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是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里的诗句，作者在描绘江南美丽春色的同时，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一、真楼台还是假楼台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两句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眼前景，烟雨之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不少寺庙里的楼台。《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中把杜牧刻画景物的本事大大夸耀了一番，认为诗人用文字表达出了画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二十八字中写出江南春景，真有吴道子于大同殿画嘉陵山水手段，更恐画不能到此耳。

清朝的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批评了杨慎的一段话：

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无论是千里还是十里，何文焕和杨慎都强调了诗人眼前景色的真实性。从杜牧的另一首作品《念昔游三首其一》看，那时候应该还是有不少寺庙的：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

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杜牧这首诗隐喻着兴衰之感。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说杜牧笔下不是写真实景物，那些曾经的楼台都早已经不复存在，只是诗人没有直说，而用”烟雨中“曲笔道出：

曰“烟雨中”，则非真有楼台矣，感南朝遗迹之湮灭而语，特不直说。

当年南朝建了那么多的寺庙，如今江山依旧，楼台已成遗迹，诗人在烟雨之中遥望似有似无，空留一番感慨和遗憾。不过杜牧虽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但是就像白居易用“汉皇重色思倾国”来讽刺唐玄宗一样，杜牧说的寺庙未必仅是前朝的寺庙，要知道唐朝那些年崇尚佛教，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不过，下面还是先从南朝说起。

二、南朝舍身出家的的和尚皇帝

历史上不少皇帝有怪癖，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喜欢演戏，明熹宗喜欢当木匠，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喜欢开店铺做买卖。而推翻萧宝卷的这个梁武帝，却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尚皇帝，他不但大肆建庙，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南朝四百八十寺，指的就是梁武帝时期的盛况，据说当年：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看来杜牧说的四百八十寺还少说了，不过诗家语的数字不必当真，无非是形容“多”的意思。

杜牧对梁武帝这种行为持批判态度，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

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

诗人说你梁武帝萧衍那么明智勇武的一个人，创立了梁国，却因为笃信佛教舍身做佛的奴隶，竟然搞得国家灭亡，而自己被囚禁活活饿死也不醒悟。何况地位卑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本来就知识水平不高，岂不是更加糊涂了吗。

老街以前的文章多次提到过梁武帝萧衍，他是”竟陵八友“之一，永明体诗人中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梁武帝也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著作，可惜陷入佛学研究后竟然走火入魔了。

三、三武灭佛

有信奉的就有反对的。\"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北魏 、北周还是南北朝划江而治的时候，影响不到南方。

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的”佛狸“。

不过唐朝统一天下以后，再灭佛就影响到全国了。唐武宗李炎认为废佛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 《武宗本纪》，

会昌五年三月，唐武宗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由此可见，当时（845年）的全国的寺庙多达”四千六百余所“，不知道江南有多少寺庙被拆除了。

四、杜牧的态度

对于杜牧来说，首先他反对梁武帝的行为，但是在杜牧的不少诗中似乎又对于佛教颇有好感，例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写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会昌四年至会昌六年杜牧任池州刺史，在唐武宗的毁佛运动中他是亲身经历者。后来他在唐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了武宗禁毁佛教事。

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

后至会昌五年，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

佛教徒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都影响到了唐朝廷的统治基础，因此唐文宗时就发现”吾民尤困于佛“。从《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表达出来的内容来看，作为要齐家治国的读书人，杜牧应该是支持这一措施的：

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

不过，唐武宗在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唐宣宗反其道而行之，于是轰轰烈烈的毁佛运动终于停了下来。

五、顺便说一下拗体与救拗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比较有名的拗体与救拗的例子。上句五连仄，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平仄仄【仄仄】仄。上句应该是中平仄仄【平平】仄，结果第五、六字都变成了仄声：八十（古代是仄声字）。

这种救拗的方式属于大拗，必须救拗，否则就不是近体诗了。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拗，多少楼台【烟】雨中，中仄平平【平】仄平。

结束语

从杜牧的《江南春》和《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可以看出，杜牧对于南朝梁武帝持有批评态度。诗中提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文章中也写道萧衍”至国灭饿死不闻悟“。说明杜牧诗中一定有兴亡之感，隐含着对晚唐国运的担忧。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包含着对于佛教盛衰的嗟叹。

无论梁武帝这个人，还是梁朝一个朝代，或者佛教一个宗教，如果没有大智慧，都躲避不了兴盛和衰亡的自然规律。

@老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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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到底写的是啥意思？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江南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一些学者认为杜牧这首诗名为咏春，实则是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的确，唐代诗人素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在《全唐诗》中咏史的诗句随处可见，而杜牧更是其中杰出者。据《新唐书》记载，时人称杜牧“有王佐才”，“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与胸怀天下的士子一样，杜牧强烈的使命感在其作品中表露无遗。

