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妈妈的直觉”

晨爸在厨房准备午饭，我刚把小宝放到儿童车上，他唤我去洗菜，我说：“我上午也一直在忙，腰感觉有点酸，我先休息二十分钟再过去。”然后，我就背靠在沙发上，边看书边休息。二十分钟后，我就进厨房帮忙了。

在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前，我根本就不懂得换种方式处理，拒绝别人会让我很痛苦，而让自己受累也同样觉得难受，心里难受心生怨意。而当我真正明白“我只需要为自己负责”时，我就可以保持一种轻松的生活节奏了。

我拒绝你，不是因为你的要求不合理，只是我自己不想那样做罢了。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尊重你的想法，同时，我更喜欢我的想法。仅此而已。

我想起在孙瑞雪老师在《完整的成长》中举的一个例子：佳佳尿床了，浩浩说：“哈哈，你都这么大了还尿床。”佳佳说：“这是我的事情，你不可以嘲笑我，你这么说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请你向我道歉！”

这是发生在教育机构里的真实故事，这两个孩子只有三岁多。我被佳佳那股“正气凛然”所震撼，多么有力量的孩子呀，多么清晰的自我边界呀！这就是在“爱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呀！

在心理学界有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我在属于我自己的人生课题中探索，同时提醒自己，不要去干涉孩子们的课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各自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

小晨吃过一碗饭后要加饭，微笑着对我说：“妈妈，你能帮我加饭吗？”

在以前，我可能会说：“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自己做呀，不要想着偷懒。”因为我会顾忌着会让他养成依赖别人的习惯。

而今天，我凭着自己的直觉，笑着说：“好，我帮你加饭，看来爸爸做的菜真是太美味了哦。”

我感觉到一股温暖的能量在我们母子之间流动。

在李雪老师的《当我遇见一个人》中有这样的描述：尹建莉女士在微博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周末，两个初中生各自在家玩电脑，午饭摆上了桌都不愿意下线，一位妈妈叫了两次，见孩子不愿放手，愉快地把饭碗端过去，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吃，不跟孩子闹别扭；另一位妈妈也叫了孩子两次，见孩子不愿放手，就不再吱声，自己吃完饭后收拾桌子，把剩下的饭菜都倒进垃圾桶，惩罚孩子，不给他吃。大家觉得哪个办法好？

李雪老师说：如果妈妈内心是有觉知、轻松自在的，那么不管是把饭菜端给孩子还是倒掉，都很好；如果妈妈压抑内心的怨恨，无论怎么做，孩子都会难受。内化到孩子心里的，不是父母的行为，而是和父母的情感关系。

这段话犹如“一头棒喝”，惊醒了我。最近，我在跟小晨互动的过程中，总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根源。如今终于明白了，那是因为我“用对了方式”，却“用错了心”，在我们母子之间没有爱的能量流动。我想，这也就是他最近常闹别扭的原因了吧，孩子的心总比大人要敏感得多。

当小晨向我展示他创作的新作品时，我不仅口头上说：“你真是太有创意了，你怎么能想到这么棒的点子呢。”我也用手摸摸他的脸，用肢体语言来加强传达这份感受。然后，他心满意足地又去创作了。

于是，我有了新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不该拘泥于用哪种方式来跟孩子沟通，只要凭“妈妈的直觉”做就好了。怀着对自己的觉察和对孩子的爱意，“妈妈的直觉”会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让爱的能量流动。只要能量自然流动，氛围轻松愉快，又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热爱“近处的人”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生都未脱离这一折磨，只不过在他的笔下，那些发病时的场景和感受反倒使他进入不同于平常、也不同于别人的异常体验。他将这种体验形容为幸福的。除了癫痫症，他也经历过被监禁、被流放，在《双重人格》被文学评论界诟病后还曾一度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一种或多种坎坷，而作家也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更为敏感，而且都会书写非同寻常的心路历程。这些人生经验都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所以，命途多舛和饱经沧桑显然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有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身经忧患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深刻地反思，并借助信仰完成对复杂人性洞幽烛微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被命运从人生惬意的舒适区拉出来，不断地进行突破和超越，最终达到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之际，书评周刊推出专题《碎裂而尖锐的灵魂》，纪念一位作家的诞辰，纪念一位人类命运关注者的诞辰，还有他的癫狂、以及对苦难的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每个命运攸关时刻，都进入他的人生思考，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察。他深切关注人类命运，在二律背反的存在中发现人，也在这种悖论中看到人所面临的危机，参透人生的苦难，并层层深入地揭开人之存在的奥秘。

