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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控孩子对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使用?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

每一个假期,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的“大好时机”。小一点的孩子,需要通过电子屏幕与亲人视频,或玩一些知识启蒙类的游戏,而大一点的孩子则需要手机或平板电脑应对线上辅导班,如今的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电子屏幕也不得不放弃绝对禁止的原则。但这并不代表家长会完全放心地把电子屏幕交给孩子,监督甚至经常动用家长的权威来禁止孩子在不必要的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可能是很多家庭的常态。

然而就长远来看,如今的电子产品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一样,它终究会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婴幼儿时期父母管控孩子使用电子屏幕比较容易,但是对于9岁以上的孩子来说,粗暴地禁止则容易引发家庭战争。

在《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家长应该从婴幼儿时期就积极介入孩子对电子屏幕的使用,让电子产品变成孩子认识世界的帮手,而不是让他们沉迷的魔鬼。她收集了来自500个家庭使用电子屏幕的规则。这些规则会让我们看到,原来有这么多家庭都是如此相似。

以下内容摘编整理自《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内容有调整和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 | [美]安雅·卡梅内兹

摘编 | 申婵

《儿童电子屏幕指南:来自500个家庭的经验》 [美]安雅·卡梅内兹 著,沈东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01 不同家庭的电子产品使用规则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教授、“数字未来下的育儿”(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研究课题负责人索尼娅·利文斯通说,“家长们对互联网传达的危险信息恐慌不已,当家长寻求关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建议时,他们往往能找出十种办法来说‘不要’,却找不到一种方式说‘要’”。

然而矛盾的却是,尽管父母并不希望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却已经无法再淡出我们的世界。根据尼尔森公司2016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12分钟,其中6.5个小时是看电视或电影;上述数字不一定包括工作相关的时间。类似的,“常识媒体”(The Common Sense)网站在2016年发现,家长每天的多媒体使用时间将近9个小时,其中82%与工作无关。手机已经成为每个人的延伸大脑。

现在有许多家长,特别是那些相对富裕、忧心忡忡,构成育儿书籍主力消费人群的家长认为自己的职责主要是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为此他们尝试了多种儿童电子屏幕使用规则。

我曾发起过一次网上调查,询问人们在家里是如何看待屏幕问题的,之后,我单独联系了很多家庭,跟他们坐下来详聊。我的样本集中包含了500多份回复,包含各个民族和种族,不同教育水平,有大城市的,也有城郊和乡村的。调查结果呈现了一些大致的主题。大多数家长是按照以下几种标准来制定电子屏幕使用规则的。

时间标准

最普遍的制定标准是时间。我收到的550份回复中有360份提到了“时间”,114份提到了“小时”,还有58份提到了“分钟”。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最普遍的一条规则是“每天一小时”。

这条策略的好处是简单,但坏处是它基本上是随意定的,因此难以解释原因和强制执行,尤其是对大一点的孩子。它也过于粗暴,区分度不够,比如说没有区分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

下面给出一个详细版本:

平时每天能看一定时间的电视(1小时),周末可酌增。平板电脑每天最多使用1小时。使用两种科技产品之间可间隔几个小时。——来自一位家里有两个孩子的郊区父亲。

场合标准

第二大标准是场合,也就是规定每周或每天可以使用屏幕的场合,或者反过来,规定每周或每天不能使用屏幕的场合。“餐桌上绝对不许有电子产品!”一位家里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说道。

电子产品影响睡眠的说法似乎已经传开了——很多家长提到晚饭后或睡前一小时不许使用电子产品。

对于担心屏幕会排挤掉其他有益活动的学者来说,以场合为标准制定限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养成每日的常规能让孩子安心,也有助于引导,如果刷牙等行为养成了习惯执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但是这种策略本身并不涉及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

前提标准

场合标准的另一面是前提标准,许多家长,特别是孩子比较大的家长都会制定此类标准。一条经典规则是:做完作业才能使用科技产品。另外,强调户外玩耍的规则也比较常见。

健康和教育是第一位的。所以,只要他们完成每天的家务,写完作业,保持住成绩,课外活动表现得好,吃得好,睡得好,那就可以使用科技产品。要用努力来换。 ——来自一位家里有四个孩子的郊区母亲。

一位昵称是NarrowbackSlacker的博主发了一篇点击量超过70万的帖子,一举带火了前提标准。她是一位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一双儿女都是10岁出头。她说她不会限制屏幕使用时间,而是要求孩子在使用电子设备之前完成以下要求:

至少读书25分钟;

做完作业;

在日历上标记好考试日期或其他截止日期,跟爸爸或妈妈定好共同学习的时间;

至少进行45分钟创造性的、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

整理好房间和床;

至少做一项家务(详见家务表)。

有些孩子年纪比较大的家长告诉我,他们会每天更换家里wifi密码,以便执行“先做完家务和作业,再用电子设备”的规矩。

内容标准

大多数按照时间、场合或前提制定规则的家长也会试图考虑内容问题。

例如,家长会试图避免青少年上很多社交网站,或要保留监督的权利。“不准在社交网站上加陌生人为好友。”一个孩子刚过10岁的母亲说道。“妈妈要知道所有的密码。”另一位妈妈写道。

