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十二年（858）冬天，长安城的年轻书生崔文龟病倒了，第二年三月四日吐血弥留，向表兄弟元璐托付后事：

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予平生为文匝一笥矣，没后为我编缉之，用此为记。

三天后，崔文龟病逝于“新昌里僦第”，年仅27岁。元璐为其撰写墓志，感叹：“子之行，子之文，不第不宦，不后不婚。”

崔文龟看似一个潦倒早逝、无家无后的落魄书生，实则出身中古时代的顶级门阀——博陵崔氏，家族前辈显宦频出，是一名地道的门阀子弟。他何以沦落至此，崔家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故？

魏晋南北朝时期强盛的门阀贵族政治在唐代持续衰落，至唐末五代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毛汉光将门阀贵族脱离郡望聚居到京城，依附中央谋求发展的现象称为“中央化”，褪去贵族色彩跳转到职业官僚轨道的变化称为“官僚化”。唐代的门阀势力便是沿着中央化、官僚化的趋势螺旋式发展。在案例梳理方面，无论是具体家族的世系、房支、婚姻等史实，还是科举、政局等与门阀政治的相互影响，学界都有持续的成果产出。文有余意、史有遗珠，依托具体案例进行长时段考察，依然有助于推进我们对唐代社会变迁的认识。崔文龟所处的博陵崔氏一脉的命运，可以作为窥探唐代门阀士族演变规律的一个窗口。幸运的是，崔文龟的《唐故乡贡进士博陵崔君墓志铭》和新刊布的、其父崔周衡的《唐故尚书都官员□□（外郎）处州刺史博陵崔君墓志铭并序》，以及既有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窥究竟的可能。

奋于功名：崔氏父子生平与仕宦

崔周衡、崔文龟父子系出赫赫有名的博陵崔氏，“崔氏世德，官族耿耀，盛□冠于他姓，著于史册”，世系可追溯至博陵崔氏二房的崔承福。崔承福大约生活在唐高宗时期，太中大夫、左司郎、齐润等五州刺史、越广二府都督，封博陵郡开国公，赠汴州刺史。崔承福生四子，分别为先意、先志、先事、先知。长子一支：崔先意官朝议大夫、邓州刺史；子崔巘官朝议大夫、郑州长史、赠左散骑常侍；孙崔淙，元和初年工部尚书致仕；曾孙崔杞尚顺宗女东阳公主，官兖海沂密观察使。次子一支：崔先志事迹不详，但其长子崔峋官居秘书少监，娶杨贵妃之姊韩国夫人为妻，所生一女为代宗妃。四子崔先知一支事迹不详。

崔周衡出自三子崔先事一支：“曾大父□□长史，讳先事。大父太子洗马，讳嵛。父湖州司马，赠亳州刺史，讳昶。”崔文龟的墓志记载完全相同。综合墓志记载判断，崔昶娶中古另一门阀——京兆韦氏女子为妻，生五子六女。五子中可考的有崔周衡、崔周彦，六女中仅知一女嫁入河南元氏，生崔文龟表兄弟元璐。

崔周衡，是崔昶第四子，同样与京兆韦氏联姻，娶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表微之女为妻。韦表微活跃于长庆、宝历政坛，两《唐书》有传。其“秩正贰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于一时”，在敬宗、文宗皇权交替期间一度与宰相之位擦肩而过。唐代顶级门阀联姻对象固化、婚姻通常亲上加亲，崔周衡母、妻都出自京兆韦氏，可添一个例证。

通过家世的考订，可知发展到崔周衡一代，其家庭还笼罩在门阀政治的光芒之下，祖荫未消，祖、父都是中级官员，尚可在士族圈子内经营婚姻、编织人脉网络。可门第光芒已经不能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唐代士族子弟必须奋战于名利场、追逐权势，保持家族地位于不坠。崔周衡选择的是科举入仕的道路，于大和七年（833）进士，时年43岁。