本文出自11月5日专题《碎裂而尖锐的灵魂》的B04-B05。

阴暗中的明亮乐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现实中人所经历的种种悲剧，呈现了一幅幅骇人的罪恶场景，因此被认为是晦涩阴暗的作家。然而，细读他的作品，深入研读他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在这些阴暗的图景中，作家关切的是人的存在境界，是深陷迷惑中人的命运。其作品在深重的苦难背后，有着虽曲折却不断上升的精神运动，也因此，他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光明乐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内的展品中，有一张作家的出生证明，夹在厚厚的册子中，里面记录的都是这家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中出生的孩子的姓名，他父亲就是这里的医生。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人生的开始就与穷人保持着血脉联系。无独有偶，他的作也是以《穷人》命名的。而作家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标题，也呼应着作家关注人类命运的主题。“卡拉马佐夫”在原文中有着肮脏、污秽的意思，这也赋予小说一种象征意义：人类都出自污秽肮脏的土地，但都为骨肉兄弟。如《一个荒唐人的梦》中所言：我绝不相信罪恶是人的正常情形。人需要借助苦难，涤荡自我，重新组建爱的共同体。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还是从他人生和创作的分水岭说起，就是他所经历的灾难性事件。1849年，他因为参加激进的政治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逮捕，先是被判死刑，后被改为监禁和流放。他所经历的戏剧性死亡场景，在人看来是极大的不幸，但却成为他人生的转机，使他摆脱此前的精神危机，进入到充满生机的全新人生。此前，在作《穷人》发表后，作家曾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志得意满，进入彼得堡文学圈子。

但好景不长，随后发表的《双重人格》，却遭到评论界的不解和诟病。作家因此陷入到人生低谷，经历了创作危机，并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是彼得堡的监禁解救了他，让他认识到，生命并没有随着外在事件的变故和他遭遇的荣辱而丧失，反倒是让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并走出此前所迷恋的种种理论学说。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哥哥，我不忧伤，也不灰心。生命是恩赐，生活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以成为幸福的世纪。”

改编电影《双重人格》（The Double 2013）剧照。

西伯利亚近十年的监禁和流放，成为作家人生的转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地写道：“你怎么知道，也许，在高处，就是至高之处认为，我需要经历苦役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非如此便无法生活。从这点来说，苦役是有价值的。”苦役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和磨难，如作家所言：“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尽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灵魂上。”但苦役也为作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在与囚犯朝夕相处中，他对人性的复杂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里有深刻、坚强而美好的人物，在粗糙的地壳下找到金子是多么可贵。”这些观察被作家写入到1861年发表的《死屋手记》中。

监禁期间，作家始终阅读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送给他的新约圣经。这本圣经也伴随了作家一生，对信仰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成为此后创作中的核心问题。监禁和苦役中，作家回忆起自己童年所接受的东正教信仰，并反思自己对激进思想的迷恋。在短篇随笔《农夫马列伊》中，作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粗鄙的外表下，人民身上保持着信仰带来的爱。在这种爱的反衬下，人文主义者所高呼的“自由、平等、博爱”，因其否定传统信仰、无限肯定自我而显得苍白造作。

在《作家日记》和给友人的书信中作家多次谈到自己当初“走迷了路”：“你们怎么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不会成为涅恰耶夫斯基分子呢？……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是涅恰耶夫，但不敢说，年轻时……我不会成为涅恰耶夫分子。”作家以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等形式，或间接或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展现信仰之途上遇到的困惑，其文学思考也更加深入成熟。

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译本（曹缦西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0月）。

1864年，作家经历的人生磨难，成为他创作中又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作家完成了《地下室手记》，揭示了个体之人的存在状态：在层层剥离外在的身份后，人内心深处的本质——自由意志——呈现出来，这是作家竭力捍卫的。然而，作家也同样揭示出自由之人所要面对的人性问题，那种对他人、对自己都难以面对的骇人情形：高尚背后隐藏着恶毒和卑鄙。这种存在处境的危机，让人不能再为自己感到骄傲，不得不为自身情形进行忏悔。