与专家一样,有些家长更喜欢孩子使用教育类应用,而不是看电视;还有些家长更关心电子游戏潜在的成瘾性,而不太担心电影或电视节目。

“如果我们感觉孩子有了过度的负面表现,我会禁掉那些影响其行为的节目。”一位家里有两个不到10岁孩子的小镇妈妈说道。

方便标准

当你限制孩子的电视和游戏时间时,你就放弃了自己的宝贵空闲时间。对于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家长,以及我本人来说,这都是内部冲突的一大来源。早晨要收拾出门,去餐厅,去医院……有这么一样能吸引孩子注意力的东西,严守规矩是很难的。

“实话说,那要看我的紧张或忙碌程度!”一位妈妈写道。

“除了特别需要让他们去干别的事的场合(我见客人的时候),我一般不让他们玩我的手机。”

总体来说,如果是旅行、生病这样明显的例外情况,开方便之门比较容易解释和遵守。但是如果没有出门,或者随便某个周四的上午11点呢?如果这次你同意了给孩子手机,下一次还怎么能说不行呢。

“我们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妈妈说行就行,妈妈说不行就不行。”一位有两个孩子的郊区妈妈说。

当然,根据家长的方便程度来决定孩子是否可以使用屏幕的规则太模糊,执行起来就很费劲,而且会引发极大的冲突。

方便标准就是家长放弃管束时采用的规则,按照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间断强化”。这是养成容易去除难的一种训练方法。甚至会导致孩子玩屏幕像注射似的,玩起来没个够,只要关掉就会哭。

情绪标准

说到哭,许多家长都会因为孩子使用多媒体后表现出的负面情绪而限制屏幕时间。

“他好像不开着电视就不乖,我觉得很困扰,从那以后就开始限制他看电视了。”一位七岁孩子的母亲说道。

他们看屏幕太久,眼睛都看直了……我就不让他们看了,一名家里有两个刚上学的孩子的家长说道,“只要不让他们看屏幕,我家孩子就生气,就跟戒断反应似的。我怎么才能避免这种呆滞的状态呢?”

许多家长都观察到接触多媒体和闹情绪之间的关联,这也得到了研究支持。根据情绪来管教是一种符合直觉、灵活的办法。但是对孩子来说,它同样显得专断模糊。而且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在孩子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与其商谈或设定严厉的规则。

加拿大儿科医生、“巧用屏幕“项目的发起人汤姆·瓦沙沃斯基(Tom Warshawski)给出一个简单的建议:让孩子看55分钟,最后5分钟用来平缓情绪。你要是突然掐掉的话,孩子肯定会怒气冲冲的。”

其他标准

有些家庭将屏幕时间作为做好事的奖励,或者用没收/返还电子设备的办法来确保执行时间和前提规则。

我们实行屏幕券制度。每周最多10张,每张可以使用屏幕30分钟。周日发放3张,其他券都需要读书或学数学获得。——来自一名7岁孩子的家长。

一位家长将平板电脑时间用作激励:读书半小时,平板电脑半小时。

电子产品放学后没收,写完作业后返还。如果做作业需要用到电子产品(孩子年纪大了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会使用‘自我控制’应用,屏蔽最容易让他们分心的软件。——来自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

大多数专家认为,以上由家长单方面制定简单的时间或内容规划比较适用于婴幼儿。但是当孩子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的能力之后,盲目的阻止并不可取。即便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的责任也不能只是禁止这样而已,而是去帮助孩子理解他从屏幕中看到的内容。

02 孩子、家长和屏幕的三者关系

美国儿科学会曾在1999年首次提出,2岁之前不准看电子屏幕,2011年又再次发布了这条建议。2016年秋季,美国儿科学会发布了“建议书”的正式版,“2岁之前不准看电子屏幕”的规则被删掉了,现在的说法是:只要有大人陪同,哪怕是很小的婴儿,视频聊天很可能也不会有坏处。但不要让孩子独自使用多媒体。

现在美国医学界,也包括参与起草该建议的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塔基斯在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拥护对儿童屏幕使用“减害”(harm reduction)策略。减害(即减少伤害)属于公共健康领域的方法,更常见于(抑制)非法药物滥用。减害策略的前提假设是:当局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某种特定的行为从全体人口中消灭。因此,更现实的做法是公开化,把问题摆明了讲。

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看卡通片的孩子。当一种活动已经极为普遍时,减害策略似乎比直接禁止要更切合实际。学者们正在呼吁对此投入更多研究经费,而对于家庭来说,孩子一天天长大,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孩子交流分享,注意危险信号,依赖自己的直觉。

合理的电子产品使用策略不只是限制时间、地点和场合那么简单。婴幼儿阶段要强力介入,之后逐渐放手,帮助孩子形成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电子产品使用方式。婴幼儿阶段是父母最能够掌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阶段,因此也是家长关注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情况的最佳时机。