这首《江南春》就是他的代表作。晚唐之前的咏史诗多用古体与律诗，但杜牧独出机杼喜用绝句。所以如此，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不是的天子，臣民对皇帝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根本就做不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往往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最高明的办法，无过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但许多文人无法掌握这个尺度，一不小心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臭嘴。

杜牧的绝句就很含蓄婉转，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倘若杜牧是个导演，那他一定是极高明的导演。镜头下，只是几个由远及近的画面，就将一件历史事件交待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著一字旁白，心有灵犀的观众也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江南春》也是这样的一首绝句，水村、山郭、酒旗，画面感如此强烈，会令读者误以为这是泼墨山水的印象江南。一般讲来，广义上的南朝是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江左的，因为他们的都城都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此也称为“六朝”。而习惯上，只是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称为南朝。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大约为一百七十年。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就走马灯一样更换了四个王朝，这样混乱不堪的历史时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统治者居然还有闲情逸致修筑“四百八十寺”？

其实，杜牧“四百八十寺”只是泛指，南朝一百多年间修建的佛寺具体数字只怕谁也说不清楚的。就拿建康一地来说，到唐初时，就至少有寺院五百余所，历史上，建康城的寺院大多建在城南，直到今天，南京地方仍有“出了南门尽是事（寺）”的俗谚留传。据专家统计，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萧齐时，2015所；萧梁时达到巅峰，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陈朝时，尚余寺庙1232所。

萧梁时怎么有那么多的寺院，那么多的僧尼呢？

这一切，还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得先解释几个名词：一、檀越，檀越是寺院僧众对施舍给他们财物的人的尊称。当然，大和尚嘴里说着众生平等，实则是有选择性的。对寻常信众的称呼是施主，只有对有身份有地位的施舍人才会使用尊称。在家中修行的佛教徒现在称为居士，特定的称谓是优婆塞（指男性佛徒，女性居士为优婆夷）。历史上，崇佛的帝王都是寺院最大的檀越，他们或者崽卖爷田，或者搜括民脂民膏用于供佛，各地香火旺了，百姓家却断了炊烟。

历史上，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比较疯狂，甚至出现了帝王出家、皇后削发为尼这些令人抓狂的事情，与其说是统治者崇佛，不如说是佞佛。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统治者无不如此，而其中又以鼓吹救苦救难佛教传播，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最为疯狂。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梁武帝萧衍无疑是最为奇葩的一个。与其他“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同类大异其趣的是，梁武帝是个干啥像啥、牙口倍棒、吃嘛嘛香的主儿，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创造者，与南齐皇室是近亲。年轻时，被竟陵王萧子良如入西邸，成了文学士人的八友之一；萧衍不但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写得一手好书法，居然还是一名能征惯战的武将，在对北魏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因军功升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来，萧衍趁齐氏内乱的良机，逼迫齐和帝禅让，一屁股坐上了皇帝宝座，改朝换代为梁。这一坐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屁股上生了痔疮被叛将侯景撵下来。

历史上，梁武帝是最虔诚的佛徒皇帝。吊诡的是，从造谶语、定国号、选定郊禅吉日，都是道家人物陶弘景大力支持促成的。做了皇帝的萧衍投桃报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送上雄黄、朱砂、黄金等酬劳。来而不往非礼也，陶弘景也将自己炼的丹、铸的宝刀进献与梁武帝。

然而，服了仙丹后的萧衍突然心性大变，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重阁亲作《舍道事佛文》，向天下臣民宣示“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

从此，梁武帝的人生就象开了外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但自己皈依三宝，要求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也信仰佛教，他敕命官民称：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圣贤，无一不是如来的弟子。

既然拜了释迦牟尼为师，梁武帝自然要布施。众所周知的是，和尚位除了手中乞食的钵和身上的僧衣，就一无所有了。他们最大的收益，就是善男信女的施舍。现在，有了皇帝这个最不差钱的施主，怎么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很快，萧衍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今天为死去的父亲建一座，明天为死去的母亲修一座，后天再为远来会念经的和尚建一所大庙，巧立名目不一而足，建康城中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

这其中，建筑最为宏伟的就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称的同泰寺。梁武帝修建这座寺庙下了血本，寺内楼阁殿台完全依照皇宫的式样，九层塔高耸入云，寺内古树森森，宝象庄严肃穆。在同泰寺，梁武帝不但铸造了十尊银质佛像，还铸造了两尊与平常人等身的佛像，一尊金像、一尊为银像。为了方便他烧香拜佛，梁武帝特意将宫城北门正对寺庙南门，自己则时而佛子、时而皇帝，如此循环不已乐此不疲。

梁武帝信奉佛教，绝不是说说而已，他不但身体力行的守持佛教的戒律，而且向天下僧尼特意颁发《断酒肉文》，对于管不住嘴饮酒吃肉的僧尼，责令他们还俗，以保证僧众队伍的纯洁性。