唐代的进士仅是官员出身，还需经历漫长的守选、激烈的铨选才能获得实职。谋职并非易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膨胀，分割朝廷用，通过入藩镇节帅幕府再迂回朝廷任职成为初入仕途者的终南捷径，士人多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崔周衡便在进士高中的次年，“中书舍人张公元夫出牧汝南，首用为从事，授弘文馆校书郎”。张元夫出任蔡州（汝南）刺史，启用崔周衡为幕职（从事），并为其奏授了弘文馆校书郎。这符合中唐后士人任职的惯例。校书郎为士人“起家之良选”，崔周衡也没有辜负张元夫的信赖，坚持原则、恪尽职守，使得蔡州的“狡悍者卒不敢黩以事”。第二年（大和九年，835），崔周衡又获得了擢升。墓志记载：“故相国路公出镇金陵，奏君为掌书记转协律郎。”参证《旧唐书·路隋传》可知，当年四月，路隋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崔周衡的幕职升为掌书记，本官迁为协律郎。作为获得出身仅两年的职场新人，崔周衡的发展可谓飞速。

仕途开局顺利，固然与崔周衡的才能有关，更大的助力来自岳丈韦表微。《新唐书·韦表微传》记载了韦表微提携路隋入翰林院的大恩：“后与处厚议增选学士，复荐路隋。处厚以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选德进贤，初不计私也。’”出任翰林学士，是路隋仕途发展的关键节点。出镇江南后，路隋投桃报李，反过来提拔韦表微的女婿当在情理之中。赴任途中，路隋病入膏肓，当年七月薨于扬子江之中流。崔周衡力挽狂澜，帮府主料理藩镇后事，“能抗邪谋，全相国始终之节，君之力也”。

路隋逝后，崔周衡经历了短暂的“放志林䉤，以坟史自娱”的日子，很快又迎来了更大的机遇：“故刑部尚书杨公帅左蜀，籍君之名，署为支使，授法寺属官。”“杨公”即事后官至刑部尚书的杨汝士，开成元年（836）出任东川（左蜀）节度使。崔周衡的使职再升为节度支使，事无巨细，料理妥当，“致杨公奏课之日，功轶群帅者，君之谋也”。上佳的家世、出身、业绩，使得崔周衡内召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岁满除尚书刑部都官员外郎。这一系列岗位的任职时间应该都不长，他很快外任处州刺史。“缙云瓯越之东鄙也，民俗轻诈，号为难理”，崔周衡“变夷獠狙诈之俗，薰为大和。曾未十旬，而功利明著。”天不假年，会昌五年（845）二月，崔周衡殁于郡舍，享年54岁。

崔周衡并非达官显宦，也谈不上怀才不遇，在仕宦履历、施政业绩上都有可称道之处。得益于家世背景，把握住时代机遇，他成功延续了家庭的政治角色、保持了不低的地位。崔周衡有二子，嫡长子便是崔文龟。

崔文龟，大和七年（833）生，8岁丧母，13岁丧父，与弟弟和三个姐妹由季父（极可能是崔周彦）抚养长大。崔文龟的发展环境逊于父亲，父母双亡，外祖父韦表微也已去世，叔伯和舅氏似乎还无法依靠，丧失了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援和仕途助力。他对仕宦又非常热衷，“谓惟名与爵，其争至矣”，同样选择了父亲的仕宦道路，追逐科举入仕。从大中十年（856）始举进士，连考三年，屡战屡败，直到十二年（858）病重，熬到大中十三年的春天病逝。

崔文龟的科举时运不如父亲崔周衡，更不用说仕宦成就了。唐代入仕途径众多，科举之外的一大渠道就是门荫。唐人依据直系前辈的权势和官品，获得官员资格乃至直接为官，称为门荫。这是官员的政治特权，带有浓厚的贵族政治色彩，明显有利于士族子弟。鉴于科举录取者每年不过二三十人，门荫入仕者构成唐朝官员群体的主体，但在元和、大中以后越来越不被看重。宪宗朝以后，门荫子弟几乎退出了高级官僚队伍。科举出身者占据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文宗朝即有俗语：“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太平广记钞》）有志仕宦者无不奋战考场。崔文龟曾比较过科举与门荫入仕：

