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开拓者 | 周末人物

最近，民进宁波市委会批复民进余姚市教育二支部更名为民进余姚市景耀支部。以名人命名民进基层支部，这在全国实属首例。民进余姚市景耀支部的正式挂牌，不仅彰显了余姚民进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度挖掘中国犯罪学研究先驱、中国促进会创建人之一的严景耀的光辉事迹和当代社会价值提供了会史教育基地。笔者作为民进最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谨撰此文以纪念民进元老、余姚乡贤严景耀。

严景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也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开拓者，更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他1905年7月24日出生于现低塘街道姆湖村严家自然村，虽然家境贫寒，但少年时他就博览群书，勤奋好学。在其姑母的资助下，他从上海中学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现象严重，而学术界又忽视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的现状，严景耀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明确了自己今后的犯罪学研究方向，并利用暑假到北京陶然亭附近的京师第一监狱实习，同吃、同住、同干活的铁窗生活让他全方位地获得了第一手研究资料，写下《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

1928年，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研究生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他将犯罪学调研的视野扩大到全国20多座城市的监狱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搜集了300余种个案资料和大量图表，并抄录了全国12个省监狱的相关材料。他专业能力出色，得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赏识，派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次国际监狱会议，会后又去法国、英国参观访问。其间，他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反思与对比。为了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1930年夏天，他接受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进修奖学金，到纽约社会服务学院学习，半年后到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白天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他还经常到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以及俄文。那时，他结识了中国在美国的组织负责人冀朝鼎和徐永瑛，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学术思想和进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做好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工作，他继续攻读，于193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犯罪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既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犯罪问题和社会变迁的著作，又集中体现了他在犯罪学领域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他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驱。

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合影

严景耀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和社会调查课程时，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传承经世致用、学贵践履的优秀品质，让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之余，走出校门，到底层生活的老百姓中去。监狱、矿场、煤窑等地经常能看到他和他的学生一起调查研究、实地考证的身影。他提出，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动荡是犯罪的根本原因，并把当时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归结为：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与道德规范的矛盾冲突，很多人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因失去方向、不辨是非、不谙法律而犯法；底层百姓生活所迫为生计而犯罪。当时，他尖锐地指出：“英美社会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是不可能医治中国社会的病根的，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实行，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一二·九运动后，严景耀毅然投身并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在白色恐怖下，他被迫离开大学讲台，辗转来到上海。由于出色的犯罪学研究造诣，他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助理典狱长，成为第一位在西方监狱管理系统中职位最高的华人。

新中国成立后，严景耀一边以学术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大学讲台上，一边积极投身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相继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之后，他参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的筹建工作，从学校硬件运营设施到内部专业学科设置、教师的选用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学院成立后，他出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为深入了解新中国如何改造犯人，他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亲自到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前身为其任职过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监狱)和上海少年犯管教所走访调查，除了仔细观看狱内监舍、工场和有关设施，还邀请监狱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共同思考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构建。他撰写的《中国监狱问题》为当时监狱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对策，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然可以借鉴。

这里很有必要提到严景耀的夫人——曾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女士，她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她与严景耀相识、相知，并成为终身伴侣，是数十年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以民族使命为己任的远大抱负的感召下，积极参加谋求国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在共同的事业和生活中互爱互敬，互勉互助，是值得夸耀和羡慕的民进伉俪。

1988年12月16日，民进余姚支部成立前一天，雷洁琼副委员长从北京寄来了贺函；1993年5月12日，她曾应邀来余姚，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剪彩，当晚还会见了民进余姚支部全体成员，她平易近人的笑容一直刻在当时接受会见的每位余姚民进人心中。

严景耀曾先后担任中国促进会中央第一届至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常委会常务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他调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国际问题。

1976年1月12日，严景耀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

严景耀的一生可谓光彩照人，其创建的中国犯罪学这一学科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相互统一，既有独立的深度思考，又有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他大胆突破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法，不断创新理论，综合考量引起犯罪现象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环境因素，持之以恒，进行了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深入牢狱，与犯人同吃同住获取真实材料的事迹令后人敬佩。严景耀这种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敢于批判的学术精神对当今法政研究仍然发挥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同时，他还为后人树立了爱国爱民、献身教育的榜样，他为国家、为家乡留下的精神遗产弥足珍贵，一定会恒久相传。

