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俗语：家有3喜出能人，宅有4实人富贵，老祖宗总结的讲究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幸福，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不同，不可置否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家中富贵是一种幸福。说到幸福，笔者不禁想到叔本华的理论，他将人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人的自身、人的所有和人的呈现。

或许很多人都把后两者看得太过于重要，即太看重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叔本华看来，一个人只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那么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处境都会感受到幸福。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能体会到哲学家的思想，毕竟这是他们穷其一生所探寻而来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追求一些简单点的东西也并非不幸福，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自己的家人过得好，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出息，这就是一件值得让人欢喜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祖辈，对于一个家庭中出现的好现象也做出了一些总结，而这些，其实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接下来笔者就通过一句俗语给大家分享一下祖辈们对于“好现象”的总结。

这句话就是“家有3喜出能人，宅有4实人富贵”。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家里边出现了三种喜气的现象，就会出现一个十分有才能的人，宅子里面有四种实际的做法，家中很快就会富贵起来。至于这三喜、四实说的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依照笔者的了解，这三喜分别指的是喜鹊、狗来富、以及枯木发出新芽。喜鹊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一直是一种很吉祥的鸟类，因为其声音较为动听，所以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其实这也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景，因此家中有喜鹊，那么自然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第二，狗是我们人类最为忠实的伙伴，它们在之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忙看家护院，而现在的狗狗们已经成为了陪伴我们的不二选择，同时也正是这些可爱的小天使治愈了无数身患孤独的人。所以要是你的家里来了一条小狗，说不定它就能给你带来好运呢？

第三个所说的枯木长新芽，其实笔者觉得它的含义就是孕育出了新的希望，枯木逢春，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可是也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新希望。所以若是家中的枯木发了新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下半句所说的四实，分别是家小人多、房屋面积大但是门小、宅子没有损坏、家中有很出牲畜。第一个家小人多就是蕴含着人丁兴旺的意思，若是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人口，大家再齐心协力，相信富贵离他们也不会远了。

第二个的其中的含义是说房子面积大，如果门小就有一种财不外露、勤俭持家的感觉。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会存钱不如会赚钱，但是你所赚的钱真的够你挥霍吗？用不到勤俭持家吗？相信很多朋友都做不到吧。

第三个住宅没有破坏是说所居住的房屋没有裂缝这些微小的破损，这也就意味着住宅十分坚固，这也就为子孙后代的成长做出了保障，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最后一个就是说家中的牲畜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富贵，之前大家都是生活在农业时代，家中的牲口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财产基础，如果你有很多的牲口，那么你的生活条件一定不会太差。

其实这几个现象放在现在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放在之前确实很应景。所以笔者相对大家说的是，幸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自身，所以不要太过于依托外在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显微镜下的大明，原著中人丁丝绢案的历史真相

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徽州府，有一个最大的社县，县衙官员中有一个管钱粮的小官，名叫帅家默，他在文武两道方面表现一般，虽然出身军户，但朝中没有做大官的亲戚，注定仕途无望。他的特长是算学，天生对数字敏感，是学霸级数学天才。

有一次帅家默在计算整理官方账册时，发现有一笔数额很大的人丁丝绢税，当时徽州府下辖六个县，可这笔赋税却由社县单独承担。

按理来说，应该由六个县共同平摊才是，为什么全部让社县缴纳呢？帅家默直觉感到这里面有大问题，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帅家默通过查证发现，在明朝初年，徽州府六县共欠朝廷20480蛋粮食，折合成丝绢8780匹。这笔赋税理应由六县共同承担，结果却变成了由社县全部缴纳。而社县百姓并不养蚕，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再用银子买丝绢上缴，这就是人丁丝绢税。如此繁琐倒转，麻烦与负担更重，而百姓们一交就是二百多年。

随着调查的深入，帅家默发现以前有人两次进行上诉，结果当事人都离奇死亡。但帅家默为了求一个公平，不顾自身安危，决定第三次上诉。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呈文，越过徽州府，直接上交应天巡按，结果惊动了当时的巡抚海瑞。通俗讲就是越过市里，直接上诉到省高院纪委，惊动了军区司令省长。