人能弘道耳，名不足以大已。予苟从门荫调一尉，月有癝禄，可以奉蒸尝、了嫁遣。此外恣观古人之道，栖心于笔砚间。内与骨肉欢，外与朋友信，吾尚奔趋于乡里之选乎？

这段内心自白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首先，崔文龟对门荫似乎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得的艳羡，表明他不具备门荫的资格。门荫以祖、父本品为依据，则尽管崔周衡职事官（处州刺史）为上州刺史、从三品，但本品尚不至五品。元璐称“我舅处州，郎位而已”，将崔周衡框定在从六品的员外郎阶层，可做旁证。虽然郎官是清官美职，假如崔周衡有超越五品的散阶，他们父子的墓志断不会都只字不提。考诸制度条款，崔周衡也不够晋阶至五品的资历。他进士出身，“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因此起家散阶为从九品。散阶以劳考进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六品以下迁改不更选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岁一叙，给记阶牒。考多者，准考累加”（《新唐书·选举志》）。刨除守选和中间停顿，崔周衡历官仅约8年，且没有破格加阶记录，本品可能停留在七八品区间，远不到荫子的标准。

第二，入仕方式的变化带来了门阀士族在科场的激烈竞争，其中既有士族子弟的力学笃行，更有门阀势力对科举公正的侵蚀。元和前后，门阀士族入仕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顶级士族也不例外，比如荥阳郑氏在德宗朝以后位列宰相的共12人，除了郑覃为门荫入仕、郑涯出身不明外，其他10人都是科举进士及第（杨艳敏：《隋唐荥阳郑氏的衰落问题研究》）。“进士第成为大士族振兴或延续其家族的重要因素”（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门阀士族凭借文化、声望、权势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排挤寒族、平民，把持科场。崔文龟应试时期，“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唐语林·方正》），甚至出现“牓出，率皆权豪子弟”的极端情况。

崔文龟是新规则的“失败者”。墓志记载：“三岁连黜，识者叹异。君愈精克，未尝有愠色而流竞于时焉。”他的廉明克己和不“流竞于时”可能是品性使然，但不能排斥缺乏家族助力。崔文龟这一支“博陵崔氏”发展到他这一代，孤苦的现状和显赫的先祖形成鲜明的对比。唐代以当朝冠冕衡量士族，高宗朝重修《氏族志》“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品”。毛汉光立足大量案例提炼为“三世五品官”的士族标准。严格套用这一标准，崔文龟其实已经被“剔除”门阀士族行列了。这种“剔除”体现在科举上，就是崔文龟没能成功行卷、自荐和引起权贵的青睐。

晚唐士族子弟的仕进，并非落实一个单面相的制度，而是一项多面相的系统工程。自身因素与父祖权势、官品、门第等外部因素组成仕宦合力，这也是士族“官僚化”趋势的一个侧面。崔周衡是在上述合力作用下，自奋于仕途；崔文龟则缺乏这种合力的托衬，孜孜求仕而不得。崔文龟如果有子侄，下一辈仕宦的难度将更大。如果没有特殊机缘，崔氏此一房支将加速衰败。

新昌之选：崔氏父子的交际与派系

墓志中还有一个“细微点”：崔文龟病逝于长安新昌里所租宅第。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极可能于此处出租房内忙于应试赶考。新昌坊为长安朱雀大街东第五街第八坊，东界郭城东壁，东南出延兴门。作为奋于功名的年轻书生，崔文龟为什么不租赁长安城东北部靠近大明宫和皇权的权贵街区，或串连东西市的春明门-金光门繁华大街，或朱雀大街南部疏朗幽静、租金低廉的坊第，而是新昌坊呢？

崔氏父子仕进的时代几乎与牛李党争时间重叠。牛李两派，党同伐异，形同陌路，乃至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党羽之间比邻而居。长安城的新昌坊就是牛党人士的重要据点。牛党领袖牛僧孺居住在新昌坊的西北隅。此外，“新昌杨家”是本坊最显赫的家族，代表人物便是牛党核心人物杨於陵、杨嗣复。新昌坊以北的靖恭坊居住着与杨於陵父子同出弘农杨氏越公房、同为牛党核心的“靖恭杨家”：杨虞卿、杨汝士、杨汉公等。其中，牛僧孺与杨虞卿的宅邸隔街相望，筑有楼阁方便日常联系。新昌坊的著名住户还有牛党阵营的白居易、张仲方、裴向等。说新昌坊是牛党在长安城的大本营，亦不为过。徐畅复原长庆、大和中科举官僚在新昌坊内私人空间的游宴场景与集会活动，揭示牛李党争期间居住空间成为长安城文人官员之间发生社会联系的新纽带，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仕宦前景（《白居易与新昌杨家》）。崔文龟入住新昌坊，应当有融入牛党、蓄力仕进的考量。