在过去的15年,科克·瑞恩等人的研究已经表明,3岁左右的孩子有能力将电视里习得的知识(例如生词)转移到现实语境中——15个月大的婴儿或许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前提是有家长的积极帮助。快节奏的电子游戏也能够提高阅读困难症患儿的阅读能力,成效相当于难度大得多、也枯燥得多的传统阅读练习,甚至较之更好。

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的那句名言:“技术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但也不是中立的。”身为父母,在试图减轻科技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责任促进科技好的一面的影响,因此家长的参与很重要。

德州理工大学的埃里克·拉斯穆森在2009年转向多媒体影响研究,他说在这个领域,有一股潮流是不再将多媒体视为孩子和屏幕之间的双向关系,而是视为孩子、家长和屏幕的三方关系。家长是影响子女对多媒体反应方式的最重要因素。

家长的影响力要比他们意识到的更强。父母是孩子听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响亮的广播员,这就意味着子女今天如何去听其他的信息,包括来自多媒体和同龄人的信息,其基调就是由父母奠定的。“影响”较之控制更为直接。正如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孩子们更可能效仿父母的做法,而不是听从他们的言语。

如果不容置疑地要求孩子听话反而会让孩子容易“听到什么就相信”。如果和孩子讨论时事话题,向他们提问题,这便营造了一种环境,让孩子有可能去思考多媒体或社交平台获得信息中的复杂性。而且规矩对9岁以上的孩子效果也不好。

美国儿科学会成员大卫·希尔(David Hill)博士建议,学龄儿童应该参与到制定多媒体使用规则的过程中。问他们该怎样使用电子媒体才合适,违背共同制定的规矩又应承担何种后果。当制定家规成为双向的对话时,孩子们可能也会要求家长改变自己的行为,你对这种要求的感受取决于你的育儿方式是否。

03 父母可以这样参与孩子的屏幕时间

如果一种媒介——书籍、歌曲、视频、绘画应用、动画片——有利于亲子之间的积极互动,那么孩子就能从中获益。

科幻小说家兼记者科瑞·多克托洛(Cory Doctorow)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他给2岁的女儿讲《杰克与魔豆》的故事,一边讲一边在线搜索图片,以便让女儿对竖琴、鹅和巨人形成大致印象,还搜索不同版本的巨人豆茎的口头禅(Fee,Fi,Fo,Fum!)视频,接着父女俩用自制道具表演了剧中的情节。

他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笔记本电脑游戏挺好,这不是被动的、催眠式的、孤独地看电视。相反,那是一种共享的体验,很需要想象力,要围着屋子跑,将现实世界、故事世界和游戏混合在了一起。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媒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是全美首屈一指的新媒体研究学者。他说在儿子四五岁的时候,父子俩曾尝试用计算机写故事。“我们分两步走。前一天晚上读一篇故事,后一天晚上写一篇故事,输入到计算机里,配上插图,然后发给爷爷奶奶。一整套出版社的业务。”

在詹金斯看来,这种活动不只是与远方家长交流,锻炼读写能力的一种有趣方式,也是了解儿子如何对待流行文化的一个机会。他建议“父母可以围绕多媒体与子女进行对话,这样能够很好地了解孩子的动向”。

詹金斯说,父母作为观看者和参与者认真对待子女在上网时习惯和兴趣是有好处的。不仅要认真对待,还要思考孩子到底用屏幕做什么产生兴趣,从观看的节目,使用的应用和玩过的游戏中能获得什么。趁着孩子还小,渴望父母关注的时候开始交流吧,当孩子长到十几岁、想要隐私的时候,沟通的路线已经铺设好了。

詹金斯建议,我们在餐桌上可以这样问,“上学怎么样?”“游戏玩得怎么样?”“你今天在网上看见什么了?”这比安装跟踪上网记录的软件,或者非要孩子在社交媒体上加自己为好友的做法要强太多了。研究表明,如果你监视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拿某一种社交媒体账户应付你,自己和朋友们用另一种社交媒体,而且不会告诉你另一个账户的事。

伊藤瑞子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文化人类学家,她说,网络是学习新知、公共参与、探索兴趣的绝佳媒介。孩子们能利用无比丰富的网络资源深入挖掘自己的兴趣,学习新技能或者探究技术的原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将孩子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为子女提供相应的空间。她提出“支持”与“拓宽”(或者叫“翻译”)这两个针对电子屏幕的育儿习惯。

支持是认可孩子的好奇心,真正地鼓励孩子“玩技术”。而“拓宽”指的是当孩子对电视或手机应用里的某样东西感兴趣时,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将这种兴趣与其他知识领域联系起来。比如玩《星际争霸》时,可以将这款游戏与学校里讲的关于战争和社会等级的知识联系起来。不要跟孩子说“你玩的时间太长了”,而要说,“这游戏好玩在哪里,给我看看吧!”

