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一生充满争议,功过很难评说。不过我也无意评论历史人物,今天是要推荐一首他的诗给大家。
入都十首(其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21岁时,奉父亲之命进京应试,途中,他写下了十首题为《入都》的组诗,抒写内心的志向,这第一首,最为经典。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这首诗起二句便写得豪情无比。“丈夫只手把吴钩”,钩,是兵器之形似剑而曲者。春秋时吴人善铸钩,故冠“吴”以称。手拿吴钩把玩,即写出了诗人英姿飒爽的风采,也暗含诗人对自己才华的认可。
“意气高于百尺楼”,这一句表面是写李鸿章应试时信心满满,意气高昂,有多高呢?有百尺楼那么高。实际“百尺楼”背后有一个典故。
《三国志·魏志·陈登传》中载,一次刘备跟许汜[sì]、刘表谈论天下名士,谈到陈登时,许汜说陈登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曾经去见陈登,陈登对他不理不睬,自卧高处的大床上,让他睡下床。刘备听后说,现在天下大乱,君王都流离失所,你却向他提出买田宅屋舍的要求,言谈也毫无新意,我要是他,我定要睡到百尺高楼上去,让你睡地下。”
李鸿章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自己有跟陈登一样的意气,不仅有才学,还有经国之大志。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这一联更是写得豪放无比,李鸿章说,一万年来,是谁在抒写历史,如今他离家三千里,想要封侯拜将。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他是抒写历史,出将入相。后来的历史,证明李鸿章确有这个能力,但对于当初刚刚参加乡试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异常狂傲了。
但也正是哪此豪放的诗句,才体现出了李鸿章非同一般的胸襟气魄。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上句说诗人李鸿章一定要跟随并超越跟他一同赴考的人。途骥,是指跟他一同赴考的人。
下句说,自己志向远大,没有闲情去追逐野鸥。鸥,用《列子·黄帝》海上之人与鸥鸟的典故,典故说海上之人与鸥鸟亲近,天天在一起玩,后来他父亲让他抓一只来给自己玩,第二天他再来到海滩上,鸥鸟高飞于天,再也不肯下来和他玩。这是古诗词中常用的典故,通常是诗人用来表达自己没有世俗的机心。而李鸿章这里反用贼,谓己自当奋力,无心悠闲。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尾联以景结情。芦沟桥,在京都西南,为京都要道也。所谓“芦沟桥畔路”,是指作者入都之途。瀛洲,《新唐书·褚亮传》载,唐太宗时,设置文学馆,命房玄龄等十八名文官为该馆学士。还命人为学士画像、作赞,题名号于爵里,时人盛慕之,谓入文学馆为“登瀛洲”。
诗人李鸿章,在泸沟桥畔的月下,抬手笑指,有几人从这里开始飞黄腾达呢?
李鸿章的这首诗,写得豪放无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21岁的少年的自信与豪情。了解李鸿章的一生,再来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不免有唏嘘之感。
导读:左宗棠这位晚清重臣成为龚自珍预言的执行者。另一晚清重臣李鸿章则对此评论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赴试途中有感
李鸿章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大清裱糊匠李鸿章(1823—1901年)
清朝建起空前疆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系统地研究西北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乃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清中叶以后, 沙俄和英国不断侵扰我西北边疆地区, 至道光年间边疆危机更加突出。
晚清学者关注西北史地蔚成风气,龚自珍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龚自珍要求建立民族间“安”和“信”的关系。他称颂清朝建立起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代替历史上民族间战争频繁的混乱破坏局面。
《说居庸关》一文记述了他骑马走在南口狭窄的山路上,迎面来了一队骑骆驼的蒙古人,“与余摩肩行, 时时橐驼(即骆驼)冲余骑颠,余亦挝( [zhuā]:同“抓”)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
居庸关秋色
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 毳[cuì],鸟兽的细毛。反穿毛皮衣,旧称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为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这些话绝对不是粉饰太平之辞,而是龚自珍对国家统一、民族间和睦相处,发自内心的赞美。
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 以二十九岁青年的敏锐见识和豪迈之气,写成 《西域置行省议》 这一名篇, 提出了巩固国家辽阔版图、加强边防的一项根本大计,这一预见在近代史上为此后客观情势的发展所完全证实。
新疆地区自清初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对新疆的管理长期采取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 “镇守” 的办法, 且保存原有各级“伯克” 统治人民的世袭制度。 这显然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年),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己亥杂诗(其五)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在应进士试的朝考中曾 “直陈无隐”, 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 与前史迥异”, 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 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了; 今天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家统一、实现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在新疆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疆其土, 子其民, 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