父亲崔周衡生前便与牛党一派多有勾联，为儿子奔赴牛党埋下了伏笔：第一，周家邀请段瓌撰写崔周衡墓志。段瓌和崔周衡早在乡贡期间便相识，交谊长达24年。两人“尤游且久，而又详其行业”。《新唐书·崔铉传》载：“铉所善者郑鲁、杨绍复、段瓌、薛蒙，颇参议论。时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鲁、绍、瓌、蒙。’”崔铉出身博陵崔氏大房，会昌三年（843）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睦于李党党魁李德裕，属于牛党要员。杨绍复则是杨於陵之子。与他们政气相通的段瓌也是牛党人物。第二，首擢崔周衡的恩公张元夫是牛党人物，且与弘农杨氏气息相通。《唐摭言》云：“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第三，东川藩镇幕府的经历，是崔周衡重要仕宦节点。而提携他的东川节度使杨汝士也是牛党要员，同时是弘农杨氏越公房子弟。综上可见，崔周衡的仕途受益牛党良多，且与牛党一派，尤其是与隶属牛党的弘农杨氏越公房子弟互动密切，定他为牛党人士并不为过。

当然，崔周衡的人脉关系中也有几位“不和谐”的人物。崔周衡岳父韦表微在翰林学士任上举荐了韦处厚、路隋，后二者都位至宰辅。三人交谊不浅。有研究者认为韦处厚为李党人士，支持这一论断的重要史实有：韦处厚营救李党核心成员李绅，并上《请明察李逢吉朋党疏》攻击牛党结党营私；韦处厚当政后恢复了为牛党精简掉的官僚机构和冗员。可是，韦处厚也上过《代裴度论淮西事宜表》《论裴度不宜摈弃疏》，为倾向牛党的裴度呼吁，支持对藩镇采取强硬态度，同时上《论左降官准旧例量移疏》，对困于党争倾轧的官员寄予同情。综合韦处厚坚持原则、忠于任事的言行，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不牛不李的超然人物，正如他暴毙后“颇协时誉，咸共惜之”。同样的人物还有崔周衡的另一位恩公——路隋。太和八年，李德裕连贬至袁州长史，路隋作为宰相，坚决不在奏状上附署。如此看来，路隋站到了李党阵营。其实，和好友韦处厚一样，路隋“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同属超然人物，“辅政十年，历牛、李、训、注用事，无所迎将，善保位哉！”两《唐书》将韦处厚、路隋同列一卷，除了二人皆以文才见长外，应当还有政治立场方面的考虑。

政治人物的派系归属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在蔓延9世纪上半叶、政潮迭起错综反复的牛李党争中明确派系绝非易事。并非所有人都是鲜明的牛党或李党人士，不少官员采取超然态度，或者存在立场的转变。崔周衡的交际圈自然不可能精准局限在牛党范围内，而是以牛党一派为主兼及部分超然人物。这并没有淡化他浓厚的牛党色彩。

崔文龟成长的时代，随着牛李两党党魁的相继离世，党争开始退潮，但并未消失。奋战功名的士人尚需仰仗党派的助力，得罪派系的后果非常严重。几乎与崔文龟同一时间的著名诗人李商隐，因为牛党的延誉得以登进士第，又中书判拔萃科，前途一片光明。李党的河阳节度使王茂元辟李商隐为掌书记，奏授待御史，并招为女婿。“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之后，李商隐仕途停滞，屡次陈情都得不到同情，“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终生“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旧唐书·李商隐传》）。崔文龟功名未得，更不敢游离于两党之间。

