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一村子，结局一帝国：蛮族部落如何统一欧洲？

我们为什么喜欢历史？在“以史为镜”“观史知兴替”“陶冶情操，认识世界”这些看似高雅的原因之外，往往是崇拜某人的赫赫战功或某国的王霸之业。甚至是单纯的中二之心：“某人被打败了、某国被消灭了，换我来肯定可以扭转乾坤！”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会认清现实：身材普通，样貌大众，没有领导力，收到各种欺骗，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成就······你只是懂点历史而已。在现实中，也没有人跟你分享罗马帝国的征服或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P社四萌是你孤独灵魂的唯一港湾。

在《王国风云3》魂穿一方诸侯，用上半身的枪和下半身的枪收集全欧洲的王冠；在《欧陆风云4》操纵一国意志，体会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殖民全球的历史进程；在《维多利亚2》经历工业革命的阵痛，解决政治诉求和民族矛盾，迈入列强行列；

不过，也如真实历史那般，意外总是不期而至：你苦心栽培的继承人突然夭折、做足准备还是输掉战争、超级强权撕毁协议大兵压境······我们只能苦笑一声，重开存档。正因如此，历史上的成功者才会更加光彩夺目。他们没有上帝视角，没有最佳攻略，更没有SL。不幸的失败让人扼腕浩叹，奇迹般的胜利永载史册。

在架空世界里，罗马不会灭亡，拿破仑击败英国，印第安人殖民欧洲

因此，对我们来说，最具成就感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在架空的“平行宇宙”领导弱小的势力逐渐长成超级帝国，复制乃至超越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国家。本期正是以历史战略游戏中有较高出镜率的「加洛林帝国」为例，讲述她们从弱小的部落一路成长为大一统帝国的民族史诗。

就如中国人的祖先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迁徙的日耳曼人与各地土著融合，构成了中西欧人的共同祖先。日耳曼人是中西欧民族大洗牌的最后赢家，他们的文明直接或间接构成并影响了今天我们熟知的英、法、德、意、瑞、西等发达国家。

关于“日耳曼”（German）的词源解释有两种说法，一是“附近的人、邻居”，二是“吵闹的、叫喊的人”。将他们合二为一并辅以想象，就呈现出了这样一个 “在文明的聚居点附近的大吵大闹、上身的野蛮人”形象。

公元4-6世纪的法兰克人

在那个鸿蒙初开、各大民族互相交融的时代，维系广大日耳曼人的唯一共同点，仅仅是他们都使用原始日耳曼语，祭拜类似的神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的习俗和方言因地理阻隔，差异越来越大。各个日耳曼聚居点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化、宗教迥异的新“民族”，一度有成百上千个。这些日耳曼人的小小分支互相征战，失败者被赢家完全融合。

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一家”。

当我们观察世界史上大部分群雄逐鹿的最后赢家时，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前期低调，猥琐发育。后期爆发，一波推塔。”这点也是后文其他王霸角色的必备buff。当然，这些蛮族并不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东方哲学，也没有偷看剧本的能力。更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夹杂一点奇妙的运气。

霸权在“幼年期”也许不是最能打的，但一定是最幸运、最能苟的

感谢罗马史学家，他们记述了许多民族发源阶段的蛛丝马迹，为后世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兰克（Francia）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260年，词意偏向“标枪\凶猛\大胆”。居住在莱茵河北部的法兰克部族在罗马的敌人和盟友间反复横跳，只是庞大的蛮族之林中无足轻重的一个。

早期【萨里安法兰克人】比较头铁，他们劫掠罗马边境，最远甚至流窜到西班牙搞出了数十年的动荡。法兰克人成功上了热搜，但罗马帝国很快就让他们懂得了出风头的代价。公元280-292年，罗马军团风卷残云般击败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法兰克人被迫举族迁徙到生存环境更恶劣的比利时沿海一带。

萨里安是法兰克人的两大主要分支之一，另一个是莱茵兰法兰克人

风水轮流转，西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下摇摇欲坠，无暇对付低调发育的法兰克人。后者通过一个多世纪的海盗和佣兵副业积攒力量，等罗马人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成为西欧最强大的蛮族势力之一。这一切有赖两位首领的贡献。

