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美酒，一向是社交应酬场上的老常客了。一根烟一杯酒，能迅速缓和尴尬生疏的气氛，拉近生意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香烟，因为便于携带，是大部分青、中年男人身上必备的物品，吃饭喝酒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进行“放松”。

而且因为价位品牌的区别，香烟还承担着不同的社交功能。

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一般是三十元以下的低端香烟，舒缓情绪缓解焦虑，就是他们最大的功用，品牌也比较繁多。

但逢年过节，人情走动时，一盒人尽皆知的“中华”烟是少不了的，因为它高端的价格和品牌意味着“品味”。

但是你是否知道，在几十年之前，有一个牌子不仅能和“中华”并驾齐驱，甚至还能略胜一筹，那就是红塔山。

那为什么如今的高端烟酒市场上，再也看不见红塔山的身影了呢？一代名烟的没落身后，又有着怎样的风云变幻呢？

如果你现在走到街上，随便找一个烟龄超过十年的烟民问他：哪个牌子的吸起来最好。

那他的回答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你会听到一个相对有些陌生的牌子——红塔山。

现在你走进便利店，想要找到一包红塔山，只能在一堆十块八块的廉价香烟堆里翻找，而且能不能找到还要看运气。

但是在上世纪一九九几年的商店货架上，红塔山那经典的红色包装盒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脱胎于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牌香烟，曾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

作为在建国10周年国庆典礼上的献礼烟，红塔山的品质以及品牌文化都是经过严格考验和国家认可的。

其后，红塔山更是打响了自己低调奢华的品牌形象，在烟草市场大放异彩。

与其他只在国内流行的香烟不同，红塔山一直有着走出中国，进军世界卷烟市场的野心。

在当时相对闭塞落后的中国，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臆想。

然而红塔山集团那对市场可怕的把握能力、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精神让空想落到了土地上，独占了亚洲卷烟企业的鳌头位置。

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作为和中华香烟同期崛起的“国民香烟”，红塔山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同运不同命”。

如今中华烟的品牌度节节高升，在中端和高端烟市场遍地开花，红塔山的受众却只剩寥寥少数忠实的老烟民。

烟草行业的调查报告中，那个一度霸占榜首的名字就这样暗淡了下去。

世界风云变幻，企业的兴盛和崩塌不过是商业大潮中的浪花，有的只有大小的区别，红塔山的没落也是亦然。

这里面或许有着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褚时健这个名字，在红塔山集团的兴亡史上，是一个无论如何也躲避不开的名字。

那么这个人生之中毁誉参半的传奇老人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一个集团的兴衰的呢？

提起玉溪，人们最先想起的可能就是那知名的玉溪烟，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同样以玉溪为名的玉溪卷烟厂，其实就是闻名全国的红塔集团的前身。

只是在玉溪卷烟厂时期，这个困居云南的小企业，也一度面临着濒临破产的窘境。

作为西南内陆省份，云南既缺少外贸带来的高额利润，又没有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

玉溪卷烟厂和云南的许多小企业一样，守着成片的优质烟叶和制烟技术，却因为缺少下游的经销商和先进的设备，只能眼睁睁看着资源如此闲置。

无法转化为资金流，如此可惜。

褚时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了玉溪卷烟厂。

此时的玉溪卷烟厂，厂房破烂，工人紧缺，毫无一个优秀工厂应该有的条件和活力。

在褚时健视察时，他还发现，对一个工厂来说最重要的动力和供热系统——锅炉房，甚至连一架能正常运转的锅炉都找不出来。

更让褚时健感到气愤的是，卷烟厂的工人早在常年的懒散工作中养成了得过且过的习惯。

反正拿的是死工资，干的好坏都和自己没关系，何不让自己清闲一点呢。

抱着这样的心态，玉溪卷烟厂的工作效率低到令人发指。

在其他地方吉田就能完成的任务，到了这里就需要三四倍以上的实践，就连修个锅炉都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

面对这个棘手的烂摊子，褚时健当机立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就是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

工业化时代，就是要尽量用机械取代人工，把工人从单调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节省人工费用的同时，也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卷烟的品质。