崔文龟应试赶考的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令狐绹掌握国柄，对前朝唐武宗李德裕主政期间的政策“拨乱反正”，大肆排斥李党人士。李党完全失势。崔文龟必须仰仗和能够仰仗的，只有牛党了。父亲崔周衡遗留的牛党人脉，尤其是与弘农杨氏的亲密关系，恰好为崔文龟寻求杨氏羽翼、牛党助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应该是他在牛党大本营、弘农杨氏根据地新昌坊赁屋而居的核心原因。

崔文龟入住新昌坊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外祖父京兆韦氏家族有关。新昌坊还居住着京兆韦氏的韦端、韦缜父子。韦缜官至太子宾客，开成初年逝于新昌坊。韦缜交游广阔，白居易《赠韦七庶子》、刘禹锡《伤韦宾客》都是写给他的。博陵崔氏和京兆韦氏世代联姻，与崔文龟同时代的韦谏，大中十五年（856）逝于长安，“公外族博陵崔氏”，墓志撰写者为小舅子博陵崔谊，可见当时崔韦两族联姻还相当普遍。虽然不能肯定韦缜与韦表微隶属同一个房支，但与外祖同出一族又交游广阔的高官远亲同坊而居，对于孤苦伶仃的崔文龟而言，多少有所助益。

崔文龟于新昌坊僦屋而居，不是随机为之，而是综合家庭资源、当朝政局、政治风气的现实抉择，既是崔家父子“奋于功名”的逻辑延续，也是牛李两派“党同伐异”风潮的反映。

中流一叶：官僚士族家庭的败落

当门第与权力脱钩，门阀士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唐以后在社会变迁、政治风潮、文化演进等多重力量的叠加作用下，这种衰落的趋势大为加速。在唐安史之乱至唐末大约150年间，山东士族之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琅邪王氏，关陇士族之京兆韦氏、陇西李氏、弘农杨氏、敦煌令狐氏、河东裴氏，出任五品以上官的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其中，博陵崔氏自德宗朝开始衰落。赵郡李氏东祖房自唐高祖开始便一直呈衰落势态。清河崔氏的命运略有起伏，自高宗中期至玄宗前期逐渐衰落；玄宗朝中期至肃宗朝有所回升；但代宗朝以后，其仕宦进一步衰落。范阳卢氏在武周后开始衰落，从僖宗朝后期至哀帝时期入仕率有所回升，但并未达到盛时的一半。（《隋唐荥阳郑氏的衰落问题研究》）荥阳郑氏从唐初至德宗朝前期仕宦房支持续减少，入仕率持续降低，中高级官员所占比重继续下降。从德宗朝后期至唐末，荥阳郑氏的中高级官员所占比例较前一代有所增高，但仕宦房支数量达到北朝以来最少，最终完全衰落了。荥阳郑氏的衰落亦代表了其他门阀士族的衰落。

为因应形势变化，尤其是应对指向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革新，唐代门阀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改变，以维持家族的权势和地位。毛汉光注意到了蕴含其中的“中央化”与“官僚化”两大关键趋势。中央化是指门阀士族脱离郡望所在，家族重心由世代所居的乡里转移到两京，在地理空间上聚拢到皇帝周围。这是隋唐开始强化的官员任期制、回避制和漫长的守选等制度塑造的客观结果。崔周衡“归窆于万年县少陵原先墓之侧”，崔文龟“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原乡曹村少陵原”，显示他们这一房支已经在长安东部的少陵原形成了家族墓地。士族子弟既没出生在郡望地，也不归葬于斯，与故土的联系日益淡薄。所谓的“博陵崔氏”对于崔文龟而言，仅仅是一个荣耀的名号罢了。

中央化后的士族成员的不稳定性更加明显，只能更加专注于进入官员序列来弥补远离故土造成的基础缺失。他们进一步转变为以科举入仕、凭劳考叙进的官僚士大夫。“擢进士第”“辟诸使府”“自奋于功名”等成为晚唐士族官僚常见的人生关键词。其中，舍门荫而战科举，是“官僚化”最首要，也是最鲜明的特征。“新昌杨家”起于杨於陵以科举致显宦，定居于新昌坊。他的儿子杨嗣复同样科场高中，在开成年间位至宰相。崔周衡岳父、京兆韦氏韦表微年少时“克苦自立”，著书立说，以科举入仕、以文才立朝。其子韦蟾，“进士登第，咸通末为尚书左丞”。崔周衡父子也已经嵌入科举官僚的模子。崔周衡“自知读圣贤书，发为文章”，“既释服，遂游名场”；崔文龟勤学多产，“生平所为古文七十首，赋十首，謌诗八百二十首，书启文志杂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拟诗人之讽十篇，尚未绝笔。”只可惜科场不利，不为人知。