公元428年，萨里安法兰克人首领克劳迪奥（Chlodio）首次正面战胜罗马军队。451年，他的儿子墨洛维（Merovech）在沙隆战役率领法兰克劲旅协助西罗战胜不可一世的匈王阿提拉。法兰克人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墨洛维随后以罗马比利时行省总督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接管前罗马领土，他全面效仿罗马制度，摘掉了蛮族帽子，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墨洛维的子孙将以先祖之名开创罗马之后西欧首个大一统：墨洛温王朝。

墨洛维之子希尔德里克一世子承父业，他既是法兰克国王又是罗马比利时行省总督。相比其他蛮族，他的最大优势就是依靠这个职位“奉罗马以讨不臣” ：通过与罗马军阀结盟，以合法的手段扩张领地。

希尔德里克去世时，萨里安法兰克王国已占有相当于今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土，与东南边的阿勒曼尼、勃艮第，西边的罗马军阀和南边的西哥特王国成鼎足之势。

481年，希尔德里克之子，15岁的克洛维一世（Clovis I）即位。此时西罗马帝国已然解体，驻守在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阀以军事重镇苏瓦松为首都建立割据，年轻的克洛维一世向他发起挑战。苏瓦松一役，法兰克人硬是在盟友背叛之下逆风取胜。

一战问鼎中原

一开始，克洛维在高卢北部肆意劫掠胜利果实。但他很快意识到，萨里安法兰克早已不是靠劫掠为生的蛮族，而是要建立长久统治的封建王国。随后克洛维力排众议，归还从教堂抢走的战利品，与天主教会搞好关系，并尽量以和平手段兼并领土。

怀柔政策很成功，除凡尔登、巴黎等少数死硬城市，大多地区望风而降。

克洛维选择易守难攻的巴黎定都，整编大批罗马军队，在496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萨里安法兰克王势大盛，接连战胜阿勒曼尼、吞并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又在6世纪初击败另一个蛮族势力西哥特。

克洛维一世将法兰克从低地强权扩张为整个西欧无可置疑的霸权。他统一所有法兰克部落，领土囊括今天法国大部和德国西部。克洛维一世是现代法国概念的创始人，也是墨洛温王朝的奠基人，他的政治遗产将流泽整个法兰西文明。

遵从古老的部落传统，克洛维一世将他的领地分给了四个儿子并订立了严格的继承法，希望四子可以团结一致巩固祖宗基业。然而，克洛维前脚刚死，后脚他们便开始阴谋对抗，直至发展成争夺最高权力的几十年血腥内战。

王冠破碎，生灵涂炭。

内战削弱了墨洛温王朝的力量，贵族势力崛起。原本作为国王副手的宫相逐渐掌握实权，国王沦为无所作为的统治者“rois fainéants”。在权力游戏中，丕平家族（Pépin de Landen）作为高级玩家崭露头角。680年，丕平二世继任北法宫相。通过三十年的征战，他基本统一整个法兰克，自称法兰克公爵。

在丕平家族的光辉面前，衰朽的墨洛温王朝逐渐暗淡。

碎成一地的墨洛温王朝

718年，丕平二世之子查尔斯·马特（Charles Martel）继承爵位，他在父亲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以武力平定逆臣，以国王的名义将东境的萨克逊人犁庭扫穴，重建法兰克王国的权威。732年，查尔斯突然接到南疆刺头阿基坦公爵奥多的急切求援信，公爵声称有一支闻所未闻的异教徒大军向他发动突袭，情况万分危急。

奥多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早在711年，兴起于中东，统一整个北非、中东和波斯的阿拉伯帝国就对占据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发起入侵。不到20年，整个西班牙就被穆斯林征服，后者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从沙漠中出现，如风暴般崛起

阿基坦公爵奥多起初勉力防御，曾在法国南方重镇图卢兹暂时击退穆斯林围攻。但在732年的加龙河谷战役中，奥多的军队几乎被阿拉伯大将阿卜杜勒·拉赫曼全歼。趁后者掠夺战利品时，奥多拼命重组部队，并向查尔斯发去紧急求援信。警告他阿卜杜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法国腹地的图尔圣马丁修道院，全西欧最负盛名的教堂。