中国找不到符合条件的卷烟设备，那就从国外引进。工人们不会使用机器，就请来专门的技师手把手地培训。

褚时健的信条就是：效率是工厂的生命。

同时，褚时健还制定了详细的公司制度，严禁偷奸耍滑吃干饭的行为出现。

每个月都要考核工人生产的卷烟产量和质量，多劳才能多得，厂房内不能有消极怠工的情况出现。

只有严格的管理，才有高效的效率。

解决了工厂内部的问题，工厂的上下游产业也要考虑。

褚时健敏锐地察觉到，如果只满足于控制生产这一个环节，那玉溪卷烟厂发展到最后，就依旧只是一个工厂而已。

想要做大做强，就一定要把其他环节也掌握在手里。

为此，我们所熟知的红塔集团崛起了。

这个以山为名的集团囊括了从烟草的源头供应到最后的包销零售，完全摆脱了其他企业的桎梏，还打通了云南卷烟向外输送的通道。

之前，玉溪卷烟厂的烟很难卖到省外。

在质量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经销商们更乐意选择货运更方便的其他香烟，而不是路途遥远运费昂贵的玉溪烟。

但是红塔集团组建之后，直接构建了自己的物流部门，负责供货送货。

这一举动让红塔山真正地开阔了省外的卷烟市场，并凭借优越的质量横扫一众中小品牌，创造了一代烟王的传奇。

此时褚时健，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对企业无私的爱。

集团以“红塔山”为名，既是因为红塔山是云南的知名地标，也寄寓着他希望红塔集团能够如山一般坚韧厚重，脚踏实地、长远存在的厚望。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座由褚时健亲手筑起的高峰，迄今为止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动荡，也是由这位老人带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红塔集团正发展得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给了所有员工泼了一盆凉水——他们最信任和依靠的主心骨，红塔烟草帝国的缔造者褚时健。

依法被纪委进行了调查，并且被确认有贪腐行为。

这个时候的褚时健，其身份影响不要说是亚洲了，在世界上都是能排上号的。

烟草行业因为成本和售价的极其不平衡，一向是“一本万利”。

拿红塔集团最经典的红塔山为例，当时的红塔山属于高端香烟，售价能达到200元开外一条。

然而在工厂出产时，成本甚至还不到售价的十分之一。

都说上帝欲使其疯狂，必先使其猖狂。

各种国家级和世界级奖项一个接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表彰也把褚时健推上了名利的至高点。

但是这些还不能动摇褚时健的内心，真正加剧他的腐化的，还是他手中过于泛滥的权力。

烟草如此暴利的行业，自然有国家介入管控，防止市场上出现胡乱定价牟取暴利的行为，对于经营生产卷烟的企业也要严格审查，防止劣质的卷烟流入市场。

但褚时健本人就是云南烟草专卖局的局长，还把控着红塔集团的实际控制权，当时的烟草市场，说是褚时健的“一言堂”也不为过。

一个公司想要正常运行，必定要进行权力的制约，以及必要的监管，避免一人独大的情况出现。

然而不论是褚时健还是红塔集团，都已经在飞速的发展中失去了约束。

对那个时候的烟草商人来说，什么正式文件和流程都比不过褚时健的一句话好用。

为了那百分之几百的利润率，有的“歪门邪道”就派上了用场。

面对送到面前的利益“大饼”，褚时健能忍住一次两次，然而次数多了，总会被人趁虚而入，投其所好拿到代表着暴富的“批条”。

“后门”一旦打开，再想关上就难了，身上所肩负的国家机关的职位不仅没有让褚时健收敛。

还让他产生了不应该有的侥幸心理，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这样疯狂的敛财行为，直到褚时健被举报到上级纪委才停止。

而此时褚时健的资产积累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不说那几乎要过亿的现金资产，就说位于不同地区的好几处豪宅，估算价值也有几千万了。

经过侦查审判，褚时健贪污受贿的罪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盛极一时的红塔盛世也就此终结。