同年，作家先后失去了在其生活和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位亲人——妻子和哥哥。在沉重的精神打击下，作家对爱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妻子玛丽亚在长久害病后死去，他写下了著名的篇章：“玛莎躺在停床上，我和她还能再见面吗？”

文章中，作家从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人的局限。人凭着天然本性，无法实现“爱人如己”，即使是为最爱的人，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人存在之双重悖论在“爱”中令人痛心地显明了。爱是人最高生活意志的体现，但人的“己”横亘其中，使爱难以实现，这也成为人之存在最大的痛苦。“欲望”与“爱”相悖而存的主题被作家反复书写，并在此后《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温顺的女人》等诸多作品中得到深刻的揭示。

改编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969）剧照。

后期创作中，作家严格区分“幻想的爱”与“实践的爱 ”。前者指向人道主义空洞理论所谈的虚幻的爱，实则是对自己的爱；后者指向信仰感召下对人奉献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对永恒价值的信仰，真正的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人真正的爱，并非局限于感性，而是从人的心灵深处尊重他人的人格，爱他全部的存在。仅仅停留在感性范畴会导致欲望，遏制对他人人格、自由意志的理解和尊重。而追求心灵成长的代价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人不断与自己争斗，超越自我中心的局限。非如此，人就将沿袭天然的惯性，在自我中滑向堕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乎没有静态完美的人，所有人都带有原罪，都要经历内心的挣扎：经由盲目、迷失和苦难而达到心灵成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宽容忍耐地对待他人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爱“近处的人”，而不是在想象中爱“远方的人”。

对人心盲目的警醒

改编电影《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970）剧照。

作家前期的生活虽然饱经忧患，但后期却得到了让无数作家羡慕的家庭生活。1866年，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走进作家的生活，成为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得力助手。是作家发表于1865年的《罪与罚》，让安娜对作家有了深入的理解和仰慕。她不仅使作家还清了此前的债务，还帮助作家摆脱了的挟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很长一段时间迷恋，并将这种体验写入了中篇小说《赌徒》。中，作家经历了难以抗拒的诱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幻和“自我实现”：一面是获得成功、瞬间发财的诱惑，一面是强烈的虚幻感——仿佛对整个世界都胜券在握。他写下了自己屈从于欲望的挣扎：“我痛恨，但却不能战胜它。”是妻子安娜由信仰而来的忍耐和宽恕，使作家获得了精神援助，最终摆脱了嗜赌的捆绑。这使作家对人性弱点，对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不断呼吁人们关心罪人，关爱那些深陷迷惑的人。如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拳拳之语：“弟兄们，不要害怕人的罪，要爱那些尚在罪中的人，因为这接近上帝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

1871-1872年写成的《群魔》，源于现实中的政治谋杀事件，这让作家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参与政治激进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的情形。个体的经验在这里再次成为创作动机，更加恢宏、更加深刻地与时代命运相契合。

如果说，此前的小说《罪与罚》描写了作家对个人犯罪的观察，《群魔》则展现了群体的犯罪。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受到虚假的社会正义论蛊惑，以杀富济贫的暴力方式重塑社会正义，实则是要证明自己是“敢于拾起权力”、“不成为他人材料”的非凡之人。《群魔》则向我们展现了虚无主义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后，人的精神等级秩序发生颠倒和错位的情形——以爱为核心的精神序列被盲目、傲慢和僭越所取代。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追求僭越，以颠覆现有的秩序，满足虚妄的想象。“以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这些虚无主义者们，或者头脑简单地附和社会上种种思潮理论，或者出于利益打算，或者摄于恐怖情绪而成为杀人机器，都被盲目所驱动，丧失独立的人格，泯灭良心的法则。

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电影《一件糟心的事》（Скверный анекдот 1967）剧照。

