，有密切相关性的两大经济指标包括总体规模与科技水平。

1.总体规模

相对于陆权而言，海权的成长周期过长，且花费过于巨大。所以搞海权的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要有强大且可持续的经济实力。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超过美国，完全具备成为全球海权强国的经济潜力。

2.科技水平

该指标反映的是经济的质量。支撑海权发展的经济体系需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晚清时期的小农经济规模虽然大，却对发展海权没有太大帮助。整体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成为制造强国尚需时日。在海工相关领域，中国科技与制造的强项主要体现在系统集成与整体设计，动力设备等核心部件、基础材料及工艺等方面的进步则较为有限。中国的海洋科技水准要弱于美国、英国、法国等传统海上强国或制造业大国，与俄罗斯、德国相比各有千秋。考虑到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且能自主建造从航母到深潜器在内的全套海工装备，中国要强于日本与印度。

(四)政治能力

与上述三类因素不同，政治能力的作用主要是工具层面的，即如何将这些推动海权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政治能力主要包括政府效率和国际威望及影响，后者可通过盟友体系状况、国际政治地位、外交能力等指标来观察。

1.政府效率

主要指政府在筹集资金和其他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等方面的效率。如果仅考虑造船速度和中事现代化的成就，中国政府无疑是非常高效的。但在海洋综合管理制度改革和海洋立法等方面，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公约》签署及生效后，各沿海国纷纷加强了与《公约》相适应的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要落后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等传统海洋大国。

2.盟友体系

盟友对于拓展海权不可或缺，不仅能提供海外军事行动或前沿部署所必须的物理支撑，还能在必要时给予政治支持。一个有效的盟友体系是海权强国的标配，美国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全球发达的盟友体系。

3.海洋外交技能

主要包括外交战略的设计、政策执行和国际海洋法运用等方面。外交技能与外交实力不同，与国家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尤其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由于海洋法的作用越来越大，荷兰、新西兰等小国往往能发挥远超出其国家实力的作用和影响。该指标的评价必须充分避免国家实力等因素的干扰，尽量选取与国家实力大小关系不大的要素，如该国律师团队或公民在涉海案件中的活跃程度等。中国在海洋政治中设立规则、应用规则的能力还较弱，对海洋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影响力不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海洋大国，某些方面甚至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中小国家。

综上可知，与三十多年前相比，除了地理位置、海域面积及邻国数目之外，中国在影响海权的四大类因素的其他9项指标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幅提高了自己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无论是与自身相比，还是与他国相比，中国这些年在海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都是十分巨大的，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崛起的基础。然而，经过对一些具体参数的考察，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在C4ISR系统、科技水平、盟友体系和海洋外交能力等诸多方面，与一流海权国家相比，尚存在程度不一的较大差距。

四、中国的海权道路

基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考虑到海权各大要素和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宜追求“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近海控制，即在毗邻的东亚近海谋求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或海上控制，以确保台湾走向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捍卫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并引领地区海洋秩序。区域存在，即在利益攸关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军事存在和强大外交影响，主要起威慑和牵制作用，防范敌对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和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

全球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品，在全球海域内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与美国追求“全球存在、全球攻防”的无限海权有较大不同，中国的上述海权目标仍是有限的。但要实现上述目标也绝非易事，要想成功，必须坚持和践行“三个创新”。

(一)范式创新

在后马汉时代，马汉关于海权的诸多论述不仅显得有些过时，而且也是不够的。事实上，马汉当时试图解决的是英美这样的“岛国”如何发展海权成为海洋强国的问题，而关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该如何发展海权，他并无太多建树。对于中国而言，“马汉”作为一个外来的图腾，会加深中国社会各界对于海权重要性的认识，促进达成“走向海洋”的共识。但具体追求什么样的海权？要怎么干？马汉的著述仅能提供些许参考，中国的海权道路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国自己去探索。

与历史上其他海权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手段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追求的海洋控制的有限性和对军事力量应用的极大克制性。这种特殊性与中国的自身条件、面对的复杂环境不无关系，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文化和世界政治文明变迁的真实反映。中国海权的兴起将意味着世界新型海权发展模式的成功，中国海权的发展也是世界海权理念的革新。中国的海权战略是物质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国海权目标的界定、实现手段的选择也无不受到时代条件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和约束。这种海权战略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

不过，中国海权的发展也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建设。中国仍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去确保其和平利用海洋、参与海洋事务的必要权利，这种权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海权的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确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实威胁，更是因为安全是一种感觉，对于拥有复杂地缘形势和悲惨历史记忆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海上力量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赋予中国对自身安全的自信——如果中国连自己的近海和海上交通运输线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时刻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和平崛起根本无从谈起。在强邻环绕的东亚，拥有一定的军事威慑力量，对于促进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事务将大有裨益。

中国需要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让世界放心；世界也需要给予中国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最基本的尊重。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积极经略海洋，发展强大海军，中国也需要获得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海上权力。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方式是和平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中国的海上力量将是区域重点布局，主要目的是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维护中国的利益，在相对无限的空间范围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

就战略手段而言，中国将主要依靠外交、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三大支柱手段实现其所界定的战略目标。这三大手段是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倚重，互相支持。积极的外交能为海洋经济的拓展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政治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能为外交和海上军事力量提供现实依据和物质保证，海上军事力量能为外交和经济手段提供必要的力量支撑。在强有力军事威慑的前提下，中国以对海洋的有效利用、开发为目标，将主要依赖外交和经济手段去拓展海上权力与海洋利益。高明的外交策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合作和繁荣强大的海洋经济是这种海权拓展的主要方式。纵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横看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兴衰，这也是全新的海权发展之路。