这篇 《西域置行省议》 的中心主张, 是新疆建立行省,行政、军事制度与其他行省划归一律,任命总督、 巡抚、 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 废除以前委派将军、 参赞大臣 “镇守” 的办法。实行郡县制, 取消过去保留的 “伯克” 制度。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局部)对射场景
龚自珍所规划的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又是同他着眼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冀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更高目标相联系的。他对清朝统治已到“衰世”,社会矛盾尖锐、 危机深重的局面看得很清楚, 尤其对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变成流民, 和城市游荡人口日众的现象感到严重不安,认为 :
“自乾隆末年以来, 官吏士民, 狼艰狈蹶, 不士、 不农、不工、 不商之人, 十将五六……自京师始, 概乎四方, 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 四民之首, 奔走下贱, 各省大局, 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因此他把开发新疆与解决国内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提出迁内地无业游民和移民开发新疆的办法:“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 山东、 河南之民, 陕西、 甘肃之民, 令西徙。”既解决内地人口过剩、 游民无以为生、 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又解决开发新疆、加强边防的问题。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之《凯宴成功诸将士》
已亥杂诗
龚自珍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
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他认定这项重大建议和规划反映了历史发展和客观情势的必然进程,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利于新疆的建设和加强边防,又利于中原内地,兼顾了全局和局部利益。龚自珍为撰成这篇《西域置行省议》,苦心经营了三年之久,表现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崇高的责任感!
龚自珍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著名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预言: “五十年中言定验”, 确信他的建议反映了客观情势,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龚自珍的预见是正确的。
颠覆“弱国无外交”定律的晚晴志士左宗棠(1812—1885年)
1876 年 (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沙俄和英国帝国主义侵略新疆的工具阿古柏。1877 年, 收复南疆之后, 左宗棠从统筹全局出发,主张建立行省, 设置郡县, 削减地方头目的权力, 省兵节饷, 树立长治久安的基础。 清政府表示赞许,1884年, 任刘锦棠为新疆巡抚, 正式建新疆省。
龚自珍的预见完全被证实,这一年距离他写 《己亥杂诗》 的年代正好不到五十年。左宗棠这位晚清重臣成为龚自珍预言的执行者。另一晚清重臣李鸿章则对此评论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
八旬长者士人风范薪火相传,三十余年治学菁华今朝问世 。
每个人都有着成功的机会,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大机缘,遇到并抓住祂的人往往能获得他人所不敢想象的成功,正所谓一朝鹏程冲天起,俯瞰天下九十州。在2018年中有望遇到天乙贵人相助,从此飞黄腾达,身家过亿的三大生肖有你吗!
生肖羊
生肖羊的朋友仿佛生下来就被福运之星所庇护着,让生肖羊的朋友不管在如何困境中都能得到他人的帮助,而生肖羊朋友的本身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纯洁的人。在2018年中,生肖羊的朋友本身就有着福星庇护,使得生肖羊的朋友在2018年中即使有着百般困扰,最后也能诸事皆顺,更有着“天德”吉星的庇护,让生肖羊的朋友贵人运增强,有望遇到天乙贵人相助,只要生肖羊的朋友抓住此次机遇便能飞黄腾达,身价过亿,从此更是一朝鹏程冲天起,圆圆满满过一生。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大多都是对他人的恩情能一直铭记在心,信奉着滴水之恩涌泉报的思维,让生肖兔的朋友在无形中获得了他人的青睐和赞赏。2018年,是生肖兔的朋友事业发展的高峰期,个人的才华得到施展,整个人在工作中也是大放异彩,更有着“月德”吉星的相助,使得生肖兔的朋友有望一蹴而就,直接获得那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却难如登天的桎祰,在“月德”贵人的帮助下,生肖兔的朋友飞黄腾达,身价过亿,从此大鹏迎风,一飞冲天,势不可挡。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是工作的奴隶, 是那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和利益的人,加上生肖牛的朋友义务感强,负责人,使得生肖牛的朋友很容易得到上司领导的赏识和赞扬。在2018年中,生肖牛的朋友虽与太岁相刑,但却有着“太阴”吉星相助,使得生肖牛的朋友在2018年中凶中藏吉,更有着女性的长辈或上司出手相助和委以重任,只要生肖牛的朋友抓住此次的机遇,生肖牛的朋友便有望飞黄腾达,身家过亿,从此潜龙出渊,一飞九天。
丈夫之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丈楼。
五千年中谁著史,
一万里来欲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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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祠,在正殿的左手处立有一块李鸿章题写的碑,有点迷惑,李鸿章历来是以卖的形象示人,似乎不配享有与包拯同堂的待遇。仔细辨认,原来这正殿还是李鸿章自掏腰包修的,所以他有资格来上一段文字,他本来也题了一块匾,奈何他哥哥李瀚章早有题字在上头,所以只能屈尊待在一边。可我还是很纳闷,李鸿章哥俩在钱财上都不是清白之人,何以能与包大人同堂?