作家对参与恐怖谋杀之人精神世界富有警示性的洞察在于：群氓中人的善良品质会发生扭曲，人会沦落到理性丧失的地步。发疯成为诸多迷恋虚无主义者的结局：疯癫直接来自对神圣事物的践踏，对精神价值和对人性的诋毁，来自人以低级的价值代替更高精神价值的僭越。对于内心盲目而误入虚无的人，蒙羞受辱是他们难逃的厄运。然而，作家并没有将笔墨停留在审判上，而是给出了信仰的关怀和宽恕的温暖。这在小说中是以人精神复苏的故事展开的。

深谙灵魂奥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洞见到，人更深的盲目在于内心的悖逆顽根，以离经叛道、颠覆世界秩序为张扬自我的途径，追求感性自由，却陷入心灵的奴役。这种极度的叛逆对孩童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十三岁的柯里亚高谈自己的政治信念时，不仅表现出他的无知，也暗示了他将要面临的困境：为自己所不理解的时髦理论付出代价。孩童的无知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当时各种思潮的传声筒，将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作家没有因孩童世界的盲目和局限而否认其神性的存在，这指向人性中的善良、公正和单纯，尤其体现在孩童身上，因为他们尚未被成人世界的世故偏见所吞没。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所言：“要爱孩子，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如同天使一样让人感动，使人因他们而变得单纯。他们的存在好像是对我们的警示。”孩童盲目而天真的双重性，成为人类社会的深层隐喻，对此问题的揭示成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又一种关注方式。

丧子之痛与苦难的超越

作家所经历的人生痛苦中，有一种是无可安慰的丧子之痛。1868年，作家初次体验到为人父母的快乐，这仿佛是对他此前艰辛生活的补偿，他忘我地爱着这个孩子。然而，刚刚三个月的小女儿索尼娅就夭折了，这给作家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惑：

“索尼娅在哪里？这个小人儿在哪里，我敢说我将为她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只要她还活着。”

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让他思考孩童的存在与世界和谐的问题：任何“人间天堂”都无法抚慰一个失去婴孩的父亲的心，人的灵魂比整个宇宙都要珍贵，任何“世界和谐”都无法弥补一个生命的损失，哪怕是最小的人。这刚好是作家写作《白痴》进入到后期的时刻，这让作家对死亡与复活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这与写入《白痴》中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死亡的》的画像遥相呼应，在这部小说的悲剧性尾声中加入复活的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译本（臧仲伦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

1878年5月，在作家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期间，他三岁的小儿子阿廖沙病死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的狂风暴雨后再次经历的悲痛。作家对小阿廖沙怀着近乎绝望的爱，仿佛预感到了他的夭折。这次痛苦更深地撕扯作家的内心，也把他对人类苦难的体验带到更广的境地，经历更高的超越。此后，他与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到修道院拜访东正教长老，在东正教长老的帮助下得到从信仰而来的安慰，这被写入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信仰的村妇”一章，爱和痛苦的深切体验在这里拥有了更加普遍的全人类的特征。也让这部小说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力量。

人与世界及宇宙的和谐关系基于人内心的谦和宁静，这是经历种种欲望之迷惑后人心发生的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以马尔克尔和佐西马的忏悔表达了这种更加深邃的精神体验: 在经历深刻的精神危机、内心发生根本变化后，人感悟到上帝造物的奥秘，意识到自己隐秘的罪，敏锐的良心驱使他们在宇宙和自然面前进行忏悔。只有这样，人才能重新发现世界的美丽和谐，看到神圣化的自然景物。

简单勾勒的作家人生创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他是以自身的苦难不断拓展内心的境界，将人类的苦难深怀于心。作家在深刻揭示种种虚幻的同时，对所有深陷虚幻的人发出悲悯的同情和关注。他对人的讴歌不是浪漫主义式的，而是基于坚实的信仰，相信每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是人之高贵的所在。然而，善与恶同时存在于人身上的事实，也让作家始终保持对人清醒的认知。如他自己所言，“我描写人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因此，他不仅在每一个罪恶深重的人身上都发现神性存在的闪光，也在每一个自以为正义的人身上发现罪的根源。他为陷入迷惑的人开具痛苦的良药，也为深陷渊薮的人探索精神上升的曲折途径。正如别尔佳耶夫、罗赞诺夫等诸多哲学家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感到亲切。