成也褚时健，败也褚时健，造化弄人，因果循环，令人唏嘘。

红塔山因为褚时健的行为经受了巨大的冲击。

褚时健之前的名气带来的利益有多大，他倒台后红塔山经受的反噬就有多深。

品牌有了污点，用户就会大量流失，注重附加价值的高端烟市场再也不可能接纳红塔山这样的卷烟，这就等于切断了红塔山一大半的市场。

其次，褚时健的入狱也牵连了不少红塔集团的高层，离开的离开，被处罚的被处罚。

决策层的巨大空缺导致红塔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做出迅速有效的决定，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这样的行为是致命的。

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反映在方方面面。

之前人们收入不高，除了过节送礼，平时消耗的都是价格不高的低端烟，仅仅依靠低端烟的生产链，红塔山的盈利也是很可观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生活中也会选择口感更好的高档烟，低端烟的销量骤然下跌。

褚时健入狱后，接替他的人很少有他的决断力和管理魄力。

在这个情况下红塔集团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挽回集团形象，反而破罐子破摔继续一头扎进低端烟市场，成功错过了最好的进军高端烟市场的机会。

与此同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褚时健达到了保外就医的条件，被批准出狱。

在监狱的生活让褚时健对自己进行了深入剖析，也洗涤了曾经被名利腐蚀的心灵。

褚时健决定靠自己再打拼出一份事业。

此时的褚时健身无分文，名声尽毁，还失去了最亲近的女儿。

只有同样年迈的妻子不离不弃，两个古稀老人所面对的情况要比红塔集团还要恶劣许多。

但褚时健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绝望，他和妻子都身患重病，发展产业能为两人增添一份保障。

另外，褚时健也希望能为之前的行为做出些弥补。

经过多番考虑和选择，褚时健最终承包了一片果园，进行橙子的种植。

在烟草行业叱咤几十年的“烟王”，面对完全陌生的种植业依旧游刃有余。

从选种到农场管理，再到最后的包装销售，褚时健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所出品的橙子和市面上现有的橙子相比，甜度更高，体积也更大，甚至连色泽都更鲜亮，不亚于那些进口的橙子品种。

当时在是否以褚时健的名义宣传橙子时，褚时健和妻子还有过分歧。

看到自己给红塔集团带来的负面影响，褚时健怕橙子也会因此受到抵制。

不过在妻子的坚持下，“褚橙”这个名号还是一炮而红，被人们广泛接受了。

褚时健的一生，是多彩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有人说他是伟大的企业家，他所带来的贡献远远高于他犯下的错误；

当然也有人如今依旧不愿接受和他有关的产品。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身上的商业才能和永远不会消失的那股不服输不认输的冲劲儿值得每个企业家学习。

就连王石都赞叹：

“在勇敢方面，我不如褚时健。”

人生的路很少有一路顺风的坦途，波折和低谷无法避免，如何面对绝境并找到出路，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褚时健和红塔集团，同样都经历了那场事件的波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就正是这个道理的真实写照。

希望红塔集团也能在褚时健的经历中找到启发，抓到新的发展契机，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辉煌。

你对红塔山的印象是什么呢？

对褚时健，你又是什么看法呢？

8元红塔山6元红河在云南也难买，10元以下香烟准备退出市场了？

您还记得这款红塔山经典1956吗？上世纪曾是家喻户晓仅次于中华的高档香烟。30年来，价位一直保持在8~10元间，在市场上也逐渐从高端变成普通，流传极广，深受烟友钟爱。然而，这款物美价廉的香烟现仿佛已越来越难买到。

有多年烟龄的江苏人老孟已记不清几时起，8元红塔山在江苏就消失了。虽然吸着南京，但红塔山经典1956醇厚的味道一直让他恋恋不忘。到云南旅游，怎么说也得带2条回去和烟友分享。可一下火车，问周边商店都说卖完了。

卖完了？！这可是红塔山的省份云南哦。火车站边尽卖贵的烟，其他地方应该多了吧。老孟找到了一家烟草公司门店，柜台上都是数百至1千的条烟。售货员颇显无奈：“8元红塔山卖完了，2包都没有，要不你买阿诗玛？1条250。”

30年前1包5元的阿诗玛现已卖到25，老孟想想江苏何尝不是，香烟价格已不知涨了多少次。既然城市里难觅8元的红塔山经典1956，那就去农村看看吧，那里消费水平更低，应该市场广阔供应充足吧。老孟边旅游边在农村里寻觅。

