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新书推荐」我们不能重写过去，但可以试着重写结局

撰文 | 吴梦

编辑 | 黄月

提倡择优移民、零容忍打击非法移民、“骨肉分离”政策……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美国移民政策改革引发了社会讨论热潮。《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指出，从小布什政府时期至今，两党都未能对已经沿用20多年的移民政策体系进行实质性的修改，“目前，美国国内弥散的民粹主义情绪加剧了解决移民问题的难度。”《离岸人》作者丽萨·康所观察到的美国移民的生活状态也是底色晦暗的：“关押营现今仍然存在，并且数量还在增加。……行政管理当局恶毒地反对移民，将移民和其他人口罪犯化，从更高权力层面将其与其他犯罪区别对待。”

成长于新泽西郊区，作为一名有色人种的独生女，丽萨·康将童年时的自己形容为“一个局外人，一个怪胎”。大学期间，丽萨·康开始大量阅读有色人种作家的作品，并反思为何自己过去创作的故事都以白人为主人公。自此，族裔流散、文化疏离与寻找归属成为康重要的生命母题，并反映在了她的写作中。《离岸人》亦是她的切肤之痛。

小说《离岸人》讲述了一个华裔男孩郭德明的故事，他的母亲郭佩兰是一位非法中国移民。在郭德明十一岁那年的某一天，佩兰去美甲店上班后便神秘消失，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的德明改名为“丹尼尔”。不得不接受被母亲遗弃的事实的他，从此被无可解脱的疏离感与缺失感所困，总是将一切搞砸，摇摆不定、自暴自弃。直到某一天他偶然得知生母的消息，开启了寻母之旅。《离岸人》运用德明与佩兰的双重叙述视角，将一个关于“回归”与“出走”的故事徐徐铺开在读者面前，并在其中穿插了对于美国族群同化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移民政策、收养行业与监狱行业等诸多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

作为丽萨·康的作，《离岸人》获得了2016年美国社会领头羊小说奖，该奖旨在颁给“关注社会正义的小说”。《离岸人》所触及的，不仅是所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者的隐痛、对于归属感意义的探索，还有肆意扫掠的制度暴力所造就的苦难生活与流离失所。

在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中，她开放且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生命历程，直言自己“往往被情感覆没”、易陷入极端性疯狂，但与此同时，她也谴责了“情感交换”的行径——用愤怒感回避悲伤、孤独与恐惧。写作对于她而言是快乐的源泉，也是以爱、勇气和宽容与自我和解、与世界和解的通途。

《十二个圣诞故事》便是珍妮特·温特森日常性写作的锦集，十二篇故事写给圣诞节日季的十二天，其中有诗意的童话改编、超现实的节日寓言以及怪诞的神鬼世界，精灵、魔法与圣诞老人穿梭其间，营造出了一个生气勃勃又暗藏玄机的“奇遇时空”。每一个故事都附有温特森生活中私藏的一道节日菜肴，譬如养母温特森太太的百果馅饼、爱人苏茜的北欧风味腌渍三文鱼、寄居在莎士比亚书店时吃到的中国饺子、巴基斯坦裔卡米拉·夏姆斯的火鸡香饭等等。从菜肴名称中便可看出，对于温特森而言，这些暖心的节日食物是珍贵的记忆路标，它们浇铸着对日常生活以及与家人、朋友们交往时光的感怀。之所以选择圣诞节，是因为这是“连接彼此、搁置分歧的机会”，无论它经由多少变迁——逐渐成为各类文化的大杂烩甚至被改造为货架上抛售的速食品——圣诞节辞旧迎新、欢闹团聚的节日精神依旧存在，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非凡的独特意义。

如果说《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温特森卸掉前尘往事沉重包袱的努力与成果，《十二个圣诞故事》就是她对过往记忆的创造性解读，借此突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在节日的欢聚与独处的思流中重新审视过去一年的所见所想与喜怒哀乐，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理解自己的人生。正如温特森在书中所说：“我们不能重写过去，但可以试着重写结局。”

1987年4月11日，意大利都灵时间上午10点15分左右，意大利作家、化学家普里莫·莱维打开四楼公寓的房门，来到楼梯平台，翻下楼梯栏杆，无声地坠落。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所有的意大利报纸都把这令人沉痛的事件归咎于莱维晚年的抑郁症，或是某种精神错乱。祈福吊唁的人群纷至沓来，兰花与勿忘我花铺满了公寓楼前。这场悲剧在6月5日落下了帷幕，都灵法庭正式宣布普里莫·莱维死于自杀。

