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文化记忆

探寻“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文化记忆

——来自西南联大历史展陈场馆的调研报告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光明日报联合课题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毛湛文、白雪蕾、秦子媛、曾悦、林星妤

编者按

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82周年校庆纪念日。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因结茅立舍、弦歌不辍、人才辈出而享誉中外的大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永恒丰碑，更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作为传承西南联大精神“记忆之所”和“教育基地”的博物馆、纪念馆、校史馆，发挥了珍藏这段历史记忆的独特作用。今年1月，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深有感触地说，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近日，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鉴于西南联大历史展陈场馆所承载的特殊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和光明日报组成联合调研组，分别赴云南、北京、湖南进行调研，并对有关展馆负责人、研究员、参观者及西南联大校友开展深度访谈，在探寻西南联大历史展陈场馆所承载的教育救国文化记忆基础上，剖析了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未来更好构建西南联大记忆的文博创新之路。

“烽烟万里踏征程，桢干移枝到春城；茅草为顶遮雨露，土泥作室听书声；笳吹弦诵依前彦，继晷焚膏望后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4月，再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滇8年，西南联大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鼎立治学，为国育才：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一百多位两院院士和人文大师……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抗战中大批学子投笔从戎、效命疆场，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赞歌。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精神符号，无论是学术探讨研究、影视演绎还是纪录片考证，都不断地被人提及、想象、纪念和追忆。作为传承其精神“记忆之所”和“教育基地”的西南联大的博物馆、纪念馆、校史馆，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不断延展其当代价值？如何用更有温度的方式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如何运用“智慧文博”擦亮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这些都成为我们思考的话题。

针对上述问题，调研组分别赴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清华大学校史馆、北京大学校史馆、长沙岳麓书院等进行调研。

坐落于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本部旧址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有关西南联大展陈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纪念馆为国立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旧址重建，其展陈再现了联大文学院、法商学院师生在蒙自办学六个月的重要历程；八年“西南联大时期”则成为清华、北大、南开校史馆中校史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壹.传承西南联大精神，博物馆该做些什么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以苦为乐、勤学问道的联大岁月。西南联大博物馆承担着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珍藏着联大人的青春记忆，也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理想和憧憬。

——西南联大校友郑哲敏

我们在展馆设计方面，运用相当多篇幅展现西南联大的爱国运动，是因为它表现了西南联大并不是只在象牙塔里面办学，而是在思考整个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办学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同时，也正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连，它才会有了如此卓著的育人成就。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

博物馆是带有“稳定性、永久性、真实性、宏大叙事、民族国家甚至历史本身”的场所。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播西南联大历史精神之际，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让尘封的记忆变得更有温度？如何让西南联大这个历史符号变得更加立体？如何让参观者更深地铭记这段烽火岁月？西南联大博物馆所做的就是让抗战中的文物成为“诉说的媒介”，让教育救国的史料成为“记忆的扳机”，让展览和场馆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时光隧道”。

西南联大校友参观博物馆。资料图片

于平凡物件中见气节风骨，让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更亲近可感。1941—1945年西南联大学术著作获奖名录，教授治学时自编的教材、试题及批改过的学生考卷，部分学生的学籍信息表……这些80多年前看似普通的“教学资料”，却与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连串响亮的名字相连，吸引参观者们驻足端详。这些来自生活中最平常的物件，让人对西南联大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亲近感。

调研发现，南迁与抗战中留下的文物材料成为博物馆刻画西南联大精神最好的“活化石”。例如，“闻一多治印”就成为博物馆中凸显战时昆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背景下教师生活困窘的代表性意象。而师生南迁途中的日记、采风笔记、渡江照片，师生使用的铜盔、指北针、警戒哨、帐篷……都被策展者精心挑选嵌入到西南联大的记忆塑造之旅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调研组，“以物证史”让当代人近距离地感知历史，找寻联大故事的源头。