由于轻敌，阿卜杜勒没有侦查，他从未将这些“北方蛮夷”放在眼里。只是把军队分成几支北上，沿途肆意劫掠。查尔斯极其重视这次入侵，他做了充足准备，特意选在穆斯林通往图尔的必经之路上阻截——那里充满山丘和树林，可以阻挡阿拉伯骑兵的发挥。双方人数约为20,000对25,000。

查尔斯料定阿卜杜勒一定不会撤，因此他把主力重装步兵方阵部署在山上等待进攻。阿卜杜勒不想强攻山地，但他没有为即将来临的寒冬做好准备，也不想无功而返。僵持七天之后，阿拉伯骑兵战马发出嘶鸣，进攻开始了。

以机动著称的阿拉伯骑兵被迫穿越树林仰拱以逸待劳的重步方阵，即便如此仍多次突破阵线。而法兰克步兵依靠严明纪律，在重骑兵的反复冲锋下死战不退。激战入夜，阿拉伯人留下无数人和马的尸体，阵地还在法兰克人手中。第二天，法兰克人侦察兵报告侵略者的帐篷空空如也，阿拉伯人在晚上就全部撤走了。

图尔战役以查尔斯的决定性胜利告终。他如一柄铁锤击碎了威胁新生西欧文明的弯刀，凭此不世武功被尊为“铁锤”查理。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铁锤”查理成为法兰克的无冕之王，丕平家族的权势登峰造极。

查尔斯死后，权力被最小的儿子继承，史称“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

在中国，大权臣加九锡假节钺之后就是篡夺皇位，丕平也需要为篡位寻找政治支持。他向教皇发问：“国王不理政事，宫相应该怎么办？” 适逢蛮族建立的【伦巴第王国】对教皇威逼渐甚，后者急需丕平支援。他高情商地答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她的主人”。

丕平非常满意，遂逼迫末代墨洛温国王剃发出家成为修士。在“国家无主”时被推举成为法兰克国王。为了证明合法性，教皇还远赴巴黎亲自为丕平受膏加冕，开启了教权与王权并立竞争的时代。

丕平履行诺言，将夺走的伦巴第土地作为教宗辖区赠予教皇，史称“丕平献土”。后来，法兰克国王再次击退穆斯林进犯，武力镇服阿基坦公爵领。他以“加洛林”（Carolingian）作为新王朝的名称，意为“查尔斯的后裔”。

丕平的领地被长子查理曼和二子卡洛曼平分，卡洛曼在继位三年后“恰如其分”地去世，避免了更多人因兄弟阋墙而丧命。查理曼就这样获得了整个王国，在29岁这年站在欧洲权力之巅。纵观历史，此等人物要么会败光家业，要么会建立更伟大的功业。查理曼是第二种人。

772年，教皇国和伦巴第王国再起战端，查理曼遵照父亲的政策，亲自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围攻伦巴第首都帕维亚。伦巴第人忍受饥火煎熬，在第10个月屈膝投降，这个长期威胁教皇安全的蛮族终告灭亡。胜利之后，查理曼给自己加冕为“意大利之王”（Rex Italiae）。

一个统治者夺走另一个统治者的王冠，这在当时欧洲还是破天荒地头一次——查理曼正在打造一个真正可以称作“帝国”的政体。此外，查理曼与教廷确定了长久盟约：他保护教廷的安全，教廷给他的统治赋予神圣合法性。为这中世纪君权神授的政治逻辑奠定基础。

尽管“矮子”丕平曾多次武力镇服阿基坦，但这片桀骜不驯之地总是燃起新的叛乱之火。查理曼转而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他任命信赖的法兰克伯爵遏制阿基坦公爵的野心，同时派遣传教士搞文化统一，终于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确定了法兰克宫廷的威权。比利牛斯山脉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天然分界线，位于法国最南端。

针对西班牙的穆斯林，查理曼采取拉拢策略，谋求用较小代价在西班牙北部建立控制。此时正好三个穆斯林国家互相争斗，都希望得到查理曼的调解和仲裁。后者欣然接受，率领“他能集结的全部军队”进入西班牙作战。