(二)技术创新

历史的经验表明，海权通常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没有一流的技术，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权。海洋强国无一例外都带有很强的技术烙印，科学技术在军事力量建设、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没有技术创新，就谈不上范式创新。在海上和平崛起的范式下，中国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综合进步，是一种和平发展与和平竞赛。技术创新是范式创新的基础，是中国作为后发海洋国家进行“弯道超车”的根本前提。中国要走向海洋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就必须解决科技创新不足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

由于海洋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方位开发利用海洋的阶段，对深海的探索和开发将很快获得实质性突破。近海及浅大陆架油气资源的探索与开发已经趋于饱和，世界大多数的新探明储量都源自深海。截至2016年10月底，国际海底管理局共核准矿区多金属锰结核、富钻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申请26项，多数申请及核准时间发生在2015—2016年。美、英等国正开展新型采矿设备的研制，预计未来5—10年可实现商业开采。

深海大规模探索及开发日益进入各大海洋国的发展与科技议程，多金属锰结核、富钻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资源勘探调查继续深入，深海油气资源储量不断被刷新，深海基因资源进入各海洋大国视野，包括深潜器在内的深海科技快速发展。目前，人类已探明的海底只有5%，还有95%的海底是未知的，海洋开发的前景十分巨大。近十年来，各大海洋国大力发展深海观测网络和载人/无人水下深潜器，在深海大洋的感知、开发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

随着人类的海上活动重点从近海转向深海远洋，从管辖海域转向公海、海底区域等公共海洋空间，从水面、空中、海底转向全海深、全方位，技术创新愈发是一国在海上进行空间及权力拓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

(三)制度创新

国际社会毕竟已非裸的强权政治，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固然需要得到国际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所代表的世界潮流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海权国家生产了塑造海洋秩序、捍卫其海洋活动的一套话语体系，即海洋叙事，每个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必有一套关于“海洋与海洋所有权”的规则。与传统海权以制海权为焦点有所不同，现代海权的核心是“秩序”，处于金字塔尖的海权强国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引领国际机制或规则的变迁与进步。

而且，实力和权力地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进行调适，必将导致混乱与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创新也是推动权力和平转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英国与美国长期主导世界海洋秩序的原因有很多，但制度创新无疑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中国海权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主要力量，中国海权发展的最终价值才会牢牢确立起来。”

英国在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后，顺势提出了自由贸易的理念，主动废除了当时看似能够保护本国利益的《谷物法》和《航海条例》等代表贸易保护主义的法令，极大提升了英国在世界的威望，大幅降低了人们对生活在“日不落帝国”统治下的恐惧与抵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成为世界海上大国的前夕，在英国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海上自由的理念，主张废除殖民地和保障海上航行绝对自由。在超强实力的基础上，通过这些引领时代潮流的原则主张，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所赋予的“战略机遇”，美国在不挑战英国核心海洋价值的情况下，成功瓦解了英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并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海洋秩序。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化深入人心，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呼声，美国倡导的自由原则与战后广泛传播的主权原则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其海上主导地位遭遇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科学技术扩展了人类利用海域和海洋资源的能力，因此出现了海域和资源匮乏的问题并刺激着各国竭力扩展其管辖的区域，以排除其他国家染指的可能性”。《公约》签署及生效后，美式海权更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困境，为此美国不惜在《公约》之外搞了一个“航行自由宣示计划”，以捍卫其所谓的“航行自由”。美国海权的问题在于，其海上自由原则缺乏对主权原则的适当顾及，注定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是因为，虽然理论上世界各国均具有与美国同样的自由权利，但由于力量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法理上的平等往往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绝大多数

沿海国的海军都在毗邻海域活动，世界海域的航行自由对这些国家没有太多的意义。

中国的机遇就在于，国际上博弈了四百余年的海上开放与封闭/自由与主权原则正将走向一个新的平衡，当英美所倡导的海上自由原则走向了一个极端之后，其必然要进行一定的回摆与调整，对主权原则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中国兼具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随着中国走向深海远洋，在自由原则上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和诉求正在快速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在主权原则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和较强的共鸣。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主张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和开放包容等原则就很好地兼顾了自由原则与主权原则的平衡，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海洋秩序的主要价值理念，中国需要在实践中加强探索并对这些理念进行好的包装，以尽快形成类似“航行自由”这样的简洁原则标签。当然，今后任何国家均很难具备当年英国与美国那样的超强实力，中国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自己占主导地位的海洋秩序，但中国无疑应该是未来海洋秩序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是中国海权崛起的制度保证。

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而对于一种世界性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一个区域性的帝国、王朝或共和国，中国在东亚以外的世界其他区域没有太多重要的利益，与这些区域的国家也没有太强的政治经济联系。自明朝以来，中国之所以数次错失海权发展机遇，很大程度上不是智慧和选择的问题，而是经济利益基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余年，中国的利益日益遍布全球，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已成功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的利益分配版图变了，对待海权的态度自然也要随之变迁。

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强大的海权绝对不可或缺，今天的中国，海权至少已与陆权同等重要。经验表明，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很多时候是不自觉被动选择的结果，而成为一个海权强国则离不开自觉的设计与规划。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而言，从弱到大相对容易，而从大到强却格外困难。未来30年，中国处在一个从世界海权大国成为世界海权强国的阶段，风险挑战与日俱增，没有主动的筹划和积极的作为，很可能功败垂成。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的论述也许是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必要”的尝试。

【注】文章原载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