作者 | 张变革

编辑 | 宫子、西西

校对 | 薛京宁、杨许丽

困在记忆里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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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门诊的来访者各怀诉求，各有故事。有庆幸旧事难忘的个人，也有在认知障碍中挣扎的家庭。让我们从一对亦“敌”亦“友”的母女说起。剥洋葱视频出品(编导/剪辑 吴瑜)

北京老年医院的记忆门诊，是一间大约六七平方米的普通会诊室，桌子上放了几张特殊的纸，一份《中文版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上面的问题包括：今年是哪一年，现在是什么季节，这里是什么地方等等，全部加起来一共30分。

这家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早晨8点开始就有很多老人在排队等候。早晨9点，74岁的老人张德志如约出现。

一进门，医生张守字和他打招呼，“你昨天怎么没来看记忆门诊啊?”

“我忘了!”

张德志之所以来看记忆门诊，是因为有一次他骑着单车回家，却过家门而不入，几乎骑到河北地界，幸好被家人寻回。

在诊室里，张德志戴着口罩，穿一件灰色POLO衫，把扣子扣到最上面一粒。他双手自然弯曲放在桌上，像小学课堂上的学生，紧张地等着老师提问。张医生一边提问一边在表格上打分。

季节地点的题，张德志能回答出来，只是说不出今天是具体几号，说不出是星期几。紧接着张医生说了三个词，分别是皮球、国旗、树木。“记住这三个词了没，等一会儿要重新回来考你。”

这时医生插入数学题，张德志有些欣喜地抬起了眼睛，“100连续减去五次七等于多少”，作为一名退休会计，他很快就口算出正确答案。

这样的场景每天重复发生在各大医院的记忆门诊。只是它的归属不固定，神经科、精神科、老年科都有。

记忆化作流沙，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新的记忆存不进去，旧的慢慢丢失。橡皮擦从近到远，擦去既往生活在大脑中的痕迹，随之而来的是认知功能下降，逻辑思维紊乱，语言功能下降，精神行为异常，世界陷入混沌。

走入记忆门诊，是漫长跋涉的一个起点，是各种类型“痴呆症”的筛查入口。通过记忆门诊能筛查出来不同的“痴呆症”，比如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路易体痴呆、帕金森病性痴呆等类型。其中，较为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数据显示，有28.12%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记忆门诊中确诊。

记忆门诊的老人们

张德志的诊断在继续。

100减去五次7，“93，86，79，72，65。”他几乎没有停顿地作答，张医生夸他棒，并让他复述刚才的三个词。

老人眼神有些迷茫，一时语塞。“第一个是拍的，拍什么?”“皮球。”“好的，五星什么?”“国旗。”

在医生的提示下，他勉强想起两个词。回忆能力，他的得分为0。

最后一项测试是，按样作图，老人照着画了两个中间交叉的五边形。并要求在下面写一句话，可以自由发挥，他写了一句，“我身体还很棒”。

最后，医生给出的评估结果是：还不到“老年痴呆”的程度，但有轻度认知障碍。医生提到了一个词，日落综合征，越到傍晚，记忆力减退得越厉害，他提醒家属注意预防走失。

2022年8月19日，张德志在北京老年医院记忆门诊，接受量表评估。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这天早晨，除了张德志，张守字的诊室里还来了一位教计算机软件的大学退休教授，一位曾经的空军飞行员。

在张守字医生的经历里，常常问到今天星期几，老人们无法作答，也不愿意让医生看出不知道，“这时候他就会转移话题说一些别的，或者看着挂号单上几月几号，就是为了掩饰记忆力不好。”

就诊时，老人往往有家属陪伴，因为询问既往病史是关键的一环，而患病初期的老人往往描述不完整，或者不愿如实回答，家人的视角是重要补充。

“老人比较敏感，不愿意承认自己痴呆，一直在强调自己还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家属的角度就比较严重了。”

比如说，有一些患者脑海里总是怀疑别人偷东西，或者在超市里拿东西忘记付款;有的患者曾经是劳模，患病后会将大便抹到走廊的墙壁上;还有一些患者会有强烈的性亢奋，对保姆有性表示;这些行为表现，“都是家属想办法告诉我们。如果当面说老人会很沮丧，要照顾病人情绪。”