毛汉光将这些涉足科举维持家族成员的高入仕率，以巩固家族政治地位的门阀士族，称为“官僚家族”。具体到大家族的各方各支，比如崔周衡、崔文贵一支，可谓是“官僚士族家庭”。随着唐代中央化、官僚化趋势不断加剧，官僚家族对皇权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性。京城是一座处处彰显皇权、一切围绕皇帝运转的大都市，中央化的官僚家庭栖息在皇权的耀眼光芒之下，郡望与门第的光彩相形见绌。家庭生活也不得不货币化、市场化，脱离了在原聚居地雄厚的物质支撑，逐渐仰仗于朝廷的俸禄与待遇为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为了支撑家族体面的生活，士族子弟们不得不向皇权低头输诚，换取官衔与物资。崔文龟的僦屋而居和奔波科场，就是中央化下的产物。这不是崔氏一家的境况，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人也等有在长安城或“四处乞食”、或“求郡求禄”经历。激烈的科举考试、吏部选官的竞争，进一步逼迫昔日的门阀士族深度接入政争，向皇权、势家靠拢。这也加剧了晚唐的政潮汹涌、党争纷纭。然而，拥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完成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官僚家族“习惯于将政治生命和经济生活紧密地与中央、两京结合在一起，他们对中央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政治的打击和影响”。（张葳：《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

晚唐的政治风潮很多，有朝藩争斗、宦官揽权、农民起义等等。崔周衡迎头撞上的是牛李党争。他的仕宦生涯成也党争、败也党争。他进士及第后，迅速得到牛党节帅的辟聘，官职稳步上升。尤其是东川节度使杨汝士对崔周衡的提携，让他得到了政务锻炼，并顺利引起朝廷注意，内召为京官。入朝后，崔周衡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尚书刑部都官员外郎。考虑到杨汝士开成元年（836）出镇东川，崔周衡会昌四年（844）外放处州刺史，期间他保持了一两年一升迁的速度，堪称青云直上。尤需注意的是，彼时崔周衡的官历符合中晚唐理想的官员升迁捷径——“八俊”：

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便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封氏闻见录》）

此宦途八俊路径是从众多仕宦成功者的履历中归纳总结而来的，并大抵从大历、建中年间开始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崔周衡成功地踩踏在第六阶段，离成为皇帝近臣、操草诏（中书舍人）、封驳（给事中）大权近在咫尺，日后拜相（中书侍郎、中书令）亦未可知。据墓志描述，崔周衡在御史台任职期间，“抉奸持法，无所畏避，连鞠大狱，咸造于理”，政绩可谓斐然，为日后升迁打好了基础。出人意料的是，新任都官员外郎不久，崔周衡却“出守缙云郡”，外放江南处州刺史。除少数辅、雄、望、紧州郡外，唐代郎官外放州郡，实质是左迁。处州（今浙江丽水）远离长安数千里，当时尚不算繁华，刺史自然不是好缺。年代略早的永贞革新失败后，陈谏外放西邻处州的台州司马，便是作为对罪臣的处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政坛的明日之星，突然折戟沉沙，贬谪海越东瓯了呢？

崔周衡是牛李两党倾轧的牺牲品。他在朝为官期间，文宗驾崩、武宗即位，人事更迭、政策转向。开成五年（840）正月，唐武宗即位，七月召李德裕入朝，九月授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党开始了长达五年左右的掌权期，有意识地清理牛党人士。作为牛党新进，又占据美职要缺的崔周衡，自然就成为了李党排挤的对象。他列居朝堂的最后岁月，困于党争，应该过得并不舒心。同为牛党人士的段瓌在崔周衡墓志中写道：“君刚毅洁白，当官不阿”，“虽权悻之徒，虎视狼攫，阴欲移其志而终不可夺。”当属春秋笔法，意有所指，可惜后人已经无法确知当日的明争暗斗。对于崔周衡的贬谪，“求端之士，咸惜其去”。他却淡然说道：“焉有仕至二千石而不满其志耶？”洒脱地赴任去了，“笑以即路”。崔周衡的“满”与“笑”或许是迫于无奈的乐观，也可能是如释重负的解脱。

