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玉器制作，历史悠久，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玉器不同的材质、造型、纹饰，不同的器类组合与使用方式，蕴含了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制度，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

近日，“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重装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深入探寻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同时展现玉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与审美意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玉器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和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

新石器时代早期，以装饰品和礼神法器为主的玉制品，体现了远古先民自觉的审美意识和虔敬的宗教情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孙梦颖说：“鸟类凌空飞翔，能发出各种悦耳的鸣叫声，有的还能啼鸣报晓，这些现象都很容易令古人意识到鸟类就是上天的使者，从而产生对神鸟的崇拜，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玉鸟及鸟形纹饰。”

195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罗家柏岭的一枚“凤形佩”异常精美，是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的代表性文物，被称为“中华第一凤”。“凤鸟有长长的尾羽，其原型可能源自孔雀或雉鸡。”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运介绍：“此凤佩代表了肖家屋脊文化玉雕的最高水平，商代晚期妇好墓中的玉凤，在造型、风格、纹饰的雕刻手法上都与此佩极为接近。”

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凤形佩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王朝，玉器更多地表现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与凤形佩同时展出的有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凤冠人形佩。《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人视玄鸟为图腾，拜祭玄鸟也就成为商人祭祖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此件器物中戴冠者的手足与勾爪相似，说明戴冠者并非普通的崇拜者，而是扮作神鸟的巫师，人像足下有榫和圆孔，表明祭拜时需要将其固定或安插在一个手柄或器座上。”张运解释道。

自西周至秦汉，宗法制度确立，使玉器成为礼制和道德化身。1957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玛瑙玉组佩”便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贵族玉佩。该组佩由577颗红玛瑙珠和21件玉管组成，从上至下12层。红玛瑙珠大小不等，青玉管上刻弦纹内填朱砂，两端透孔。

组佩是周礼制度的物化表现，佩饰的材质、架构、长短则成为区别身份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志。地位越高的人组佩的长度越长，结构越复杂。西周时期，组佩多从颈部延至胸部甚至膝下；战国时期，组佩改为腰部革带悬系；汉代中期以后组佩逐渐消亡，后世虽鲜有出土，但腰部悬系的传统一直未变。组佩系在身上，行路时环佩发出响声，还有“节步”作用，用以彰显主人的从容气质和优雅风度，正如《礼记·玉藻》所述：“听己珮鸣,使玉声与行步相适中。”

隋唐至明清，玉器逐渐褪去神圣的光晕和礼法的约束而成为俗世珍宝，承载了人们远避灾祸、近取吉祥的美好愿望。明益庄王朱厚烨墓出土的20件龙纹带饰就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玉带由前后两条组配而成，前带有大小13块带銙，由“三台”“圆桃”“辅弼”等组成，后带由7块带銙组成，称为“排方”。这副玉带带銙采用镂雕技法，刻两层花纹，底层为卍字纹，上层刻花鸟纹及云纹。“这组展品玉质精纯，雕工精湛，或为墓主人朱厚烨生前所用。”张运说。

及至明清，陈设玉成为玉器发展的主流。那时的皇家和富贵人家家里大多都有不少的陈设玉，尤其是清乾隆年间，是陈设玉最为辉煌之时，不仅数量大，而且工艺也最为精湛。

明代青白玉兽面纹双兽耳簋

陈设玉器体量大、材质精、雕琢考究，是最能体现玉器造型艺术和审美高度的品种。明代的“青白玉兽面纹双兽耳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精品，其形制别具一格。玉簋仿商周青铜簋的造型，簋身上配有一个紫檀盖，盖上镶嵌了元代白玉镂雕的帽顶为钮。“白玉镂雕龙穿花钮与紫檀盖相配，更显典雅古朴，相得益彰。”据张运介绍，此器原为清宫旧藏，为明代宫廷制作的仿古玉，是明代玉簋中之精品。

明代镂雕花卉鹭鸶杯

此外，“玉镂雕花卉鹭鸶杯”则展现出明代玉雕技艺的登峰造极。此杯为圆形，口为八瓣莲花口，内壁亦雕有隐起莲瓣，杯内底部雕一凸起花蕊纹，杯外镂雕鹭鸶纹、荷花纹与莲瓣纹，花卉纹缠绕于杯外壁四周及底部。杯外侧雕三只鹭鸶，姿态各异，或站立，或飞翔，尖喙圆眼。“此件器物刀法精绝，极富层次和立体感，继承了元代镂雕、深雕等工艺，代表了明代雕刻水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张运说。

从史前的古朴稚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奇巧，玉器的继承发展始终与中华文明相伴，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孙梦颖表示：“玉石钟灵毓秀、品相温润、质地坚韧、色泽纯净，凝聚了天地精华，也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契合颇多。”

作者：刘源隆

来源：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