梁武帝不但自己诵经讲经，还为佛经作注，请来高僧大德译讲佛经，开设，而且亲自撰写忏文。身为天子，却甘为“三宝之奴”，在其六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八十四的时候，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无奈只好花费巨额资金为其赎身。

梁武帝不但自己崇佛，还派人将佛教传入日本、朝鲜，时间一久，就连远隔千山万水的南亚一些国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崇佛天子。事情最终传到了通晓大小乘佛法的菩提达摩耳中，他亲自泛海来到中国，梁武帝得知消息，立即派人将他迎往建康。梁武帝见到达摩，问道，自己一生敬奉佛教，不停的造寺、布施、供养，这有什么功德？萧衍本来是想听外来和尚恭维自己几句的，哪知道达摩却不以为意道：并不一定有什么功德！

达摩的话惹得萧衍十分不快，见话不投机，当即将达摩礼送出境。于是，达摩无奈之下只好“一苇渡江”来到北方，跑到少林寺面壁思过去了。

建了数不清的寺院，剃度了无数僧尼，梁武帝想着求得“果报”，哪知道最终的果报居然是“侯景之乱”，萧衍被困台城，最终身死名灭，徒增笑耳。

梁朝如此，宋、齐、陈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受梁武帝影响，陈武帝、文帝都曾经舍身修行，就连陈后主也曾经学着萧衍有模有样的舍身修行，大赦天下。南朝的统治者大建寺院，大张旗鼓的崇佛本来是为了偏安的长治久安，结果事与愿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有麻痹了百姓，却癫狂了自身。

杜牧作《江南春》的时候，正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在经历了唐武宗大肆毁寺灭佛之后，唐宣宗开始着手恢复佛教。史料记载“自元年（847）正月，洎今年（大中五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

杜牧作此诗，正是借咏江南春景之意，行诗谏之实。“烟雨”二字为全诗诗眼处，景可以空潆飘渺淡远，历史却是触手可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借古讽今，杜牧此诗真所谓用心良苦。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到底写的是啥意思？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江南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一些学者认为杜牧这首诗名为咏春，实则是借往昔繁华抒古今兴亡之叹。的确，唐代诗人素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在《全唐诗》中咏史的诗句随处可见，而杜牧更是其中杰出者。据《新唐书》记载，时人称杜牧“有王佐才”，“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与胸怀天下的士子一样，杜牧强烈的使命感在其作品中表露无遗。

这首《江南春》就是他的代表作。晚唐之前的咏史诗多用古体与律诗，但杜牧独出机杼喜用绝句。所以如此，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不是的天子，臣民对皇帝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根本就做不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往往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甚至带来杀身之祸。最高明的办法，无过于“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但许多文人无法掌握这个尺度，一不小心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臭嘴。

杜牧的绝句就很含蓄婉转，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如《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倘若杜牧是个导演，那他一定是极高明的导演。镜头下，只是几个由远及近的画面，就将一件历史事件交待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著一字旁白，心有灵犀的观众也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江南春》也是这样的一首绝句，水村、山郭、酒旗，画面感如此强烈，会令读者误以为这是泼墨山水的印象江南。一般讲来，广义上的南朝是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江左的，因为他们的都城都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此也称为“六朝”。而习惯上，只是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称为南朝。从东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大约为一百七十年。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就走马灯一样更换了四个王朝，这样混乱不堪的历史时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统治者居然还有闲情逸致修筑“四百八十寺”？

其实，杜牧“四百八十寺”只是泛指，南朝一百多年间修建的佛寺具体数字只怕谁也说不清楚的。就拿建康一地来说，到唐初时，就至少有寺院五百余所，历史上，建康城的寺院大多建在城南，直到今天，南京地方仍有“出了南门尽是事（寺）”的俗谚留传。据专家统计，刘宋时，有寺院1913所；萧齐时，2015所；萧梁时达到巅峰，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陈朝时，尚余寺庙1232所。

萧梁时怎么有那么多的寺院，那么多的僧尼呢？

这一切，还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得先解释几个名词：一、檀越，檀越是寺院僧众对施舍给他们财物的人的尊称。当然，大和尚嘴里说着众生平等，实则是有选择性的。对寻常信众的称呼是施主，只有对有身份有地位的施舍人才会使用尊称。在家中修行的佛教徒现在称为居士，特定的称谓是优婆塞（指男性佛徒，女性居士为优婆夷）。历史上，崇佛的帝王都是寺院最大的檀越，他们或者崽卖爷田，或者搜括民脂民膏用于供佛，各地香火旺了，百姓家却断了炊烟。