于场景还原中见刚毅坚卓，利用时空转换激发更多的共鸣共情。博物馆布展中对西南联大的多个历史场景、物件进行了还原。例如，博物馆重建了西南联大的茅屋教室，保存了当时校舍的土坯墙、铁皮顶，黑板两侧悬挂着西南联大校歌和联大师院院歌，破旧的铁皮顶诉说着当年“停课听雨”的佳话。集市上的日常叫卖声、师生在茶馆对坐饮茶的场景、茶馆柜台、旧时木门……被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进入这个场景，就仿佛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叙事。李红英说：“茶馆不仅代表着联大师生当时与云南当地的关系十分密切，学习风气深入社会，当地的人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情况，还代表着由于当时联大办学的困难，师生们时常需要去茶馆展开公共讨论。”为了重现这样“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专门去录制了街市上的喧闹声。不论是在原教室还是在茶馆复原址中，参观者都得以在特殊时空中凭吊、缅怀、追忆乃至想象西南联大师生所经历过的种种艰辛。

于旧址景观中见民族精神，以爱国与育人为逻辑主线贯穿展览始终。“今天到了这里才感受到震撼，刻在碑上的八百壮士名字令人感动……”“震撼”“冲击”“记忆深刻”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留言本上的高频词。而留言中提及的石碑高近五米宽近三米，铭刻了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生姓名，它与复刻时期的黑色校门、“一二·一”运动的塑像群，一同构成西南联大旧址上的“巨型视觉景观”。可以说，留言本中的“震撼”正来自西南联大旧址上每一处遗产自身所携的厚重与沧桑。

学生在简陋的图书馆内专心读书（1944年）。资料图片

今日云南师大所建的西南联大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就是曾经的联大旧址，旧址建馆是最容易拉近参观者与历史距离的方式，它作为一个“永久的景观”串联起中华民族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无处不在的雕像、照片和签名，正是以三人的和谐合作隐喻三校的团结联合，更传递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化笔成缨、学术救国的时代精神。

博物馆之于历史不仅仅是记录和保存的作用，它还具有一般媒介所未能承载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而西南联大，不仅仅代表着前辈们“巍巍上庠，国运所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深深地凝刻着那一代人战火中永不屈服的民族魂。

贰.让参观者在多维体验中探寻文化记忆

拜读联大校歌，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不禁热泪盈眶。西南联大延续了我国高教的火种、社会的精英，为中华民族文脉、教育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袁振渊一家

调研发现，博物馆高度场景化的设计让参观者沉浸其中，而这得益于布展设计的别具匠心。各个展馆近年来运用了多维数字传播技术创新文博的叙事与展示，让参观体验更有沉浸感、对话感。

“数字技术”营造沉浸氛围。随着音画同步、光影交织，每个场景被依次点亮，“还我河山”的背景声音响彻展厅……这是西南联大博物馆二层进门时的一处“沉浸展示”，它通过对多元视听符号的调用，让参观者直抵历史现场。

搭建“AI追寻：未消失的西南联大”数字复原项目，让消失的校舍和建筑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重现；坐在模仿西南联大教室中座椅原貌建造的休息位上，佩戴耳机观看座椅前方视频中联大老校友的口述史……西南联大的精神借助沉浸传播，让参观者成为身在历史场景中的亲历者。

西南联大校歌。资料图片

“讲解引导”串联生动历史。身着风格的中山装的志愿者讲解员，带领参观者穿行于老校门、旧校舍、纪念广场、“一二·一”纪念馆及各个展厅之间，构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还承担了为参观者初撰记忆脚本、编织“意义之网”的任务。

“集体仪式”激发爱国情感。“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西南联大博物馆原教室复原址中，校歌传唱不息。不少参观者走进原教室高唱西南联大校歌、在课桌前体验当年上课的场景、在四烈士墓进行悼念……这一个个参观西南联大旧址的必经环节，成为博物馆群借助集体意识塑造记忆的一种“日常仪式”。每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博物馆会通过各种方式祭奠先烈、寄托哀思。

叁.构筑西南联大文化记忆存在哪些缺憾

关于岳麓书院和长沙临时大学的关系，还是有不少文化和历史价值的，但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挖掘……师生待了很短的时间就西迁了，总共就三个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钟焕林

西南联大纪念实体和话语尚待从分散走向整合，提升可见度。目前在云南省内，只在昆明和蒙自分别建有西南联大博物馆和纪念馆，而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所在地并没有相关馆址，甚至连旧址遗迹也难以找寻。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内最早于1963年即设专人管理。1982年旧址内建立陈列室，2004年建西南联大纪念馆，2018年建西南联大博物馆。有关西南联大旧址的建设与宣传是近十年才得到重大突破。西南联大博物馆新馆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南联大纪念性话语的能见度，但蒙自分校纪念馆仍保留原来的展陈，文物展品有待增补。调研还发现，未来在博物馆传播西南联大的物质空间和运转机制保障等方面都需进一步提升。

