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军功爵制

战国时期，魏文侯人用法家人物李悝为国相，魏国率先开始变法，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是为军功爵制的雏形；到了秦孝公任用法家法治派卫鞅为相，秦国举国实行著名的“商鞅变法”，在军中实行军功封爵。

商鞅变法时规定，凡有军功者，奴隶脱去奴籍转为国人，国人得以升迁，后规定去除奴隶籍，奴隶转为新国人。军功爵制激起了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队的战斗力在各諸侯國中也是最强的。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其原则之一，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韩非子·定法》说，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赐税\"、\"赐邑\"、\"税邑\"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

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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