04 我是这样做的

我是作家、研究员和新闻达人,我的爱人亚当是程序员和游戏玩家。在制定家里的屏幕使用时间规则时,我管得比较松,而亚当比较严,所以需要我们彼此做出妥协。我们希望能融合各自对多媒体和数字技术的正面经验。

大女儿2岁前,我们严格执行“孩子入睡前不看视频”的规则。2岁后,我们开始允许她在周六、坐飞机或坐车超过一个小时、生病的情况下看视频。周六基本没有时间限制,只是晚饭前要关电视,还有少数内容限制。如果她感到害怕或难过,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会把视频关掉。我老公不许孩子看主题不受他认可的节目的情况比较多,比如通篇讲购物和八卦的芭比娃娃电视剧。

有了每周只有一天看视频的规矩,我们家就不用制定每天的时间安排了,也用不着应付孩子不断提出的“再看一会儿”的要求了——我经常听到其他家庭抱怨这种烦人的情况。我们会尽量陪孩子一起看电视或玩游戏,至少事后会讨论她看到的内容。亚当在这一点上做得比我好。

女儿在周六视频关掉后闹过几次,我最后决定和她一起解决这个“过渡”问题。打开视频之前,我们会计划好看完后要做的活动。我们还会提醒她,如果她关视频的时候又哭又闹,下一次就不许她再看了。

平时,我们会经常和孩子一起用手机查询答案或搜索图片。有一天早上,女儿问到什么是“爱斯基摩”,我们就在网上看了大约15分钟关于艾迪塔罗德人和因纽特人在北极圈内的生活短片。

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女儿经常在每周不能看视频的漫长时间里运用想象力回到自己钟爱的故事世界。为了鼓励她的这种玩耍方式,我们给她买了纸质版的故事书和很多表演服装。

三四岁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换上表演服,要求我们装成她喜欢的节目里的角色陪她演戏:《花木兰》《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如果她要求的话,我们开车的时候还会播放电影音乐和有声书。

四岁的时候她开始在预备幼儿园里用平板电脑,于是我们家里也买了一部。我们对游戏和应用的数量做了限制,有一些是教育类软件,也有一些娱乐软件。我们规定每周最多可以玩3次平板电脑,每次20分钟,但她基本只有周日才会要求用平板电脑。

与我们家相比,她的大部分小伙伴对屏幕使用都要更随意一些。如果她跟朋友出去玩一下午,我们也不会为她捏把汗。如果时间超过一个下午,比如我们有一次和其他几家搭伴租了间度假别墅,我们会温柔地鼓励看电视的女儿停一会儿,做些其他活动,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他孩子也经常愿意一块儿不看电视。

原作者 | [美]安雅·卡梅内兹

摘编 | 申婵

校对 | 危卓

专挑年轻女子下手,3年疯狂杀戮12起,山坡绞杀者的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奇闻观察室,我是长风。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洛杉矶一带出现了一起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连环杀手,5个月内疯狂作案。

凶案频频发生,案件却迟迟不破,整座城市因此陷入恐慌。

由于大部分被害人的遗体是在城市周边的山坡上被发现的,所以凶手被人们称为“山坡绞杀者”.

被害人

当第10位女孩倒下后,凶手突然销声匿迹,不再作案,就在大家以为这又是一起轰动一时的悬案时,千里之外的两个女大学生被害案,让这起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折。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下面我们先穿越回1977年,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起案件。

洛杉矶·开端

洛杉矶(Los Angeles),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常被称人们为“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

洛杉矶

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的开端就在发生这里。

1977年10月17日,洛杉矶警局接到电话,有人在靠近洛杉矶市西部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员赶到现场,通过现场勘察和尸表检验,首先确定这是一起谋杀案,是被人勒死的。

被害人生前还遭受了惨烈的侵犯,且凶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现场极为“干净”。

现场

此处显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抛尸,说明凶手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不仅如此,遗体被凶手仔细清理过,身上只有颈部,双手手腕和双脚脚踝,5个部位留有绳子勒痕,其它地方看不出伤痕。

经多方走访,终于确认了被害人的身份,尤兰达·华盛顿(Yolanda Washington),19岁,是一位性工作者,平日里总在日落大道某段路上招揽生意。

尤兰达·华盛顿

日落大道长约35公里(约22英里),这条路上有不少性工作招揽生意,客源广泛,所以警方一时很难找到嫌疑人。

两个星期之后,又一起类似命案发生了。

1977年11月1日早,有人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以北约12英里外拉克雷森塔(La Crescenta)的一处山坡下发现了一具不着寸缕的女性遗体。

拉克雷森塔

被害人身材瘦小,体重约80斤,15岁,生前遭受过捆绑和惨无人道的暴力侵犯,与之前案件一样的是。

被害人的脖子,手腕和脚踝五个部位留有绳子勒痕,同样是被勒死的,遗体也被清洁过,现场很“干净”,看来这里也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不过这次警方在她的眼睛附近发现了一点不明物体,被害人叫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是一位兼职的性工作者。

朱迪斯·米勒

朱迪斯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到是在前一天,她在日落大道的一家餐厅旁边,和一名开着一辆双色轿车的男人攀谈,之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