走了3个村庄翻遍所有小店，老孟得到的答复都是卖完了。店家说法出奇一致：“今年配送少多了，1个店就几条，都不够卖，送来就光了。年底配得更少，好多人都提前付款预订。”供不应求之下，有的店铺已自相提价涨到9元。

味道醇厚，长期8元价格，超高性价比的红塔山经典1956，在云南乃至全国都被众多普通消费者钟爱。然而，物美价廉的香烟已越来越紧缺，现10元以下香烟连在原产省份都难买到，高企的烟价也让许多收入不高的烟友备感压力。

“说肉价贵，有香烟贵吗？我1根大胴骨才卖10块，不够1包烟钱。别说6块红河8块红塔山，现连10块出头的都难买。1天抽2包，4根胴骨没了。唉，不吃肉可以不抽烟行吗？怎么总戒不掉。”生活习惯和不高的收入总是让人左右为难。

看着这家烟柜，10元以下的都放在最底层，红河标价还是早些年的5.5元，想是都已断货很久。在云南居然买不到8元红塔山，莫非10元以下的香烟真会退出市场？老孟掂量起数年未增长的收入：便宜烟没了，是不是该戒了？或许等涨到抽不起，也就自然戒了吧！

云烟崛起之前，河南许昌曾是中国的“烟叶王国”

近日褚时健去世的新闻，又引发了大众对云南香烟红塔山的怀念之情。然而不能遗忘的是，在云烟崛起之前，河南才是闻名全国的烤烟大省，为中国烟草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著名烟草专家张逸宾就在报刊上发文介绍河南许昌烟区，称“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南”。襄城是许昌市的下辖县，也是许昌最重要的烟叶产地。

1958年8月7日，曾亲自视察襄城县的烟叶种植情况，并发出“烟叶王国”的感叹，从此这个美誉便和许昌捆绑在了一起。那么，小小的许昌为什么会成为“烟叶王国”？这一切，还要从中国烟草业的初创说起。

视察襄城县

从晒烟到烤烟

时的著名作家刘大杰写过一篇《说抽烟》，文章里提到，“在中国古代的诗人词客里，很少有描写抽烟的句子，不知道当时他们抽烟不？”想必刘先生当时一定没有研究过烟草的历史，烟草并非中国原产，大部分古人当然也就无福消受，更无从入诗了。

和玉米、甘薯等农作物一样，烟草原产中南美洲，大约16世纪才传入中国。古代印第安人使用和栽培的黄花烟草，属于晒烟。而普通的红花烟草，则起源于玻利维亚南部和阿根廷北部一带，烤烟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如今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卷烟，大部分就是用烤烟制作的。烤烟传入美国后，1612年英国移民约翰·罗尔夫发现在弗吉尼亚州非常适合种植烟草，所以烤烟又被称为“弗吉尼亚烟草”。

烟草传入中国是在明代，西班牙人先将烟草移植到吕宋（今菲律宾），后由东南沿海商人将种子带回中国，在福建种植成功后，又传播到广东、江浙等地，但普遍种植的不是烤烟，而是晒烟。

烟草在中国最早被称为“淡巴菰”，是西班牙语烟草（el tabaco）的音译，并迅速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万历来，有携淡巴菰至漳泉者……皆卸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清代全祖望甚至写了一首《淡巴菰赋》来夸赞烟草：“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

烤烟在中国的普及要归功于20世纪初世界最大的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它1902年在伦敦成立，由英、美两国六家大烟草公司和一些小公司合并而来。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就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彼时，中国大地上种植的只有晒烟，尚不能供应适合卷烟制造的烤烟烟叶，因此英美烟公司在刚进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进口美国烟叶作为原料。

周慕桥为英美烟公司绘制的月份牌

为了降低原料运输成本，英美烟公司派出美国烟叶专家，在中国各省市开展烟叶种植情况调查，直到1913年，决定首先在山东潍坊、河南襄城、安徽凤阳三地试种推广烤烟。结果，以河南许昌襄城出产的烟叶质量最佳，襄城甚至因此被誉为“东方弗吉尼亚”。抗战爆发后，原有的烤烟产地大部分沦陷，这时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才开始发展烤烟。