海瑞命令徽州市委彻查，市长不敢耽搁，立刻让下面的县长配合调查。此时帅家默眼看胜利在望，却不料海瑞突然调职了，没有这位大神坐镇，谁也不敢再查，因为要撬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海瑞一走，帅家默立即处在危险中。

他此举也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这么做对社县有利，人们当然高兴，对其他五县却是百害无一利，他们平白无故要多交不少赋税，自然反对，于是隐隐形成以五对一的态势，一场风暴也在无形酝酿之中。

而徽州府不比其他地方，曾经在朝为官，或者正在仕途的大人物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进士，侍郎，尚书什么的，不管在民间，还是朝廷，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他们又彼此联姻，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且深不见底的复杂关系网。

在人丁丝绢风波中，最无关痛痒的就是徽州知府，因为丝绢赋税无论六县怎么分配都没区别，他只要每年够数上交朝廷就行。但这种情况没过多久，他就感到了如山般的压力。

在上面这些面前，帅家默渺小得如一粒尘埃。虽然如此，但他也敢蜉蝣撼树，同时他也知道在下面上诉没用，直接进京上访。结果获得了户部的支持，下发文书让省里调查。

帅家默状越告越大，而他本身面临的危险也同样加大，在返乡途中，差点魂断异乡，他不敢回徽州，逃到了湖广江夏避祸。而他这一逃，又让重新启动的人丁丝绢案陷入沉寂，可谓是一波三折。

而此时暗地里，整个社县从官场至民间，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一起开始运作此事，将矛头对准其它五县。其它五县也迅速整合所有在朝在野的力量，准备全力进行反击，一时之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至此，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最终结果如何，请看下集讲解

乾隆都曾混淆的“人丁”到底指哪些人？

在日常生活中，流传至今的“人丁兴旺”、“门高胜过厅，家败损人丁”、“坟后有坑绝人丁，白虎垂头少男愁”的俗语中的“人丁”多等同于“人口”之意。但回溯这一概念的渊源，“人丁”实际上是过去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下的制度性词汇，二者并不等同。

乾隆朝，亦即18世纪的中后叶，是清代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而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乾隆帝本人。1793年，已入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说：

“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

乾隆帝为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忧心忡忡，但他的上述结论却是错误的。虽然从统计数字本身来看，1792年的“民数”确是1710年“人丁户口”数的13.2倍（即增“十二倍有奇”，而不是乾隆帝所说的“计增十五倍有奇”），但这只是将不同的统计对象用作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假象。在过去，“人丁”并不等同于代表人口的“民数”，而是指承担政府赋役的对象。

《清实录》自顺治八年（1651年）起，于年末记载当年的“人丁户口”。雍正十二年（1734年），统计的“人丁户口”仅增至 26 417 932 人，即使再加上所谓“永不加赋滋生人丁” 937 530 人，仍只有27 355 462人。但再过7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年），所统计的“天下民数”便一举突破 1 亿大关，达143 411 559人，为1734年统计数的 5 倍多。乾隆末年（18世纪末）的“民数”更高达 3 亿以上，为康熙年间所统计的“人丁户口”的10余倍。可见，代表实际人口的“民数”往往是远远大于作为纳税对象的“人丁户口”。

作为纳税群体的人丁，历朝历代政府多对此有明确的界定。

隋代以前，人丁大都包括妇女，存在“丁男”、“丁女”的区分。自隋炀帝变革征丁制度，“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人丁渐以男性为主。

从年龄来看，人丁多指青壮年。隋朝规定，“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唐朝成丁年龄稍晚，“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明清两朝成丁年龄又被提早，“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

除此之外，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群体，也会被赋予免丁的特权。

随着清代丁税制度改革的深入，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人丁”一词也逐渐淡出官方语境，并产生异变，逐渐成为日常习语中的“人口”之意。

这是五百本精神小妹的单篇文史知识分享，欢迎关注！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卷1441，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陈桦：《语言与历史: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清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