通过几次快速作战，查理曼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但他临时决定消除本地土著巴斯克人可能的叛乱危险，就下令将当地主城拆毁，对巴斯克城市犁庭扫穴。这是个致命的决定。

随后，浩荡大军准备经过比利牛斯山口返回法国。

在指挥部署时，查理曼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忠心的领主安排在后方保护辎重。家园被烧毁的巴斯克人集结大军不分昼夜追赶法兰克人，在山口处对法兰克后卫发动伏击。虽然巴斯克人数量不多且装备不佳，但他们占据地利，且彪悍善战。

查理曼得知被袭震怒不已，企图组织前军掉头，但被其他领主劝服撤退。3000名精锐后卫被殆尽，查理曼在西班牙的一切战利品全部丢失。

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理阴影。

结束西班牙战事后，查理曼对居住在今德国的不信的萨克逊蛮族势力发起宗教和军事征服，一打就是三十年。军事征服不难，但让萨克逊人遵从王化非常困难，尤其是教将他们信仰的神贬为“魔鬼”之后。

前脚在新政府地区留下传教士，后脚他的脑袋就被送了回来。各大势力降而复叛，令查理曼焦头烂额。他在782年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法律：凡拒绝皈依教的异教徒，一律处以死刑。结果引发了更激烈的起义，查理曼盛怒之下一口气斩首4500名放下武器的异教徒，史称「维尔登大」（Massacre of Verden）。

直到9世纪初，经过“蛋糕+大棒”双管齐下，德意志的多数异教徒终于同意放弃“崇拜魔鬼”，纳入加洛林王朝的统治。789到796年，查理曼连续对巴伐利亚、匈牙利和西斯拉夫人用兵，可以说打遍邻居无敌手。查理曼的国土之辽阔，权势之强盛，使他寻求一个比“国王”更高的法理地位——皇帝。

促使查理曼称帝的契机早在726年便发生了，那时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发动了著名的「圣象破坏运动」——通过破坏世俗信徒崇拜的偶像来削弱教权，没收教会财产充实国力。虽然该运动长期来看是有益的，但却在宗教和政治领域引发了大地震。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二世公开谴责利奥三世的的“异端举动”，并质疑东方教会和“拜占庭皇帝”在各自领域的权威地位。 797年，年幼的东罗皇帝被他母亲伊琳娜废黜，后者自封为女皇。由于拉丁教会只将男性罗马皇帝视为教世界的元首，加上「圣象破坏运动」，现任教皇利奥三世决定独自寻求新的罗马皇帝人选。

伊琳娜女皇

799年，深陷罗马内部斗争的利奥三世逃到查理曼驻扎的城市寻求庇护，两人迅速达成同盟关系。800年夏季，查理曼率领大军兵临意大利，闻风丧胆的罗马贵族立刻投降。

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利奥三世突然为正在教堂做弥撒的查理曼戴上皇冠，称呼他为「查理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殿下、给予和平统治的罗马帝国皇帝、受上帝恩宠的法兰克和伦巴底国王」。

他解释此举为“合法地填补了被废黜东方皇帝的空缺，查理曼大帝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教皇要授予查理曼帝号，后者为什么接受它？

首先排除的是“复兴古罗马帝国的浪漫风潮”说法。法兰克人的霸权就是建立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之上的，他们很高兴“甩开沉重的罗马枷锁”。东帝国在西方影响力的衰退是查理曼“僭越称帝”的重要客观原因。前者深陷与阿拉伯帝国的斗争，在意大利中部和亚得里亚海的世俗权力被削弱，宗教权威也随着「圣象破坏运动」不复存在。

因此，罗马教廷认为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但她的主要部分已经从“腐朽”的希腊转移到更强大的西欧。查理曼本人认为，“拜占庭皇帝”的神圣权威与法兰克国王相比并无二致，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复兴者”。

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帝国把罗马时代在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囊括在自己的版图里：东起易北河和多瑙河，西临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查理曼大帝消除了野蛮时代残余，鼓励定居，开垦农田。复兴被战争摧毁的城市和经济，重修道路、桥梁和驿站，惩治匪患，保护商旅。