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仍需不断探索，诠释西南联大当代精神任重道远。西南联大的纪念意义恰恰在于其对当下的启示。西南联大精神具有“行大道，求大同”的时代内涵，其文化记忆的构建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吸纳和探索时代命题下西南联大的启示意义，并将其呈现出来。

西南联大博物馆全景。资料图片

西南联大博物馆传播中的跨媒介、交互性等技术仍有待提升。在展陈西南联大历史的展馆中，只有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内的西南联大博物馆较为丰富地运用了跨媒介、交互技术，但仍存在新媒体运营较为简单，线上展览的建设还不够成熟等问题。其他媒介形式如纪录片也存在叙事逻辑与整体展览融合不足、观众参与度不够的问题。西南联大博物馆有一幅整面墙的版画，据馆长介绍，因为当时时间和技术都不足够支撑，所以从沙画动画换成了版画。

肆.未来西南联大的文博创新之路

西南联大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后来是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是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博物馆要做的就是对英雄和时代的守望。

——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郭建荣

博物馆不只是保存历史，记录历史，还是一个明了当下，并思考未来的时空坐标，这也应成为博物馆业的一种群体共识。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

创新性地构建好“西南联大”文化记忆具有长远意义，且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协作。

优化顶层设计，探索创新运行机制，推动西南联大记忆建构与历史教育相结合。文化部门需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西南联大在各地的旧址和文物资源，做好西南联大旧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保障、支持和帮助西南联大旧址建成具有国家重要文化符号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调研中有参观者建议，可以考虑按照“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理念，以西南联大南迁与成立后的故事线索规划西南联大相关旧址的“文化线路”，将各处校址、教授故居、地标和相关展览进行主题性的整合。

加强史料挖掘与文物征募，以学术研究底蕴引领西南联大展品遴选、策划与呈现，凝聚文化自信。博物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擦亮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离不开“信史”的书写、发掘、铭刻与储存工作。因此，要保证史料和文物的真实性，鼓励研究者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去不断地考察、研究与认识西南联大这段历史，尝试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中寻找当下社会问题的答案与共鸣。

以跨媒介叙事实现场馆展示的融合创新，强化智能媒体等技术运用，建立“智慧文博”。引入VR、AR等智能媒体技术，还原西南联大的历史影像，特别是推动交互技术由人机界面交互向身体虚拟在场的交互转变，重访联大的课堂、茶馆与防空洞，塑造更加具象的个体记忆。加强数字博物馆建设，形成西南联大文物的藏品数据库。依靠跨媒介平台的互联互通，充分运用微信、微博、App等平台讲述和传播教育救国的故事。

充分调动公众和民间力量，构筑参与式、社交化的西南联大博物馆，书写更为开放的集体记忆。引导设计者、维护者和参观者共同参与到西南联大精神的传承中。如举办关于西南联大记忆的线上活动，鼓励社会公众进行西南联大纪念话语与文本创作；将线下纪念西南联大的集体仪式延伸到线上社群之中。

以展示传播和公共教育服务为导向，通过西南联大的记忆书写中华民族故事。深入挖掘西南联大背后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开发西南联大的文创产品。展陈中突出并传递“教育为国、读书报国”的精神，通过提高博物馆叙事传播的大众化，构建有温度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最终达到透物见史、见人、见精神。

学术指导：李红英（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30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抗战单兵装备.抗战胜利不容易啊

抗战仅有中央军精锐部队才配备德盔

单兵装具一般就是指士兵所携带的个人装备，现在的单兵装具品种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功能上与抗战时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那么在抗战时期，中日两军的单兵装具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先说中队，当时的中队虽然说名义上是统一的编制，实际上各个派系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别的且不说，就连最起码的军装颜色，各派系就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央军的夏季军服主要以黄绿色为主，冬季则主要是蓝灰色棉军服。地方杂牌部队中北方部队大多是蓝灰色军服，南方的两广部队是土黄色，而云南的滇军则是蓝绿色。连个军服颜色都搞得这样杂乱，还谈什么其他的单兵装具。相比较来说，自然是中央军比较正规一些，好歹还有些政府军的气度。不过就拿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拿中队最高标准的中央军精锐部队来说，单兵标准个人装具也就五大件，钢盔、子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