警方推测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凶手专门针对性工作者,再次作案可能性极大。

然而,性工作者被害这样的消息,对被称为“犯罪最自由”的洛杉矶来说,还不如好莱坞某位明星的绯闻能引人关注。

不过洛杉矶民众很快就从莫不关心变成人人自危。

命案不断

躲藏在洛杉矶黑暗角落里的凶手,就像是冲破地狱封印跑到人间的恶魔,他看着毫无头绪的警方,为自己的杰作暗自窃喜的同时,又继续展开了毫无节制的杀戮。

1977年11月6日,也就是朱迪斯被发现的第5天,在发现朱迪斯遗体以南约16公里外的一个乡村俱乐部附近又出现了一具遗体。

丽莎·卡斯汀

被害者是21岁的丽莎·卡斯汀(Lissa Kastin)。

丽莎是一位专业舞者,不从事性工作,也没有任何不良爱好,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到,是前一天在一家餐厅打工时。

现场

丽萨被害的情形和之前两起案件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警方猜测凶手可能不只一个人。

因为遗体摆放的地方,需要翻越一个很高的护栏,但被害人身材较胖,一个人是很难做到不在现场留下拖拽等痕迹。

1977年11月20日,在洛杉矶道奇体育场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发现了已经失踪7天的两个小女孩遗体。

她们都是学生,分别是:

12岁的多洛雷斯·塞佩达(Dolores Cepeda )和14岁的索尼娅·约翰逊(Sonja Johnson)。

多洛雷斯·塞佩达和索尼娅·约翰逊

她们是在乘公交车回家途中失踪的,和前几起案子发现的线索大致一样。

不过,这次有目击者看到两个小女孩下公交车后,在一辆白顶黑色车身的双色轿车边驻足,和车里的两个男人交谈了一番,然后就上了这辆车走了。

交谈

警方考虑到,两个被害小女孩虽然个子不大,但是想将她们搬到山坡上,沿途不留下任何拖拽痕迹,不仅需要很大力气,而且很难做到。

所以认为,这起连环谋杀案的凶手很可能不止一个人。

如此看来,双色轿车上的两个男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然而就在发现两个小女孩遗体的同一天,洛杉矶警局又接到一位徒步旅行者的报案,报案人说他在格伦代尔(Glendale)和鹰岩(Eagle Rock)之间的一处偏僻山坡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位被害人叫克里斯蒂娜·韦克勒(Kristina Weckler),20岁,是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学生,品学兼优,和前面几起案件不一样的是。

克里斯蒂娜·韦克勒

她生前也遭受过惨烈的侵犯,她身上出来在五个部位发现绳子勒痕外,其胸部和腹部都有严重的伤口,胳膊上还有两处针刺伤,可被害人生前并没有注射违禁药物的情况。

后经鉴定,她是被凶手注射了清洁剂,警方认为,这种情况是凶手升级了方式。

注射清洁剂

考虑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很偏僻,凶手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抛尸,应该对格伦代尔这片区域很熟悉。

三天后,也就是1977年11月23日 ,感恩节的前一天,警方又在金州高速公路的洛斯费利斯出口附近发现了一具严重的女性遗体。

经查证,这位被害人是已经失踪14天的简·金(Jane King),28岁,虽然无法确定她是否被侵犯或是虐待,但她和其他被害人一样是被勒死的。

简·金

接连发生7起类似命案,洛杉矶的新闻媒体开始广泛报道这一系列的案件。

因为大部分被害人是被勒死的,遗体又是在山坡上被发现,媒体纷纷称凶手为“山坡绞杀者”,随着新闻的曝光。

由于凶手作案频率加快,手段逐渐升级,以及随机选择作案对象,让整个洛杉矶都陷入了恐慌,甚至还掀起了学习防身术和购买防身武器的热潮。

凶手逍遥法外,警方倍感压力,洛杉矶和格伦代尔两地警局决定抽调了30名警员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专攻此案。

媒体报道

小组刚一成立,就有很多民众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调查小组开始着手逐一核查这些线索。

可还没等他们展开调查,凶手又行动了。在洛杉矶华盛顿山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发现了失踪的劳伦·瓦格纳(Lauren Wagner)。

她18岁,生活在洛杉矶县的圣费尔南多谷,是一位生活规律的学生。

劳伦·瓦格纳

从她身上五个部位的勒痕,手臂有针刺伤,以及被侵犯等痕迹,可以确定这又是“山坡绞杀者”干的。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被害人的手掌有被火灼烧的痕迹,显然凶手再次升级了对被害人的虐待手段。

手掌有被火灼烧的痕迹

据劳伦的邻居所说:

在劳伦失踪的前一晚9点左右,她看到劳伦刚把车停好,就有一辆白色车顶,深色车身的双色车停在劳伦旁边。

车上下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人人高马大,脸上有痤疮,另一个男人年纪较大,头发短且浓密,拉丁人的长相。

嫌疑人

他们似乎与劳伦发生了争执,最后劳伦上了他们的车,她还听到劳伦喊了一句:“你逃不掉的”。

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发生了争吵,哪里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即使这位邻居提供了案发以来,关于凶手“最详细”的细节,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们,可并不容易