尽管他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皇帝，但他的功绩仍可与「五贤帝」争辉。查理曼因统一、重建西欧文明的功绩，被尊称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

尽管查理曼的子孙将统一的法兰克帝国再次，但帝国法统仍然存在，它将在962年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式重现。只是这个仅在名义上统一德意志的帝“帝国”很难与加洛林帝国相提并论，遑论更伟大的罗马帝国。时过境迁，在欧共体深入人心的今天，欧洲文明永远记得，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人更记得他的伟大统治。

查理曼大帝是欧洲统一事业的先行者，也是最成功的一位。

参考文献：

世界历史文库：德国史

德国通史

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

查理曼大帝

维基百科

壮游的女性，你去向何方？

撰文 | 张杰

编辑 | 黄月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壮游”（Grand Tour）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理查德·拉塞尔斯（Richard Lassels，1603-1688）的著作《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1670），书中提出完美、成功地实践意大利旅行须具备四个维度：知识的、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这四个维度同时也成为旅行的目标。

通常而言，壮游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贵族子弟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的跨国界旅行，由于18至19世纪的英国尤其盛行这种壮游，所以常见的壮游路线一般始于英国的多佛，然后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加来。随后，旅行者及其随从前往巴黎，在此学习法语、舞蹈、击剑和马术。离开巴黎后，旅行者将拜访瑞士，通常是去日内瓦或洛桑，从这里再艰难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在意大利，旅行者要访问各处古迹废墟，去美术馆、博物馆欣赏并研究艺术品、绘画、雕塑，主要旅行城市包括都灵、佛罗伦萨、比萨、帕多瓦、博洛尼亚、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等。意大利还是接触欧洲大陆贵族和上流社会的绝好社交之地。完整的壮游还包括离开意大利后，再前往德国、荷兰、佛兰德斯，最后穿越海峡返回英国。显然，这样的壮游通常需要持续数月或数年，须辅以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撑。财力之外，才气、学识、意志、社交与应变能力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很长时期内，对壮游提出的这些要求都使得似乎只有男性才是“欧洲列国命运之旅的真正旅行者”，事实上也因此提升了壮游者的魅力和人文深度。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完成国外旅行才算是完成了英国绅士的教育；作家塞缪尔·约翰逊也说过，没有完成壮游的人会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

于是我们看到，18世纪晚期以来，包括歌德、拜伦、司汤达、梅里美、狄更斯、罗斯金、尼采、王尔德、托马斯·曼、普鲁斯特等在内的众多男性作家都曾热情地奔赴意大利，展开对其日后创作或人生必然发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之旅。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与《唐璜》，司汤达的《意大利绘画史》、《巴马修道院》，梅里美的《高龙巴》，狄更斯的《意大利风光》、《小杜丽》，罗斯金的《威尼斯的石头》，尼采的《曙光》、《快乐的科学》，直至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些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与意大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仅仅是去研究这些作品，都能充分展示现代壮游的丰厚文化价值。

然而，女性的身影在男性壮游史中却是极为稀少的，女性是否同样有壮游的渴望和？意大利当代学者阿蒂利奥·布里利（Attilio Brilli）与西蒙内塔·内里（Simonetta Neri）合作发表的《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弥补了这一学术遗憾，向读者再现了自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期十六名西方女性的壮游旅程，并向世人证明壮游同样是现代女性提升自我修养的权利和必要内容。

作为专注于旅行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布里利此前已经发表了《意大利之旅：一种宏大的文学传统的历史》（2006）、《东方之旅》（2009）、《当佛罗伦萨成为首都：1865-1870》（2014）、《19世纪最后的意大利旅行者们》（2018）等著作。《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则完全聚焦于女性壮游者，通过展示这些女性旅行者对异国他乡的敏锐观察与书写，描述她们在旅途中的艰苦历险、情感体验和对文化艺术的品鉴，努力呈现出一群开明、宽容、求知欲强、擅于表达且兼具普世主义精神的女性。

