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

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主播秀才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账号被封禁

引发网络热议

平台页面显示其账号违反了

社区自律公约的相关规定

事发：

“中老年妇女收割机”突遭封禁

标志性的笑容，伴随着不经意间抓头发、舔唇、害羞低头的动作……视频里的秀才行走在田间地头，哼着“爱你不是我的错，是你太美惹的祸”，或者感慨“小妹妹送情郎啊，送到了大门东”，这些内容无一例外，均为对口型唱歌，却吸引了大量中老年女性粉丝的关注，他也被称为行走的“中老年妇女收割机”。

据媒体报道，秀才今年39岁，姓徐，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人。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的账号显示，点赞量超2亿，粉丝数量为1215.4万，共发布了1300多个短视频作品，几乎每个作品点赞数都上万，尤其是近一两年的作品，每条的点赞数基本上都有数十万。

今年8月19日，秀才在自己的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自己和某短视频平台主播疯狂小杨哥的合拍视频，点赞超过300万。

在8月16日晚的一场直播PK上，一边是坐拥千万粉丝的秀才，另一边是粉丝比他多出数百万的主播一笑倾城。两名顶流主播罕见连麦，比赛谁的粉丝刷的礼物更多，谁就能赢下这场PK。当晚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10万，累计超过2000万人观看。

秀才（网络截图）

第三方数据平台统计显示，秀才该短视频平台账号的粉丝画像中女性居多，占据总人数的86.98%，而一笑倾城该短视频平台账号1909万粉丝中，78.93%的用户注册为男性。其中，两人的粉丝当中，年龄大于50岁的中老年人都是主流。

9月2日，秀才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账号被封禁。9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在该平台上搜索秀才的账号发现，该账号被封禁的理由是“违反某社区自律公约”。

9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该平台工作人员，欲了解秀才具体违反了该平台的哪些规定。截至发稿时为止，记者未收到该平台的回应。

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了蒙城县宣传部门，欲了解关于秀才的相关情况，一名工作人员称正在了解相关情况。

举报：

62岁女粉丝称被欺诈50余万元

据媒体报道，2023年5月，一名来自北京的62岁女性辛某在网上实名举报秀才。辛某在举报中称秀才以分红为诱饵，通过线上打赏线下分红的方式，三个月的时间骗取了自己50余万元。针对网友涉嫌欺诈的指控，当地警方称，已经与举报人见面了解情况，并根据其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未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后双方自行达成和解。

手机使用不顺的粉丝在请教“秀才”问题（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极目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辛某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以刷礼物的形式打赏秀才，打赏清单长达20多页。

9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这名举报者辛某。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自己当时通过刷礼物的形式向辛某打赏52万余元。辛某之所以这么豪爽，是因为秀才向她承诺，到时候除了将打赏的钱返回给她，还不会亏待她。“但他没有兑现承诺。”辛某说，最近三年来她一直在向秀才追讨这52万元。2021年她找对方要回1.7万元。今年5月，她三次到蒙城找秀才追讨这些款项，最终在当地警方的调解下，秀才同意再支付她3万元了结此事。目前，她已收到2万余元，剩下的数千元她正在等对方分期返还。

“这次调解并不是我自愿的！”辛某表示，虽然从秀才那里追回了数万元，但自己还有40多万元打了水漂。

矛盾：

有粉丝因打赏8万元闹到要离婚

秀才的另一名粉丝卢女士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今年36岁，安徽安庆人，现在在江苏常熟从事制衣工作。2021年，她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秀才的账号后，觉得他很帅气，成为了他的粉丝。秀才称会带她做网络视频，比她打工强多了。秀才让她给自己在打PK时刷礼物，称会给她分红。

为此，从2021年底到2022年上半年期间，卢女士给秀才前后打赏了8万元。

“但秀才既没有给我分红，也没有教我制作网络视频，我感觉被欺骗。”卢女士说，自己曾两次到蒙城找秀才，欲讨回打赏的款项，但都没有成功，自己还被秀才拉黑。

“一次是去年10月份，我在蒙城见到了秀才，他态度较好，我不好意思开口找他要钱。一次是今年5月份，我和辛某一起去蒙城找他，但也没有要到钱。”卢女士称，丈夫得知自己给秀才打赏的事情后，两人多次发生争吵，一度闹到要离婚的程度。