中国精锐部队才会装备进口德国钢盔。

日军看到德盔就知精锐部队进入战场

抗战初期中央军的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德械师了，德械师的钢盔自然就不用说了，著名的德制M35钢盔。由于是1935年定型所以叫M35，刚一定型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订单，足有22万顶之多。于是德方决定，首先满足中国的需要。就这样中队成为了M35钢盔的第一批使用者。M35是德军在其一战时期的M17钢盔基础上改进而成，制造工艺有所改进，采用了基本上就是现代的“热压”技术。所以比M17更轻便，对弹片的防护功能也更强。而且M35采用了全新的内盔，使佩戴起来更加舒适。所以无论是外形、材质、功能还是舒适，都是相当不错，德国货硬是要得哩！

到1936年中国总共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几乎将M35在1936年前的产量包圆了。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央军部队基本上都配发了M35。现在可以从当时很多的历史照片中看到头戴M35钢盔的中国士兵，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而佩戴M35钢盔也成为中央军部队的一大标志，日军看到戴M35钢盔的部队就知道是中队的主力了，马上就会打点起精神全力以赴。

高配置部队士兵才能携带100发子弹

子弹袋是帆布制成的长形袋，携带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最普遍的，一长条子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圈到腰间再在腰上绕一圈，最后以布带打结系在腰间。这一种长子弹袋可以放20个弹包，每个弹包里装一个五发子弹的弹夹，总携弹量100发，这个标准在当时的中队中，绝对是高配置了。看过电影《董存瑞》的朋友肯定会记得，八路军的子弹袋看上去满满的，其实真正只有三五发子弹，别的都是用小木杆冒充子弹忽悠人的。第二种是两条较短的子弹带，或在胸前交叉如“X”形，或从两肩挂下，如同倒“U”形。还有肩上挂一条，腰上缠一条的带法。德械师中配备毛瑟驳壳枪的士官和下级军官则是配有驳壳枪专用的皮质弹匣包，可以装12个20发弹匣的弹包，用皮带扣系在后腰，然后由“Y”形肩带呈三点式支撑起弹匣包。驳壳在着装时，先背上手枪套，再背弹匣包，把手枪套固定在弹匣包之下，这样行军打仗时背在身上的驳壳枪就不会乱晃。

除了子弹之外，每名士兵还携带两枚M24型手榴弹，放在一个帆布袋内，帆布手榴弹袋由细布条连接挂在脖子上，袋子则挂在胸前，再在背后用布条固定。从当年留下的照片看，手榴弹袋除了两联装的，还有五联装，甚至八联装的。手榴弹袋有挂在胸前的，也有斜背在腰间的。

就是在中国引以为傲，待遇最好的新38师到了位于印度的美军营地，都被要求烧掉身上破旧肮脏的军装，先洗澡，美军再发新服装，才能正式进入营房。

钢盔皮包军毯仅阅兵拿出来展示军威

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国内仿制。采用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和德军部队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的不同。

防毒面具是德制1930式面具，后来也有少量国内仿制的，防毒面具通常装在帆布袋中，而不是像德军那样装在圆筒中。但是有些当年照片上，可以看到德械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也有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后期仿制法国的，区别是仿制的圆筒增强纹是横向的，而德军所用的却是直向增强纹。

另外，中央军单兵装具还有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饭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盒。这套豪华装具主要参考日军和德军的单兵装具设计，不过只是在阅兵和有高级将领出席的野战训练中才有机会配给士兵，真正在战时却极少配发，只能算是一种充门面的花瓶摆设。遗憾的是德械式师没有配发二战时期德军最具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缺少了德式单兵装具中最有点睛意味的那一抹亮色。

真正特色标配是草帽 遮阳挡雨

此外，所有中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杂牌，都有配备的一种装具就是草帽。由干稻草编制而成，晴天可以防晒，雨天可以防淋，草帽上通常还有所在部队的番号或代号。那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单兵装具。

到了抗战后期，中队中装备最精良的自然要属在印度接受美国训练与装备的驻印军了。由于整训初期是由英国提供服装和单兵装具，所以驻印军的个人装具，就是英制1937型个人装具组，也就叫作P-37装具组，这一套装具组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还可根据执行任务的性质再加配其他装具，如可加挂铲组、十字镐等。1937型装具组是二战时期英军以及英联邦军队采用最多的单兵装具系列，所以驻印军的单兵装具一下就达到了当时国际的先进水准行列。