不得不说，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领风气之先，赶在现代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加入壮游的行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多来自世家大族和富豪人家，有机会、也有条件与丈夫一起出行。比如书中提到的巴黎贵族女性安妮-玛丽·杜·博卡日，1757年时这位女性就随担任财政部专员的丈夫离开巴黎，前往意大利，成为最早完成壮游仪式的欧洲女性之一。安娜·里格斯·米勒被称为“巴斯的阔太太”；玛丽·格雷厄姆的丈夫是一位富有的庄园主，能够维持长期定居国外的生活；伊丽莎白·韦伯斯特成功说服丈夫遵循英国贵族远赴欧洲壮游的礼仪，他们的壮游从1791年持续至1796年；更不必说知名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德·斯塔尔夫人，她的父亲是大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她的首任丈夫是瑞典驻法国大使斯塔尔·候赛因男爵，他们的家庭一度是巴黎文学与政治沙龙的核心。毋庸赘言，这些贵族女性的出行一定会配备坚固结实的私家马车，有一群仆从、信使为其鞍前马后地服务。这其中，玛丽·布莱辛顿伯爵夫人乘坐的马车似乎最为豪华舒适，它不但弹性十足，有缓震功能，而且配备了食品柜、洗手间、图书馆和写字台，伯爵夫人在这样的马车上撰写其远行的旅途日志。相比起来，玛丽·雪莱夫妇在意大利的旅居就太为寒酸与悲惨了。

经济条件之外，壮游女性普遍具有丰富的学识，对旅游的热情，对艺术品和古迹的欣赏能力，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由于长期的社会分工和性别偏见，19世纪之前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只需要初等的和一般性的教育，这样的女性会更容易被驯服，更容易接受他人为其挑选的丈夫，接受命运。但是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普遍洗礼，竭力追求自己的文化渴望并以渊博学识追求理性与修养的女性越来越多。著名的贵族女性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就说，“文化对于妇女的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她本人就是富有个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我们会看到，在意大利的女性壮游者普遍会去观赏以竞技场、比萨斜塔、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等为代表的历史古迹，会深入库比的西比尔洞穴这类考古遗址，更多的则是长久流连于各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欣赏品鉴绚烂宝贵的艺术作品。

杰西·E.韦斯特洛普在1854年6月的一封信中概括了旅行者为充分享受罗马（广及意大利）而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首先，旅行者应当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或至少熟知古罗马和中世纪历史；其次，不妨懂一点拉丁文，以便解读碑记铭文；第三，在绘画、雕塑方面的丰富学识和审美眼光也是必备的，这样才能饱览公共和私人画廊，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中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只有先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赏“一座充满过去和现在的珍宝的城市”。

托尔斯泰让安娜·卡列宁娜与沃伦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意大利，他们租下古老荒废的宫殿式别墅，跑到居住在当地的一位俄国艺术家米哈伊洛夫的画室欣赏并购买其作品，还请这位画家画出了最能反映安娜独特之美的肖像画。这幅令人惊叹不止的画像立即终止了沃伦斯基本人为安娜画像的热情，并在日后让亲眼看到它的列文大受震撼。列文先看到了画中的安娜，然后看到了在画作旁边的安娜，两者都达到了美的顶峰。在此过程中，托尔斯泰不经意地写出了沃伦斯基在艺术鉴赏和绘画创作上的肤浅——他对绘画的热情勃发竟然是因为他跟安娜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无聊了。

无数来到意大利访古的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都共同意识到，意大利是“回忆与想象交织的国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很多欧洲人自孩童起就不断地在书本中接触意大利，直到亲身来到这里，与那些长久以来多次在心中投射过的场面和景象相遇。

1788年，歌德所观察到的罗马是他早就通过油画、素描、版画、木刻、石膏模型等认识过的知识的幻象。18世纪的画家加纳莱托在画作中呈现了威尼斯、罗马的城市风光，它们让很多英国人早早就认识了意大利的运河、广场、高塔、宫殿和钟楼。彼得·阿克罗伊德在《狄更斯传》中也说过，1842年的赴美之行让作家见识到了“一个不可实现的未来”，1844年的意大利之游则让作家“深入阴郁残破的过去之中”，因为狄更斯在童年读物中就对这样的过去有过接触。这个国度同时存在着美丽、丑陋、宏伟、破败的事物，它惊人地落后，却又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古迹和艺术珍品，需要游客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与观察能力去认识、去记录、去分析。