来源：余姚新闻网-余姚日报

严景耀：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开拓者 | 周末人物

最近，民进宁波市委会批复民进余姚市教育二支部更名为民进余姚市景耀支部。以名人命名民进基层支部，这在全国实属首例。民进余姚市景耀支部的正式挂牌，不仅彰显了余姚民进的文化底蕴，更为深度挖掘中国犯罪学研究先驱、中国促进会创建人之一的严景耀的光辉事迹和当代社会价值提供了会史教育基地。笔者作为民进最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谨撰此文以纪念民进元老、余姚乡贤严景耀。

严景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也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开拓者，更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他1905年7月24日出生于现低塘街道姆湖村严家自然村，虽然家境贫寒，但少年时他就博览群书，勤奋好学。在其姑母的资助下，他从上海中学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现象严重，而学术界又忽视中国犯罪问题研究的现状，严景耀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明确了自己今后的犯罪学研究方向，并利用暑假到北京陶然亭附近的京师第一监狱实习，同吃、同住、同干活的铁窗生活让他全方位地获得了第一手研究资料，写下《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

1928年，严景耀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研究生并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教，他将犯罪学调研的视野扩大到全国20多座城市的监狱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搜集了300余种个案资料和大量图表，并抄录了全国12个省监狱的相关材料。他专业能力出色，得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赏识，派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次国际监狱会议，会后又去法国、英国参观访问。其间，他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反思与对比。为了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1930年夏天，他接受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进修奖学金，到纽约社会服务学院学习，半年后到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白天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他还经常到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以及俄文。那时，他结识了中国在美国的组织负责人冀朝鼎和徐永瑛，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外围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学术思想和进步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做好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工作，他继续攻读，于193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犯罪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既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犯罪问题和社会变迁的著作，又集中体现了他在犯罪学领域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他被学术界公认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先驱。

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合影

严景耀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和社会调查课程时，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传承经世致用、学贵践履的优秀品质，让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之余，走出校门，到底层生活的老百姓中去。监狱、矿场、煤窑等地经常能看到他和他的学生一起调查研究、实地考证的身影。他提出，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动荡是犯罪的根本原因，并把当时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归结为：社会制约失效和社会解体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社会变迁引起新旧法律观点与道德规范的矛盾冲突，很多人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因失去方向、不辨是非、不谙法律而犯法；底层百姓生活所迫为生计而犯罪。当时，他尖锐地指出：“英美社会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是不可能医治中国社会的病根的，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实行，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一二·九运动后，严景耀毅然投身并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在白色恐怖下，他被迫离开大学讲台，辗转来到上海。由于出色的犯罪学研究造诣，他被聘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助理典狱长，成为第一位在西方监狱管理系统中职位最高的华人。

新中国成立后，严景耀一边以学术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大学讲台上，一边积极投身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相继担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之后，他参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的筹建工作，从学校硬件运营设施到内部专业学科设置、教师的选用等，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学院成立后，他出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为深入了解新中国如何改造犯人，他曾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亲自到上海视察提篮桥监狱(前身为其任职过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监狱)和上海少年犯管教所走访调查，除了仔细观看狱内监舍、工场和有关设施，还邀请监狱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共同思考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构建。他撰写的《中国监狱问题》为当时监狱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对策，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然可以借鉴。

这里很有必要提到严景耀的夫人——曾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女士，她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她与严景耀相识、相知，并成为终身伴侣，是数十年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以民族使命为己任的远大抱负的感召下，积极参加谋求国家进步的社会活动，在共同的事业和生活中互爱互敬，互勉互助，是值得夸耀和羡慕的民进伉俪。

1988年12月16日，民进余姚支部成立前一天，雷洁琼副委员长从北京寄来了贺函；1993年5月12日，她曾应邀来余姚，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剪彩，当晚还会见了民进余姚支部全体成员，她平易近人的笑容一直刻在当时接受会见的每位余姚民进人心中。

严景耀曾先后担任中国促进会中央第一届至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常委会常务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3年，他调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国际问题。

1976年1月12日，严景耀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

严景耀的一生可谓光彩照人，其创建的中国犯罪学这一学科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相互统一，既有独立的深度思考，又有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他大胆突破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法，不断创新理论，综合考量引起犯罪现象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环境因素，持之以恒，进行了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深入牢狱，与犯人同吃同住获取真实材料的事迹令后人敬佩。严景耀这种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敢于批判的学术精神对当今法政研究仍然发挥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同时，他还为后人树立了爱国爱民、献身教育的榜样，他为国家、为家乡留下的精神遗产弥足珍贵，一定会恒久相传。

来源：余姚新闻网-余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