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于天——传统中国的天学与经术”学术论坛综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顾炎武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古人知天、重天学，经典之中言天者俯拾即是；特经文简古，三代图籍不传，穷经之士，不尽出于专门，言理之家，几多略于象数，遂使学者茫乎不识其端绪。如此，沟通学术畋域至为重要：由天学窥探经术奥义，藉经术条理天学脉络，两相砥砺，方可见先贤究汇天人之雄心、古学囊括宇内之气象。鉴于此，为了更好地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突显交叉学科研究优势，7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尚书》经典化研究”项目组主办的“传统中国的天学与经术”学术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会议邀请了中国古代文学、天文学以及经史文献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围绕“天学与经术”这一议题，展开深入对话。

论坛持续全天，共设七场学术报告。第一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题目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爻辞与天文神话互证一例》。刘宗迪认为，《周易·乾卦》和《坤卦》卦爻辞中与“龙”有关的诸辞，以及《山海经》中记载的一系列龙、蛇神话，均为上古时期龙星纪时制度的反映。他从两种文献互证角度，着重讨论了《周易·坤卦》“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与《山海经》禹杀相柳神话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所言均为冬季龙星尾宿星象，“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爻辞背后隐藏着一个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神话故事。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慧奇，题目为《浅谈先秦天文历法与“乾卦”及“五行”的关系——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曹慧奇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历日期，以此为节点，按照西周实测历法推算出阴历1—6月东方“青龙”星宿在夜空中运行的位置，并与《周易·乾卦》卦辞作相互比较，发现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并认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王秀臣指出，将六爻与苍龙七宿互证，黄宗羲《原象》的认识更早一些。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林甸甸认为，对于《乾卦》爻辞的解读，曹慧奇在技术层面进行延展，刘宗迪在文献层面进行延展。刘宗迪引《山海经》进行阐释，但不同的载体反映不同的需要，文本形式的差异性如何造成，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二场报告由王秀臣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施爱东，题目为《“岁差”对于理解古代文献的影响》。施爱东论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岁差”的发现过程，并从近代自然科学层面阐释了岁差产生的原因，进而解释了古人何以用“勾陈”取代“太一”，及其背后科学与政治之复杂纠葛。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刘未沫，题目为《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数理、图理与式图——以北大秦简为中心》。刘未沫认为，早期中国最初一些核心要素的关联，有其自身逻辑和底层架构，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数术文献指示出理解这种逻辑和架构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数与图像。它们（如三方三圆图、七衡六间图、十二律周期图）是关于实在的或自然的模型（如太阳回归周期的模型、音律回归周期的模型），背后有复杂的数理知识，只是被降维呈现在了二维图像上。在对事物的模型化和图像化过程中，将事物看作数学对象、寻找周期性并将其投射为图像，是其典型思维过程。民间占卜用的式图与基于数理知识的模型化图像有相同的思维，式图扩大了整个关联系统，对关联观念的固定化有重要作用。评议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洪军认为，中国古代的天学是政治的天学，是传统文化的体现。评议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民镇认为，我们过去大量的术数文献，实际上是没有流传下来的，出土文献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另外，从文明互鉴角度更能看清中国文明的特殊性。

第三场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家璧主持。王洪军与陈民镇分别作了精彩汇报。王洪军分享的题目为《天文历数的“三五”之变与经史的理论互动》，他认为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提出了“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为国者必贵三五”的理论主张，前者期望“究天人之际”，后者的目的是洞悉“通古今之变”。“三五”实为天文历数的三五：历法朔晦月见的失真，必须“三百年斗历改宪”；五星从岁星而行的天文奇象，促使“五百年一大变”的天命约成。这样的“三五”之变，经学上的理论响应就是三正说、帝王受命之“改正朔，易服色”（《礼记·大传》）等，以及《易》学上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周易·系辞上》）天人之学的演绎；在史学上，突显了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圣人历史观以及战国时代的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说、汉代的三统论，甚至出现了以五行帝为核心的汉代祀典，等等。无论是经学的理论阐释，还是史学的历史逻辑，都着眼于天文历数的实际变化，以化作为代际兴亡、国运祯祥的理论回应。陈民镇汇报的题目为《清华简“以五为纪”的宇宙观及其内在逻辑》，他认为清华简《五纪》是一篇新见长篇佚籍，其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在《五纪》中，“五算”是宇宙主宰所设定的基本法则。通过“比类附数”的方式，《五纪》将自然现象、社会人伦诸要素纳入“以五为纪”的宇宙观中。《五纪》篇中诸要素的搭配，有的可与其他文献相参证，有的则前所未见。某些看似突兀的搭配，仍有其内在逻辑可循。评议人施爱东指出，历法运行三百年，就不能完全反映日食与月食的变化，古人不断变化历法即基于此。古人的关联性思维将天上星象与地上人事相对应，因此改朝换代就与改正朔相对应。评议人刘未沫指出，中国古代有一个观念，就是承接天命，天命具有周期性，统治者就是依靠这个周期性的天命，以建立所谓的正统。