杰西·E.韦斯特洛普是一位资产阶级妇女，她的文字证明了自己是做好了理想的壮游准备的。书中提到，“她去了佩斯凯里亚圣天使教堂，为的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在头脑中重塑科拉·迪·里恩佐研究如何从公卿显贵的桎梏中解放罗马时所处的氛围，”这样的深度游可帮助她逐步走进城市历史。

与此同时，壮游者中也不乏本身就极具艺术修养和知名度的女画家，比如曾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绘制肖像画的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作为对玛丽王后忠诚的代价，她的意大利之旅本是充满惊险的政治流亡之旅，但是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塑宝库将这场流亡之旅转换为“真正的职业养成之旅”，因此反倒合乎了“最崇高的壮游精神”。 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不但努力研习达·芬奇、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还受邀为一些同在意大利的重要政治人物如汉密尔顿夫人、玛丽亚·卡洛琳娜王后（法国王后的姐姐）等人画肖像。由此，勒布伦从人类所能遭遇的最不幸状态（此处即流亡）中收获颇丰。

难能可贵的是，女性壮游者不仅对艺术品收藏、图书馆、考古挖掘、宗教礼仪投入热情，也会参观医院、监狱、精神病院、修道院等场所，这后一类场所今日游客可能很少会将其列入旅游目的地。蒙塔古夫人对女儿说，对意大利的理解不应当以男性旅行者的叙述为根据，因为他们“回国时的见闻还不如待在家中对着一张地图凭空幻想来得多”。摆脱了家务束缚的女性旅行者可能更善于倾听和谅解，关注各民族的习俗和社会状况，比如在意大利，最美丽的修女可以身着华服，在会客室接受显贵与名流的恭维，意大利的贵妇人则会因英国妇女身上的香水、香粉味道而昏倒，这些是一般的男性旅行者难以注意到的。

女性壮游者还观察到，意大利贵族女性在完成生育继承人的任务后，可以接受侍从骑士（cavalier servente）的陪伴，贵族丈夫、妻子、骑士形成奇妙而和谐的三角关系，彼此相安无事（想想拜伦与意大利的特蕾莎及后者年老的丈夫）。这令来自保守英国的西摩尼·摩根夫人颇为羡慕意大利女性的自由，尽管她同时发现，后者在受教育方面还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约束。在碰到具有返祖遗传缺陷的阿尔卑斯居民时，摩根夫人也并没有将其简单视为怪诞异象，而处处表现出了与人类学学者相类的冷静与客观。

与异质文化相遇，正是汲取知识、扩展自我的良机，很多贵族女性接受与领悟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最早完成壮游的女性之一安妮-玛丽·杜·博卡日认为，比较旅行中看到的其他文化恰恰是“反思自我和自身条件的一种途径”。“巴斯的阔太太”安娜·米勒夫人则主张，旅行要求我们摆脱自身观察方式的偏见，“那些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妨碍我们不偏不倚地评价那些生活在遥远国度、看上去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嫁给了一位意大利音乐家，海斯特·皮奥齐夫人逃离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比其他女性壮游者相比，她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本地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更容易地与他们建立起长久接触。海斯特注意到，意大利人的高尚义举与无赖劣行、尊贵的精神和卑鄙的举止很多时候都是并存的，由此认识到对意大利的每一种解读可能都只是片面的、相对的。