随着凶手作案频率的加快,手段逐渐升级,以及随机选择作案目标。

整个洛杉矶是人人自危,从1977年10月17日到11月29日,在这短短43天时间里,就有8位女性惨遭毒手,这还并不是最终数字,凶案仍在继续发生。

8位女性惨遭毒手

1977年12月14日,警方在洛杉矶市政厅附近的一片荒地上,发现了17岁性工作者金伯利·马汀(Kimberly Martin)的遗体。

她和第一位被害人约兰达一样,经常在路边找客户。

金伯利·马汀

后来因为害怕成为“山坡绞杀者”的目标,她就加入了一个机构,客人只能给机构打电话预约才能找到她,不成想她还是被“山坡绞杀者”谋害了。

后来,警方查到凶手是用好莱坞公共图书馆的公用电话给她的机构打电话的。

留的地址是一处无人入住的公寓,查无可查,这条线索查也就这么断了。

1978年2月17日,经过两个月的沉寂,凶手再次伸出了魔爪。

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在空中看到一辆橘红色汽车被抛弃在洛杉矶安吉利斯克雷斯特高速公路边的悬崖下。

橘红色汽车

警方抵达现场,在车子的后备箱发现了车主的遗体,被害人叫辛迪·哈德斯佩斯(Cindy Hudspeth),20岁,是一名学生。

根据她身上留下的线索,她也是被“山坡绞杀者”所害,她和第六位被害人克里斯蒂娜都住在格伦代尔。

再加上有多位被害人的遗体是在格伦代尔附近被发现的,由此猜测,凶手或许就住在格伦代尔。

然而,这点线索,远远找不到一个躲藏在阴暗处的人。

躲藏在阴暗处的人

10起命案后,人人恐惧的“山坡绞杀者”突然销声匿迹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洛杉矶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案件。

警方猜测在凶手身上应该发生了某种变故,也许他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身体原因已不具备作案条件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调查小组也开始侦办其他案件了,可就在大伙逐渐放下戒心,逐渐淡忘这件事情时,案件突然出现了转折。

千里之外的华盛顿州贝灵厄姆(Bellingham)发生了一起命案,让“山坡绞杀者”的庐山真面目彻底暴露而出。

转折点

1979年1月12日,贝灵厄姆警方接到报案,有两名女大学生失踪了。

警方查到两位女孩在失踪前从一位叫肯尼斯·比安奇(Kenneth Bianchi)的保安手里接了一份帮人看家的兼职。

肯尼斯·比安奇

不过这位保安却表示,虽然他是在做房屋托管方面的工作,但他压根就没见过这两位女大学生,也没有让她们帮忙看家。

而且失踪案发生当天晚上,他正在参加一个警长储备会议,所以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没过多久,两名失踪的女学生的遗体就被人发现了,她们都是被勒死的,身上有捆绑的痕迹,生前还遭受了虐待。

警方很给力,很快就找到铁证在案发现场找到了毛发,指纹等诸多证据,将这起命案和保安比安奇联系在了一起,并以谋杀罪逮捕了他。

逮捕比安奇

警方在对比安奇进行背景调查时,竟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人的发现,比安奇在搬到贝灵厄姆之前一直住在洛杉矶县的格伦代尔。

当时的人们很容易将洛杉矶和格伦代尔这两个地方和“山坡绞杀者”联系在一起。

更何况比安奇的作案手法和“山坡绞杀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开的车子也和这起连环谋杀案中的可疑车辆很像。

于是,贝灵厄姆警方立即与洛杉矶和格伦代尔两地警局取得联系,汇报了这个情况。

比安奇

在联合办案的过程中,警方在比安奇家又发现很多珠宝首饰,其中一部分是他利职务之便从公司窃取的。

另一部分属于“山坡绞杀者”一案中多名被害人身上佩戴的珠宝首饰,有了这个铁证,“山坡绞杀者”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当比安奇是“山腰绞杀者”中的一员的消息被公布之后,洛杉矶警方接到一位律师打来的举报电话。

这位律师表示,他在三年前,也就是山坡绞杀者第一次犯案前,他曾在比安奇和安吉洛·博诺(Angelo Buono)手中救出了一个女孩,叫萨布拉·汉南(Sabra Hannan)。

萨布拉·汉南

她被比安奇和博诺两人当做赚钱工具,他们用惨无人道的方式将她囚禁起来做皮肉生意,和汉南一起被他们囚禁的还有一个女孩,据说后来也逃了出来。

比安奇和博诺是表兄弟关系,他们两人形影不离,关系非常好,人品很糟糕,都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人。

比安奇和博诺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警方怀疑博诺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山腰绞杀者”。

随后,警方找到几位目击者,例如,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和劳伦·瓦格纳(Lauren Wagner)失踪前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到的目击者。