卢女士表示，得知秀才账号被封禁的消息，她感到很高兴。

谜团：

他自己都说不知道怎么出名的

极目新闻记者采访获悉，秀才是蒙城县漆园街道某村村民，目前仍居住在村里。

9月4日，秀才所在村一位村民徐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和秀才同姓，算得上是一个家族，两家相距仅几百米远。他的辈分比秀才高一辈，年龄也大几岁。

“他以前很老实的，不太爱说话，也没有展示出什么特别的文艺细胞，村民都没想到他会成为网红。他出名估计主要是因为他年轻点，长得帅气点，形象好一点！”徐先生介绍，秀才的父母是当地的农民，秀才没读书之后就到外地打工，后来玩网络视频走红。秀才走红之后还是住在村里，家里住的房子也是他出名前建的两层私房，开的车子也是以前的一辆旧车。他在村里遇到村民会打招呼，简单聊几句。

徐先生称，秀才走红之后，可能受到他人的嫉妒和攻击，最近几个月都没有怎么做直播。前两年疫情期间，秀才曾购买抗疫物资，捐赠给村民，村民对他印象还不错。

“他自己都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名的！”徐先生透露，秀才走红后曾对村民这样说。

调查：

税务局接举报后已移交执法部门

9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上蒙城一位名为“虎哥说事”的网友。虎哥介绍，自己有一个短视频平台账号，粉丝6万多，平时也会发一发短视频，在蒙城当地小有名气。他和秀才生活在同一个镇上，两人算校友。

虎哥表示，今年5月24日，72岁的老太太王某从吉林来到蒙县县城，在当地租了一辆出租车，说是找网红秀才。“那个时候秀才在我们这儿还没那么火，司机就把她拉到了我们县里另一名网红的住处。”虎哥说，而那名网红正好是虎哥的朋友，就把虎哥喊来解决这件事。他看到王某只身一个人，直接报警了，警察联系到王某的孙女才知道，老人家里面不知道这个情况。

最终，王某也没能见到秀才。虎哥说，抵达蒙城的第二天，她还要见秀才，出租车把她送到了派出所，后来救助站又送她上了火车。

而这并不是虎哥接触过的第一位从远方赶来寻找秀才的中老年人。今年5月，从北京过来的辛某也找到他，声称自己一个半月里接连被秀才哄骗打赏礼物，累计5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还听同乡人提到过另外几个来找秀才的外地女性，她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往上。

虎哥帮助到当地寻找秀才的粉丝（受访者提供）

在和这些粉丝接触的过程中，虎哥非常同情她们的遭遇，多次劝说她们要理性打赏，不要轻易相信网友。

虎哥介绍，他认识一位秀才走红之前的合作伙伴。这名伙伴对秀才的情况了解很多，从今年初开始就向蒙城县税务部门举报秀才存在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

今年8月中旬，这名伙伴向亳州市税务部门举报秀才的违法行为，被亳州市税务部门受理。

虎哥称，他了解到秀才已经向税务部门补缴了百余万元的税款，当地税务部门还在进行调查。

一位知情人表示，秀才账号被封禁可能是因为涉嫌诱导粉丝打赏和偷税漏税。

9月4日，亳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们确已收到了关于秀才的涉嫌税收违法行为举报，已按照规定流程移交执法部门调查处理，案件的办理情况目前不属于公开事项。对于秀才补缴百万税款的说法，其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和议论，需要关注主管部门发布的公开信息。

9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秀才，电话均无法接通。

上观时评：

“秀才”被封，“土味情歌”凭什么拿捏千万粉丝？

“秀才现象”堪称现象级的网络奇观——仅凭朴素的造型、简单的标志性动作、“对口型”的“土味情歌”，他就成功收获了大批中老年女性粉丝的狂热追捧，对其“拿捏得死死的”。她们不但对“秀才”付出真挚、炽热的感情，还献上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在“秀才”发布的视频作品和网络直播中，她们打出大量言辞热烈的真情告白，金钱打赏也是接二连三、出手阔绰。

在网络直播江湖里，“秀才”式的网红主播并不少见。另一位抖音网红“一笑倾城”与“秀才”堪称互为对方的“性别翻版”。她在抖音平台上的粉丝数1900多万，其中大多数都是中老年男性。“秀才”和“一笑倾城”曾经连麦直播，三个小时就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观看，盛况空前。