至此，中国烟草业才从“土种”晒烟过渡到“美种”烤烟的历史时期，河南也成为中国烤烟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烟草作物资源分布图（来源：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河南烤烟主要分布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地市所辖境内，但为何只有“许昌烟”能够一枝独秀呢？

一般来讲，烟草品质的优劣受产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影响较大。许昌地区位于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土质肥沃、排水良好，特别适宜烟草的生长。“英美烟公司设想美国烤烟可以在中国试种成功……河南土质比山东、安徽都适宜于种植烤烟。那里种的烟草纤维细，色彩黄的比例高，适宜种烟的地区广。附近煤矿保证了烤烟用的燃料，自然条件甚为有利……如果河南能发展，无疑其前途是远大的。”（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

从更大范围来看，许昌也与世界上著名的产烟区纬度相近，如美国的马里兰、弗吉尼亚，日本的广岛、神奈川，土耳其，希腊等地。因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英美烟公司决定把许昌作为其在中国推广烤烟的大本营。

外资与华资企业之争

1915年，英美烟公司在许昌“公兴存”商号设立烟叶中转站。1917年，许昌英美烟公司成立，开始挂牌营业。起初，许昌当地农户种烟的积极性并不高，但英美烟公司通过免费培训、高价收购等手段，逐渐使种烟农户尝到甜头，于是改种烤烟的人越来越多。据美国农业经济处统计的烤烟产量数字，仅1917年许昌的烤烟产量就高达250万磅之多。

在英美烟公司的引导推广下，河南烤烟的种植区域以许昌为中心，快速辐射到周围几个区县。1926年之前，英美烟公司在河南全省平均每年可收购价值2000多万元的烟叶。许昌烟区的壮大，让英美烟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河南官府的税收，因此官方同样支持种烟。

1931年河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烟田一天天发展，主要的原因是烟田出产巨，每亩地可收100元（银币）……种麦者每亩约6元；再则烟田的发展，政府起到了推动作用，刘峙（河南省主席）派员坐提烟苗捐，每亩8元，另加各种杂税，一亩地可收12元至15元税款，如种麦则钱粮最多为3元。”

如此丰厚的经济利益，很快就为英美烟公司引来了竞争对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1905年在香港创立的，1918年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并把企业中心从香港转移到上海，是民族烟草企业的代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

早先英美烟公司的买办任伯彦以上海“永安堂”名义，在许昌西关京汉铁路东侧为英美烟公司购买土地98亩，建成许昌烟叶收购站和烤烟厂，把间接收购变为直接收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入许昌后，又在京汉铁路西侧买下土地近100亩，同样设立了收烟场和复烤厂。

后果可想而知，两家公司为了争夺市场，展开了一轮激烈的烤烟收购价格战。英美烟公司为了吸引卖烟农民，先是把每磅烟叶的收购价从0.2元提高到0.25元。南洋公司不甘示弱，又把价格提高到0.3元，就这样，经过好几个回合的争夺，烟价竟然被抬到了0.5元多。最终，南洋公司还是因为财力不足而败下阵来，许昌烤烟的收购权被英美烟公司全部垄断。

不过好景不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许昌各界群众也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北伐开始后，冯玉祥的部队进入河南，英美烟公司的外籍员工纷纷撤离。据1951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所载《许昌烟业的血泪史》一文说：“1927年大革命的火焰燃烧到许昌后，在工人、农民极端痛恨之下，便一把火把英美烟公司点起来烧了，大火整整烧了一个多月，使它不能很快恢复。”

经过此番大火，英美烟公司遭受重大损失，暂时告别许昌。

大买办邬挺生与许昌烟叶公司

英美烟公司被迫撤离后，一直试图重返许昌，并成功地进行了政府公关。1931年，英美烟公司董事长欧文爵士来华，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商谈如何恢复河南烟草市场，并承诺改进河南的烟叶种植系统。