查了一下李鸿章捐资重修包公祠的时间,是1882年,也就是光绪八年,正是他洋务办得正欢的时候,处于他人生最得意的巅峰状态,离1894年甲午海战的滑铁卢还有12年。
客观说,晚清倾颓与李鸿章有多大关系?没多大关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时,李鸿章还在南方忙着剿杀太平军呢!两次战争与他没有一毛钱关系,即使1900年的八国之乱也与他无关,那是慈禧老佛爷自己捅了马蜂窝之后让他回来擦屁股的。
甲午海战失利算在他头上似乎公允,但似乎也经不起仔细推敲:北洋水师又不是李鸿章他自己的军队,倒是马关春帆楼下的那个日本刺客的一记枪声,帮了老李也帮了大清一个大忙,被击伤眼睛的李鸿章让伊藤博文很是愧疚,捎带给大清省下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老李还巧妙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全了山东半岛,外交之道还是可圈可点的。
抛开这些历史的宏大枝节,要清晰地看一个人,有两个方法,一是近观其人,二是远观其言。李鸿章的年代咱去不了,就只能远观其言了,听一听他下面的这番话,或许,你会有别样感受,这是同治初年(大概应是1864年刚刚剿灭太平军之时)的李鸿章给恭亲王奕訢和大臣文祥的奏章: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
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老李的这段话即使放在15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是真知灼见,可惜在那时,恐怕是有点惊世骇俗了。
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拜会李鸿章,嘱他为其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作序,李鸿章写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
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时,天欲与中国大一统之势浸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
当时,慈禧老佛爷还在,皇帝还在,王公大臣还在,李鸿章说这段话也不怕掉脑袋?后来,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虽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但据说,受李鸿章这段话的启发更多一点。
李鸿章讨厌章句小楷之积习,虽然他也是从科举的路上一路爬过来的,但是他对工业革命的成果和进展却更感兴趣。他下面关于蒸汽机的描述,于我这发动机的从业者而言,佩服之至:“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老李因为甲午战败,在清流派的打压下,不得不周游列国散散心,结果,没想到在国内遭受一片斥骂声,在欧美诸国却好似一个香饽饽,所到之处,皆以国家元首之礼遇,究其实质而言,当时的列强似乎还真没把中国当弱国看(倒是我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弱国心态),对这个中央帝国还尚存敬畏之心,从当时的一张描写中日甲午战争的漫画里便能知道西方的此种心态,画中小日本被丑化成一只恼人的小蜜蜂,使劲地在大个子的大清国的脸上蜇了一下。这些都是大背景,小背景是,李鸿章的才干让欧美同行很是折服,试想老李抱着病体以花甲之年尚能对新技术如此悉心观察,不仅于吾国实在难得,在当时的西方也是凤毛麟角者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对老李的评价很中肯。梁启超一直想成为李鸿章第二,可惜,一两个李鸿章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而言,杯水车薪也。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这据说是李鸿章20岁时进京赶考时写的诗句,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确预见到了自己日后飞黄腾达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却没有预见到,自己登上了有清一代汉人所能达至的事业的最高峰,这个国家却堕进了最深的深渊。
怎么形容李鸿章呢?
李鸿章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雇佣的一个裱糊匠,手艺再高超,也抵不过那晚来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