确诊的过程，也是和病耻感握手言和的过程。张医生介绍，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整个过程会长达8-10年，随着肉体和精神的逐渐衰弱，直至失能失智最终去世。患者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精神上的死亡，一次肉体上的死亡。

2022年8月19日，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一科病房，墙上贴着预防老年痴呆的训练方法，说出字的颜色，而不是说出这个字念什么。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病房里的多样疗法

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一科病房一共有115张床，收治的患者大多数是重度的认知障碍，有帕金森病，也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下午4点，外面下着雨，精神心理一科昏暗的走廊里，回荡着轻悠的不规律的音乐声，循着声音找过去，是一间音乐疗法的房间。老人们坐在一起，敲着非洲鼓，或者摇拨浪鼓，医生根据认知能力，分配给病情程度不同的病人。

音乐师弹奏一个乐曲，当到某个音的时候，某位老人摇铃，另外一个音的时候，某位老人敲鼓，这种集体的配合，是肢体和脑力的结合疗法。

护士长孟伟站在门外观察老人们的表现，她的护士服上贴着“爱心唤醒记忆”的小标签。孟伟在这里工作了11年，这份工作需要常人无法想象的心力。比如她要帮忙便秘的老人“抠大便”，她说，“当成自己家的人去帮忙。”

病房二楼住着一位张爷爷，在大学当老师，教授风能涡流，会唱京剧。问他早餐吃的是什么，他可能想不起来，但是年轻时辉煌的往事，却记忆犹新。

入住之后，孟伟采用认可疗法，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几个病人，还有医护人员和护工，营造一个课堂氛围，张爷爷瞬间回到过去的神采，像给学生讲课一样，讲起了风能涡流的发电装置，发电原理，大家虽然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仍然热烈鼓掌，“他特别有成就感，仿佛又上了讲台一样。”

认可疗法的核心是顺从患者，他想做什么，他认为他是什么，“你先点头答应他，给他引导到良性的习惯里去。”

一位张奶奶，总念叨着有人偷了她的裤子。孟伟的做法，从来不是否定她。“你否定了，她就不信任了。”她跟着奶奶一起找裤子，床边，枕头下，被子下，四处翻，找到之后，老人很高兴。

此后，孟伟给老人的衣柜配了锁和钥匙，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柜，叮嘱她，“钥匙只有你自己有”，老人每天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再说丢东西，就开锁看看。一把钥匙，解决了被害妄想。

一位吕奶奶，每天下午4点的时候，总会情绪激动，大喊大叫，“我要出去，我要上幼儿园接孩子去，我的孩子残疾，别的孩子都被接走了，你为什么不让我接。”

这是典型的日落综合征，又称“黄昏综合征”，用来描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黄昏时分出现一系列的情绪和认知功能的改变。

每当太阳落山，吕奶奶就会想起过去接送孙子的场景，这种意识的紊乱经常持续到夜里，晚上，她会把护士唤过来，称在走廊上看到长头发红衣服的女子，“吓得小护士晚上不敢巡房。”

​其实那是屏风在灯光下的影子。调整这个行为的方式，不是解释没有红衣女子，而是把走廊的灯光调亮，撤掉屏风。孟伟说，这些都是患病中期的表现，吕奶奶现在已经进入晚期，靠着鼻饲管延续生命。“如果拔管了之后，可能很快就自然去世了。”

护士长孟伟在精神心理一科病房和患病老人打乒乓球。受访者供图

老人照顾老人

在孟伟负责的病房里，还住着一对母女，钱奶奶92岁，陪护的女儿金娜65岁。她们穿着相似的病号服，淡灰色夹杂着淡紫色，松松垮垮罩在身上。

钱奶奶半身不遂，脑供血不足引发了“老年痴呆”。她频繁地要求上厕所，经常有抠大便的举动。

每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她会提出一次上厕所的请求，最多的一天扶着上了18次厕所。“你要是顺了她，扶她去了，你的体力受不了。”女儿金娜还在学习，如何与重度认知障碍的老人相处。她不想一味顺从，偶尔还有拒绝和对抗。

“如果15分钟扶她去一次厕所的话，到了那其实什么都没有。”每次金娜都在纠结，到底是扶还是不扶。“以前是那么文明的一个人，现在可以不分场合，都告诉别人，你带我去上厕所。”