莱维的一生充满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他出生于都灵的一个犹太家庭，在青年时期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而被捕，沦为奥斯维辛的174517号囚犯，二战结束后得以恢复自由。战后，尽管莱维有一份和化学相关的全职工作，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但他还是完成了对奥斯维辛经历的记录，并在余生笔耕不辍，著有回忆录《如果这是一个人》、文集《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短篇故事集《元素周期表》等。正如左臂上清晰可见的“174517”刺青，对纳粹的亲历体验成为了贯穿他写作生涯的创作素材，同时也成为了笼罩在他心灵之上的黑暗阴影——本书作者伊恩·汤姆森于莱维逝世前不久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拜访了莱维的书房，发现房间里除了成架的书籍、一些写作基本必需品、化学奖证书还有昆虫模型以外，只有一件装饰品，那是一幅画，画的是一道残破的铁丝网——奥斯维辛。

这本传记是伊恩·汤姆森历时10年调查走访的成果，他辗转于意大利、德国、波兰、英国、美国等地，采访了300余人。作为第一个为莱维立传的作家，汤姆森戏称自己是“传记作家成了侦探”，甚至刊登广告寻找相关的“目击证人”。结合详实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与访谈内容，汤姆森将莱维的著作与人生反嵌入那个特定的时代，力图还原一个褪去名人光环的、真实的普里莫·莱维。

1871年12月，横滨码头，看客们为即将出行访问欧美的岩仓使团献上祝福，“维新三杰”大保久利通、木户孝允以及“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均在其中，他们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在这些日本最出名的政府官员博得民众欢呼的同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对使节团队伍里的几名女孩面露讶异之色，女孩们身上的和服都是未婚女性的式样——为了明治政府改革中“提高女性知识文化水平，培育女性精英”的目标，5位传统武士家的女孩被选中赴美留学。

然而，在几乎所有关于明治维新的历史叙述中，女性从来都是这场现代化改革运动的受益者与改造对象，她们仿佛是某个野蛮时代的顽固守旧者，等待被教导开化。实际上，女性也是改革直接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她们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贡献与微末的历史可见度形成了颇具讽刺的对比，映射了长久以来日本女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同时也是一名日本媳妇，她历经数十年研究，结合大量档案资料与百余封书信，填补了明治维新史长久以来空缺的女性身影。

《武士的女儿》是第一本以女性和留美学生为主体的明治维新史，作者选取了3名最终留在美国进行学习的日本女孩山川舍松、永井繁子、津田梅子，讲述了她们10年的旅美生活以及回到故土日本后为教育改革和外交事务做出的贡献：山川舍松协助创立了日本红十字会；永井繁子成为了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将西方音乐教育引入日本；津田梅子则先后创立了女子英学塾、日本知名学府津田塾大学，旨在为日本女性创造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

《艺伎回忆录》的作者Arthur Golden评论道：“《武士的女儿》的真实故事读起来如小说：三名女孩在命运的捉弄下离开故土，成为连接日本和美国的桥梁。作者以电影的笔触呈现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社会图景、历史记述与个人传记交织，这些既是“文化遗孤”又是“时代先锋”的女性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观察日本女性解放的新颖视角。

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但它的名称总会轻易引起人们的误解：真实的“百年战争”并非某场铁板一块、旷日持久的连续战事，而是描述特定历史时期英法关系的浓缩词汇。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历史学者乔纳森·萨姆欣在其著作《百年战争》系列中，详尽描绘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该系列至今已有《战争的试炼》《火焰的试炼》《的王朝》《受诅咒的国王》四部作品问世（分别于1990年、1999年、2009年与2015年出版），本书是《百年战争》系列的第一部作品。

《百年战争：战争的试炼》并未直接空降战争爆发的年代，而是从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的葬礼写起，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厘清英法两国多年的积怨，以此追溯百年战争错综复杂的脉络，内容一直延续到1347年法国加来守军投降为止。《百年战争》第一部涵盖了第一轮战争（1337-1360）的三场会战：斯卢伊斯海战、克雷西之战与加来围城战。这仅仅是英法双方开局的热身活动，正如别有深意的书名“战争的试炼”所示，这场持续百年的“游戏”完成了对参战双方基本能力的检测，规模更大的会战、烽火肆虐的代价、黑死病的蔓延会在此后汹涌而来，而两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蓝图也将因此重塑。

《百年战争》所关注的，不仅是战争天平两端的英格兰和法兰西、被牵扯进来的中西欧民族国家，还有被裹挟入时代浪潮的平民们的苦痛，书中对“兴亡皆苦”的思索正反映了写作者乔纳森的人文关怀。

若论封面设计领域的行业翘楚，当属有八十余年历史的企鹅出版社。封面一直是企鹅图书的品牌标识，企鹅设计师坚持不懈地推陈出新，探索了纸质书的每一种可能，“企鹅刺绣”、“企鹅下坠大写字母”的平面设计系列都让人耳目一新，而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或许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企鹅经典系列丛书”，2018年年末， 中信出版集团还推出了企鹅经典“小黑书”系列。