1944年9月，最精锐的第5军第200师乘坐美国飞机进入滇西缅北抗日战场。虽然贵为最精锐师级部队，但是挑着扁担，扛着木水桶和竹筐，穿着土布衣服的士兵，看起来更像是一支杂牌军。

1937型装具组采用的帆布腰带是卡其色棉帆布制成，前端有ㄇ字型公勾，背面缝有垂直布肋与各型袋子后方的C型金属勾连接，而腰带上没有任何穿孔式挂点，正是最典型的英式风格，这种设计非常有利于稳固性。

1937型装具组还非常强调装具模块化的理念，帆布吊背带就可以结合大、小背包的背带当作是系统吊背带，也可以不挂任何背包，作为单独的负载吊带来使用，或者只用单条背带来当侧背带，用于侧挂及肩挂来使用。在使用吊带时还可以把背带、帆布腰带、子弹袋都连结起来，在结合了所有装具后就成为整套装具组的系统负载吊带。

驻印军通用子弹袋方便所有人供弹

驻印军配备的帆布子弹袋有好几种，一种是指北针/手枪通用型袋，帆布质地，方形，可携带指北针也可以放置手枪弹、步枪弹。第二种是步枪帆布子弹袋，双弹袋设计，也就是说一袋两包，通常每人都携带两组字弹袋。

还有一种比较大型的BASIC弹袋，也叫MK-3型通用子弹袋。这款子弹袋，既可以装步枪弹，也可以装冲锋枪弹匣，还可以装布伦机枪的弹匣。由于布伦机枪射速较快，消耗自然也就大，所以需要携带更多的弹匣，而单靠机携带的弹匣肯定不够，于是MK-3型通用子弹袋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点，让步兵也能为机枪兵携带以备补充。子弹袋为直式长方体，卡其帆布质地，可以穿过帆布吊背带来进行固定，也可与背包背带上的铜勾、勾跨相互连接，使用起来灵活方便，深受广大官兵喜爱，成为驻印军士兵使用最普遍的子弹袋，在很多历史照片上也都可以看到。

除了英式装具外，驻印军还配备了少量美式装具，不过美式装具多是单个的零散配件而很少有整套装具，配件主要有M-1936型帆布腰带、M-1923型腰带式子弹袋、卡宾弹匣袋、.45手枪侧挂皮套、M-3肩挂枪套、.45手枪弹匣袋、M-1942型刺刀组等。之所以只配备了少量的美式装具的原因是英式1937装具组设计精良，使用方便坚固耐用，很受中国士兵的喜爱，而且补给也相当充裕。所以美式装具也就仅仅配备给有特殊任务需要的士兵以及少数下级军官和士官而已。

图为1944年9月4日，在中国远征军在即将向腾冲日军发起冲锋前，美军联络组把自己的钢盔送给中国士兵。这些钢盔将优先配备给冲锋在最前边的敢死队。

驻印军美国和英国钢盔都有 各占一半

驻印军的钢盔早期是英制MK-2型托尼（TOMMY）钢盔，进入缅北作战后，由于战斗中的消耗，加上英制钢盔的防弹性与舒适性都不理想，所以后来美军就给驻印军陆续配发美军现役的M-1钢盔，最早换装M-1钢盔的是新编第三十八师，后来整个新编第一军也基本换装完毕。而新编第六军除了少数直属单位得到M-1钢盔外，大部分部队依然还是英制的MK-2型钢盔。

驻印军当时用的M-1钢盔是Model-1943/44型，盔体比后来的改良型Model-1956型钢盔略高，卡其色棉织悬吊带固定在内盔，在悬吊带上再结合汗圈，并在内盔有铝质凸钉来连接内盔皮带，内盔皮带的作用是在戴上头盔后，不使钢盔前后晃动，不过很少有士兵这样使用，大多数把内盔皮带挂在钢盔的前帽沿。驻印军所用的M-1钢盔平时除素色面盔体外，也大量采用套在钢盔外面的伪装盔网，并在钢盔的左侧漆有青天白日记号以作识别。