中老年群体已经成为部分网红主播的目标受众，唱唱“土味情歌”，讲讲“土味情话”，就能让他们痴迷不已。

令人忧虑的是，竟然还有不法自媒体从业人员看到了中老年群体的“商机”，动起了歪脑筋。比如，最近一些视频直播账号就冒用知名演员靳东的名义和形象，在对中老年女性粉丝情感欺骗之余实施网络，骗取大笔金钱，最终被有关部门查处。

此外，一些保健品推销员、美容美发店、足浴保健店、传销组织和分子也都盯上了中老年人的钱包。而在五花八门、形形的“套路”中，“感情牌”常打常新、屡试不爽。

“感情牌”屡试不爽、屡屡得手的背后，是部分中老年人对于感情生活的强烈需求和普遍缺失。这种缺失有多方面原因。中老年人已经或者正在陆续退出职业生涯，工作带来的充实感和价值感，可能逐渐被无所事事的空虚感所取代，来自工作单位、领导同事的情感支持也趋于弱化。过去几十年，城乡之间持续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之中年轻人脱离父母独立居住也相当普遍，由此城乡都出现了大批独自居住、生活的“空巢老人”，他们往往长时间缺少子女晚辈的陪伴和情感支持。此外，有些中老年人对于婚姻的理解比较朴素，认为婚姻生活就是夫妻双方“搭伙过日子”，因此片面侧重于物质生活层面的互相支持、互相照顾，对于情感层面的需求则长期忽视、压抑，也疏于向伴侣表达情感。

一些中老年人情感需求比较强烈，在现实生活中又普遍缺失，因此转向其他途径寻求慰藉。这一点很容易被有心者盯上，成为他们重点进攻的“软肋”。针对中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他们“量身定制”地提供和满足，实现精准投喂。对于渴望爱情生活者，他们打造“完美爱人”的形象人设，或者言语暧昩、欲拒还迎，或者甜言蜜语，“宝贝”“亲爱的”不绝于耳。对于渴望亲情陪伴者，他们以“孝顺子女、晚辈”的形象出现，开口闭口“叔叔阿姨”，甚至直接以“爸妈”相称，嘘寒问暖、知疼知热。对于渴望友情者，他们化身“良友、知己”，高山流水、深度交流。一些人不但有话术，还有实际行动。在日常生活里热情陪伴，甚至“晨则醒，昏则定”，关怀无微不至，逢年过节时候更是慷慨解囊，送物送礼。然而，这些表面温暖的感情，其实都有标价，都要索取回报。它们先是打开中老年人心扉的“敲门砖”，继而成为令其沉溺其中、欲罢不能的“情网”，最后变成诱导他们慷慨解囊的“诱饵”和“陷阱”，实现骗取钱财的目的。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社会背景下，中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以及他们的需求和愿望都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对于那些“围猎”中老年群体的行为，一方面应该加大打击力度，依法打击涉嫌违法的传销、推销保健品、强制消费、等行为，以维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和社会还应该针对中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有的放矢地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家庭、社会生活，从伴侣、家人、亲人和社会网络中获得充分的情感慰藉和精神支持，使形形意欲乘虚而入的情感套路和情感骗局，难以获得可乘之机。

本文综合自：上观新闻、极目新闻

相关作者：封寿炎 张万军

来源： 上观新闻

在中国，残障群体人口不少，但生活中所见却不多。无障碍环境建设实践了几十年，终于迎来了人大立法。对此，这些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如何看待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一道社会治理的“必答题”，能否找到终极答案？

“无障碍”：是“权利”，不是“恩赐”

去年这个时候，梁江波成了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这一年，他37岁。录取通知书上清华大学校徽的模样，在他脑海中想象过上千回。走进清华，是从小时候就埋下的梦想。

就在今年9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门性法律。总则第一条明确立法目的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此，梁江波也深有感触。

梁江波：以前，我们去争取教育的权利，比如说我争取考试，我就要跟他们讲我是怎么样的渴望，我能够做到哪些，我不会给学校带来特别多的工作量，或者所谓的麻烦。接下来就是期待，期待他能够感受到我表达的这一切，期待他能够发发善心。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然它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可能是我们要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来不断去探索的。

