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1950年中国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图 // 同志亲自起草的文件（据中央档案馆网站）

1951年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现象，而贪污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在1951年12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１月４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山、张子善案件是在运动中查出的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国家资财的典型案件。

山，1914年生，河北安国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国，曾任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国，曾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他们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

图 // 山（左）、张子善（右）被押赴刑场（据党建网、人民网）

1950年至1951年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１万元合新币１元，下同）、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４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６0亿元，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1554954万元。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山甚至吸食成瘾。经调查，山贪污达１.84亿元，张子善贪污达１.94亿元。

图 // 广大群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检举揭发不法行为（据人民网）

1951年11月，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４日，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山、张子善开除出党。1952年２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山、张子善死刑。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１月２６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1952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员网· 党的知识” “党建网”）

权威评说

“三反”“五反”运动沉重打击了分子的嚣张气焰, 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改造工作, 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风气, 巩固了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统一战线, 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是执政后惩治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员。这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中国的九十年》一书）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人民网 · 中国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