同年7月，宋子文派人陪同公司烟草专家牛森（Neusan）等人到开封拜访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并致函刘峙：“大英烟有限公司的牛森先生正途径汉口去许昌重新开办公司的烤烟厂，希望河南省政府发布一个给他们保护的文告，同时要指示许昌县长给予一定的保护。我已得到保证，该公司将安排支付这几年烤烟厂应付的税款，所以我要求你友好地给他以保护，并指示许昌县长也照此办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筹备，1932年，英美烟公司委托华人买办组建了许昌烟叶股份有限公司，买办中的头面人物邬挺生。邬挺生名卓然，字挺生，他是的老乡，早年在上海中西书院读书，练就一口流利的英文。后来邬挺生分别加入过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商界巨头和大买办。许昌烟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邬挺生担任经理兼董事长。

邬挺生（1877-1935），浙江奉化人

邬挺生走马上任后，英美烟公司重掌当地烟草业命脉，同时也兑现承诺，帮助许昌农民对烟叶进行改良，还组织了美种烟叶改良委员会。

为了让农民更好地掌握种烟技术和经验，烟草专家牛森还在1934年编写出版了一本烟草科普读物，名为《美种烟叶指南》。该书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序言如此写道：“许州及其附近各处，多产烟叶，兹欲提高及改良其火烤后之质料，自早春播种，至秋季上市，其间一切焙制方法，是以详为叙述，编为小册为宜。农人种烟，宜用科学方法，其改良之程度，应使其不仅与在国内各处之烟争胜，且应于产于外国者角胜，吾所编辑之各项材料与方法，或已有为一般农人所熟知者，但吾为使此册完备起见，故不避重复与繁琐之嫌耳。”

应该说，牛森、邬挺生在许昌推广种植美种烤烟，不仅带来了优质的烟种，而且在当地普及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许昌成为全国著名的优质烤烟产区起到了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以“许昌烟叶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重返许昌的英美烟公司，还是遭到了许昌当地同行的极力排斥。邬挺生接连收到襄城烟帮同业公会的恐吓信，内容都是警告他不要继续开展业务，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1935年12月30日下午，邬挺生在办公室查看完账目，在警卫的陪同下坐人力车去往许昌城里家中。到城门口，两人下车步行，经过第二道城门的时候，迎面走来两个便衣人突然掏出手枪，一个打中了警卫的胸膛，另一发子弹击中邬挺生的头部。邬挺生当场毙命。

邬挺生被杀后，公司顾问牛森给上海英美烟公司汇报：“人们公开议论说，有人雇佣了以此为生的带枪歹徒邬先生，酬金是1万元。此外，如果许昌烟叶公司继续工作下去，那么笔者也将被杀。”不料一语成谶，就在牛森代替邬挺生主持公司工作一年后，他也没有逃过被的命运。

“烟城”辉煌

1936年12月，许昌烟叶公司董事会终于决定撤出许昌，从此，英美烟公司只能按照原来的办法，通过当地烟行和转运公司间接收购许昌烟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许昌英美烟公司全部撤回上海。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占领上海，英美烟公司的卷烟销售和烟草原料输入陷入困境，反而促使中国内地国产卷烟迎来发展的机遇期。

京汉铁路途经许昌，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许昌发展成为重要的烟叶运输枢纽。

到1947年底，许昌全城大小烟行已发展到150家左右，烟市的繁荣，也带动了许昌城市发展，当时许昌城固定人口仅四五万人，但流动人口就有三万多人。现在南大街两侧的高大建筑物，也都是1940年至1947年期间兴建的。

1947年，中国解放军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许昌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许昌烤烟厂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许昌烤烟厂的旧址上建立起来，随后又不断扩建新厂，到1980年底，全许昌烟区一共有7个大小烤烟厂，年复烤能力3亿斤左右，尤其许昌烤烟厂的规模最大，年复烤能力在1.5亿斤以上。

从建国以来到1985年底，许昌全区共烤烟30多亿斤，占全国烤烟总收购量的50%左右，烟草毫无疑问地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产业。许昌卷烟厂生产的“金许昌”“帝豪”等品牌，更是许多老烟友的最爱。