1985年，梁江波出生在安徽蚌埠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先天性视力障碍难以医治，视力逐渐丧失。在13岁时梁江波彻底失明，经过父母多方打听和努力，他开始了盲校的学习生活。尽管视力障碍让他面临更多困难，但依然能够继续读书，保留梦想的种子。

梁江波：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即使到现在，可能很多盲人学生的出路是初中读完了以后，读个中专，然后学个技能，学中医针灸推拿。但我希望去读高中，看看有没有机会参加普通高考，其实当时我就想去清华。

尽管从小就有一个清华梦，但在当时却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2006年，也就是梁江波高考这一年，按照当时的政策，视障学子如果想上大学，只有单考单招这一条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一共1867所，仅有两所学校、三个专业面向全国招收视障学生。

2006年，梁江波带着遗憾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学习中医针灸推拿专业，这也是他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梁江波却并不甘心，一路走来尝试了很多种“不可能”。喜欢乐器，他就去学笛子；喜欢朗诵，他就考了普通话等级证书；为了锻炼自己，他去盲人餐厅当服务员、做电话接线员、主持电台节目，积极投身于社会工作，尝试为残障群体提供有声书、音乐、广播节目等内容，并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在梁江波不断努力突破各种“不可能”时，社会环境也在快速改善。2008年，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倡导‘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2011年，教育部在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专门增加一条，“残疾人参加国家各种考试，教育应该予以专门的安排”。

2014年6月7日，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面世，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考生李金生也成为首位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考生，梁江波等来了他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一天。29岁的梁江波已经工作了3年，此时正在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盲文图书馆担任盲文书籍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也让他深埋心底的清华梦再次被点燃。

有了可能就不放弃，从2014年开始，梁江波决定开始考研备考，但是对于视障考生而言，找复习材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视障者参加考研的人数太少，几乎没有现成的盲文复习资料，梁江波需要先自制复习资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普通考生要多出几倍。从把考研提上日程的那一刻起，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后休息，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拿来学习。

2021年，他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清华招生办的电话。并确切得到了可以报名的回复。

报名成功后，清华大学的老师们开始为梁江波的考试提前做着准备。学校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试卷的内容和其他考生完全一样，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组合而成。原本单科不足3毫米厚的试卷变成了近5厘米厚的“盲文书”，考试时长也从3个小时延长至4个半小时。

最终，梁江波以初试379分，复试445.4分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录取，终于圆梦清华。梁江波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梦想就像一颗种子，即使眼前没有合适的土壤，只要你一直保有它，不断给它浇水施肥，终有破土而出的一天！到那时你会发现，曾经所有的努力都将兑现！”

而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梁江波一样的励志故事越来越多。

2023年，39岁的董丽娜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她的故事与梁江波相似，他们在顽强摸索中为自己开辟着人生的道路。在中国，视障人群超过1700万。对他们而言，接受教育、获取信息的最有效方式是将作品制作成盲文版、有声读物等无障碍格式。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的统计，每年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图书出版，但对于视障人群而言，由于版权等问题，他们能获得的不足十分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通过了“马拉喀什条约”，旨在通过版权限制与例外，为视力障碍等群体提供获得和利用作品的机会，从而保障其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权利。中国虽然是该条约的第一批签署方，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现行版权法的制约，直到2022年才真正落地。

而在9月1日开始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无障碍信息交流一章中，明确地写道：“国家鼓励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配备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方便残疾人、老年人阅读。鼓励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需求。”也许未来，对于那些像梁江波和董丽娜一样的人而言，这条路会平坦一些。

为了实现理想中的生活，梁江波每天都要克服出行中的种种障碍，一方面是硬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求助他人时内心的障碍。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中国有超过8500万名残障人士，有人曾这样比喻，这个数量大概与你身边姓张的人数相当。然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2017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有关残障人士出行的调查显示，73.2%的受访者很少在公共场所见过残障人士。

邵磊是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他深度参与了这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制定的全过程。

邵磊：我们身边看到的残疾人很少，没有残疾人朋友，这恰恰说明了对于有特定障碍的人群，他能不能很自主、很自由来参与到我们生活环境里边。自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能很体面，能很有尊严，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往往作为一个门槛或者是一个标准，一个水平面来考量我们无障碍设施的成果。