钱奶奶一生要强，退休后仍然主持单位里的党群工作，常常在主席台发言。生病后，她坚持要去参会，继续发言，单位的人把她安置在主席台附近，可是没几分钟，就把金娜叫来，扶着奶奶离开。她再也不是那个人前滔滔不绝的退休干部了。

钱奶奶在2016年出现症状，当时金娜开着一家咖啡馆，她停下手头的生意，回到家里来，直到今年，因为频繁如厕问题，金娜先是挂了肛肠科，后又转到精神卫生科，最后才锁定了记忆门诊，经过检查后，确诊阿尔茨海默病。钱奶奶不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也无法复述词语，但她却能回忆起一封1998年信件里，来信人的名字。

医生解释，钱奶奶的括约肌失去了功能，所以才会有重复如厕的要求。

在采访的过程中，钱奶奶再次提出上厕所，这回金娜打算让她换个位置坐。她面对钱奶奶站着，双手架着奶奶的两侧胳膊，喊“一二三”，把钱奶奶从轮椅上扶着站起来，“左腿站直了吗?好”奶奶的左腿已经没有知觉了，金娜用自己的腿抵住奶奶的左腿，再数着“一二一二”的节拍，引导右腿缓慢挪动，通常一米的距离，要数三个节拍。

2022年9月15日，金娜扶着钱奶奶，准备换一个凳子坐。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其实你不用再喊到厕所，您90多岁了，厕所就在这，因为您犯病了，尿不湿就是您的厕所。”金娜重复地解释，尿不湿是干的，还可以继续用，但是钱奶奶记不住，很快提出第二次厕所。她常常开玩笑说，“奶奶你就是撒谎的孩子，你到底有没有狼，狼来了没有?”

母亲患病7年了，头几年，是白班和夜班的保姆一起负责照料，金娜的任务是“管理保姆”。保姆负责一天三顿饭，简单打扫卫生，洗衣服。工资从4800元，一路涨到5200元，但一涉及频繁搀扶如厕，保姆们都退缩了。

金娜开始自己照看钱奶奶后，每当她拒绝钱奶奶如厕要求的时候，钱奶奶会掐一把金娜，也会骂金娜是牛魔王，“牛魔王是男的，你怎么叫我牛魔王?”

“那你就是牛魔王的老婆。”

“那不是更好吗?我还是铁扇公主呢!”

钱奶奶气呼呼，不再理金娜。

金娜变得焦虑，总是担心母亲叫唤自己的名字，有了条件反射般的恐惧，一天结束的时候，她会想，“总算安全了”。

2022年8月19日，金娜和钱奶奶在北京老年医院一起进行康复训练。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和病耻感握手言和

钱奶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反问过记者，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老年痴呆”?

无论是老百姓和学术界，都在有意无意回避“痴呆”这个词，“痴呆”背后是病耻感。

宣武医院是国内最早一批设立记忆门诊的医院之一，大概在上世纪90年始进行记忆筛查。名称从最初的“痴呆门诊”、“阿尔茨海默病门诊”等改为目前多用的“记忆门诊”。

通过记忆门诊能筛查出来不同的“痴呆症”，比如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帕金森病性痴呆等类型。其中，较为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作为痴呆症的一种，占痴呆症的60%-80%。

最早的时候，宣武医院一周开设一次门诊，主动就诊的人数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如今每天都对外开放。

在宣武医院门诊楼的神经内科，有30个诊室，记忆门诊在走廊尽头左转的角落里。门口等候的病人，普遍在60岁左右，有的人在陪诊师的带领下看病。“现在50多岁的人，他就有意识来做早期的主动筛查。”

2022年9月10日中秋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住院部病人在病房门口发呆。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魏翠柏是宣武医院神内科的主任医师，可以说是国内较早研究“老年痴呆”的专家。她说，随着筛查技术的更新迭代，甚至可以在发病之前的十年左右就能筛查出来可疑的迹象。

最新的数据显示，“痴呆”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年龄已由原来的65岁提前到了55岁，整整早了10年。“我们是希望到一定年龄段，你就进行筛查，虽然可能还没有症状，但脑子里已经有变化了，可以进行早期的干预，延缓出现症状的时间。”