第四场报告由刘宗迪主持，武家璧作了题为《发现4100年前的超新星遗迹——尧帝景星（PKS1209-52）》的精彩报告。武家璧梳理了自“古史辨派”以来，诸学派考证古史存在的弊端，进而阐明以天文考史的科学价值，并举《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有关尧时有“景星”见于翼轸之间的记载为例，以演示天文考史的具体操作。武家璧推断尧时“景星”可能是出现在翼宿和轸宿之间的超新星，并通过科学计算得到高银纬遗迹PKS 1209-52（G296.5+10.0）是尧帝景星的唯一候选体，且遗迹年龄与尧帝时代符合，考证认为这是天文学史上记录的最早超新星之一，把中国文献记载并经科学证实的历史提前到4100多年前。评议人曹慧奇指出，我们现在只能在一个范围内回推天文现象，武家璧寻找到的这颗超新星在这范围内是唯一候选体，这就增加了古史记载与天文星象相印证的可信性。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李祜肯定了天文考史的科学性与严密性，但对文献有关“景星”记载的真伪问题提出疑问，王秀臣、王洪军回应纬书未必即伪。

第五场报告由刘未沫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林甸甸，题目为《论的文本结构与文化功能——以授时谚语的征引为中心》。林甸甸认为，《七月》首章确定了“谚语+铺写”的基本修辞结构，其下各章根据时序价值征引授时谚语，并针对谚语末句展开铺写。在征引谚语时，诗篇存在有意的裁切、拼贴，用于达成政教目的。授时谚语来源的广泛性，对谚语末句的侧重，造就了《七月》时序结构的交错、杂糅和重复。诗歌的征引赋予其“政教”的文化功能，同时又在王政衰微的历史时段为士人的讽谏行为提供了话语资源。第二位报告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余丹，题目为《星占的知识体系与话语权力博弈》。余丹论述了《左传》的星占书写呈现了春秋时期星占的知识性质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过渡、推演模式由理性思辨向神秘思维介入的历史特征。春秋后期，执政卿大夫由于主体意识增强，受到知识观念、职事需求的影响，开始运用理性话语深入阐释以往神秘话语难以回答、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渐在与巫史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掌握了天道话语权；并因其政治身份与话语权力的优势，在《左传》星占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印志远指出，《七月》这篇诗文，从“七月流火”言起，时序结构十分奇怪。林甸甸这篇文章从文本构成角度研究这首诗，切入点非常独具慧眼，给人非常大的启发。甲骨卜辞等早期文献中不太涉及星占的问题，但到了战国以后，星占体系大量出现，这种内容如何生成，可以结合出土材料进一步深挖。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赵培指出，林甸甸这篇文章带我们回溯到了先于儒家政教系统的王官政教系统，带我们回归到了这篇文本更早的人文化的历史现场。余丹的文章称早期思维为神秘思维，但实际上理性思维与神秘思维在早期可能是共存的。另外，巫史系统中有无理性思维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六场报告由林甸甸主持。第一位汇报人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古天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传益，题目为《四时=四季吗？——中国古代四时春夏秋冬及其认知》。吕传益认为，先秦时期的四时春夏秋冬与四季形式上一致，但内涵上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从历法的角度来看，四季只是四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存在固定一一对应关系的认识是秦汉寅正历通行后才建立起的，也是秦汉大一统过程中天文历法基本概念内涵发生质变的具体表现之一。第二位汇报人是李祜，题目为《西周月相名义考》。李祜考证西周月相中的生霸死霸之“霸”为月朏至上弦间所生未盛之明，上弦为生霸之极，下弦为死霸之极。进而论证初吉在朔日，既生霸在上弦日，既望在望日，既死霸在下弦日。而诸月名各为其下日张本以纪日，如将言朔及以后日，乃以初吉纪之；将言上弦及以后日，乃以既生霸纪之；将言望及以后日，乃以既望纪之；将言下弦及以后日，乃以既死霸纪之。此种月相定点张本法考定古书器历谱，与王国维“四分月说”所得无差，可视作对王说之修订。评议人曹慧奇指出，四时与四季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太阳历与阴阳合历两种不同的纪时系统。日升月恒，月相每天都在变化，但朔、望、上弦、下弦四个点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评议人余丹认为，吕传益的文章从历法角度厘清了先秦两汉时期“四时”与“四季”的演变及其离合，将细密的考与周详的论结合起来，尤为精彩。启发我们，文献释读时，应明确不同时期不同历法的异同，不能望文生义，简单比附，导致文献解读的错误。李祜的文章论证细致，逻辑严密，体系严密，结论可信，可见扎实的文献功底。虽然在语言词义的论证上还有待完善的空间，但无伤立意。