其中劳伦的邻居对凶手的容貌描述“最详细”的一个人。

她从警方给的照片中一眼就认出,肯尼斯和他的表哥博诺就是和与被害人劳伦发生了争执的两个男人。

可即使有了这些证据,想要将比安奇兄弟俩定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审 判

比安奇被捕后,一直以精神错乱患有人格障碍为由拒不认罪,他对警方声称所有的谋杀案都是他身体里住的一个坏人“史蒂夫·沃克”干的。

而善良的比安奇什么也没有做,“史蒂夫·沃克”是比安奇在精神病专家对他催眠时,他谎称的另一个人格。

在催眠过程中,这个史蒂夫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以及他和表哥博诺一起作案所有细节,可这样的一个人说的话,根本无法作为证据,取信与人。

别说,他自导自演炉火纯青的演技,真的把几位精神病专家唬住了。

马丁·奥恩

但他的这通操作,却没有逃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马丁·奥恩(Martin Orne)的火眼金睛。

为了拆穿比安奇的谎言,奥恩教授在接触比安奇时故意说道:

通常患有这类疾病的人,都会出三种或更多的人格,只出两种人格的人并不多见。

果不其然,在下一次的催眠中,比安奇的新的人格“比利”就出现了。

比利

一人分饰多角的他,终于在和奥恩教授聊天时,做了一些被催眠的人不会做出的动作而露出马脚。

随后,比安奇为了争取坦白从宽的待遇,同意和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做一笔交易。

他愿意对贝灵厄姆的谋杀案和“山坡绞杀案”中的几起谋杀案认罪,并且愿意指证他的表哥博诺也是“山坡绞杀者”之一。

但做为交换条件,他要在华盛顿州受审避免被判死刑,同时,他还获得了一个假释的可能性。

受审

据比安奇交待,他和表哥博诺一直是用假警察证,假警车四处作案。

他们谎称自己是洛杉矶卧底警察,用各种理由将被害人骗上车后,再带到表哥经营的汽车装潢店里或者其他偏僻的地方侵犯后杀害。

汽车装潢店

然后两人再相互合作,清理干净被害人遗体后,开车将遗体遗弃在偏僻的地方。

1979 年 10 月,在比安奇认罪后不久,他的表哥博诺因比安奇的指控被捕入狱,随后,警方从博诺的钱包中找到了假警察证件。

不仅如此,根据比安奇的证词警方还找到很多指证博诺的证据。

例如,在被害人朱迪斯·米勒眼睑旁边发现的不明物体是来自博诺店里的一种泡沫,克里斯蒂娜·韦克勒手臂上被注射的清洁剂是博诺店里的常用物品。

以及,一位目击证人,她能够证明是博诺用图书馆的公用电话将第10起命案的被害人金伯利·马汀约出来的等等。

漫长的审判

经过两年漫长的审判,即使比安奇突然在审判中突然反水,为他的表哥博诺“洗白”。

但法官最终还是被判定博诺9项谋杀罪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比安奇则被判处终身监禁,有获得假释的可能。

那么,两位山腰绞杀者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山坡绞杀者”

肯尼斯·比安奇,1955年5月22日,出生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肯尼斯·比安奇

她的母亲是一位性工作者,父亲不详,他出生两周后就被人收养。

他的养母表示,比安奇从小就是一个不讨喜的孩子,有很多行为问题,谎话连篇,脾气暴躁,做事情不仅漫不经心,注意力也不集中。

5岁时,被诊断出有轻微的癫痫,10岁的时被诊断出有消极型人格障碍。

小时候的比安奇

虽然智商尚可,但就是学习不咋地,经常逃学,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处的很差。

1970年,15岁的比安奇刚高中毕业,就和班里的一位女同学结婚了,不过这段婚姻关系只持续了8个月,就以女方不辞而别宣告婚姻无效而结束。

比安奇为此备受打击,他一度认为是妻子背叛并利用了他。

之后,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警察的比安奇,开始去社区大学学习警察科学和心理学课程,由于成绩十分不好,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退学,所以他无法申请当地警察局的工作。

珠宝店

几经辗转,他最后在一家珠宝店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开启了他监守自盗之旅。

每次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将店里的贵重物品偷出来,送女友,送性工作者,以换取她们对他的忠诚与爱慕。

为了免遭怀疑,他习惯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在一个地方或是一家店里工作太长时间。

1971年到1973年,在比安奇生活地方发生了一起“字母谋杀案”,有三名年轻女孩被被绑架、侵犯和谋杀。

字母谋杀案

当时比安奇做为一名卖冰淇淋的小贩,出现在其中两起谋杀案的现场,以及后来警方发现他的车子和其中一个女孩被绑架时发现的可疑车辆十分相似。

所以,警方认为他是“字母谋杀案”嫌疑人之一,不过,比安奇从未承认和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

1975年,21岁的比安奇投靠远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大表哥,41岁的安吉洛·博诺,博诺在当地可谓臭名昭著,犯下很多罪行。

警方

例如:

车辆,用警灯将自己伪装成警察女性,以及不断地结婚离婚,育有很多孩子,但又从不为自己的子女支付抚养费等等。

为此,他多次进出监狱。他一方面对性有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又对女性有很深的厌恶感,总是用侮辱性的词语来羞辱他身边的女人们,包括他的母亲在内。