崔文龟困于党争不如乃父那般剧烈，但“寒困羇独，室有未配”般的落魄与他没能协调好与权贵的关系，跳出牛李党争的羁绊有莫大的关系。崔文龟是一个聪慧敏锐的年轻人，墓志所载他病重前所作“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一诗，透露出对于世事的洞察、对于人生的感伤。元璐在墓志中感叹：“我舅处州，郎位而已。德如是，报如是，君今如是，则积善之应，又何言耶。”包含着对舅舅、表兄生不逢时、不显于世的感慨。崔周衡一家是晚唐宦海奔波的众多官僚士族家庭之一。崔家主动适应社会变迁，调试仕宦道路，力图保持门楣，可惜犹如大江大河中的一叶小舟，为政治风潮所裹挟，最终落魄潦倒，不知所踪。

当中古前期的门阀士族开始转变为官僚家族之时，失败的命运便不可逆转了。虽然对于门阀士族的概念认定众说纷纭，但这一概念的底层逻辑之一是独立性，对于天然带有集权倾向和排他性的皇权所保持的独立性。故土的家产和人力资源奠定士族独立的物质底气，门第与权力的旋转门设计保障了士族的政治地位，深厚的家学和文化传承则塑造了门阀影响力。隋唐以来，科举取士、人事权统一等制度釜底抽薪，抽空了门阀士族的独立根基。士族子弟只能转变为职业官僚。而官僚的本质是依附，依附于皇权，无论是权力还是待遇都仰仗皇权的赐予。他们缺乏独立性，通过效忠、效力于皇权才能得以生存。晚唐门阀士族的官僚家族化恰恰是本体衰落的外在表现，也是根源。二者相互交缠，牵引着门阀士族不断沉沦。尽管有少数官僚家族借由官僚化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住了门第与影响力，但官僚不能世袭，他们的权势与富贵终究是有期限的，更毋宁说绝大多数士族子弟是在官僚化过程中如崔周衡、崔文龟一支这般失败退场的。

囿于史料匮乏，我们无法探知崔周衡家庭更多代直系亲属的生平，无法还原崔氏父子与两派的恩怨详情，但崔周衡一家依然在大变革时代展现了士族子弟搏击风浪的概貌，提供了观察门阀士族发展横截面一个鲜活案例。崔氏家史，清晰展现了中古精英阶层“士族-官僚-个体”的变动轨迹。官僚士族家庭的没落，是这条轨迹的后期片段。至宋代，崔、卢、李、郑等顶级士族的后裔再不能以门阀相矜了。

士族官僚化是门阀势力的回光返照，是门阀势力的绝唱。我们不否认其中出现了仕宦成就斐然的家族，更应注意到崔周衡、崔文龟父子的经历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当“士族”与“官僚”这一对天然排斥的概念硬生生融合在一起时，在皇帝集权、藩镇割据和唐末农民起义等外部的有力“助攻”之下，官僚没有悬念地战胜了士族。

将晚唐官僚家族在政治风潮中的凋零，放置在更长的时间线上观察。“官僚家族”概念在唐宋是形同而实不同的。虽然都是通过科举起家的职业官僚，看似是一个事物的发展与普及，但宋代的官僚家族并无明确的门阀谱系可以追溯，并且将注意力转向地方，偏重于对地方社会网络的经营。他们通过积累经济资源，为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资源，创造出有利的发展环境，以维持家族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应对动荡起伏的政治形势和局面，保存家族的实力和再起的机会。（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这或许是他们从晚唐的前辈处学到的历史教训，并遗传给了元明清的科举官僚家族。

晚唐的官僚家族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中间形态，注定在政治风潮中失败退场，并演化为两宋之后的科举官僚家族。从这个角度而言，崔周衡的家史仅仅是晚唐历史的化石，是门阀士族最终衰落的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