第七场报告由王洪军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赵培，题目为《“观象授时”部分的知识传承——兼论学之三代损益》。赵培认为，《尧典》中“观象授时”部分，跨越了漫长历史，经历了多种载体形态（口传、记録、写定、改易）而流传后世。“宾出日”“饯纳日”（测影定方）与四方仲星（昏中星定季）作为“观象授时”的核心内容，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时间框架。天学知识与典籍自指时间的一致性，让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记载”通过口传以及相关辅助途径传承了下来，其构成了《尧典》文本（或言知识结构）的第一个层次。甲骨刻辞所载之“出日”“入日”的日祭与二分祭活动，早期中国一直存在，马融、郑玄等注经笺传实由此脉络而来，凡此构成了《尧典》经传的第二个层次。迎春与耕作由立春开始，所以后世以孟春（正月）、以农耕解《尧典》者以此为据，凡此构成了《尧典》经传的第三个层次。三个知识层次看似平面，实则是《书》学“三代损益”的结果。第二位报告人是印志远，题目为《历数将易：的文本编撰与司马迁的天人之学》。印志远认为，从出土文献来看，早期的天文类典籍多以单一型的门类篇章进行流传，至于汉代，这些不同门类的天文文献开始被编纂为复合型的天文文献，而司马迁编纂的《天官书》亦是如此。《天官书》的材料来源杂驳，其融合了甘氏、石氏、唐都、魏鲜、王朔等学者的单一型门类篇章而衍生出新的复合型天文文献。对比早期出土以及传世天文文献，可知早期的天文学说各有各的学术系统，《天官书》构建的天人体系是带有司马迁个人学术意志的一家之言，而这篇一家之言的学术系统影响深远，其最终遮蔽了其他学派，成为古代天文学说的主流。同时，《天官书》的文本编纂也与汉武帝太初改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天官书》以太初元年为天文记录的分界点，既保留了旧有的天文数据，同时也预设了将来的星占之学。司马迁摹绘的天人系统试图囊括古往今来，其核心目的乃是为后世的哲王建立不易的终极法则。评议人刘宗迪肯定了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尧典》一定是来自西周之前的史料，但还须作进一步讨论，并对《夏小正》《尧典》《天官书》中天象问题作了细致阐发。

圆桌会议环节由武家璧、吕传益主持。王秀臣据《吕氏春秋》等提出“五纪”的问题，吕传益作回应。曹慧奇结合河图、中医等补充四季和五行的照应。线上同道提问，“四时”“四季”概念的历史认知，吕传益回应此概念出于发展变化的趋势。李祜据古文字书写特征以及西周月相问题学术史中有关俞樾、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与观点对余丹的提问作出回应，刘宗迪肯定李祜关于西周月相问题考证的观点。线上同道提问，中国古代天学和哥白尼天文学有何不同？现代天文学是否可以称为天体学？武家璧、施爱东作回应，中国古代天文学要窥探天秘、制定立法，具备实用性，哥白尼天文学认识天文是为了认识自然规律，注重科学和标准。现场同学提出，岁差是否会导致地球四季变化的问题，施爱东、曹慧奇、武家璧等回应并作演示。

本次论坛线上线下共有将近400人参与，成功实现了跨学科的深度学术交流，为未来相关论坛的举办积累了宝贵经验。

（赵培/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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