事实上，早在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就规定：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措施。然而今天，如果以北京街头出现残障人士的频次为衡量标准的话，这30多年的成果与经验要如何看待，残障人群的生活又会因为新法的实施而产生怎样的改善呢？

无障碍环境：如何“从无到有，到有效”？

盲道，是引导视障人士行走的通道。国际标准的盲道表面有两种图案，长条形的叫行进盲道，是对于方向的引导；而圆点形的叫提示盲道，代表着前方环境即将发生变化，如遇到路口、坡道等等情况。

2005年，《新闻调查》播出《障碍 无障碍》，探讨北京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效果。这一年，距离北京市建成第一条盲道已经过去了十四年，当时全北京已经铺设了1171公里的盲道。但即便如此，视障人士在出行时还是会遇到许多超乎想象的困难。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为了满足国际奥组委会对于举办城市的无障碍环境要求，北京的无障碍环境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但多数设施有而无用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实质的解决。

而在2018年时，经过了10多年的发展，北京市已经配备车身明显带有无障碍标志的公交车1.2万多辆，并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带动下大量投入使用，但近年来，大量无障碍公交车沦为摆设的新闻屡见不鲜。有了无障碍设施，并不等于无障碍环境就好了。

出租车司机：坐着轮椅满城跑，没有家属陪他，出门不方便，不是明摆着给别人添麻烦。

抱着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早在上世纪，以“残废”一词定义残障群体十分普遍，大量媒体、影视作品对于残障群体的刻画十分单一。一直以来，大众对于残障群体的接纳度普遍不高，而在邵磊院长看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不同于以往的在本质、在观念上的转变。

邵磊：无障碍之所以是个社会问题，就是它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永远存在。既然它是个社会问题，人、需求、社会在变化，这些问题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变化，这件事是一个交互的，既要社会环境朝一个目标、一个价值方向去努力。但另一方面，从残障人士自身也要勇于参与到社会生活，不断挑战这种不平等、不多样的状态。法律给了你权利要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家共同努力，共商共治的治理过程。

正如邵磊院长所言，在新法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国家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竣工验收等环节，邀请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参加意见征询和体验试用等活动。此外，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监督。

让残障人士参与到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来，鼓励他们为自己发声，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又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为了更好的无障碍环境，为自己也为大家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坐着轮椅，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专挑无障碍设施的毛病，而杜鹏就是其中一位。随着9月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杜鹏也表示自己以后干活腰杆可以更硬了。

杜鹏关注北京地铁已经将近10年了。为了让轮椅使用者更便捷地乘坐地铁出行，从2014年开始，历时7个月，杜鹏和小伙伴们摇着轮椅跑遍了1号线、2号线、4号线、10号线，共计81个地铁站，当时他们总结出几大问题：无障碍车厢标识不全、无障碍专用宽闸机与地铁站入口都没有张贴无障碍标识、无障碍车厢的轮椅固定装置有损坏、无障碍装置处没有地铁分站号码告知、北京地铁app上的无障碍信息存在错误。在北京市残联的支持下，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首都无障碍出行手册——地铁篇》，成为很多残疾人朋友手中的“出行宝典”。

而这样的经验也开始被不断复制，2018年时全国首届无障碍通用设计研修营正式开讲，志在培养轮椅使用者成为专业的无障碍体验专家。

实际上，普通人代替残障人士做出的无障碍设计，很容易产生问题。用残障人士的话讲，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一道社会治理的“必答题”。《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得以获得广泛关注，也正是因为无障碍环境是所有人的期盼。

严宇桥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在读博士研究生。1996年，他出生于河南郑州，他从小就不能直立行走，但身体的残疾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严宇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并顺利保研。2021年，严宇桥以综合成绩第二名考入了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路走来虽然顺风顺水，但他也感受到外界对于自己态度的转变。

严宇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儿时，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被救助的状态。来人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没有一个协商机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就算我是轮椅使用者，我也不能完全猜想到视力障碍者需要的生活场景。残障群体也是需要深度参与，我们才会更加有效果，这是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

2016年，清华大学开创了无障碍发展研究院。事实上近年来，许多高校对于无障碍环境的研究比以往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为彰显。

邵磊：如果从目前的立法状态来看，我觉得最需要去突破的，是强制力的事情。我们立法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是不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好用，法官能用，残障人士、老年人或者有需求的人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有待检验。

来源： 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