可以说驻印军的单兵装具已经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水准，再加上美式装备和训练，确实是抗战后期中国最精锐的王牌部队，在缅北地区取得了辉煌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军为从中国各地抽调来的精锐部队发放胶鞋，以替换他们的草鞋。他们将参加即将开始的滇缅印的大战役，需要一双好鞋。

防毒面具仅特殊兵种配 钢盔是精锐标志

不过要明确一点，德械师也好，驻印军也好，其数量只占到当时全部中队的很少一部分，其单兵装具的水准比最高水准的普通中央军部队都要先进，根本不具有代表性。而更多的中队其单兵装具完全可以用惨淡两字来形容。由于国力贫弱，物资匮乏，防毒面具只配发给了中央军和一些如炮兵、防空兵、装甲兵这样的特殊兵种，地方杂牌部队几乎都没有装备防毒面具，遇到日军施放毒气就只能把毛巾搞搞湿捂住口鼻，如果是催泪性质的毒气还好些，要是窒息性毒气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而钢盔也不是所有部队都有，只有中央军和杂牌部队中少数主力才有配备。

当时中队配备的主流钢盔是英制MK-2型托尼（TOMMY）钢盔，外形像个扁平状的锅子，也就是飞碟形状，所以也叫“飞碟盔”，这是英国沿用一战钢盔的外形，要知道一战主要是堑壕战，士兵基本上都是躲在战壕里，钢盔主要保护头部不被弹片杀伤，所以设计成锅子状。而到了抗战时期，这种形状的钢盔无论是抗弹性还是佩戴的舒适性，都已经明显落伍了。就这样的过气型号钢盔，都是中队中的好东西了。

军鞋是草鞋 野战食品自己背干粮袋

中队的官兵腰间都系皮带，士兵的是窄皮带，军官则是宽皮带，有的还配有斜背武装带。武装带最初是用来挂军官佩刀的，后来虽然佩刀被手枪所取代，但是武装带却被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军官的识别标志。就这样简陋的武装带，都是军官炫耀的资本，由此也就在战场上成为日军狙击手的绝佳识别记号，因此在抗战开始不久，军政部就明令禁止军官系武装带上战场。

地方杂牌部队使用的干粮袋，也和中央军不同，是一头缝实一头开口的粗布袋，装上粮食（通常是生米或馒头干）后，把开口处用绳子系紧斜搭在肩上，或者是把棉被套在干粮袋外面，然后背在肩上。从这一点来看，就能知道当时中队的野战炊事供给相当落后，很难保证热食，那么体力和营养都肯定难以保证。

在列多公路旁的一座康复营，一位美国将军向一群中国残疾军人脱帽致敬。这些残疾军人从统一的服装上看得到了比较好的照顾。伤愈后，他们将回到国内。

中国绑腿打到膝盖 为防止灌木钩挂

军靴就更不用提了，只有少数高级将领有马靴，普通军官能有双皮鞋就相当不错了，对一般小兵来说布鞋就是奢侈品了，所以当时中队尤其是南方部队的标配就是草鞋了。

有张驻印军和来自国内的远征军在芒友会师的照片上，驻印军士兵钢盔军靴冲锋枪，外加全套单兵装具，而远征军士兵布小帽草鞋，步枪，帆布子弹带。两人的巨大反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草鞋的最佳搭配就是绑腿了，这也是中队的一大传统。即便后来全副英美装备的驻印军也仍然坚持打绑腿。中队打绑腿很有特色，总是将绑腿缠到膝盖部位，而不是外队大多只缠绕到小腿三分之二的高度。打绑腿也很有讲究，有经验的老兵打出的绑腿既不会因太紧而影响血液循环，又不致因太松而走走就散开来。绑腿的作用是士兵在野外徒步行军时裤腿不会被地表植物所钩挂，而且特别是在长距离徒步行军时可以避免大量血液涌入脚部，造成脚部不适。

综观整个抗战期间，中队的单兵装具除了少数如德械师、驻印军这样的精锐部队外，即便是中央军也只有最基本的钢盔、子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的五大件，而地方杂牌部队，就这连五大件都配备不齐，几乎都没有防毒面具，能有钢盔和子弹带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多部队就只有最最简陋的三大件：草帽、草鞋与大刀片！姑且不谈轻武器与火炮，仅仅是从单兵装具这个角度也就可以看出中国当时装备的落后与物资的匮乏，但是正是在这样情况下，中队依然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作战，其中所付出的艰辛与牺牲，足以使我们后人由衷地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