2010年，在企鹅出版社成立75年之际，企鹅图书执行副总裁兼创意总监保罗·巴克利从过去十年的作品中精选出了75款代表性封面，并附上设计师、作者与编辑的点评，仔细考究了每个封面创作过程中的轶事与观点碰撞，编著成选集《企鹅75》，作为企鹅出版社几十年来设计风格的沉淀。2016年下半年，续作《经典企鹅：从封面到封面》出版，中文版也于去年引进上市。与《企鹅75》的构架相同，除了大量精美的设计作品外，读者还能看到作者、艺术评论家与设计师共同讲述的封面背后的故事。

保罗·巴克利在接受《观察者》杂志采访时谈到，“一个优秀的插图师应该追求卓越，”伟大的封面设计需要具备能够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差异性，而这需要参与设计者的通力合作与团队的良好氛围。每一位企鹅设计师在策划封面时基本都会通读该部作品，作者、编辑与设计师高度匹配的合作关系共同缔造了企鹅缤纷、新颖又贴切的设计风格。

《经典企鹅：从封面到封面》将书籍作为一件需要不断打磨以臻至完美的艺术品，要求读者关注各位参与者的意见与交流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最终的结果。正如《纽约客》杂志御用封面画家克里斯·韦尔在为《企鹅75》撰序时所言：“如果一本书设法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伴侣，有时还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书籍的封面也就随之从一个单纯的保护性包装，演变成了某种类似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场现场表演的东西，它既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也是一种销售书的方法。封面还会对书籍本书加以扩充，甚至使它的影响延伸至读者的心灵和指尖。”

大部分人第一次听说“曼德拉草”，也许是在《哈利·波特》系列里：二年级的草药课上，哈利等人需要带着耳罩将曼德拉草从花盆里，这些根茎形似婴儿的植物会在被时尖声啼哭，而它的哭声能够使人昏厥。作为频繁出现在中外传说中“危险植物”，曼德拉草的神秘色彩主要源于它酷似人形的外部特征，传统的象征学说认为这暗示了它的药用功能，譬如、止痛与麻醉，它所含的有毒致幻成分也被视作某种“魔法价值”。曼德拉草也是莎士比亚偏爱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很神奇且充满戏剧性，《莎士比亚植物志》一书列举了曼德拉草在莎翁作品中的数次登场：为了避免嫁给帕里斯，朱丽叶将要服下用曼德拉草制成的昏睡药伪装死亡，她也害怕听到曼德拉草的尖叫声；《奥赛罗》第三幕第三场中的伊阿古也提及了曼德拉草。

《莎士比亚植物志》作者玛格丽特·威尔斯曾在牛津大学研读现代史与建筑史，对莎翁作品中的植物考究颇感兴趣，在她看来，“莎士比亚有关植物学的文字不仅是文学上的手法，更让我们得以窥见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社会生活的内核。”威尔斯已出版的作品包括《英国花匠的诞生》《英国工薪家庭的花园》等，皆是她从植物的角度描绘社会现实图景的尝试。

本书选取了莎翁剧作中的49种植物，结合剧中与诗中的特定情节场景，为每一株植物撰写了一则文化民俗小传。这些植物并非仅作增添意趣之用，还在叙事结构与象征意义上与文章主旨和故事背景相辅相成，譬如《理查二世》中的果园是王国岌岌可危的象征，《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蔬菜则指代粗俗的腔调和中等阶层的戏剧人物。书中亦收录了65幅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的植物原版插图，为读者献上了一场趣味盎然的视觉盛宴。

暗物质是什么？我们能超越光速吗？宇宙大爆炸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是由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构成的？《一想到还有95%的问题留给人类，我就放心了》（英文名《We Have No Idea: A Guide to the Unknown Universe》）是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博士豪尔赫·陈与粒子物理学家丹尼尔·怀特森联合创作的一本漫画科普书。这本书并非旨在普及科学家已经验证的事实，而是以诙谐幽默的漫画形式带领读者追寻宇宙的种种未解之谜，为想象力的驰骋与开放的讨论提供可能性。

豪尔赫·陈是流行网络漫画《博学无术》（PHD Comics）的作者，该漫画创作于1997年，作者以自我调侃的方式记录了在读博士生的日常，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科学原理，还穿插着使科研人员会心一笑的实验室趣事。如今，PHD Comics仍在连载，且在2014年被改编为电影《The PhD movie》。漫画是陈偏爱的表达媒介，在接受太空网（Space）采访时，陈解释了他选择漫画形式的原因：“漫画有这样的力量。它们自然而然就能引起注意，让你卸下防备，不再拘束。当人们翻到报纸的漫画页面，他们不会觉得接下来会读到坏消息，也不担心自己会看不懂。所以我认为，漫画有这样的力量，让人们先入为主地感到舒服。”

而之所以选取未知领域进行科普，是因为在作者陈与怀特森看来，科学的关键在于探索，未知比已知更令人神往。与此同时，人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许多“众所周知的真相”背后的原理与验证过程，陈想“先用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吸引住读者，然后以此探讨我们已知的事实”。不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回溯问题、提出疑惑并不懈探索，这正是本书想要着重科普的“逆向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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