许昌烟是浓香型的代表。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云南烟草的崛起和控烟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许昌烤烟逐渐风光不再，乃至被人遗忘。然而对于这座曾经的“烟城”来说，这又未尝不是促使其摆脱单一烟草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的良机。

参考文献

1.李耕五：《许昌烤烟发展史话》，许昌烤烟发展史话编辑委员会出版，1992年

2.陈曦：《烟草种植与许昌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美]班凯乐：《中国烟草史》，皇甫秋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低价烟”居然涨价了这么多的钱。普通人还是做好准备戒烟吧

本文素材来自于网络，若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存在侵权行为，请联系删除。

标题：香烟价格上涨：吸烟者的压力与市场调节

引言

吸烟，众所周知对身体健康极为有害。然而，吸烟者中的许多人尽管清楚这一点，仍然执着于香烟，原因无非一个：缓解压力。近年来，低价烟的价格上涨成了吸烟者的又一大困扰，这不仅仅是价格的上涨，更是市场力量和不法行为相互交织的结果。

低价烟的涨价

在甘肃这个省份，低价烟的品种相对有限。以曾经的十元左右的云烟为例，现在每家店每周只供应一到两条，甚至有时根本没有。云烟的价格也从之前的十元上涨到了12元每包，甚至某些地方标价13元。而其他类似的低价香烟，如精品红塔山和精白沙，价格涨幅也不小，要想购买，就像是在寻找稀世珍宝一样。

对于那些稍微愿意多花一点钱的吸烟者，原本售价14元的红利群也涨到了15元，少数店铺标价16元。然而，在东部和南部的省份，价格波动更为剧烈，甚至有些地方将价格炒到了20元。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白塔山，一款历史悠久的香烟，曾与阿诗玛并驾齐驱，长期以来一直以7元的价格出售。然而，在甘肃，这款白盒红塔山的价格已经普遍上涨到9元和9.5元，一些店面甚至将价格调整为10元。这个价格在其他省份可能还会更高一些。

随着这几款低价烟的供应量逐渐减少，一些吸烟者不得不转向价格更低的软盒延安香烟，价格约为5元左右。尽管在同价位的香烟中相对受欢迎，但价格也已经直接上涨到了7元每盒。

涨价的原因

香烟价格上涨有多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烟草公司调整了批发价格。然而，还有另一个更为突出的原因，那就是市场力量的无形调节。

这个道理很简单，供应量大了，价格就会下降；供应量少了，价格就会上涨。一些不法商贩看到了商机，开始使用一个新名词——"同行调货价"，作为他们制定零售价格的依据。尽管他们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但出于利润的驱使，一些不法商贩开始倒卖香烟，甚至跨越省份、城市和县区，进行所谓的窜货，这是违法的行为。

尽管烟草公司和执法部门合力打击串烟行为，但由于高额的利润，仍然有人不惜冒险。2023年1月，甘肃平川区烟草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真烟非法倒卖案件，涉案金额高达30.87万元，数量达到34.47万支。这表明，窜货行为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给吸烟市场带来了不小的波动。

价格的有序上涨

多年来，烟草价格一直实行统一的标签零售价格，这体现了烟草行业对市场的掌控和稳定。然而，随着低价烟供应紧俏，一些店铺的价格标签由统一的印刷标签改为手写标签，声称30%以内的涨价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与以往的规定有所出入，但这30%的涨价空间为不法商贩提供了可乘之机。

烟草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大趋势，为了降低吸烟人群的整体数量，有序的价格上涨在烟草部门的控制下是必要的。尽管这对吸烟者来说可能带来负担，但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结论

香烟价格的上涨对吸烟者的经济和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我们无法左右大的趋势，但可以选择减少吸烟或戒烟，这对于个人健康和经济状况都是更好的选择。对于那些成功戒烟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经验。香烟价格上涨，吸烟者们在继续吸烟之前，或许应该再三考虑。

以上内容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本文作者无意针对，影射任何现实国家，政体，组织，种族，个人。相关数据，理论考证于网络资料，以上内容并不代表本文作者赞同文章中的律法，规则，观点，行为以及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文作者就以上或相关所产生的任何问题概不负责，亦不承担任何直接与间接的法律责任。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本文仅在今日头条首发，请勿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