目前，我国有1300万以上的“痴呆”患者，直接影响到1300多万个家庭，其中，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约为男性的1.8倍。

​对家属困扰最大的，往往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大方展露。患病老人需要增加室外活动，和阳光照射时长，如果社会不包容，无形中剥夺了这种可能性。晚上病症加重，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安定医院神经内科的范寅泰医生说，患病老人不是没有情感体验，照护者的角色十分重要。一旦体察到照护过程中的烦闷、不耐烦，会加速病情恶化，“残存的功能会退去。”

范医生说，共处，习惯，减少负面影响，可能是一种理想中的照护状态。“健全的脑子越来越支离破碎。家属往往会很生气，为什么吃完饭老是把碗端到厕所去，但是老人眼里会觉得委屈，我吃完饭帮忙收拾一下碗碟，怎么还老骂我。要理解，他不是故意给你添乱，保持他的这份心，要引导他。”

2022年9月16日下午，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记忆门诊外等待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我到底是孝了还是顺了?”

从保姆进入家里照顾钱奶奶开始，金娜就记日记，到现在已经有了8本A5大小的日记本。一开始只是记录钱奶奶的生活习惯，慢慢地也会有自己的几句感想。

金娜已经叫不出妈妈了，她把母亲叫做奶奶。虽然身体24小时呆在一起，但是心的距离有些远，无法深度沟通，“妈妈好像失去了母亲的形象”。

她在日记里告诉自己，要坚持要加油。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她担心，“更多是嘴上加油，实际中的油根本就加不起来。”

撑不下去的瞬间是，钱奶奶在人前说“金娜不好”。

比如在小区楼下遛弯，10分钟钱奶奶就提出上厕所，“我就不让她去，院里的人都抱着异样的眼光，好像在说为什么连个厕所都不让她去。”在外面的时候，金娜尽量不向钱奶奶重复解释，外人也就落下了“不好好照顾”的印象。

金娜开始重新反思孝顺两个字的内涵，“我就老想我到底是孝了还是顺了，最后想到，我是孝了，但我可能没顺着她。”

2022年8月19日，金娜和钱奶奶在精神心理一科的记忆走廊合影。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摄

照顾这么多年，偶尔也有感动的时刻。以往钱奶奶很少表扬金娜，后来慢慢开始说做饭好吃。金娜夹菜给她吃，她也会夹给金娜。

这样的回应，让金娜有奉献之后的满足感。“所以不愿意送养老院，她还是有回忆，有思想。如果送去，这样的体会就没有了。”

金娜65岁，也已经迈入老年，她总是想，如果自己有不能自理的一天，她会提前告诉女儿，“以后我要得这病，你千万别理我，给我送到医院去。我付出可以，但下一代不可以像我这样付出。”

9月15日，钱奶奶洗了澡，穿着干净的黄色体恤和蓝白格子的居家裤，整个人看起来很清爽。

她静静地看着凤凰卫视，时不时还能点评两句国际时事。她甚至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本不是自己的意识可以控制的行为——抠大便。

这是数日采访以来，钱奶奶意识最清醒的一次。她右手戴着蓝色的乒乓球手套，那是医生为了防止抠大便提供的建议，然后慢悠悠地，字句清晰地说，“感觉确实不能抠的，太低级了。以前自觉性不够，对自己要求不高，戴上之后就控制，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我不能再抠了，再抠就对不起。我现在进步了。”

2022年8月19日，钱奶奶在老年医院走廊等待去换洗衣物的金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但很快，她又说起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出租车绕路多开20分钟”，金娜选择不搭话。分不清是清醒，还是糊涂。

有一次，金娜和钱奶奶聊天，“奶奶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从你生病到现在七八年了，你觉得我到底做的好还是不好?”

“我认为好的占80%以上。”

“那如果给你100分的话，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我大概30分可以。”

“打得那么低吗?你怎么不好?”

“有的时候爱跟你发脾气。”

对话的最后，钱奶奶对金娜说，“你以后会幸福的，你的孩子会像你对待我一样对待你。”(张德志、金娜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摄影 吴瑜 徐雪飞 戚厚磊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