《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认为，这群壮游的女性旅行者对异国文化保持了开明、宽容、理解、热爱和求知欲，表现出一种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而来的普世主义和大同精神，因此拥有了一种世界公民的视野。尤其是那些来自英国的女性壮游者，她们期望摆脱陈腐的典型英国式想法与偏见，谴责“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不列颠岛屿性局限”，这种将英国与意大利进行文化对比的片段在书中比比皆是，读者自会感觉到英式傲慢与偏见在意大利的延伸与被质疑。以流亡者为别名的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早就树立了对他的本国人进行冷嘲热讽之典范，而与拜伦在意大利有多次深入交流的玛格丽特·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发现，在意大利居住的一些本国人举止上还是带着一贯的偏见。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女性壮游者大多数都是笔耕不辍的，坚持将自己的旅游见闻以书信、日志、回忆录、游记、旅行手册、小说等形式记录下来，有些还为意大利画家作传，撰写艺术史。放眼18至19世纪的英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促成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勃朗宁夫人、乔·治桑等一批女性作家闪耀于文坛，她们的很多作品在其生前就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女性壮游作品的出现正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呼应。与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些壮游文学完全可以作为意大利的导览手册，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即使是德·斯塔尔夫人的小说《柯琳娜，或意大利》（1807）也被作为造访罗马的姑娘们必持的袖珍手册，因为她们要去目睹柯琳娜看过的一切。《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还提到，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其《罗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1875）中将《柯琳娜》设定为两位主人公的心灵向导，他们根据这本书规划自己的旅行。看起来，这部著作在当时要比她的《十年流亡记》更受欢迎。

不过，如果19世纪的游客们想得到更具体的旅行细节和指导意见，那就可以去参考玛丽安娜·斯塔克名噪一时的《欧陆旅行记》。从1800年到1828年，这位女作家对这部著作反复修改，因为她看到随着政治形势的快速变化，壮游者的人群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原先的以贵族阶级为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主角。《欧陆旅行记》中有很多文字涉及远游之人应当置办的物品和日常用具，包括背囊、行李、服装、药品、武器、钱币等信息，甚至还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驱除旅馆的臭虫与跳蚤，这些琐碎信息传统经典文学一般不会屑于去书写。这些新兴的阶级可能也不像贵族那样拥有私家马车和职业信使，因此他们需要提前了解公共交通工具、驿站分布和旅行价格，需要知道如何办理护照，获取领事推荐信、信用证。总之，《欧陆旅行记》可以为他们提供简洁有效的导览与旅程应对方法。

这些女性壮游者的作品在19世纪颇为畅销和广受欢迎，从而反驳了长期以来欧洲社会存在的偏见，即女性旅行写作要么被认为是乏味，要么被认为是谎话和不切实际的浪漫逸事。如今，再将这些壮游文学拿来作为欧洲旅行指南可能有些过时，而且限于这些著作在当代的流传和出版情况，我们并不都能有机会阅读到它们。但是，《壮游的女性旅行者》却将这些有情感、有智慧、有艺术品鉴能力、有同情心、有表达欲的女性旅行者一一呈现出来，尽管她们之中名字叫玛丽的都有五六位之多，不易将其分辨。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期，欧洲局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激烈的变动，这些女性却能秉持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权参与壮游的信念，克服一切物理的、身体的、精神的、经济的困难去实现这一信念，并以自己的投入性书写成为精英旅游的最后代表。

正如玛丽安娜·斯塔克所看到的，旅行群体的社会身份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说她提供的旅行建议还主要是面向颇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那么从19世纪40年始，伴随着铁路远途旅行的出现，平民旅游、大众旅游、团体旅游开始登场，壮游的女性旅行者们需要为其让路了。

正是基于对大众旅游的思考，学者约翰·厄里（John Urry，1946-2016）将“游客的凝视”（The Tourist Gaze）追溯到1840年，并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游客的凝视”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杜丽一家在意大利的旅游，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他们作为实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带了一个旅游仆从、两个男仆、两个女仆，配备了一辆大型旅游马车和一辆双轮马车，可谓阵容强大。心虚的老杜丽竭力效仿贵族风度，带着子女频频出入伯爵、侯爵府邸，将为两位小姐、一位年轻绅士的旅行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炫富旅游、社交旅游。

另一方面，受教育很少但心地纯良的小杜丽却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像他们这种只是跟在别人身后、说别人说过的话的从众式旅游让所有旅游者都成为“一堆自愿牺牲作为祭品的人”，当凡事都由旅游仆从与当地随从照料时，就像债务人被投进了监狱一般。小杜丽在威尼斯、罗马等地的热闹旅游中竟然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之前在马夏尔西监狱的境遇，狄更斯或许在用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类比告诉我们现代大众旅游的喧闹、走马观花以及深层的不自由、不自主，由此与壮游的女性旅行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张杰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