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的读书秘诀

文｜刘国胜

清朝乾隆年间，一代大儒、翰林院编修周永年(1730年—1791年)提出“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儒藏说》，在济南建成“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的公共图书馆萌芽——藉书园(又作借书园)，保存、保护书籍十万卷，编订书目惠及济南、北京两地士林，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及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的设置和开放，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为进一步推广阅读，周永年“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前……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他从历代前贤著作、文集中，选辑出三百二十七条读书法，编订成《先正读书诀》，“先正”原意是前朝的大臣，泛指前代贤达，“诀”即诀窍、秘诀，“先正读书诀”即前贤读书的秘诀、方法。周永年将前贤的读书秘诀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提倡读书之前，先学读书方法。

《先正读书诀》

周永年 辑

刘国胜 译

济南出版社

周永年博览经史百家，学殖深厚，不仅于藉书园聚书“十万卷”，他在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任上，曾“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九十三卷的《永乐大典》通校过一遍。周永年茹古涵今，编订《先正读书诀》，开我国史上系统搜集整理前贤读书、学习理论的先河。这些前贤包括战国荀卿，唐代韩愈，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张载、苏轼、黄庭坚、郑耕老、朱熹、许衡、王应麟，明代宋濂、焦竑，清初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等，所资书目包括《周易》《论语》《孟子》《荀子》《宋学士集》《范文正公遗事》等五十六种，经、史、子、集无所不涉。

周永年“学深志广，不屑以词章见”，他“辑书至意”，即通过编辑此书表达己意，强调了为学次第、提要钩玄、由博返约、学以致用等核心阅读思想，还阐发了渐与速、勤与恒、读与诵、整与零、专与博、信与疑、思与悟、学与用等辩证关系，也囊括了静、诚、勤、适、恒、精、思、记、用、行等具体读书要诀。所录朱熹、钱谦益、李光地诸儒的读书要诀，言简意赅，启发性强，且善用生动比喻，阐发简明道理，如李光地强调“精熟一部书”，以带兵、交友作比喻颇有说服力:“某谓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

周永年首先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复李宪暠书中说:“窃以明中叶以来，学法芜废。或遁于禅玄，或守其固陋，遂无由见古人之大全。有志者果能寻章摘句，用数年工夫读经，则于后来诸书，黑白了然，如登五岳以览中原，而德、言、事功亦可择一途以从事矣。”恰如陆陇其把读经比作“筑室”，“须坚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皆基址也，时文则楼阁也。”

孔宪彝在《先正读书诀序》中记道:“士人读书，必由博反约，博矣而未能约者，非约之难，不善用其博也。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杂说纷纭，苟无识以主之，将必矜奇好异，泛滥而无所底止。此历城周书昌先生《先正读书诀》之所由作也。”他指出周永年辑书的用意，在于指引读者做书籍的主人，进行主动阅读，亦如书中所辑朱熹名言:“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美国人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也提出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等科学阅读观点，强调了主动型阅读、非辅助型自我发现学习的必要性。

周永年结集读书诀，还有更深刻的意旨。雍乾时期，经世之学衰微，周永年服膺“先立乎其大”的大体之学，“谆谆于先正读书三致意”，主张做“圣贤路上人”，以道自任，经世致用。他导人端正读书动机，“尽本孔孟之绪论，而上求之经典，复博采唐宋以来诸儒之说。其所以杜卤莽灭裂之弊，可云深切著名矣，学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几学术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国平天下，罔弗由之。”周永年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

具体而言，他彰扬“圣贤之学，不贵能知，而贵能行”，称许“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他本人发表“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理论——《儒藏说》后，便躬身入局，“区区欲以己之所有公于斯人”，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创建了藉书园，又编辑《先正读书诀》推广阅读，独步当时，真正是“知行合一”的大儒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