之后,博诺在格伦代尔东科罗拉多街买了一间商铺做起了汽车装潢生意,平日里他就住在店里,他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帅气多金,富有责任心的男人。

专门去搭讪一些单纯的年轻女孩,有不少女孩被他迷得五迷三道无法自拔。

搭讪

当他得知表弟比安奇来投奔自己,他表示十分欢迎,并让比安奇住在他的装潢店里。

来到洛杉矶的比安奇一心想要当警察,他先是到当地的警局应聘,被拒绝后,他又去了一家产权公司工作。

挣点钱后,比安奇也在格伦代尔买了一套公寓和一辆二手的白顶黑色车身的双色凯迪拉克轿车。

比安奇撒谎成性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性格让他很快就丢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

失业的他很十分羡慕表哥的油嘴滑舌又多金,能在花丛中游刃有余。

在花丛中游刃有余

当博诺得知表弟比安奇想挣钱,想泡妞的想法后,他便游说比安奇和他一起搞一个,拉皮条一条龙的生意。

年轻的比安奇负责诱骗女孩,然后他们将诱骗来的女孩囚禁起来,当做挣钱的工具,经验丰富的博诺负责找客户(嫖客)。

萨布拉·汉南

被囚禁的女孩中就有我们之前说的,被律师解救出来的萨布拉·汉南。

1977年10月,比安奇兄弟两人为了扩大生意,花钱从一位叫黛博拉·诺布尔(Deborah Noble)的性工作者手里买了一份“客户名单”,结果发现名单是假的。

恼羞成怒的他们决定报复,因为找不到黛博拉,他们向黛博拉的朋友尤兰达·华盛顿发泄怒火,于是,尤兰达成为“山坡绞杀者”的第一位受害者。

自此之后,他们两人便一发不可收拾,开着比安奇的那辆二手双色车,伪装成警察四处“狩猎”犯案,他们作为“山坡绞杀者”一共犯下了10起命案。

比安奇参加了警方随行活动

在第10起命案发生后不久,比安奇告诉表哥博诺,他在洛杉矶警方搜索“山坡绞杀者的时候,参加了警方随行活动。

这个活动是让社区居民乘坐警方的巡逻车的一个法制教育计划。

博诺一听比安奇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后勃然大怒,和比安奇大吵了一架。

他认为比安奇愚蠢自大至极,参加警方的活动就是在玩火自焚,如果任由他在洛杉矶早晚都会害他们被警方查到。

于是,他勒令比安奇让去华盛顿的贝灵厄姆找女友,否则就让他彻底消失。

1978年5月,比安奇逃到贝灵厄姆和女友及其儿子一起生活,让洛杉矶人人恐惧的“山坡绞杀者”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比安奇和家人

然而在贝灵厄姆,耐不住寂寞的比安奇再次犯案,他用“照看房子”为由,诱骗谋害了两位做兼职女大学生。

由于没有表哥博诺的帮忙,他在犯罪现场留下了毛发,指纹等很多证据,让警方逮捕归案。

当发现他是“山坡绞杀者”之一后,他为了减刑他又将表哥博诺供了出来,就此,“山坡绞杀者”全部落入法网。

后续

根据比安奇的供述,他和表哥博诺在犯下第三起命案后,又用假警察证诱骗了一位女孩。

就在他们准备下毒手之际,竟发现这名女孩是知名演员彼得·洛尔(Peter Lorre)的女儿凯瑟琳·洛尔(Catherine Lorre)。

彼得·洛尔

因为担心招惹名人会引来过多的警察和媒体的关注,所以他们一商量就将她放了。

而凯瑟琳一直认为自己只是被两个拿着件的劫匪给绑架了,直到“山坡绞杀者”被捕后,她才恍然知道当初绑架自己的人是谁。

在比安奇等待最终的审判期间,他结识了一位自称是女演员,诗人和剧作家的24岁维罗妮卡·康普顿(Veronica Compton)。

维罗妮卡·康普顿

当时康普顿正在写一本关于女性连环杀手的小说,她希望比安奇能给她的小说提一些建议,所以多次前往洛杉矶县监狱探监。

一来二往之间,她对比安奇心生爱慕,并在比安奇怂恿下,试图在贝灵厄姆用“山坡绞杀者”的作案手法谋害一位女性。

以此来证明真正的山坡绞杀者还在逍遥法外,警方抓错了人。

据报道称,在一次监狱探视期间,比安奇将自己的一些偷偷给了康普顿,让她放在被害人的身上。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因为康普顿选择谋害的女性身强力壮,挣脱束缚逃脱而失败,康普顿最终,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在监狱里服刑了22年。

监狱里服刑

被判刑后的比安奇在华盛顿州立监狱服刑,2010年8月18日,55岁的他申请了假释,不过被拒绝了,2025年他将有资格再次申请假释。

而他的表哥博诺,他在监狱服刑期间竟然和隔壁班房里的一位狱友前妻结婚了。

2002年时,因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终年68岁。

好了,以上就是事故的全部内容,我是长风,我们下期见!

作者:奇闻观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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