历史上，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比较疯狂，甚至出现了帝王出家、皇后削发为尼这些令人抓狂的事情，与其说是统治者崇佛，不如说是佞佛。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统治者无不如此，而其中又以鼓吹救苦救难佛教传播，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最为疯狂。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梁武帝萧衍无疑是最为奇葩的一个。与其他“百事不会、只会做皇帝”的同类大异其趣的是，梁武帝是个干啥像啥、牙口倍棒、吃嘛嘛香的主儿，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创造者，与南齐皇室是近亲。年轻时，被竟陵王萧子良如入西邸，成了文学士人的八友之一；萧衍不但才华横溢，精于音律，写得一手好书法，居然还是一名能征惯战的武将，在对北魏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因军功升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来，萧衍趁齐氏内乱的良机，逼迫齐和帝禅让，一屁股坐上了皇帝宝座，改朝换代为梁。这一坐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屁股上生了痔疮被叛将侯景撵下来。

历史上，梁武帝是最虔诚的佛徒皇帝。吊诡的是，从造谶语、定国号、选定郊禅吉日，都是道家人物陶弘景大力支持促成的。做了皇帝的萧衍投桃报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送上雄黄、朱砂、黄金等酬劳。来而不往非礼也，陶弘景也将自己炼的丹、铸的宝刀进献与梁武帝。

然而，服了仙丹后的萧衍突然心性大变，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重云殿重阁亲作《舍道事佛文》，向天下臣民宣示“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慨。

从此，梁武帝的人生就象开了外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但自己皈依三宝，要求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也信仰佛教，他敕命官民称：唯佛一道，是为正道……老子、周公、孔子等圣贤，无一不是如来的弟子。

既然拜了释迦牟尼为师，梁武帝自然要布施。众所周知的是，和尚位除了手中乞食的钵和身上的僧衣，就一无所有了。他们最大的收益，就是善男信女的施舍。现在，有了皇帝这个最不差钱的施主，怎么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很快，萧衍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今天为死去的父亲建一座，明天为死去的母亲修一座，后天再为远来会念经的和尚建一所大庙，巧立名目不一而足，建康城中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

这其中，建筑最为宏伟的就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称的同泰寺。梁武帝修建这座寺庙下了血本，寺内楼阁殿台完全依照皇宫的式样，九层塔高耸入云，寺内古树森森，宝象庄严肃穆。在同泰寺，梁武帝不但铸造了十尊银质佛像，还铸造了两尊与平常人等身的佛像，一尊金像、一尊为银像。为了方便他烧香拜佛，梁武帝特意将宫城北门正对寺庙南门，自己则时而佛子、时而皇帝，如此循环不已乐此不疲。

梁武帝信奉佛教，绝不是说说而已，他不但身体力行的守持佛教的戒律，而且向天下僧尼特意颁发《断酒肉文》，对于管不住嘴饮酒吃肉的僧尼，责令他们还俗，以保证僧众队伍的纯洁性。

梁武帝不但自己诵经讲经，还为佛经作注，请来高僧大德译讲佛经，开设，而且亲自撰写忏文。身为天子，却甘为“三宝之奴”，在其六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八十四的时候，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无奈只好花费巨额资金为其赎身。

梁武帝不但自己崇佛，还派人将佛教传入日本、朝鲜，时间一久，就连远隔千山万水的南亚一些国家都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崇佛天子。事情最终传到了通晓大小乘佛法的菩提达摩耳中，他亲自泛海来到中国，梁武帝得知消息，立即派人将他迎往建康。梁武帝见到达摩，问道，自己一生敬奉佛教，不停的造寺、布施、供养，这有什么功德？萧衍本来是想听外来和尚恭维自己几句的，哪知道达摩却不以为意道：并不一定有什么功德！

达摩的话惹得萧衍十分不快，见话不投机，当即将达摩礼送出境。于是，达摩无奈之下只好“一苇渡江”来到北方，跑到少林寺面壁思过去了。

建了数不清的寺院，剃度了无数僧尼，梁武帝想着求得“果报”，哪知道最终的果报居然是“侯景之乱”，萧衍被困台城，最终身死名灭，徒增笑耳。

梁朝如此，宋、齐、陈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甚至受梁武帝影响，陈武帝、文帝都曾经舍身修行，就连陈后主也曾经学着萧衍有模有样的舍身修行，大赦天下。南朝的统治者大建寺院，大张旗鼓的崇佛本来是为了偏安的长治久安，结果事与愿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有麻痹了百姓，却癫狂了自身。

杜牧作《江南春》的时候，正是唐宣宗大中年间，在经历了唐武宗大肆毁寺灭佛之后，唐宣宗开始着手恢复佛教。史料记载“自元年（847）正月，洎今年（大中五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

杜牧作此诗，正是借咏江南春景之意，行诗谏之实。“烟雨”二字为全诗诗眼处，景可以空潆飘渺淡远，历史却是触手可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借古讽今，杜牧此诗真所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